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四伏的一九九二年 ·何 频· 与战火弥漫的中东、动荡不安的东欧、彻底解体的苏联相比，九一年的中国大陆 政局大体而言是稳定的。但这种压制矛盾换来的“稳定”，意味着深刻的危机。 国际局势的发展，使中共可以打的牌越来越少；国营企业的改革，物价的调整， 新住房制度的实施等等，势必冲击既得利益阶层；种族分离运动此起彼伏；社会治 安急剧恶化，黑社会势力迅猛发展，正摧毁着现有秩序；中共统治法理基础的危机 ，围绕“十四大”不可避免的权位争夺，可能引发新的动荡。当这个四面楚歌的政 权的生命系于几个随时都可能归天的老人身上，谁能说它没有随时崩溃的危险呢? 九一年：稳定?沉闷?惶恐不安? 很难用一个词语概括九一年中国大陆政局。与苏联解体相比，中国可以说是稳定 的；但在求变的人看来，可以说是沉闷；而略为观察一下政治舞台上的“假面表演 ”，却要用“惶恐不安”来形容。 苏联帝国之覆亡，改变了历史和版图，对于全人类战争或和平、专制或民主、束 缚或自由、痛苦或幸福，影响都极为广大深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一直是中共 法统之源，这个“源”已被俄国人自己埋葬，很难想象中共掌权者没有反应。不过 表面上，中共极力保持冷静，紧紧遵从邓小平的指示，冷静观察，沉着应变，甚至 用嘲讽的口吻批评东欧和苏联的剧变。 九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新华社发出了长篇述评苏联局势的文章，认为“派系之 间的权力倾轧使得苏联国会成为政治斗争的场所，并使苏联总统发布的各项命令渐 失权威。以目前而言，各共和国之间原有的经济关系已经逐渐崩溃，更严重的是， 各共和国正面临全面经济危机，前景十分暗淡。可以预见的是，苏联的解体无法使 各共和国免除各项内部问题所形成的严重威胁；改革成功之日仍遥遥无期”。 三天之后，《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一篇题为“东欧：令人失望的九一年”的评论 员文章，说从东欧过去一年的演变来看，情势并未好转，“西方的药方非但未能解 决过去的矛盾冲突，更制造了新的矛盾和冲突。” 这些文章未提到东欧和苏联各共和国政治已经自由的事实，令人感觉到，中共当 局显然有意藉此让“小民”认为，共党放松权力只会引发社会及经济的全面混乱。 坦率地说，对于东欧和苏联局势的演变，笔者早在九一年初即撰文赞成李鹏的一 句话：“大家不要高兴太早!”当然我们的论据完全不同。我认为：“社会主义变革 确实有难以过渡性，但这种难以过渡性是共党专制长期沌积矛盾的结果。”所以在 我看来“大家不要高兴太早”既是说给民运人士听的：不可对东欧苏联的演变过程 太乐观;更是说给李鹏自己听的，不要用中国大陆表面的“稳定”自欺欺人。 压制矛盾的“稳定” 不错，藉波斯湾战争，中共在遭西方孤立近两年后，终于在九一年重返国际外交 圈。日本首相、英国首相、意大利总理、法国外长和美国国务卿的到访，使中共在 外交上频频得分。在亚洲，任何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北京参加几乎都难以解决。西哈 努克亲王返国，他和他的昔日对手洪森以及中共的顾问一起从北京飞往柬埔寨。同 时，中共几乎与所有接壤国都已改善了外交关系，尤其与过去曾发生边界武装冲突 的前苏联、印度、越南等实现了关系全面正常化。中共还与南北韩同玩“二国二制 ”的牌，可望在不久跟南韩建立外交关系。这些都说明，西方不能继续对中共的力 量置之不理。所以西方政治家尽管继续对中国奉行严厉的对内政策提出批评，但他 们不得不络绎于前往北京之途。 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共更感到自傲。