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数难逃论中共权力交接的隐忧 ·王润生· 瞻望九十年代的中国政局，最有可能出现戏剧性场面的莫过于权力交接了。这将 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劫难，且弄得不好，殃及池鱼，国家分崩离析，成为中国人民 的劫难。唯此，无论是否真正关心中国政治，人们也对中共高层的人事变迁尤为敏 感。 第三代的崛起与中基层权力交接 论及权力交接，人们通常只注意到上层可能出台的大戏，往往忽略了也许其意义 更为深远的中基层权力交接。 “六四”以后，邓小平忽发奇想，搞了个中共“核心”三代接班论：毛泽东被指 为第一代核心，自封为第二代核心，策封江泽民为第三代核心。这种分代的滑稽和 无用不必讨论，真正有意思的倒是这令人联想起另一个颇具认识功能的分类法，即 大陆部分社会学者的“四代人”论：国共内战时期成年的为第一代，中共执政的“ 黄金时代”、头十七年成年的为第二代，文革中和文革后成年的(“老三届”、“老 五届”、“新三届”为代表)为第三代，八十年代以后成年的为第四代。还有人就这 四代人的特征给出过简单的素描：理想主义的第一代，奴化顺从的第二代，怀疑思 索的第三代，“没良心”的第四代。 从社会学角度对这种分类之准确性的存疑，这里存而不论。在政治上有意义的是 ，在早些年便已开始的并将在往后几年中更大规模进行的中基层权力交接过程中第 三代的崛起和突显。 以文革时“老大五”(六六年大学五年级在校生)的平均年龄计，第三代的年龄上 限至九一年是四十八岁左右；以“新三届”(文革后的头三届大学生和研究生)的低 龄区计，第三代的年龄下限在九一年则是三十二岁左右。 虽然象任何一代人一样，第三代人的人品亦参差不齐，参政动机亦各不相同(如果 他们想参政的话)，但他们具有相同的成长背景：在十年文革的动荡岁月中、带着满 目疮痍的社会经验和创伤成年；经历了从共产主义迷狂到唾弃共产主义的全过程； 在相对自由化的胡、赵时期进入政治舞台；等等。这种背景锻铸了其非意识形态化 的务实心态。就象第二代人当中少有从理念到人格都比较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一样， 在第三代中，真正迷恋马克思主义的堪称凤毛麟角。 整个九十年代，大陆的政治舞台逐渐演化为由第三代主导是势所必然的。事实上 这种演化几年前就已开始，只是目前尚未完结罢了。七九年以来，邓小平推行的改 革开放路线事实上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之功能的部分转换，这种转换自 然要求具备相应之素质的官僚队伍作为推动者和执行者。总体上说，奴化而驯服的 第二代不具备这些素质，他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知识结构、乃至管理技能都 与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变迁格格不入。 因此，据说早在八十年代初，当时身为组织部长的胡耀邦便有意让“新三届”提 前接班，只是因为遇到阻力并顾忌到权力的大幅度重新分配与可能引发震荡而作罢 。 到了一九八五年，中共开始正式推行“领导干部年轻化”政策，并大刀阔斧地作 了“一刀切”的硬性规定：新任命的县处级必须在四十五岁以下，地司级五十五岁 以下，省部级六十五岁必须退休。迄今，除了象征性地重新起用胡启立、阎明复、 芮杏文之特例外，这些规定仍无弹性。九０年至九一年间，先后有原体委主任李梦 华、原经贸部长郑拓彬、原农业部长何康、原水力部长杨振环、原广东省省长叶选 平等均因超龄而卸职。最初实行这一制度时，曾吸收了大量“第二代”进入官僚队 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三代”逐渐成为当然人选了。目前在中央级政府机构 中，处以下官僚已多为第三代，其中部分人已攀上司局级。“八九”民运中，中直 机关后院起火，这种人事结构是主因之一。 苏联的演变是个颇具历史参照意义的个案。戈巴乔夫推行改革之际，恰是在相对 自由化的赫鲁晓夫时代成年的官僚主导苏联权力舞台之时；尔后，也正是他们成了 远较戈氏“激进”的民主力量的中坚。这当中的因果关系耐人寻味。 人们虽然不能指望中基层权力交接会演出什么戏剧性的大戏来，但是，作为它一 个潜移默化的磁场必然会影响到上层的权力交接乃至今后大陆政情的基本走向。而 且从长远看，它比上层权力交接具有更为根本的意义。高层权力交接之后，无论谁 上台，无论是为了某种政治理念还是政治投机，他们都不能不考虑这批人的政治取 向和向心力。对中共党内顽固派来说，这是一块烫手山芋，象“六四”之后保守派 人士搞的那种“七、八十岁的老人教育七、八岁的孩子”显然远水不解近渴一样， 对第三代再大谈什么“德才兼备”、“又红又专”，除了得到一堆阳奉阴违效应以 外毫无用处，而再度强化“精英淘汰机制”不仅与基本政策目标冲突，且会进一步 抽空现政权赖以存活的基石。 暗藏杀机的高层权力交接 邓小平的“废除终身制”的干部退休制度，在中层是不遗余力地推行过了，但老 马恋栈，始终不及于自己和权重一时的其他老人。本来，在形形色色的权威政治体 制中，权力的更替并不必然伴随着危机，关键在于其是否制度化或惯例化，是否从 容不迫。毛泽东曾想从容不迫地传衣钵给林彪，结果干掉了林彪，之后便出现毛始 料不及的连番政变，没有大翻船于中共已是万幸。