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是甘地主义的世纪 --浅议非暴力抗争的可行性及其操作 钱海鹏 “六四”以来，关于海外民运的角色定位以及中国民主化的道路的争论，至今仍 在继续。持社会改良主义观点的一些政治组织，虽然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论证了革 命道路可能为在社会变革带来的种种危害，提出了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行动准则 ，但却一直没有很好地组织力量，对非暴力抗争的可行性及有效性作出系统的研究 和令人信服的论证，使得提出的口号在很大程度上显得苍白无力。 本文落笔时，苏联的短命政变正在走向结束。这次政变的迅速流产，也为重新开 始认真讨论非暴力抗争的可行性及有效性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可行性分析--重建非暴力抗争的信心 一个非暴力运动获得成功，必要(但不充分)条件有二：首先，运动目标在公认的 道德标准判断下是正义的;其次，从事运动的一方对于抗拒运动的一方具有潜在的威 慑力量(使得抗拒方不敢贸然将对抗升级为暴力对抗)。潜在威慑的来源可以有很多 种，比如，对上帝、鬼神的敬畏或者对因果报应的恐惧可以构成精神上的威慑，愧 疚感或者公众道德谴责可以构成道义上的威慑。对于民运的对象中共来讲，最大的 威慑莫过于失去权力的危险。 无疑，民运是具备上述两点必要条件的。首先，平反“六四”，结束一党专政和 保障基本人权的政治诉求，在现存的任何公意价值判断下都是正义的；其次，在目 前的改革、开放及信息社会环境下，中共的任何不高明的镇压措施都会导致党心、 军心、民心的不稳而动摇其权力基础。 有必要在此澄清几个常见的问题。 1)民运的对象是中共权力(专政)，而权力运作的基础是群体服从。 有人曾因如下的例子向民运的非暴力策略质疑：设想某无赖与你同住在唯一的住 宅里，某日无赖说：“我现在一无所有，要脸、要命都没有什么意义，你从今天起 必须每天象对老爷一样伺侯我，否则我就把这栋房子烧掉，你我谁也不要想再过日 子。”你不想服侍他，又不愿意唯一的住宅被烧掉，试问有什么非暴力的手段可以 使你脱离困境吗? 这个例子的不恰当之处在于，民运的对象是中共权力而非某一个人，由群体支持 (包括军队支持)而构成的权力是无法按上述无赖的做法行事的。即便是中共已经不 要脸到在自己的都城大开杀戒，它还是不得不耍尽伎俩，欺骗广大民众及士兵。 2)非暴力的代价是相对暴力而言的。 一种流行的思潮认为，与中共政权这类杀人成性的对手谈非暴力纯属一厢情愿， 因为代价会高昂得根本付不起。 这种思潮的含混之处在于，它并没有对“高昂”作出明确的定义。非暴力对抗的 代价高昂与否只有在和暴力对抗的代价比较之后才有意义(除非我们放弃进行社会变 革的愿望)。以暴力消灭共产党意味着要首先消灭其三百万军队，想象中需付出的代 价决不会比非暴力抗争的代价更低。 3)非暴力是一种动态的，渐进的抗争手段。 也有人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如果甘地运动面对的是希特勒，你认为会获得成 功吗? 这个问题本身其实毫无意义，如果对象是希特勒，印度独立运动根本就不会和甘 地运动情形一样，运动的规模一定会缩小，初始诉求一定会更低(当然也需要持续更 长的时间)。胡平曾提出过“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理论，鲜明地指出了非暴力抗 争的动态、渐进特征。 4)八九民运的失败是运作的失败，本身并不表明非暴力抗争手段无效。这一点胡 平曾有专文论述。 5)在进行非暴力抗争的可行性分析时，一定要注意排除急功近利的心态。以《河 殇》、《黄祸》等为代表的一批文学作品，用情感误导的方式在很多人心目中制造 出了一种空前的“忧患”意识，从而产生诸如“中国人等不及渐变完成就会被开除 球籍”之类的荒唐联想，限于篇幅，对这一点本文只好不展开讨论了。 操作方面的问题 由于非暴力抗争是大众的，因此非暴力理念的广泛传播非常重要，同时也非常艰 巨，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文盲众多，人民大多持泛神论或者无神论的国度里。 所谓的“公民宗教”说，也许为此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途径。这种说法认为，在社 会变革的时代里，政治活跃分子的意识，大多是通过建立公民宗教的形式加给一般 民众的。所谓的公民宗教，简单地来讲就是从文化传统中提炼出来的，简洁但却活 力充沛的口号。 必须强调的是，公民宗教的口号必须是从文化传统中提炼出来的，这样才易于被 一般人所接受，才成其为公民宗教。比如法国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 ，实际与基督精神、古希腊的人文思想以及法国本身的浪漫主义思潮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口号“打土豪、分田地”，则不仅有历代草莽英雄们“ 杀富济贫”为先例，还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之类作为其文化心理基础。 从这一点出发，笔者对于目前流行未艾的“以基督精神再造中国”等说法，是持 怀疑态度的。 但是再造公民宗教的活动在中国的确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比如胡平的《论言论 自由》，笔者认为即是一个良好例证。中国自古就有“言者无罪”的说法，并且深 入人心，同时人们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会要求有说错话的权利。由此看来，“言论自 由”即是一个非常可能行之有效的公民宗教式口号。 可惜，到目前为止，宣扬非暴力的公民宗教尚未见有人进行研究宣扬。 操作方面的其它问题，也待深入研究。从如何组织示威、游行等非暴力对抗活动 ，到如何鼓动国际社会声援、发动公民抗命或曰不合作，一整套理论框架必须尽快 地建立起来。这个理论必须是针对现存中国社会结构的，因此绝不能是简单的舶来 货，且必须经过反复的实证和修改。这个问题上无疑是来不得半点假、大、空的虚 构的。 最后想着重强调一点，就是能否在群众性非暴力抗争活动中使目标变得可控，在 很多情况下是成败的关键。胡平提出，八九民运的失败，在于最终没有能够做到“ 见好就收，见坏就上”。问题在于，做不到这一点几乎是大规模群众运动与生俱来 的通病：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基本上是谁的宣传最有鼓动力，谁取得领导权， 而鼓动力则来源于对群众情感的诱导，因此最具鼓动力的宣传口号往往不是非常理 性的，而且会随着运动热情的高涨和参加人数的增加而变得愈来愈极端。这实际是 历史上为什么以群众运动形式出现的变革社会运动绝大多数要么被镇压而失败，要 么演化成暴力革命的最主要原因。 为了尽可能地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尽快地对草根组织的建立方法，组织的协调与 拓展，谈判艺术及调解艺术等进行深入的研究。对一些细节的问题，如以民主的方 式如何树立权威，在一些人出于个人利益而进行不负责任的哗众取宠时如何处理等 等，也有待进行深入的思考。 二十一世纪是甘地主义的世纪 一次，一位曾在菲律宾从事了三十年非暴力传播、组织的美国朋友，临别前对我 说：“我相信，二十世纪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纪，二十一世纪则是甘地主义的世纪” 。 我所理解的甘地主义运动，就是公民非暴力运动的代名词，从这个角度看，我信 他的话，因为人类毕竟距离野蛮越来越远了。随着冷战的结束，高科技的兴起，教 育水平的提高，传统的资源争夺逐渐被管理水平与科技水平的竞争所代替，协作已 成为世界性的潮流。作为世界的一员，中国是无法也不可能游离于这个潮流之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