笔谈中共接班人的政治纲领 如何看待《应对与选择》 胡 平 本刊全文发表中国青年报思想理论部的长文《苏联巨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 略选择》(以下简称《应对与选择》)，目的在于引起读者的思考与评论。 在我看来，这篇文章的重要性，首先不在于它提出了什么样的理论观点，而在于 它试图起到一种什么样的现实功能。 我们知道，共产党专制统治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统治。借助于这套特殊的意识形态 ，共产党统治为自己提供了一个自我证明的合法性依据。按照这套意识形态，社会 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实现(天意)，共产党代表了全体人民 的意愿和利益(民意)，因此它的统治，依据定义，就是唯一合法的和绝对合法的。 当人们还相信这套意识形态时，共产党的统治便极其巩固；当人们怀疑、否定这套 意识形态时，共产党的统治就从根本上发生严重的危机。民主运动的兴起，表明了 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破产。人民提出了自由选举的要求，这意味着在人民看来，共产 党统治的合法性必须通过自由选举来确定；因此它也就意味着人民抛弃了共产党因 自己的意识形态来确立自己统治合法性的神话，亦即抛弃了共产党那套意识形态本 身。 最近，邓小平讲到要用经济改革来抵制和平演变。但严格说来，经济改革与和平 演变这二者是不相干的。因为前者仅仅涉及到共产党的政绩好坏，后者却关系到其 统治的合法与否。如果你共产党在台上干得不错，我可以在自由选举中投你的票； 但不论你的政绩多么出色，你都没理由否定我自由投票的权利。也就是没理由否定 民主运动或和平演变。 其实，中共当局心中很明白这层道理。他们深知，倘不能维持意识形态的力量， 他们就不能维持自己的专制统治。所以在六四之后，中共更加强化了意识形态的宣 传和控制。考虑到原先那套意识形态已然失去了起码的说服力，当局急切地需要一 种新的理论作为补充或帮助。于是，象《应对与选择》一类文章便应运而生。 《应对与选择》一文在形式上有两个意味深长的特点。 第一，它明显具有官方的背景，但又没有打出官方的名义。 文章属名“中国青年报思想理论部”，而中国青年报属于共青团中央，显见有官 方背景；但它毕竟只是团中央的一个报纸的研究部门，并不等同于中共当局。 第二，非正式的公开。 这篇文章并非真正保密，相信在国内有很多人可以读到，但迄今为止它又还没有 发表在正式的党报党刊上。 这两个特点很能说明问题。既然中共当局感到意识形态的破产，从而需要一种新 的理论为自己辩护，因此，这种新理论必须表明它的官方背景；它必须要公开，以 便去说服别人。但与此同时，这样的文章又不能直接以中共当局的名义正式发表于 党报党刊，否则无异于向公众坦承其意识形态的破产或半破产，因而自己否定了自 己的合法性。 在这个世界上，不论是国内还是海外，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有一批自作 聪明的人。他们当然不相信共产党意识形态那套神话成鬼话，但他们都很可能相信 或半相信象《应对与选择》一类形式的文章。因为这类文章多少要面对事实，而且 还常常借助一些他们所习惯的概念或用语。他们发现这些文章总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世上有什么理论是全无道理的呢)。因此，他们就会对文章的立场产生多多少少的 同情。于是他们就自作聪明地以为，目前中共搞的那些显而易见的荒唐事情，其实 有着别样的依据或理由。他们以为唯有他们才能真正理解中共当局内心的难以明言 的苦衷。其最终结果便是，有意无意之间，他们就放弃了，起码是软化了他们原有 的反中共专制的正确立场。 在我这篇短文中，我暂时不打算就《应对与选择》一文的各种具体观点展开讨论 。我只想先提醒读者注意到这篇文章的特殊形式、特殊功能，为读者提供一个更有 意义的观察角度。这或许比单纯的就事论事还要重要些。 