九一年五月一日粮油调价和随后的原油、钢 材、铁路货运价格调整顺利进行；外贸取消出口补贴，实行自负盈亏，自主经营， 致使外贸进出口以百分之十六以上的速度发展；证券市场开张，人民币汇率也调整 到接近市场价格水平；住房制度、劳动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也进行了改革。李鹏称 ，九一年国民生产总额成长了百分之七。西方外交人士亦表示，大陆都市地区食物 充足、通货膨胀有限。 然而，这种靠压制矛盾换来的“稳定”，其中包含着深刻的危机。 危机潜伏，四面楚歌 东欧苏联共产阵营的崩溃，战略平衡向西方倾斜，中国基本无牌可打。而西方将 人权作为外交手段之一，迫使中共“和平演变”，九一年露出初步端倪。虽然法国 和澳洲人权团体、梅杰和贝克几乎都无功而返，中共国务院还是发布了“人权白皮 书”。然而，中共审判和囚禁了成千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加上武器外售和国际间贸 易摩擦，使中共在国际舞台上仍是一个饱受批评的演员。 经济方面，效益低下的痼疾依然存在，企业亏损面仍在三分之一以上；经济结构 扭曲的格局无明显改观；财政难增大，原预算九一年赤字一百二十亿元，由于水灾 企业经济效益下降，无疑使实际赤字突破计划。最近一段日子，中共高层的改革调 子再度升高，而“治理整顿”宣布“胜利结束”，大有在九二年要施展一番拳脚的 架势。且不从改革技术的难度看问题，就是分析一下“改革气候”就可以得出不要 对九二年改革抱太多期望的结论。，邓小平以再度鼓吹加快改革开放来巩固本身的 政治地位，但今日中国的政局与十多年前有极大分别。观察家注意到，当时邓小平 和一批老人复出，尚有一番重整河山的壮志，而邓小平刻意提拔的万里、胡耀邦、 赵紫阳既曾经历不少政治风霜，年纪又不算太大，先后成为推动改革开放的闯将。 由七十年代末期至八十年代中期，中共确是颇有生气。但经过反自由化、六四大屠 杀、胡耀邦和赵紫阳的下台、万里的失势，改革者已寒心了。加上现在台上的领导 人要不是只知做秀，就是讲话保守，有一个朱榕基，也是性子太急，根基太浅，暂 时难以成气候。无论形势、时机、人手都非十年前可比。更重要的是中共现在只是 一个保权的党。改革势必调整利益结构，冲击政治体制，中共既得利益集团受得了 么? 担心发生种族骚乱 中国大陆的种族问题不若苏联复杂。除了新疆和西藏地区外，大陆主要地区的人 口组成相当单纯，汉人占了压倒性多数，少数民族力量薄弱，分离意识虽存在若干 偏远地区，但并非风起云涌。 然而，只要略为注意一下中共的报章，就可以发现中共当局对种族形势是多么不 安。《人民日报》近几个月大量增加了少数民族问题的报导，各级领导人频频视察 少数民族地区。江泽民在九一年最后几天，还在贵州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民族 概念教育所有少数民族官员……是一项重要工作。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做好少数 民族工作和加强少数民族团结核心问题，是创造有利的条件，加速少数民族地区的 经济和文化发展。”这位总书记对种族骚乱的担心溢于言表。 大陆有三个地区的种族关系相当紧张，即西藏、新疆和内蒙。西藏的独立运动获 得了西方国家的有力支持，达赖喇嘛在九一年获得了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的接见， 美国在移民配额上更将大陆与西藏分开，暗示美国承认西藏独立只是时日问题。这 无疑将刺激西藏本土藏民的分离倾向。中共派任西藏的“封疆大吏”胡锦涛却久未 露面，一说重病在身，一说犯了错误。中共至今仍然让西藏第一把手位置空悬着， 只是从内地挑了几位高级地方官到西藏党委和政府“充实力量”。 苏联的解体，尤其是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使与前苏联哈萨克斯坦毗邻的新疆担 心“寒流东袭”，故中共已从新疆运送了大量赈济商品和粮食到哈萨克斯坦境内。 中共在九一年十二月从重判处了一批分离主义者，有数人被判处死刑，并在新疆各 大城市和边境地区加强了兵力部署。