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思想改造” ·胡 平· “思想改造”运动，无疑是人类历史上一件十分独特的事件。 “思想改造”，西方有人称为“洗脑”，我以为还是称为“人的驯化”更准确些 。从一个角度来看，共产党统治的兴衰史，就是人的驯化、逃避和反叛的历史。 一、思想改造即思想否定 思想改造，是指世界观的改造。所谓世界观，主要是指一套价值评判体系，也就 是认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进步”的、 什么是“反动”的。如此等等。 当你承认你必须彻底改造思想时，这就意味着，你承认你认为是对的东西其实是 错的，而你认为是错的东西其实是对的。 问题在于：如果你已经知道你认为是对的其实是错的、你认为是错的其实是对的 ，那就表明你的思想已经改造，因而你就用不着再思想改造。反过来，如果你还不 知道对的是错的、错的是对的，你就不会感到有思想改造的必要，你就不会去思想 改造。无论是上述哪一种情况，作为一种思想过程，作为一种思想状态，思想改造 似乎都是不存在的，因为它本身就象是自相矛盾。 记得在“文革”初期，“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风行一时。我当时就很不赞成 。尔后读到遇罗克的《出身论》，深表共鸣。我把《出身论》给了另一位也是“出 身不好”的很聪明的同学看。殊不料他读完后立即对我说：“这是大毒草!”若干年 后，他向我解释了他当年的心态。他说：“其实在当时，我对那个口号很反感。遇 罗克的文章写得那么严谨透彻，我读了也觉得十分有理。可是在那时，我总觉得自 己的世界观是有问题的，自己的思想、感情、立场都是有问题的。我想，我觉得对 的事情，大概一定是错的。正因为我心里认为《出身论》很对，所以我就说它错了 。” 这位同学的案例，也许偏于极端。然而这种极端不过是把一种普遍的倾向充分发 展，因而它正好把一般人共有的朦胧感受突现无遗。共产党说得不错，思想改造的 关键是转变立场。这就是要你站在和自己正相反对的角度看问题，也就是要你自觉 地反对自己。简言之，改造自己的思想就意味着反对自己的思想，否定自己的思想 。 二、思想改造不同于思想发展 思想改造不同于正常的思想发展或思想演变。 毛泽东曾经现身说法，谈起他过去如何嫌工农大众“脏”和“臭”，而后认识到 唯有工农大众才“最干净”、“最香”。以此为例，毛泽东说明人人都需要思想改 造。但是，应当注意到，毛泽东们当年的思想改造，其实并不是思想改造，而是思 想发展或思想演变，那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思想过程，事先并没有一套预定的结论。 在整个思想发展过程中，一个人的各种具体观点可能有重大的改变，但他始终是以 自己的是非为是非，他始终没有否定过自己的思考能力。思想改造却相反。所谓思 想改造，要求一个人从一开始就承认其原有的思想是错的，从一开始就承认某一套 其尚不具有的思想是对的。它要求以别人的是非为是非，否定思想的独立性和自主 性，因此正好是思想发展的反面。 三、思想改造与道德修养貌似神离 思想改造也不同于个人的道德修养。 首先，思想改造主要不是指个人道德品质的提高而是指政治观念的转变。和传统 文化把政治道德化相反，共产党是把道德政治化。假如说在儒家学说看来，一个人 倘在道德上是高尚的，他在政治上就会是正确的；那么共产党的理论则正好反了过 来。按照共产党的逻辑，一个人只有在政治上是正确的，他在道德上才可能是高尚 的。象雷锋、焦裕禄这种“共产主义战士”的典型，固然也因其具有助人为乐、任 劳任怨等普遍公认的美好品质而博得一般人的感佩，但共产党却是把这些美好品质 统统挂在“听毛主席的话”、“忠于革命忠于党”这类政治原则的帐下。与此相反 ，象刘宾雁《第二种忠诚》里的陈忠信一类人物，除了略有不同政见之外，其余处 处都堪称活雷锋；但仅仅因为这点不同政见，共产党就视之为“阶级敌人”，连带 着也全盘否认了他们在个人道德上的一切优秀表现。这和古人很不相同。在古代中 国，人们有时对于政治上敌对营垒中品行高尚之士还是很能够表示赞赏的，如忽必 烈之敬重文天祥。共产党那里向无此等好事。如果共产党认定你在政治上“反动” ，你越是在个人道德操守上杰出，它只会越恨你、越整你、越骂你。起码不会因此 而尊重你。 其次，儒家倡导的个人修身和基督徒奉行的心性训练，其要旨都不外是发扬人心 中的善性以克服恶念。即便他们对于善、恶的定义有点偏颇，但有一点总是清楚的 ，那就是他们都肯定了一个人心中固有的善恶标准。