王朝末日的新政 陈奎德 一代新政治王朝的降临并非总是伴随雷鸣闪电的。事实上，当前中国大陆，在大 书“稳定”“停滞”的政治屏幕后面，中共上层各派政治势力正密锣紧鼓，窥探神 器。一轮四十多年来也许是最重要的一次争夺王位的搏斗业已开始。 追溯中共历史，这种宫廷逐鹿之争，往往双方都炒卖着同一套意识形态语言，其 中强调重点的微妙区别常令局外人莫名其妙，难辨真谛。而实际的激烈交易和争夺 ，则在鬼影憧憧的帷幕后面紧张进行。这类争夺，在实质上，同原来的山头隶属关 系，上下级利益共同体的强弱对比相关甚大，而同根本上的政治见解的差别则相关 较小。 然而这一次，却出现了一个新的特征。在某种意义上，“政治纲领”的因素已经 渗进了中共的权争。概而言之，一个“八仙争擂台，各自出拳经”的时代已经开始 了。 有了自己一套不同于老一辈的“拳经”，并且能公开亮出来，我们不能不承认这 是中共政治的一点小小的进步。 当然，在中共这种意识形态立党立国的传统中，敢于并且能够公开亮出自己的稍 稍不同的政纲，所依赖的，无非是中国社会里最为历久不衰的“护身符”--血缘关 系。离开了它，我们很难想象这里刊布的这份政治宣言式的东西能够公开出笼。 因此，可以有相当的把握说，这份文件大体上代表了中共太子党主流派的政治哲 学和施政纲领，它已明显地同老人帮的政治纲领区别开来了。从其显示出的基本行 文风格而言，这里已经很少或几乎没有了陈词滥调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说教(文中已 公开承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很低)。与以往中共八股的“起承转合”必配之 以共产主义诸先知的语录相反，该文件居然把亨廷顿、罗素、波普尔、哈耶克等“ 资产阶级代言人”的语录或主义杂陈其间，从而使该文成为中共宣传史上少有的具 有了一点个性的颇滑稽的文献。 无疑，这代表了以中共下一代掌权者自命的一批人寻求新的政治生存空间的努力 。其所以如此，原因大致有三： (1)中共政局已明显进入死胡同，求变已成为继续生存的紧迫历史使命。 (2)较其上辈，无论是在应承担的责任或思维方式方面，太子们所背的历史包袱都 相对为小。因此，供他们选择的政治上的可能性空间也就相对为大。 (3)欲作为新一代领导人，由于不可能完全凭血缘继承上一辈所创建的统治合法性 ，同时又不具备民意选举的政治合法性，于是，必须创建自己相对独立的合法性基 地。鉴于此，就必须寻找并确立自己不同于前代的政策认同，即相对独立的政治纲 领。并借助这一新的政治纲领奠定自己的合法性基础--经济增长，社会稳定等等。 这恐怕是撰写该文件的基本旨义之一。 虽然如此，人们在浏览该文后仍可发现，撇开其中的一些过去中共文件中罕用的 术语，诸如新保守主义，骄民政策，理性主义，工具理性，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等等外，其基本的政策想象力仍不够强劲有力，也不够斑斓丰富。虽然有报纸称 之为非陈非邓的“第三势力”，然而究其实质，其经济纲领与陈云的鸟笼经济并无 根本区别，其外交政策则与邓小平极其相似，在内政方面则模仿邓小平八十年代初 刚出山时较为宽松的知识分子政策。因此，与其称之为非陈非邓，不如称之为半陈 半邓更为接近。虽然在理论色彩上较邓陈为强，非意识形态方面比邓陈走得更远， 但在实际政策的基本格局上并未完全逃出邓陈的“如来佛手心”。这当然由于他们 同老人们的利益共同点息息相关，同时又受制于某种权力的“血缘式世袭”带来的 政治局限性。 该文洋洋万言，对其做一番全面的评析是有其必要的，但这不是本文的任务。笔 者仅仅想就它所勾勒出来的“后老人帮政治”的基本轮廓作几点基本的概括，并略 作评述。 通观全文，该派太子党实质上为他们掌权后的中国作了如下一些基本的设计，其 本质是： (1)以国家主义取代共产主义。 (2)以右翼专制主义取代左翼极权主义。 (3)以地缘政治原则取代意识形态原则。 (4)以现实主义维护权力垄断的执政党取代浪漫主义平民色彩的革命党。 (5)以党的所有制取代国家公有制。 (6)以中央集权的强化取代地方主义的趋势。 