一份内部文件指出，“新疆的分离主义者认为 ，乌克兰独立运动成功，足见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有些回族宗教领袖 甚至告诉当地居民，维吾尔独立运动已经成功在望。”文件要求在新疆的干部和军 官对“国内外的敌人”，要加强戒备，这些敌人包括以游客身份渗透到当地散发反 中共谣言和宣传材料的人士。另外，中共新疆党委书记宋汉良和政府主席铁木尔， 甚至连前新疆首脑王震、王恩茂也齐齐出来“警告”“分离主义者”。新疆大规模 的整体分离运动或可避免，小规模的骚乱却会频仍。 内蒙古已基本汉化，又紧靠京城，中共几十年来已尽了最大努力扑灭那里的分离 情绪。文革中的“内人党”事件至今令蒙古人不寒而栗。但是，内蒙古党委九一年 十三号文件承认“我区个别地区又出现了一些社会不安定因素”，并声称破获了两 个以“伊克昭盟民族文化学会”和“现代民族协会”为名的非法组织。前一个组织 活动持续了一年多，经常去参加活动的骨干八人，成员二十人，以青年干部为主， 其中有共产党员。他们组织家庭聚会、演讲报告会，撰写、打印、散发各种宣传品 ，在区内进行串联、扩大影响等。后一个组织主要成员是干部和教师，他们起草了 纲领性文件《近期蒙古民族的任务》，进行散发和宣传。内蒙古党委火速将有关案 情和清查处置工作意见、措施上报北京，引起高层震惊。北京已委派邓朴方手下的 干将之一(任残疾人基金会秘书长)、中共远老人物林伯渠的儿子林用三，出任内蒙 古政府副主席，以利及时监测分离动向。 北京的消息来源说，中共已计划在近期召开大规模的全国少数民族工作会议，讨 论和强化少数民族分离运动的应变之策。高层要求各级干部消除“中国少数民族不 会出大乱子”的“麻痹思想”，“防止少数民族骚乱，引发全国局势动荡”。中央 组织部门正酝酿在十四大会议上增加一名专责少数民族工作的政治局委员。 社会治安威胁最大 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封杀了民主运动的空间，没有了异议的声音，似乎有利 于中共控制局势。其实不然。今日对社会秩序造成冲击的不是政治的反对运动，而 是日益恶化的社会治安。中共成立了所谓综合治理委员会，又在九一年之内数次召 开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十一月更举行了十四年来最大规模的“全国公安会议”(政 法系统首脑均参加)。江泽民亲自到会讲话，提醒公安机关对国际敌对势力“和平演 变”的企图要“保持清醒头脑”，决不能“丧失警惕”，但也“不要草木皆兵”。 李鹏要求公安机关“坚决打击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 中共反复重申要把可能发生的闹事处置在“萌芽状态”，必须继续把“维护稳定 ”作为压倒一切的大局，继续进行“严打”，并且把“集中打击”与“专项斗争” 、“日常工作”结合起来，确定以“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作为原则。 全国公安干警已由一九七八年的四十万发展到九０年的八十万，此外还有武警六 十万人，并且计划进一步增加警察阵营，同时对全体警员实施包括防暴课程在内的 教育训练。以往中共公安人员主要坐在办公室等人报案，虽然号称“警察王国”， 街上却难以见到巡警。中共已准备改变这种状态，试图在九二年至九三年间于主要 城市建立巡警制度，把主要警力提到街面，提高在动态环境下对城市治安的控制能 力。 另外，有关方面正拟定、讨论《警察法》，以取代一九五七年颁布的《人民警察 条例》。国家建立统一的警察体制，实行“警阶制”，解决公安干警的级别升迁问 题。消息来源透露，为了加强对警察的内部监管，高层正酝酿建立督察制度，设立 各级督察长。 早在九一年三月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公安部副部长俞雷就透露，九０年共发 生刑事案件二百二十一万多起，并预言九一年形势更为严峻。