邓小平也曾从容不迫地先扶胡， 后推赵，可在短短两年中，连续两个大动作自绝其后，年迈体弱之际，匆匆扶个江 泽民出来。就这一点而论，比起新加坡权威政治的老狐狸李光耀来，邓是不能望其 项背的。 勿庸置疑，目前中共高层权力圈的政治平衡是靠以邓为首的“八老”勉力支撑着 。但“廉颇老矣”，这局面难以为继。一九九一年，“八老”中的最高龄为八十七 岁(邓小平)，最低龄为八十二岁(李先念)，平均年龄已经八十四岁。这种超高龄化 的群龙治水，古今中外堪称一绝。 据此，人们可以确认无疑的是，九十年代，或早或晚，一场无序“接班”的大戏 是一定要出台的了。预估这一场景，有几个重要的背景值得注意。 第一，毛泽东的过世意味着中共统治之权威时代的结束，邓小平的作古则将意味 着半权威时代的结束。“八老”之后，无论就实力、个人心理还是更为深刻的社会 文化心理来说，独步天下的权威都一去不返了。 第二，由于权威时代结束，“圣旨”作用式微，类似“你办事，我放心”之类的 政治遗嘱和什么“核心”的封号是全然不管用了，“八老”之后的权力分配将是利 益分割和实力较量的结果。 第三，中共高层有着隐蔽的派系，除了人们通常谈论的改革派与保守派之分，务 实派与务虚派之分外，还有屠城派与温和派之分，太子党与平民党之分，胡、赵旧 党与新党之分，诸侯与中央官僚之分等等。 在中共历史上，高层解决权力的重新分配大体上有过三种模式：权威遗嘱模式(如 毛对华国锋的“你办事，我放心”)、党内程序模式(如遵义会议和邓、陈联手倒华 之后的人事安排)、武力解决模式(如抓“四人帮”)。 毛的余威使第一种模式在当年曾有效，这是华国锋敢于抓四人帮凭借的一张王牌 ，但亦有限。如今则完全不可能再奏效了。第二种模式是某一方或多方联手在形式 上循中共党规搞掉另一方的方式。第三种是政变模式。从目前情况看，将来的变局 最有可能是在后两种模式中择其一。 冲突的前提是派系之间的裂痕的扩大，除了权力再分配本身就是扩大裂痕的诱因 之外，还有促使进一步分裂的另外三个诱因：一是屠城派与非屠城派的利益所在将 因政治局势的变化而形同水火，政治远见要求非屠城派与屠城派划清界线，因为结 盟对于非屠城派无异于牺牲政治前途，而屠城派又不得不背水一战；二是经济路线 之争，目前只有部分人扛着邓的改革开放大旗，引进外资的规模、国营企业的改造 方式、私有化和市场化的程度等等，均会成为各派争吵的焦点；三是中央与地方的 关系，目前已经吵得很厉害了，当派争日趋激烈时会进一步刺激某些人打诸侯这张 牌以扩大联合战线。 此外，还有一个难以预估的但极为关键的因素是，当邓作古之时，会不会发生一 场类似“八九”民运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呢?不难想象，若群众运动一起，高层各派系 分裂的公开化、激烈化将不可避免，而且高层既不敢也无力再搞一次类似“六四” 屠杀那样的镇压了。 当然，事在人为，最大的可能性也不一定变成现实。在今后的政局中，某些既成 的环境因素和中共可能采取的做法亦可能减弱权力交接的震荡。 第一，在经历苏东变局之后，中共政权处于朝不保夕状态，党内各派在保政权这 一点上是有共同利益的。因此，若无外界的强有力刺激，在老头子们之后，他们有 可能暂弃前隙，维持一段表面的稳定。 第二，为了延缓“六四”血案的引爆，邓有意搞人士穿插，安排改革派与有实力 的屠城派分子(如杨家)联姻，以阻止名誉上的“翻案”，虽然不妨碍他们实际上为 之“平反”。 第三，若邓在世时有意为“六四”平反，亦可能减弱换代时的震荡。 第四，若上帝垂青邓小平让他多活几年，而邓又能抛弃“左右逢源”的老套路， 打破平衡，让改革派广植羽翼、铲除政敌、形成权倾一派的权力格局的话，亦可能 减少恶斗场面出现的可能性。 后两条都是未知数，窃以为也是观察今后政局的要点。权力再分配同群众运动是 否发生的密切关系也说明，政局的变迁还同届时的经济、政治及社会文化心理状态 紧密相连。 军队干政的可能性 这也是个热门的话题。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一些人(包括中共要员在内)还耸人 听闻地描述过军人干政后将会出现的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情景。其实，有理由认定 ，至少独立的军事政变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理由是：首先，中共执政以来走的 是党指挥枪的路子，近十年来，更明显地采取了党的官僚统帅军队的政策(如现在的 杨尚昆、江泽民)，真正的军人不在政治舞台的核心。其次，彪悍的身经百战的老军 头已相继退位，新军头缺乏作大动作所需的号召力和人脉关系。再次，邓所施行的 军政分离路线使新军头不熟悉治国治省的知识和经验，若不与文官结合既不敢起事 也无足够动力起事；如果再考虑到兵员的“五湖四海”、各军区军头的频繁对调、 军队给养依赖中央财政等因素，可以说，把今日大陆情势同历史上的军人哗变硬作 联想是失之粗浅的。 依中国的权力格局和军队现状，只有当下述两种情况出现时才会有军人干政的可 能性。 一是文官政府已然分崩离析，或者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已然势同水火，由此形成迫 使军头们不得不“站队”的格局。 二是当群众示威再起、当政者再以暴力镇压方式应对时，在有了“六四”教训和 苏联军人反政变的示范之后，军人倒戈相向的可能性已大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