人们不难发现，上述的几大特征其实有些在逻辑上是不能自圆的。特别是第五条 ，它使现在名义上归十一亿人拥有的财产，一瞬间转移到占上述人口百分之四的共 产党手中，使中共成为这一庞大财产的所有者。这种所有权的无偿转移(或掠夺)， 不仅不具有任何合法性(谁授权?所有者同意否?)，同时仍旧没有解决中国经济制度 的癌症：产权不明确的问题(谁是“全民”?谁又是“党”?)。就名义上而言，也与 他们的基本取向(以国家主义代替共产主义)是自相矛盾的。 由于太子党某些先天局限，上述的六点主张都不可能走向极点，因此，即使他们 果能掌权，也不可能彻底实行这些政纲。当然，上述六条中的每一条都需要仔细分 析论述，这里仅想谈谈对它的总体印象，同时想指出其思路的最大几处败笔。 该纲领最主要的失败之处首先在经济上。请看文中的灵丹妙药：“目前应把更多 的精力放在加强劳动纪律、抓质量、品种、效益、抓科学技术等发展生产力的方面 ，而不是放在变更生产关系方面。”这种政策，中共四十年来一直都在实行，效果 如何?天地明鉴!把这种屡试屡败的政策列入新政纲，如果不是心智方面有问题的话 ，只能表明这派太子党向陈云派所作的一个姿态，以换取对其作为接班人的支持。 舍此之外，很难找到其他解释。关于经济权力的集中，该文对其可行性的考虑也是 没有历史眼光的。 在政治上，未能明显出场的的演员是两个字：六四。这种回避尽管是可以理解的 ，但却是没有远见的。这是中国未来的政治中不可逃避的一块合法性试金石。何时 、何地、以何种方式使这一演员参与表演，是测验中国政治舞台上主角候选人的艺 术水准的最关键的一场考试，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总之，该纲领漏洞甚多，存在许多根本的局限性。要而言之，它对政治上的合法 性和可行性的考虑都是非常欠缺的。而这两个基本点都不是靠局部修补就即可奏效 的，必须对其基点进行重新审视。但倘如此，它就超越了太子党的魄力所能达到的 极限了。 尽管如此，这份政纲对中国政治而言，传达的仍然不是负面信息。它标志着中国 社会意识形态的逐步淡化，它标志上层政治多元化的萌动，特别是，它标志着后老 人政治时代的开始启动。对此，人们是有理由持审慎乐观态度的。 和平演变不可阻挡 薛 伟 在五十年代中期，杜勒斯预言在中共的第三、第四代领导人身上会发生和平演变 。当时中共正处于全盛时期，毛泽东等人对杜勒斯的回答是“痴人说梦”，不屑一 顾。 四十年之后，特别是经历了“八九民运”、东欧易帜、苏联变局之后，这可怕的 咒语却让中共日夜胆战心惊，把“防止和平演变”当作现阶段主要的战略目标。中 共向来把自己当做真理的化身，给一切敌对者都扣上“反动”“反华”“反人民” 的帽子，现在又把“搞和平演变”作为罪名强加到一些反对派人士，甚至西方国家 的头上，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不应该搞和平演变?和平演变有什么不好呢? 先说“演变”。谁也不否认，世界上万物都是不断变化的，物竞天择，时间的考 验总是让代表进步力量的强者取代代表落后势力的弱者，演变不但是合乎自然法则 的，也是任何人不可抗拒的。中共想一党专政永世不变，这就和秦皇汉武求长生不 老药企图不死一样，完全是枉费心机的。 再说“和平”。和平总比战乱、流血、暴力、毁坏要好得多，如果我们确定了演 变是不可抗拒的之后，相信凡有理智的正常人都希望用和平的方式，难道中共愿意 自己成为暴力的牺牲品? 其实，中共不但知道和平演变是必然的，而且自己也陷入了和平演变的过程之中 ，只不过中共的如意算盘是：不管变到什么程度，政权绝不能放弃! 然而，世界大气候是朝向民主的，正如文件中所抱怨的：“改革开放初期，人们 呼吁重视科学，重视技术，后来发现还得有管理、人才、教育等东西相配合。等到 这些东西都强调了还不行时，又说要有市场，建立市场需要体制改革，而经济体制 改革一遇到障碍，就层层加码，要求改变所有制，然后又把视线转向政治体制，其 焦点便是中国共产党，必欲摧毁之而后快”。中共的性质注定了它不但不可能领导 这场和平演变，反而注定在演变中被淘汰。