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见闻随记 .魏淮海. 引子：恋“家”情结 来美数年，想回国探访亲人已经成了一种赶不走的情结。颤威威地拨着家里的号 码，心情很是激动。不曾想对方慢慢地接起，一声“喂”字还没到底，已经万分惊 讶：“回来?你还是再考虑考虑。当然我们很高兴你能回来。”这是老爹，他有心脏 病，我一直怕吓着他，只听老妈一把夺过电话：“你还是不要回来吧，所里老陈他 儿子到现在都没走成，神经都有了毛病。”我知道她是搞混了因为条件限制而走不 成的和回国探亲后走不成的。父母这样的回应，实出意料之外。还是不死心，拼却 电话费贵，苦口婆心开了：“现在正闹最惠国呢，不要紧的。《人民日报》海外版 上都登了公安部副部长的讲话，说是来去自由。再说我也不是反革命分子。”我一 急，什么都不管了。那边略一犹豫：“你再打听打听，弄确实了再行动。” 电话挂断。一片空白。实在是不能理解我的国人为何已被吓到了这步田地。连亲 生骨肉的团聚，连一个非政治性的普通探亲，都会放弃，就象中国人已经习惯了放 弃其它的权利一样。 “的铃铃”，一接之下，是老爹：“你如果觉得回来没有问题，还是回来吧。我 们不是不想让你回来，你不要误解。”老爹的官腔很重，但我还是觉得他是我真实 的爹，因为我知道他从心底很盼望我回去。我们都怕提及一个心照不宣的预感，那 就是不知道哪天不通人性的冠心病会把一再延耽的探亲愿望变成永久的遗憾。可怜 老爹拼得一生性命交与了他所热爱所忠诚的党，到头来却落得一片恐惧和疑惑。 抓着电话发呆。还是想回去。想回去看看街口小店老板漂亮的女儿是否已经出了 嫁；街口小贩的辣油馄饨是否还是叫人馋涎欲滴；市中心的公共厕所是否还象以前 一样人潮如涌；街上是否还是撒满了戴各色袖章的人以及为罚款吵得不可开交的精 彩对骂；还有我那一双上小学的外甥、侄女，是否正当窗高唱“学习雷锋好榜样。 ”想回去，还有一条要命的理由便是想痛痛快快地大讲一阵家乡话。来美数年，事 事处处模仿，深心之中时时不如意，为的是不能表现原来的自己。 入关查“爱滋” 折腾了不短的时间，怀揣回美签证，疑疑惑惑地上了路，大有几分“在路上”的 惶惑。一路航程顺利，当日无话。且说飞机入了上海海关，几百号人立即把验关大 厅挤了个严实，分从三个口子以极慢的速度过第一道“卫生检查关”。其中有一个 口子走的都是老外，其余的两个走老中。 把在关口的年轻武警一脸严肃，总先盯持照人一眼(被通缉的人可能一看就要吓昏 过去)，然后把护照接过去，哗哗地一阵翻过之后，莫测高深地抬起头，拉长了语调 ，居高临下地问签证类别。照片对过，验明正身，然后大手一挥：“去那边验血。 ” 在我前边的两位老太太一听要验血，大喊：“我们是去探亲的，从来也不出个门 ，要验个什么血啊?老皮老肉的，也没几滴血了。”“不出门?你不是出了我们国门 啦?验血去，别罗嗦了。准备好十五元美金。”“啊，要这么多钱啊。”两老太极不 情愿地移步向大厅的一个角落走去。 我前面的一个小伙子和一位姑娘也被划了去验血。小伙子骂骂咧咧地：“要钱?还 要十五块美金，我打跑堂的，老板最多一天才给十二块!这也特狠了点。”大姑娘捅 捅他，“你省一句。”语音未落，一武警发语了：“你说谁狠了?说话注意一点，现 在是在中国。”被划去验血的人纷纷也劝那小伙子“注意点”。 我也不幸地被列入抽血的行列，排了约有半小时，奇怪那些金发碧眼的老外怎么 都背着鼓鼓囊囊的包，大大咧咧地在武警热情的笑容下过了卫生关。队伍中开始嚷 嚷开了：“外国人就他妈的不得爱滋?”互相同情的“同队人”立即又有了更为震惊 的发现：“J类签证的中国人也不得爱滋!”原因是抽血队伍里的“牛鬼蛇神”概莫 能外地全是自费，不是自费留学的就是自费探亲的。 好不同意挨到抽完，出了验血室，进入到行李厅之前，又要过一道口，估计这回 是真正的“验明正身”了。坐在玻璃亭里的武警更加严肃地接过每个人的护照，在 看护照之前，先盯持照人一眼，然后才低下头去看护照。半分之后，又抬起头来再 看持照人，之后又低下头去，这么安静地，毫无表情地循环往复数次之后方始放人 。 好不容易来到行李厅的时候，老外和公派的人果已散去一空，只剩下我们这些异 类分子了。 