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一步把握苏联的变局 ·平可夫· 独立国家共同体取代苏联 九一年十二月八日，原属苏联的三个加盟共和国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在明 斯克签署了建立三国“独立国家共同体”协定，并宣布苏联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 体已经死亡。 上述三国是一九二二年创建苏联的最主要加盟国。然而，由它们宣布“苏联不再 存在”是否“合法”，尚有疑问。虽然苏联宪法从未规定过解散苏联所需之法律程 序，但从法理上讲，解散苏联应属于全苏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另一方面的现实却 是：三个共同体国家加在一起，人口占了全苏的百分之七十五，天然资源过大半， 核武器也集中过百分之九十。因此，三国签约结束苏联，事实上苏联就解体了。 新的独立国家共同体的性质 旧苏联是多个“主权共和国”的联盟。然而“主权共和国”仅是写在宪法上的美 丽辞藻而已，加盟共和国事实上仅相当于中国的省，处于强大的一元化集权统治以 及高度的中央计划经济的严密控制之下。 新的独立国家共同体却是多个真正的主权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盟体。共同体成员 国推行独自的外交政策，并施行多元(非集权)的民主政治以及市场经济。共同体成 员国之间仅设协调机构来决定他们的发展关系，不再有统一的中央政府。事实上， 她试图朝欧洲共同体的发展方向迈进。 三国共同体成立之后，大多数原加盟共和国也陆续参加。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些 国家，特别是伊斯兰教系中亚各国长期留在共同体内是不现实的。与欧洲共同体比 较，独立国家共同体基本上不存在需要“共同防御”的对象。再则，欧洲共同体各 国都是市场化的体制，经济布局合理，经济水平也基本接近。而独立国家共同体则 不同，旧苏联的计划式经济结构使各部门之间的自由贸易关系几乎不可能。原苏联 -东欧经互会的历史便是一例。较发达的国家如捷克、东德等，宁愿付出暂时的经济 损失，如拒绝苏联的廉价能源进口，而以市场原理同苏联调整贸易结构，以便使本 国经济发展更为合理。 再则，三个斯拉夫国家内部日益滋长的泛斯拉夫主义趋向，目前已经引起了中欧 以及中亚各国的普遍反感。叶立钦公开声明乌克兰的独立是斯拉夫民族同胞之间谋 求发展的绝好机会(十二月四日在莫斯科美苏贸易会议上的演说)。同时，九月十日 的《共青团真理报》发表的署名为露金的文章这样写道：“我们在数个世纪的历史 发展过程中学会了如何左右其它民族的命运，如今难道我们将与这样的情感相告别 吗?”该报还透露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再度关心扩张成性的罗曼洛夫王朝，在莫斯 科，至少百分之十一的人希望“王政复古”。为此，王政时代的三色旗(三色分别代 表俄罗斯、乌克兰及白俄罗斯)几乎飘扬在俄国的各个角落。西方的政治观察家们普 遍认为：俄罗斯最终将谋求共同体的盟主地位。 苏联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一个新的实力实体(内涵乌克兰与白俄罗斯、俄罗斯)， 拥有一亿七千万的人口，五分之四以上的旧苏联领土，加之丰富的自然资源及其完 整、庞大的经济-科学体系，在下一个世纪完全有实力取代苏联，成为世界的超强政 治实体。 民族自决的两难 戈巴乔夫是俄国三百六十七年间诞生的一个独一无二的理性政治家。他早期的思 想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他想改造一种旧制度，以一个更为“人性化”的社会 (非高压)来取代之。但他同时又想在尊重传统、维持稳定的前提下进行这一转变。 戈巴乔夫一开始便忽视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与危险性(苏联已经有人将此作为戈巴 乔夫政治的“第一个失误”而加以批判)。正是由于他对民族问题过分自信，他才敢 于在改革之初便以“开放”的方式来揭露苏联潜在已久的不稳定因素。 八十年代的确是一个争取民族自决和民主自由的时代。然而历史又证明，民族自 由与民主自由有时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解除民族压迫，尊重民族自决的民族自 由运动自然属于民主自由运动之一部分，另一方面，民族自决运动所带来的社会动 荡，又使民主自由运动无法顺利地向民主宪政体制过渡。在戈巴乔夫开放政策下公 开出来的民族冲突，一方面促进了苏联社会的民主运动发展，另一方面，却干扰了 后者向宪政体制迈进的步骤。 改革与经济困境 改革为什么使苏联越改越不稳定，以致走向解体呢?我们必须了解，一个国家的“ 稳定”有不同的方式。第一种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流而形 成的稳定。美国、香港、日本的稳定便属此类。另一种是人均收入仅在二百美元以 下的所谓“极限稳定”，如孟加拉国。最后一种则是政治高压之下的“稳定”，北 朝鲜以及改革之前的苏联所呈现的“稳定”便是其典型。事实上，最后一种“稳定 ”，包含着大量的不稳定因素。否则，便不需要“高压”。诸如人口-粮食问题，生 态危机，经济布局不合理、发展不平衡，因种族压迫而出现的民族冲突等不稳定因 素大都集中于最后一种“稳定国家”。 苏联的“动荡”的确是从戈巴乔夫改革、开放开始的，然而其动荡的火种却是在 数百年以前便已埋下。戈巴乔夫个人在跨入政治舞台之初便已背上了三百六十八年 的历史包袱。前三百年是罗曼洛夫王朝，后六十八年是布尔什维克政权，二者均以 专治、高压的方式制造并统治着两大帝国，即内帝国与外帝国。