在当今的历史潮流中，中国大陆的和平 演变和中共最终被抛弃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由利益而决定的错误观念 张 钢 这篇文章是我两年来在国外所看到的国内写的最值得一看的东西。它所涉及的内 容极其广泛，而且它的思想和语言，对我和海外一些朋友来说，并不陌生，甚至可 以说是相当熟悉的。 这是一篇共产党内新生代(主要是目前在党政军各级岗位上的一批干部子弟)对世 界格局，对中国现状及今后走向的看法，以及如何应对的基本对策。这批人不拘泥 于经典和教条，不死守传统和规范。由于环境和条件的关系，这批人对世界比较了 解，对社会现状也比较清楚，因此他们认为老一代领导人传统的意识形态和统治国 家的方法已经跟不上时代。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自由知识分子对社会理念的诉求 ，在现实运作中显得幼稚可笑。他们不但相信自己对社会现象的判断能力，也相信 自己对社会的控制能力。这篇东西就是这样一批绝不放弃对中国前途负有重大责任 和使命的中国共产党新生代的声音。 实事求是地讲，这篇东西有许多分析一针见血，许多思想确有见地;但其中也有不 少思维混乱，以及由利益而决定的错误观念。全文的一、二、三部分对问题的分析 都很实在和清醒，此不多议。第四部分的前一半讲得也有道理，但后一段谈到，中 国十年来循科技、人才、教育，到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直到所有制的改革、政治 改革的改革道路是走向“激进改革观”的逻辑结论，显然极不讲逻辑。什么叫“激 进”?“激进”无非是不讲条件，不讲过程，不给解决矛盾的时间和空间，反而以激 化旧矛盾，制造新矛盾来达到目标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手段。然而，中国十年改 革进程的每一步都是经过反复讨论，认真试验的，尽管经验不足，产生问题不少， 但改革尽一切可能的手段逐步地去解决旧矛盾，克服新问题。怎么能得出十年改革 是“激进改革观”的逻辑结论呢? 第五部分是这篇东西的主要内容，我这里只谈其中的几个方面。 第一方面对党的性质转变问题，以及对“群众运动天然合理”及“民粹主义”观 点的批判，基本讲得不错。但其中却又把“新阶级分析”认为是“政治反对派”用 以“攻击共产党的武器”。我认为先不要谈阶级不阶级，攻击不攻击的问题，首先 敢不敢承认在中国目前的社会里，是否存在不同的利益阶层或集团?如果存在，为什 么不能分析他们之间的矛盾，以及这些矛盾产生的原因;更进一步讲到这些矛盾在怎 样的条件下才有可能缓和，使社会脱离紧张状态。这些统统都不讲，动辄便说成是 “攻击”，这恰恰是用“阶级斗争的方式”解决问题，和前面提到的“不可用阶级 斗争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思想是相互矛盾的。 第二方面是，在谈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两个来源时，虽然表现出了对 问题清醒的认识，但是又偏偏讲不清“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和马列主义究竟存在着 什么不同?讲不清为什么结合我国革命实践产生的列宁主义在自己的国家会被老百姓 遗弃?纵观一个世纪共产主义运动史，我们不但略知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 也看到了诸多正统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难道我们还不应该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重新 进行一番认真的探索吗?近百年忍受内乱外侮的国家并非独中国一家，资源贫乏、人 口众多更不为中国所特有，但是今天确有这样的国家发展得比中国快，这是什么问 题呢?在这个时代，仅仅靠“决定”，“只有...