共产党的理论都是要否定这个 天赋的善恶标准。它要你承认你心目中的善并不是善而恶也并不是恶。它要你接受 另一套与之不同的善恶标准。其实，改造思想主要就是指改造价值观。儒家、基督 教都很讲良心；而共产党的哲学则干脆否认良心，它使良心一词带上了某种“资产 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可疑色彩。一个人对儒家道德修养学说信奉到走火入魔 的地步，譬如海瑞，有可能做出许多不近情理的怪事；但倘若一个人对共产党的思 想改造理论信奉到走火入魔的地步，则有可能做出一系列反乎情理、乃至伤天害理 的罪恶。 从表面上看，思想改造很有些象道德修养。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既然热衷于提 简单的口号，又擅长于改换名词的定义。象“破私立公”、“斗私批修”一类说法 ，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道德家和宗教家们要求人们去除私欲的主张。金观涛和刘青峰 认为，共产党的思想改造理论是一种“儒家化的马克思主义”，它诉诸于儒家文化 中知识分子的道德反省传统。也许，确有一批知识分子是以这种态度对待思想改造 的。但可惜那是一个严重的误会。凡是把思想改造当成个人道德修养工夫来做的人 ，无一不在现实中屡屡碰壁。如前所言，共产党的思想改造一是强调政治立场、政 治观念的改变，二是否定人类普遍的内在道德感，所以它和道德修养是貌似而神离 。这就是为什么具有强烈道德反省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共产党的思想改造运动 中间总是扦格难入、动辄得咎、费力而不讨好的根本原因。 四、思想改造的现实政治功能 思想改造，并非如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只是为了一种抽象的、理想化的目的：造 就“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共产主义新人”。它首先具有一个更直接、更具体、 更现实的目的，那就是造成人们对共产党专制政权的认同和效忠。 马克斯·韦伯指出：国家政权意味着垄断的、合法或曰正当的暴力。这就是说， 一个政权若要存在下去，它不单要掌握垄断性的暴力工具去压制人们的反叛行为， 而且还需要为自己的存在找出一套证明其为合法或曰正当的理论依据去否定人们的 反叛意识。 共产党有一套独特的理论或哲学。按照共产党自家的理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是人类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实现--这就否定了传统的“天意”概念而又同时扮演了 往昔“天意”所扮演的功能；共产党是人类最先进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伍-- 这就在表面上肯定了平民意识而又自我加冕高人一等；共产党代表了全体人民的愿 望和利益、无产阶级专政体现了最高最大的民主--这就偷换了民主概念而一劳永逸 地占有了“民意”。所以，共产党政权就不象同时代的那些其它形式的权威主义政 体，后者搞起专制来总是心虚气短、半途而废，防守犹嫌不足，何有雄心进取?共产 党搞起专制来没有那种外惭清议、内愧神明的心理负担，共产党搞起专制来是理直 气壮，自以为天经地义，因此常常是咄咄逼人。原因就在于它自己给了自己一套自 我证明的绝对的合法性依据。 可惜的是，为了使共产党的这套理论起到论证权合法性的作用，光是共产党领导 人自己相信是不行的--其实也是不必的，关键是要全国的老百姓、首先是知识分子 相信才行。于是就有了持续不断的用马克思主义武装(或曰改造)全国人民的思想改 造运动。 五、从“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到“和党中央保持一致”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 共产党的理论既是一种理论，难免没有人言人殊的通病。信奉共产党的哲学只是 认同和效忠共产党政权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如果你对这套理论的理解和领袖 不一样，你照旧有可能去批评、乃至反对那个实存的共产党政权。