“内”指俄罗斯民 族对其境中近一百个少数民族的压迫，“外”则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东欧帝国。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问：苏联那样的国家究竟有没有改变社会体制的必要?回 答是肯定的，即，如果没有六年前戈巴乔夫的改革，苏联的经济困境或许要比目前 更为严重。苏联在八十至九十年代将出现变数是西方的政治学者早在六十年代便已 经预料到的事，只不过绝大多数人当初抱有敌意，他们想象到的苏联巨变是在共产 主义制度经过彻底的“垂死挣扎”之后走向毁灭。其方式包括发动核大战、中苏战 争、国内大规模民族流血冲突等等。戈巴乔夫的新思考与和平过渡，是当时那一代 人所不敢想象的。 七十年代后半苏联的状况证明，一个人的教育水平大大提高，思维方式日益复杂 化的社会，继续以三十年代形成的“控制型”管理方式来指挥是不可能的。高度科 技化的生产力已经与工业化初期形成的旧有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西西伯利亚科学院 工业经济研究所提出的分析报告认为，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每隔三、四十年便必 须进行一次重大的变革。而戈巴乔夫正是以上述理论为依据开始进行重建苏联的工 作的。 无论怎样讲，苏联今日的经济困境是被人们大大误解和夸大了。无可否认，由于 经济改革的迟钝与失误，今日苏联大众的生活远比改革之初困苦。但集权制的粗放 经济不适合于高度信息化的后工业社会是被公认的。同时，苏联的经济与社会变革 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自然会付出一定的代价。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型，即使仅仅 是体制内改革，也仍然经历了无比的阵痛。一九二九年的经济危机持续四年之久，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倒退了近二十五年，大众生活水平 大大下降，当时，全世界近一半以上的人似乎都认为资本主义体制完蛋了，然而后 者却经过不断的调整而日益完善。 当然，改革经济体制出现的方法上的失误，自然属于戈巴乔夫政治的又一大败笔 。在政治改革卓见成效的大好时机，触动产权与经营权的根本性经济改革迟迟不动 。而一九九０年以后，建立在“空想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大跃进运动方式几度不了 了之。加之民族矛盾使中央与地方的经济联系一再受损，促使旧有的整个经济运作 体系完全失灵，结果苏联在一九九０年农业生产的大丰收之后却出现了罕见的粮荒 。 然而，并不能因为目前的经济困境，而低估其未来的经济发展前景。鉴于苏联有 丰富的资源以及完好无损的经济规模和第一流的科技，共同体在下一个世纪依然能 进入世界经济强国之列。 中国是否会出现苏联式的动荡? 在现代社会，特别是象苏中那样的核大国，任何指导变革的思想与技术上的失误 ，都会使“代价”过高。因此，苏联的社会学者在变革之初就提出了“最小代价” 说。 导致苏联社会动荡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民族矛盾，这在中国，似乎不象在苏联那么 复杂。但是中国却有个“台独”与“藏独”问题。 另一方面，中国在自然条件、生态环境方面远远不如苏联。苏联生态环境保护得 较好，森林面积远大于中国，耕地面积及其土质(黑土)也远优于中国，加之无人口 的压力，粮食问题以及盲流问题更不象中国那么严峻。因此，苏联比中国对于社会 变革所能承受的自然风险要大些。所以中国的社会变革步伐更需比苏联慎重。以便 真正以“最小代价”完成社会的和平过渡。 戈巴乔夫的政治生命是否完全终结? 戈巴乔夫改革的最初意图是以“自上而下”的革命方式在现有体制架构内建立一 个较为民主的宪政模式，即以非民主的手段完成向民主社会的转变。政治评论员A· 鲍实这样认为，所谓“自上而下的革命”是在党监督下的，以“计划”方式完成的 民主渐进(《消息报》九月九日)。 由于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化，至一九八七年“自上而下”的革命逐渐地收到了“自 上而下”的效果。成千上万的“非正式团体”开始在体制之外向党的权威提出挑战 。同时，民族独立运动也方兴未艾。然而，二大革命(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之间无 论从其基本理念还是就其最终目的而言，都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后者的最终目标客 观上有二，即一是结束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其二是结束俄罗斯人对苏联帝国的单一 支配。 戈巴乔夫对于由他自己引发的这场自下而上之革命运动的最终归宿似乎一直缺乏 清楚的判断。他始终迷信旧体制权威，对体制内外力量的变化未予以适时的洞察。 结果，戈巴乔夫的改革构思越来越远离改革的社会现实，最终导致对全社会的失控 。这样，共产党的瓦解，使其丢掉了总书记的宝座，而苏联帝国的崩溃，又使他失 去苏联总统之职。叶立钦便比他实在得多，首先果断地抛弃了党，紧接着又毫不犹 豫地抛弃了联邦，从而得以享受“自下而上革命”的胜利果实。 随着联邦制的彻底瓦解，戈巴乔夫的政治生命自然告一段落。然而，他一生的工 作并未完全做完。他的新思维外交以及其核裁军的构想，虽有天真、浪漫的一面， 然而的确改变了世界。这使他对于未来的国际关系发展，仍有着重大的影响力。因 此，国际政治舞台仍然需要戈巴乔夫。俄国人需要通过他去发挥世界级的影响，而 西方也需要通过他使俄国外交保持连贯性。由此看来，戈巴乔夫今后完全有可能在 国际外交舞台上大显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