才能救”或者“发展”这些单词， 是不容易成为“目前说服人民的最有效办法”的。 第三方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这里面可以看到，几十年来的实践，并没 有建立起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在对旧文化的彻底摧毁后，现有的意识形态对群众 的号召力很低，且往往引发逆反心理，这些讲得都很实在。对新文化内容的设想也 是美好的。问题是新文化怎样产生?人们将在怎样的环境下去实践去产生新文化呢? 第四方面是讲，不但要抓枪杆子，还要抓财产经济。这里存在的问题最多，但利 益立场也表达的最清楚。 首先，共产党应不应该有自己的财经?当然应该有!问题是从党执政到今日，所有 党的专职工作人员的薪金本应从党费和党营经济中支取，但事实上全都由财政部支 付，或由老百姓以各种方式支付。这是毫无道理的。 其次，文中一方面说“国有资产无人负责”，另一方面又大谈“一百五十六个项 目”、“乡镇企业”、“中国农村财产”、“地方上项目”，“这些说到底都是共 产党在干，共产党在负责”。那么，到底共产党对这些是负责还是不负责?话说回来 ，“公私合营”谁干的?“合作化”谁干的?“砍资本主义尾巴”谁干的?统统都砍掉 了，只剩下共产党，共产党不干，谁干?别人想干，共产党让吗? 第三，文中谈到为了解决“各种利益主体侵蚀国有资产”和“由谁来承担财产所 有者角色最为合适”的问题，结论是“谁与经济运行过程结合得最紧密，并保证国 有资产在运行过程中能够增殖，就该由谁负责。”这绝对地荒唐!任何经济部门的经 理、厂长都“和经济运行结合得最紧密”，并都被要求保证资产在运行中能够增殖 ，难道他们都应该“承担财产所有者的角色”? 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党营经济，可以建立自己的党营经济。为什么要把全国人民的 财产以“共产党在干”(共产党委派经营管理人员)的理由转化为党营经济?这是公开 把严重侵犯全国人民财产利益的行为合法化。当然，文中也谈到“尚未达成共识， 它的利弊还有待进一步探讨。”我想这也许是有识之士对问题的实质，及可能引发 的社会问题的严重后果的担忧。 第六、七部分比较务实，提出“稳中求进，以稳制乱，以静制动”是中国对内对 外战略的基本出发点。“稳”对中国的良性发展当然是有益的。问题在于，中国不 是世外桃园，不求变，稳是做不到的。只有“以变求稳，以变理乱，动中取稳，静 中取进”才是中国的出路。 一份太子党接班的白皮书 苏 炜 最近海外流传的这份《苏联巨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根据确切的 消息来源，是陈云的儿子陈元、邓力群的儿子邓英陶，组织了一批包括何新在内的 “中青年理论家”，几经座谈讨论以后弄出来的一份洋洋洒洒、口气很大的“政纲 ”。 这份东西，或可以称之为“太子党的接班白皮书”(不是已有“人权白皮书”了么 ?)，其中有很多气味，是笔者的同龄人所熟悉的：苏晓康提到，它让人想起了林彪 、林立果父子制定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我的感觉则更往前推：我想起的是“文 革”中“联动”、“西纠”的红卫兵“老兵时代”，那些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赤裸裸的“血统论”“家天下”的叫嚣。 一如当年那个撕掉一切漂亮言辞而鼓吹“杀杀杀”的“谭力夫演讲”，让人感觉 到一种“冷冽的快感”一样(当时“谭氏演讲”可谓风靡一时)，这份白皮书，因为 撕掉了他们斗胆称之为“僵硬意识形态的框架”的伪装，而显出了某种执政者近年 少见的直率和明快。公开量出的许多新旗号，很是有一种“丑话说在前头”的枭横 之气：“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革命算个什么事儿?执政才是利益所在!)