思想改造的真正 目的决不是要把大家都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 者内部不同观点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平息过。这对于作为一种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而言 是极正常的，但它对于作为一种为现政权论证其合法性即正当性的东西而言就是极 不正常的了。所以，思想改造运动，从它所标榜的那个似乎有些理想化的、复杂的 、包含有内在歧义性的“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这一神圣目的，必须直接兑现为高 度现实的、极为简单的、毫无争议余地的“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一政治要求。到 了这一步，我想，各种对思想改造的不幸误解--诸如误解为思想发展、误解为道德 修养、误解为造就马克思主义者以及等等--应该都可以澄清了。 六、四九年不是政治理念的胜利 假如思想改造运动果然如此荒唐(果然如此)，那么它何以竟能发生?难道不正是我 们自己，当年极为真诚地进行思想改造吗?现今人们一谈到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 时，一言以蔽之曰“狂热”。可是这两个字实在说明不了多少东西。 这就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流行到共产党革命在中国大陆的胜利谈起。当然 ，本节只能给出提纲式的说明。 从戊戎维新以来，古老的中国就一直怀着强烈的追求摩登(现代化)的冲动。这种 冲动很容易使一般人产生“唯新是从”的态度：新的就是好的，新的就是对的。中 国人抛弃了循环的或倒退的历史观而接受了进化的历史观。按照这种历史观，历史 运动被看作是人类成就的积累过程。当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被初次引入中国时， 就冠以“最新学说”之美称。很少人意识到那会是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摧残或否 定，多数人以为它是在保留以往的成果(这一点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基础上对现存社 会巨大缺陷予以有效治疗的、达到一个更美好状态的药方。 毫无疑问，十月革命在加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即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一个来自西方 而又反西方的理论，因而能同时满足一些中国人既要学习西方又要维持民族骄傲的 矛盾情结。列宁关于“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的观点迎合了一般后进民族希图 一举而居于历史前卫的急功近利愿望。共产党的建党学说提供了一套以大众为名的 精英组织理论，从表面上调和了精英与大众的裂痕。对科学效用的惊服导致了“科 学迷信”，也就是对科学的非科学态度，而马克思主义则自我标榜为科学的结晶。 马列主义既有繁难晦涩的庞大体系、又有简单明快的独断信条，这就为一些渴望行 动的知识分子又提供了必要的精神武装。一方面，马列主义肯定了一个与传统大同 社会相类似的关于完美社会的高度理想化目标，另一方面，它又肯定了一整套具有 马基雅维里风格的极为精明的斗争手段；这就使得人们可以在以苛刻的道德标准否 定现实社会的同时，又能够在自己的行为中罔顾最起码的道德约束。再加上民国以 来的内忧外患。部分知识分子的边际化。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不 少人对西方文明的破灭之感；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了全球性的左倾思潮泛滥。凡此 种种，便构成了马列主义在中国流行的诸般因素。 但是，有一点需要提醒，上述诸般因素的作用不宜夸大。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直 到一九四九年之前，中国知识分子，认同马列主义的依然只占很小的比例。在四十 年代，知识分子中不满现政权的人数急剧增加，但在政治上、思想上投身共产党的 仍然为数甚少。 