虽然现在尚未获知九 一年的案发数量，但中共已承认全国刑事立案率比前几年同期均有上升，且呈现五 大特点：一是团伙犯罪增多，这些团伙在铁路交通线上进行抢劫、盗窃，形成所谓 “车匪路霸”。结伙走私、拐卖人口更是愈演愈烈。二是暴力犯罪增多，抢劫银行 、商店、出租汽车的案件时有发生。三是盗窃案件大增。在九一年的刑事案件中， 盗窃案件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据《法制日报》透露，在河南泌阳县，为了防盗， 有关部门为二十四万头大牲畜也核发了“身份证”。“身份证”“牲畜管理卡”上 填写了他们主人的姓名，以及他们的种类、毛色、性别、年龄等等，以免大牲畜遭 遇“拐卖”之忧。四是集体闹事和宗教械斗事件严重，一些地区甚至围攻公安、法 院、工商税务所人员。五是卖淫嫖娼、贩毒吸毒、拐卖妇女儿童等“六害”危害甚 烈。全国建立了一百零三个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所和戒毒所。现在中国人吸食毒 品，除传统的鸦片以外，吗啡、海洛因、大麻等正在猛增，注射毒品的人数也逐年 激增，鸦片经过稀释后甚至也用来注射。更严重的是：年轻吸毒者成为了吸毒主体 ，引发了社会治安的恶化。 地下帮会迅猛发展 中共似乎仍忌用“黑社会”一词，而是以“犯罪团伙”来代替“黑社会组织”的 称呼。事实上，近年帮会组织迅猛发展，无孔不入，遍及各行各业，令当局恐慌不 已。从八九年至九一年，中共警方将扑黑行动作为打击犯罪活动中的重点中的重点 ，虽破获了几宗大案，却无法遏止黑社会熊熊蔓延之势。 据内部资料显示，早在八九年五月，青岛劳山突然出现三百多名“求道学武”的 青少年。实则这三百多人是大陆各地帮会派到劳山聚会的代表。当然，更多的黑帮 各有各的地盘，有各自的帮规与暗语，并未形成全国性联盟。其中“十星帮”成员 最多，遍布全国。地方上较成规模的帮会，东北有“真龙帮”、山东有“海泉帮” 、河北有“致日帮”、江西有“卧虎帮”、上海有“卧虎帮”等等。帮会成员以青 年为主，中学生参加者亦众，他们运用诡秘方式，逃避警方查缉，控制指挥社会上 各种犯罪行动。 农村黑社会远比城市严重。据大陆司法系统罪案研究部门人士透露，结盟入伙的 农村青年占总数的三成!不少人入伙后便横行乡里，寻衅滋事，偷鸡摸狗，聚众斗殴 ，比中共乡镇干部的气焰还要高。农村青年热衷于结盟，多数是为了拉关系，以便 有朝一日自己有难时有所依靠。 中共警方已组织人力专案调查各地黑社会发展情况，研究应变之道。与此同时， 公安局成立专门扑黑机构，派出卧底打入黑社会组织内部，掌握内情。九一年年中 ，由公安部牵头，河北、黑龙江、吉林、山东、辽宁、北京、天津七省市及铁道部 、监察部等部门协作配合，在河北保定地区高阳县破获一个特大黑社会组织，缉捕 主要成员六十多人，但还有数十人漏网潜逃。这是大陆四十年来发现规模最大的黑 社会组织。该黑社会组织跨省区勾结组合演变而成，由吉林和黑龙江两股流窜势力 在作案中结识，以东北藉为链条，形成跨省籍的集团，每流入一地，又与当地犯罪 集团纠合，内外勾结，如同滚雪球，一路做案，一路纠合。其组织结构越来越复杂 庞大，人员越来越多。该组织已初步形成职业化及复合型，以劳改释放犯、解除劳 教犯、在逃犯等有前科劣迹的歹徒为骨干核心，惯作大案，组织严密，有先进的交 通、通讯工具及一大批枪枝弹药匕首等武器。他们由盗窃开始，继而发展为抢劫、 杀人、赌博、吸毒、嫖娼五毒俱全，并曾受雇于人派出杀手作案。 与此同时，广西公安部门在柳州地区破获了一个拥有枪械及数十名成员的政治性 “地下帮会”--“青龙帮”。该帮吸收成员的条件是，凡祖辈、父辈为匪或五十年 代初被政府镇压者的亲属，或本人曾受过当局惩罚判刑者，均可参加。成员必须对 共产党有刻骨仇恨，其口号是“报仇雪恨”，行动目标是中共党员、乡村干部及社 会治安积极分子。据后来侦察证实，当地党政部门近百名党员和干部被列入了他们 的黑名单，准备逐个进行杀戳复仇，并择日子大开杀戒，举行反共暴动。