出 站 出得海关，再往出口奔，心想等在外面的亲人一定已经很焦急了。出口处挤成了 一大块厚厚的人墙，黑压压一片(飞机到的时候已是晚上)，一双双期待和焦灼的眼 睛从“墙”的各个方位射出一道道光来，高高低低，错落有致，视看之下，颇令人 目眩。 神志尚未清醒之际，手中拉的大箱子已经被人接了过去，心中一阵激动，定睛一 看，不对，不是家人。那边发话了：“先生去哪里呵，我包送到。”我一惊，慌忙 跑上前去：“我有人接，谢了。”“不要紧嘛，帮帮你的忙，不要这么紧张嘛，万 一接你的人没来呢。”我一看情势不对，赶紧抢上一步，一把夺过箱子，再也不理 他。还没站下两分钟，立刻又被另一大群出租司机包围，直到家人上前解了围，方 始松了一口气。 出租汽车司机一席谈 国内的出租车,都是漫天要价,我的家乡城市也不例外。有一次，我气不过车价， 就说：“你们也太狠，要的离了谱，大水冲了龙王庙，本市的人都不认了，要宰， 你去宰外地人，外国人，港澳同胞呵。” 我说得损，司机却不在意。看看我，说 道：“你不知道我们要交多少钱?我不要得狠，我把车卖了不干算了。不瞒您说，每 月养路费要交九百元。附加税要交二百六十元，油费要五百元，有时还要修车。你 算算，我还剩个几个钱?”我没吭声，他倒越说越上了火：“我儿子读书不好，我给 老师送了礼，给学校捐了二千元，这才弄了个不留级。我儿子才一年级，算到他六 年级毕业，我要继续捐它一万块才行。我老婆又退了职，要吃要穿要玩，全要钱， 我他妈不赚，人家把钱塞到我手里边啊?”说到此处，他却嘎然止住，扭过头来，神 秘地一笑：“钱么，还是赚了几个的。” “多少?”我紧追不舍，忘了在国外学的谨守礼节。 他不好意思地一笑：“不多，万把万，不算多啊。眼看车就不行了，还要准备个 六、七万买新车，没得钱呵。”他脸上又重现愁云。不一会他又兴奋起来：“我这 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不喜欢女人，你去问我老婆，我从来不找别的女人，人家来找我 ，我都不理，这就省了钱了。我知道有的人上万地花哩，鸟用!” 党的生日 每年的七月一日，总是轰轰烈烈地过的，今年是尤为隆重，因为党今年过整数生 日，七十大寿。我记得我在家的两周里，电影院只放了两部片子，一部是缅怀伟大 领袖毛泽东的巨型宽银幕故事片《毛泽东和他的儿子》；另一部是歌颂中国共产党 不朽业绩的史诗巨片《开天辟地》。这两部片子大都是由单位组织观看，就象当初 组织大伙看八个样板戏似的。票是发的，还间或发其它东西，比如清凉饮料费什么 的。 我有幸参加了一个省级机关党委组织的“庆七一歌咏比赛”。全机关上百号人， 按不同的科室部门分成六、七个比赛队伍，在六月三十号时冒着三十五度的高温聚 集一堂，过节似的热闹。平日仪容整肃，不拘言笑的干部们，是日一律披红挂绿， 男士们是衬衫领带，笔挺的西装裤和皮鞋，女士们(机关的妇女干部们大都已不年轻 )则一个个涂了粉，上了脂，抹了口红，穿了花花绿绿的裙子，胸前别一朵小红花， 一队一队地上台，一阵一阵地大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你是灯塔”， “我们走在大路上”，“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台下第一排坐了十几 位评分员，包括机关党委书记及机关附属学校的音乐教师，还有从省歌舞团请来的 专业人士。 总评结果，第一名发一大盒肥皂，第二名发一大箱牙膏，第三名领的是一大箱肥 皂盒。唱到一半的时候，机关小卖部向与会的人每人赠送一支大约要花七毛钱买一 个的冰球。唱到中午，机关食堂免费请大家吃饭，二十几张大圆桌上，五菜一汤， 三荤二素，味道不错。午饭之后，大家分队看关于党史的录像片，之后自由活动。 这样的共产主义的日子在中国是司空见惯，大家也享之泰然，可对于一个在“资 本主义社会”里生活过若干年的人来说，感觉便颇为复杂。大家在一起吃吃喝喝， 不花钱，又不花力气，倒是快活的事，甚至有几分温暖。可惜的是，这种政治投资 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身上，根本不见其效应。