共产党在四九年的胜利绝不是什么“历史的必然”，也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理念的胜利。第一，中共领导的那场革命，在很小的程度上是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 ，在较大的程度上是一场农民的革命。甚至中共自己也承认，四九年的革命只是“ 新民主主义革命”而非“社会主义革命”。第二，这场革命的胜利，主要是军事的 胜利，而不是政治理念的胜利。 七、关于启蒙与救亡 顺便谈一谈李泽厚先生关于近代史上启蒙与救亡双重奏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 近代中国面临着两个基本任务：启蒙与救亡。而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救亡的任 务更具迫切性和优先性，因而启蒙的任务就不可避免地一再被忽视、被压制(救亡压 倒启蒙)。这种观点一方面证明了共产党革命成功的历史必然性亦即合理性(依据黑 格尔或马克思，凡在历史上是必然的同时也就是合理的)；另一方面又暗示了以往的 共产党革命忽视了启蒙工作，在救亡图存的任务已经解决的今天，我们应该重新展 开启蒙工作。 李泽厚的这个观点在政治上富于机智，在学术上却未必正确。首先，以救亡为由 压制启蒙，这本来是当年亲国民党的一派知识分子(钱瑞升等人)的主张。此主张既 遭到胡适一派的反对，国民党当局自己，起码是在表面上也表示拒绝。至于说共产 党压制启蒙，完全是出于它一贯的基本立场，决不是出于强调救亡的权宜之计。因 此，当共产党需要赢得人心抗击外敌时，它反而对启蒙要多少讲一点，而到了外患 消除、一统天下之后，它对启蒙的压制更是有恃无恐、变本加厉。李泽厚是在用国 民党一派人的逻辑来解释共产党。这当然不正确。 其次，整个近代史的事实证明，民族危机的强化，每每不是导致了压制启蒙的结 果，它倒是往往起到了刺激和促进启蒙的效用。甲午战败引出了戊戎变法，八国联 军逼出了慈禧的立宪改革，二十一条激起了五四运动，抗日战争的爆发促成了国共 两党对国内不同政见的包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简单：外敌当前，各派力量都 获得了要求广泛参与的堂皇借口，当政者对政治的垄断势必放松；外患严重，正好 证明内政不修，批评的声音，要求改革的声音自然就会加强。前些年，上海的《世 界经济导报》大谈特谈所谓“开除球籍”的问题，力图把一个经济落后的问题变成 一个民族独立生存危机的问题，其目的、其效果都不是压制自由化而是为自由化推 波助澜。此一事倒更能证明二者之实际关系。 回到上节提出的问题上来。我要强调的是，共产党革命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 制度即极权制度，但四九年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所谓社会主义理念即极权统治理念的 胜利。共产党声称四九年的胜利表明了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这并非事实 。其实这一点共产党自己知道得最清楚。共产党深知它的权力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 而不是靠自由投票选出来的。如果说当初确有不少人满怀希望地支持它，那部分地 是出于对原国民党政权的反感，部分地是出于对所谓新民主主义纲领的认可，很少 是出于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拥戴--如果有，其中又多半是出于对这个制度真正性质的 无知。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在夺取政权后不久，马上就展开思想改造运动。 八、关于“不理解而信从” 如前所说，四九年的胜利，本来只是在很有限的意义上才是共产党政治理念的胜 利。但共产党却在这个胜利上做足了文章。毛泽东以历史的终审裁判的姿态说出了 这样的话：一切别的主张都试过了，都失败了，只有马克思主义，只有共产党领导 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成功。共产党以成功为根据，证明自己的正确；进而以正确 为理由，要求人民的信从。这就构成了推行思想改造运动的一个前提。 