，因 而鼓吹“公务员特权有理”，因而反对过去几十年来实行的“骄民政策”(“骄民” 者，即毛老爷子絮絮叨叨的“群众路线”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呀，等 等是也)，因而要禁止再使用“反贪污、反腐败”的口号，而且还要把本来已经为执 政者占有的“国家资产”变为党的财产，进一步“开诚布公”地明令社会产权“党 产化”(什么“无产阶级先锋队除了解放全人类，没有自己的利益”?那实在是迂腐 之论) 等等等等，一大堆“安内攘外”“稳住执政党地位”的新提法、新招数、新 旗号--强调赤裸裸的现实功利，强调寸金不让的利益占有，于是我们从中闻到了一 股丝毫不加掩饰的(即便掩饰也很容易解读出来)，带着浓厚法西斯主义色彩的，嗜 血的甜腥气味。--是的，就是鲁迅笔下的人血馒头所沾上的甜腥气味，或者纳粹盖 世太保的铁血刺刀上的那种甜腥气味。 坦白地说，读罢释卷，我心中生出了一种快感。那是猎人找到了象样的猎物，一 个角力者找到了可以较劲儿的对手一般的快感。时至今日，无论作为“民运分子” 或者作为“自由派知识分子”(或者两者兼有吧)，要你费心费力地和“邓李杨”们 练，和“中南海八老们”练--和那些靠骂娘治国，尿着裤子会见外宾的衰朽之辈比 试拳脚，那实在是窝囊的慌，也是在此“中国特色”之下不得已为之的事情。自“ 六四”杀人之后，此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统治的道德合法性已经荡然无存。但你 要和他们论理，又实在是“秀才遇到兵”。所以，今天整个民心和知识界人士的心 态，便只好冷漠地等待，等待自然铁律显然是为时不远的裁决。但是，等待历史变 幻就像“等待戈多”一样百无聊赖。如今，代表一个新的(显然是承袭旧的)利益集 团的对手，终于亮出了自己的旗号，招数来了--他们坦承苏联变局之后“手中几乎 无牌可打”，承认“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受到威胁，他们需要为自己从父辈继承下 来岌岌可危的统治权益寻找新的合法性依据，意求定出新的稳定坐标。并且，他们 已经摆出一付绝不退让，绝不骄民的，面向大多数统治者的自由、人性要求而磨刀 霍霍的“跨世纪接班”的态势了。 这确实是一批不可等闲视之的对手。一切关心中国前途的人们，从中可以清楚地 读释出太子党接班群(尤其是陈云一党的太子群)未来的治国方略来。从“八九民运 ”的天安门人潮，血泊中崛起的中国新一代自由派、民主派从此可以棋逢对手了。 (笔者注意到，这份“太子党接班白皮书”的执笔者参阅过从《民阵白皮书》、《民 主中国》、到《中国之春》上论“八九民运”的文章和资料，其中甚至用上了《民 阵白皮书》里的文句和严家其的“二十世纪是社会主义世纪”等具体提法。)这将是 未来的可见的岁月里，同一代人中代表利益范畴根本冲突的两大阵营，即将发生的 一场世纪性对垒。并且，由于彼此间辈份相等，经历相近，语码相同，应该是有可 能好戏连台的。这里说的好戏，除了其胜负将关系到中华民族下一个世纪的前途以 外，还包含着笔者一点渺远的期待：无论太子党还是民主派，其未来的对垒有可能 走出上一辈人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的阴影吗?有可能在比较相近的教育背景、智商条 件、理性层次之上，通过相对平等和平的竞争，产生出新一代人治国平天下的游戏 规则来吗? 从这份“太子党宣言”里透出的那种赤裸裸的法西斯气味来看，笔者对此的预期 是相当悲观的。 新法西斯主义的宣言 赵越胜 中国青年报的这个《战略选择》是个危险的信号。它的核心可以一言蔽之曰“法 西斯主义宣言”。同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相比，它颇显示出中气不足的 末世光景，但鹦鹉学舌之态仍在，故可称之为“新法西斯主义”。 所谓“新”，并非观念上或论述上有何新见，而仅指它在时间序列上更靠近我们 。正因为如此，才显得格外危险。想起东欧革命后，前共产党统治区新纳粹主义抬 头，两相联系，倒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在这里，我不想分析这篇东西的具体内 容，这要留给更大的篇幅。