所有成员 均以颈挂一条镀金小龙为帮记，身上纹龙，两手臂分别刺上“忍无可忍”、“诛杀 仇人”、“血”等字样及绘图。 “国情”是中共法统来源? 社会治安固然每况愈下，黑社会固然迅猛发展，但最使中共担心的，是它自己丧 失了统治法统。只要掌握军队，掌握警察，黑社会组织时下还难以成大气候。然而 ，如果没有了统治的合法性，政权就难以生存。 中共太子党最近的一份所谓“太子党纲领”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 性，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二是毛泽东倡 导的“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一个合法性来源有丧 失的危险，此刻如果我们一味坚持过分僵硬的意识形态，其结果反会使激进主义显 得合理，加剧右派夺权。这份文件于是提出：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对第二个合法性 来源进行创造性的再解释。而其侧重点应放在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再解释上，即强调 中国的大国穷国特征，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紧缺的特征，中国百年分裂、备受外强 欺侮的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特色说”、“国情说”也是邓小平、陈云常挂在嘴边的，“太子党”只不过说 得赤裸裸一些。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北京宣布正式成立“中国国情研究会”， 新华社的报导说是根据邓小平、陈云、江泽民等党国领导人关于加强国情教育和研 究，进行爱国主义及社会主义教育的精神成立的，可见来头不小。 若大的中国确实有很多与其它国家不同的情况，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行事，是政 治家必须作的。然而，“太子党”们的“纲领”，尤其是国情研究会成立的宗旨， “泄露了天机”。宗旨说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研究国情，即坚持走 此路不通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这四项原则，还谈什么国情?近年，中共处处、口 口、声声抬出“国情论”，甚至对人权、法律、市场经济等共通规律和标准，亦以 “国情”加以抗拒，这与坚持僵硬的意识形态(“太子党”称的第一个合法性来源) 又有什么区别呢?当然，我们现在还难以判断这个“国情研究会”掌握在中共党内哪 股势力掌握之中，只知道这个机构负有协助高层决定及宣传功能。 权位争夺：随时引发崩溃 中共历史变革，大体而言，是自人事而非制度开始的。中共内部的意识形态之争 ，路线之争，实际上是由于权位之争引发的。所以说，中共的人事变动，并不是以 理性安排和会议日子为依归，而是主要考虑到党内各种势力的平衡和妥协。 观察家注意到，“六四”之后，中共对人事变动的处理是极其审慎。一方面，中 共害怕再次提升政治自由化人士；其次，中共又希望尽量避免内部的尖锐摩擦。九 一年中共高层只进行了有限的人事变动，八中全会仅递补了一名名不经传的中央委 员。这么长时间在人事问题上犹豫不决，只能显示党内意见纷纷，无法达成共识。 但高层权位的调整，势必在今年基本完成，围绕“十四大”不可避免会出现人事纷 争。 九一年在人事上能稳住阵脚，当然是因为元老人物尤其是邓小平、陈云的躯壳还 在。但是，生理的规律是无法用枪杆子抗拒的。当一个政权的生命系于几个随时都 可能归天的老人身上，谁能说这个政权没有随时崩溃的危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