庆七一歌咏比赛的练习，大约在今年 二月就开始了。大多数单位利用每周三或周六的政治学习时间大唱其歌。连续数月 不止，直到“七一”前夕，比赛开始。某单位的一个年轻人就讲：“你以为我真唱 啊?我嘴里唱，心里才不唱哩。”我往日的几位同学现已居科级或处级干部位置，当 然也是年轻的共产党员和有希望的干部梯队成员。当被问到对唱歌作何感想时，其 中一位讲：“上头叫唱，没办法，唱歌总比开会强。”省电大的某支部更绝，每次 唱歌之前宣布今天唱完了之后要发东西。去唱的人，在唱完后(一般要唱一到两小时 )才能得到一张票，凭支部书记盖过章的票领东西。许多人便耐着性子等到唱完，通 常能领到一大瓶“粒粒橙”饮料。 性买卖 除却绝大多数睡着了的以外，在大陆有两种人戴枷跳舞：一种是铁屋里自己醒了 又想叫其他人也醒转过来、打开屋子透气的民运人士，明知“达魔克利”剑就低悬 头顶，却不顾个人安危，拼却一条性命也要冲出小屋的伟人士。如现今仍身陷囹圄 的王军涛、陈子明等人。另一种是想趁着铁屋混乱时，大捞一把的各类刑事犯罪分 子。这类人也明知以身试共产党法的“严重后果”，却也是实在耐不住“寂寞”和 熬人的穷困。竟然在共产党称彻底灭绝了卖淫现象的三十年后，重振淫业。 我曾得着机会与三个城市的公安刑侦处干警谈到当今中国越发流行的传染病—— 卖淫。三个地方的人都说卖淫是八三年“严打”之后越发严重的。中国一直也没有 恒一的“法律准绳”可依，在严打期间被抓的也只有自认倒楣被处以重刑。原来只 判十年的，判了二十年；原来不判死罪的，拉去便枪了毙。“鸡”杀了之后，猴们 很是老实了一阵。但现在看来，其长远的、负面效果更严重，比如：严打风潮过后 ，公安局人士在没有接到什么特别命令的时候，就对一些罪错行为只是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旅游名城洛阳更有小偷与警察相安无事之举。严打潜在地助长了社会上一 些人的投机心理，认为你共产党不会天天“心血来潮”，风暴要来，避一避即可。 平时仍可我行我素。 行妓这一行的，更是想早捞，多捞。加之共产党宣传不当，“批判”卖淫行为本 是为教育百姓，却无意之中渲染、流布了“发财”之捷径，使得许多人宁不辞牢狱 之苦也要冒风险，发它一笔。 先看看农村的卖淫妇女。总的说来，农村的卖淫妇女大都为生活所迫而操皮肉之 业。贫困地区如陕西西安市郊“北地头村”的农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操淫业， 或提供淫所。原因是“这样来钱快”。这些老实巴脚的农民，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 朝天地辛苦过来，不过是落了个穷字。当他们终于被改革的大潮冲出“自给自足” 和简单交换的原始循环系统之后，忽地对“劳动”二字有了新的理解，发现了可以 用比较轻松的“劳动”代替繁重的劳动并籍以脱贫致富的捷径。 有一从此业的妇女，年纪三十四岁，家中有二子一夫和四位老人。丈夫身体不好 ，不能伺弄分到的责任田；二子尚幼，不能操持家务；生活几乎全靠她一人撑着。 实在苦够了，与丈夫一合计，瞒着老人，经“同情人”介绍去接起客来。抓起来后 ，让其夫来领人，赎金三千人民币，其夫大喊没钱又断了饭碗。辗转再三接回去之 后，终于又因为“活不下去”而重操旧业。“简直就是个黄脸婆，”介绍情况的公 安人员说：“又干又瘦又老，看着怪可怜的，却每回抓了之后又继续干，真拿她没 办法。你骂她不要脸，她没反应，你同情她，想跟她接近，她也没反应，木了。” 农村妇女，生活在殷实之家，非为生活所逼而操淫业的，也大有人在。其主要动 因是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与好奇。“外面的世界”，八十年代的中国城市，生活确实 是新奇、多采，并足以使这些闭目塞听了几千年的乡巴佬们第一次怨恨起土地，及 仅与土地密切相关的生活方式。于是一种模模糊糊的、想与城里人平等的欲望便滋 生出来，男人们用体力去挣脱土地，去城里当“农民工”(建筑工人)，女人则用身 体挣脱贫困，去城里当妓女。 躁动的不仅是农民。