但应该指出，这个所谓的“战略选择”并不是一个经过 深思熟虑的、具有某种理论价值的文件。它只是一篇思想贫乏、逻辑混乱、概念不 清的“劝进书”，是某些攀龙附凤之徒为迎合统治当局的需要而炮制的一剂毒药。 在这里，我仅想以法西斯主义的宗师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言论来比照一下《战略选 择》，由此可以看清这篇东西的思想血脉。 希特勒说：“有人相信现代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以纯粹的机械方法和较好的经 济生活的组织，将与它国不同--也就是说，贫富更能妥协，报酬也较平等，把工资 的差异都消除了。这样的人就是毫无世界眼光。一个国家信托这样浅薄的改良，在 各国竞争一定得不到胜利。...组织必须安置有头脑的人于群众之上，而使群众听命 于这些有头脑的人，使他们发挥最大的效用。国家的行政和国家在防务上的力量， 完全受有势力的人操纵。” 墨索里尼说：“愚昧充满了工人与农民胸中。要想用好话，或用宗教式的劝告是 无用的。最需要的就是一种对英武暴力的承认。” 《战略选择》中说：“几十年来形成的骄民政策，对群众只敢讲廉政和勤政，不 敢讲严政。”又说：“自由化分子最爱用的口号是反腐败、反官倒，...苏联东欧的 反对派首先利用的也是人民需求社会公平的朴素感情。”“在平服社会不满情绪方 面，我们当然要作大量工作，...但这并意味着向群众许诺不现实的高标准...必要 的公务员特权是完成国家职能的必要，必须保持，不可过分强调清教徒式的干部作 风。” 墨索里尼说：“法西斯主义和十九世纪的典型及一切物质主义的个人主义理想相 反;所以，它也和一切空想主义，和雅各宾党(法国革命时的激进派)相反。法西斯主 义在政治上更是一种现实主义。”又说：“法西斯主义希望人创造出一种工具，生 理的、道德的、理性的工具。” 《战略选择》中则认为，中国今后的意识形态资源“应该重点突出现实主义和理 性主义，...它主张实证，主张工具理性，主张循序渐进。新保守主义和西方理性主 义哲学，一直是作为激进主义的对立面存在的，无疑有益于现实主义改革观。...新 保守主义和理性主义应该作为我们党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对象而被结合进来。” 显然，《战略选择》的作者对历史和哲学一窍不通。文中对理性主义的定义完全 错误，不知所云。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作者心目中的理性主义和法西斯的理性工具 是一致的，它是用来为暴政和独裁作辩护的。而真正理性主义所推崇的自由理念被 完全排斥，而它恰是法西斯主义和理性主义最根本的区别。 墨索里尼说：“人在法西斯主义下，个人就是民族和国家的道德法律体现。”“ 法西斯观念反对个人主义，所以一切都是为国家的。它反对古典派自由主义，这种 自由主义产生自对专制主义的反抗。自由主义在个人利益中否认国家，法西斯主义 则重认国家是个人的真确现实。在国家之外，没有个人。这个最高的原则是国家下 的民族。” 《战略选择》中则认为，“在反对和平演变斗争中，应重点突出民族主义，爱国 主义，强化人们国家民族利益观念。” 《战略选择》一文作者用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掩盖了一党利益。正如法西斯主义 的国家和民族利益是国社党和褐衫党的利益一样。正是这种所谓的民族利益和国家 利益，把人民推入血泊之中，使人类遭受浩劫。这个历史教训，应该引起我们高度 警惕。 从“义”向“利”的战略转变 丁 楚 这篇文件可以说是新一代共产党人的行动纲领，它的核心思想就是扭转共产党人 的传统思维方式，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战略转移。 其实，这种战略着眼点的转移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人所独有的。