城里的大市民和小市民们也被从刚刚打开了一点点的门缝所 看到的外面世界撩拨得魂不守舍。高档商店橱窗里陈设的全都是新而又奇的进口高 档消费品，从家用电器到化装品，应有尽有；街上走过的外国游客和港台同胞，个 个都是描红着绿、披金挂银的；大饭店、大宾馆开了一家又一家，画梁雕柱，金碧 辉煌。而每样东西都需要钱。一时间，对钱的渴望成了全民族难以摆脱的情结。“ 儿时”(可以是几千年，亦可以是近百年来)对贫穷的记忆唤起了几乎是每个中国人 的“深层欲望”。于是人人开始搞钱。当官的搞官倒，读书人搞书倒(出几本所谓的 淫秽书籍)，小商小贩搞“税倒”，女人则搞“性倒”。被物质包围、冲击得发晕的 社会重又承认起“笑贫不笑娼”的合理性来。 据说妓女在各地的头衔还不一样。北京叫“蜜”，西安叫“棒”，四川叫“猫” ，海南叫“妹”。城市的妓女还有等级之分。上等的是出入于高级宾馆饭店、以港 澳台外国人为猎取对象的窈窕女郎。此类人大多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穿着高雅，打 扮入时，气质不凡。不少人还能操一口不错的英、日、法等语。其中不乏大学外文 系的女学生。中等的乃指周旋于国内中高档宾馆、饭店的女性。这些人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国内饭店间或也住一、二港台，老外，油水不少。下等的或根本不上等 的通常是指混迹于火车站、轮船码头和私家客店的“野妓”。此类人中以小市民因 羡慕高消费生活而自愿卖淫的为最。这类少受教育的女性的主顾往往是跑公差的小 职员、肥实的个体户，还有些跑单帮的司机。这类人中，嫖娼卖淫又与其它犯罪活 动如盗窃、抢劫、诈骗、敲诈、吸毒、凶杀等紧密相连。 西安在靠近火车站处有一立交桥，原名叫什么已无人知晓，现在人人唤它作“棒 桥”，为棒子们(妓女)经常出没的地方。拉客者常以暗语相激：“要不要棉被?加厚 的。”“新鲜的三明治要不要?”据说年轻的男人傍晚时分单身一人到桥上去，不是 强被拉走，便是因为“意志薄弱”而被引诱下水。代价是五十至二百元不等。 国内淫业通常的主顾是发了财的个体户：腰缠万贯的服装及食品个体户和出租司 机之流。这些人没受过多少教育，发了财之后钱多得不知如何花，赌场和女人便是 通常的花钱之处。在一次坐出租车的时候，得着机会与一出租司机聊了起来。“你 简直没办法，躲都躲不掉。晚上黑漆漆的，路上有个人招手，你停还是不停?停下， 她上来，还没坐稳，就把衣脱得光光地，叫我看。有什么好看的?我老婆小孩都有， 要看不天天看!可我怎么说也不行，她死活不肯穿起来。我没得办法，只好转了几个 圈，加足马力，开到局子里去了。还有一次，也是晚上，上来一个女的。她一上来 就把手伸到我这边来。你不干都不行。真闹死了。现在呵，我晚上才不敢出去哩。 ” 公安局对越发泛滥的淫事淫罪，也一筹莫展，哭笑不得。要抓要管的事太多，这 种事又不能天天盯着，只好几个月、年把抓一次，逢年过节大扫除一次。明眼人都 可以算出日子。有时一个区就抓一千多。抓多了又没地方放，每个监所都超员。原 来关五百的，现在关一千，由“坐监”改成了“站监”。大部分人经教育，收了罚 金后放走，有性病的还要留下治疗。全国办了不下五百个女子教养所。有的人把教 养所当成大学堂，互相传授经验，结果是越教越坏，出去后立即又重操旧业。 我所谈过话的许多管教干部都认为，淫业旺盛还有它的正面效果，比如强奸案少 了。干脆不要抓，不要禁。把这些人都登记注册，管理起来，开辟特别的营业证营 业，国家坐收税利。还有更激进的主张“劳务输出”，把这些人弄到国外去给国家 赚外汇。 出卖自身在现今的大陆甚至已蔓延成了一种文化现象。低级出卖，如妓女出卖肉 身；高级出卖或者连妓女还不如者，出卖灵魂。口称不得已，实则为保身、保官、 保利。全民族的道德水准已沦丧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即凡是以前在孔夫子教化下被 认为不能走上磅秤的，现在全能被磅出重量，等价或不等价地交换。只要这种交换 能换来当事人所需要的东西或利益。(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