它可以说是世界各 国各种革命党在更新换代时的一个普遍现象。革命党的第一代领袖，以列宁、毛泽 东、甘地、苏加诺、纳赛尔、卡斯特罗等为代表，是英雄主义的一代。革命党的理 论是由他们奠基的，而他们的理论基本上是着眼于“打天下”的，其核心是动员群 众。 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以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为基本特征的革命时代，是这时 代的要求，使他们得以在政治舞台上叱吒风云，使他们的理论能够在社会上风靡一 时。可是，当这些革命党执政之后，第一代领袖的主张几乎都毫无例外地在现实中 碰了钉子。列宁的“军事共产主义”，毛泽东的“大跃进”，苏加诺的“纳塞贡” ，纳赛尔的“大阿联”，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一个非常有趣而又非常普遍的现象是，如果说这些革命党的第一代代表人物是以 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为特征的话，那么其第二、第三代代表人物几乎毫无例外地是 现实主义者，而且他们在上台之后(无论是非法夺权还是合法继承)，几乎都毫无例 外地改变了前任的政策和主张。道理很简单，他们现在面临的任务是“坐天下”， 而前辈为他们留下来的那套“打天下”的理论行不通了。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撇开君子小人这种褒贬的含义，个人也好， 政党也好，这“义”和“利”两样之中，若有一样清楚，事情就好办。因为做事就 有了一个一致的准则。 如果一个党要“义”而不在乎“利”，宁愿保持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不在乎人家 怎样评价你的政绩，这也不失一种做事的准则。如毛泽东便是如此，尽管国民经济 搞得一塌糊涂，可是他的理想和理论是保持一致的，和他打交道你可以知道他的准 则。 相反，要“利”不在乎“义”，也不失为另一种准则，管他什么意识形态，什么 理论，什么主张，能解决问题就可以用。管它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从邓小平开始，中共开始了从“喻于义”到“喻于利”的转变，这种转变如果说 在邓小平身上体现为一种被动的本能反应，那么在这篇宣传提纲中，它已经开始变 为一种自觉和主动的行动纲领了。 在这个必然的转变过程中，有一批夹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中间的共产党人，被 这个转弯搞迷糊了，“义”和“利”哪一样也拎不清，从而就失去了一个一致的办 事准则。例如象王震、李鹏这种人，讲起话来语无伦次，胡搅蛮缠，到最后是意识 形态也保不住，事情也办不好。 从反对派的角度来看，执政党无论是“喻于义”还是“喻于利”，你都可以有一 个应对的准则。如果你坚持意识形态的信仰，那么我就和你论理，搞“大批判”， 论证你共产主义理论的荒谬。如果你讲实际效果，那也好，我们就就事论事，陈之 利弊，证明你按现行政策不但祸国殃民，而且对贵党前途也极为不利。最怕碰上那 些“义”和“利”那样也拎不清的主，那就难缠了。 我们现在读到的这个文件，显然整个都是讲“利”的。例如，说国营经济没有具 体的所有者，所以共产党可以变成所有权的具体代表者。过去共产党人打着为天下 为公的旗号，将所有的私有财产充了公，现在这些“公有”财产一下子都变成共产 党的财产了。这个利益讲得赤裸裸的，也不管理论上是否交待得过去，给人的印象 真有点不仁不义了。由此也可以看出新一代共产党人的风格。这些人今后才是我们 真正的对手。 不过，真正清楚自己利益所在的人在必要的时候是应该会让步的，也知道在什么 时候应该妥协，当然，要在压力足够大的时候。但愿这一代共产党人比他们的前辈 脑袋更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