严格地说，这个前提本身并不那么可靠。夺权的成功不等于理念的成功；纵然是 理念的成功，也并不等于理念必定正确。历史上有的是正确的东西遭受失败的事实 (俗话说，勿以成败论是非)。但是话虽如此，胜利者总是要比失败者更容易宣布自 己代表了正确，也确实更容易让人家相信自己代表了正确。那却是不奇怪的。 正象“迷信科学”一样，“迷信科学”的心理是来于对科学本身不理解的人们惊 服于科学的功用或效验。这就产生了所谓“不理解而信从”的态度。用侯宝林相声 里的话，迷信就是“迷迷糊糊地信了”。基于同样的道理，那些原来不懂或不信马 列的人们，由于目睹到共产党革命的巨大成功，也会产生类似的“不理解而信从” 的态度。这就使他们认可了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人类认识的一般过程是“通过理解而信从”。因此乍一看去，“不理解而信从” 就是自相矛盾，就是不可能。其实不尽然。我在前面指出，思想改造意味着你承认 你的思想是错的--虽然你并不知道它为什么是错的，承认别人的思想是对的--虽然 你也并不知道它为什么是对的。这看来十分荒唐，但并非不可能。如果你发现自己 的思想碰了壁，而别人的思想成了功，你就很可能产生上述想法。这样一来，你就 对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认识能力都发生了动摇。一事当前，当你的想法和别人不一 样时，你很可能马上就怀疑是不是自己错了。 九、真是“心悦诚服”吗? 我们一向被告知说，在五十年代初期，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确是心悦诚服。不过 ，我们也越来越多地听到不同的陈述。一位北京大学的教授谈到当年他和市民一道 欢迎解放军进城时，其实心底里很有几分不安。刘宾雁则回忆说，当年他听到“解 放”的消息后，内心并不如预期般的兴奋。这些陈述是否准确呢?不错，人在回顾往 昔的心理感受时，常常会打下现时心情的投影，因而可能在无意中歪曲当初的实际 情绪。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有时候，事过境迁，人们反而能更清楚地看到那些在当 时未曾言明或被有意无意压抑下的某种情感。所以，我更倾向于相信这些不同的陈 述。我们即便承认，在五十年代初期，中共的政绩颇为可观，但倘说那时的知识分 子便是一味拥戴，连心里都没有半点疑惑和异议，则肯定是不可能的。 孔子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这显然是把政治、把批评都看得简单了。 有人说，文人天生就是反现状的。话是过份了点。但恐怕倒有更多的真理。问题在 于，没有一种政治能够真正完美到别人无可批评的地步。伟大如华盛顿、杰弗逊者 ，当政时尚免不了饱受抨击。以土地改革运动为例。如果你赞成让贫苦农民分得工 地，你是否也赞成对地主富农进行残酷打击?即便你赞成对地主富农残酷打击，你难 道一点不知道有多少老实能干的农民被错划了成分而误遭无妾之灾?因此，以社会的 耳目或良心自居的知识分子，无论如何也不会闲到光知道唱赞歌的地步。 当然，在五十年代初期，一般知识分子对新政权表示真心拥护而不去批评，有知 识分子自身的某种考虑。 第一，受传统文化影响，有些知识分子进行批评往往是基于“为主分忧”和“为 民请命”的角度。当统治者励精图志、当普通民众的生活日见改善时，他们似乎就 失去了批评的立场。毕竟，在当时，坚持自由主义原则，坚持个人基本人权的知识 分子并不多。 第二，不少知识分子大概接受了共产党的一套说词，比如“要分清主流和支流” 啦，“要分清延安和西安”啦，“一场大的革命运动难免不产生某些偏差”啦，等 等。这就使得他们对当年共产党的过错抱一种理解、体谅的态度。 但是，上述考虑，纵然普遍存在，它们充其量会减弱批评，决不会使批评之声绝 迹。再说，自近代以来，中国的文人中一向不乏以批评家自命，为批评而批评的人 物，何以到了中共治下，个个都变得如此识大体、如此“负责任”了呢? 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从中共掌权伊始，知识分子就感觉到了一种强大的 压力。 十、无形的压力 这种压力包括好几个层次。 首先，一个靠武力获胜的、庞大的独占性权力，本身就令人生畏。面对着这样一 种权力，人们本能地感到得罪它不起，因而几乎是下意识地会向它靠拢。 其次，不论是七实三虚还是七虚三实，在早期，共产党总是显示出它赢得了一个 相当多数的民众的支持。这个巨大的多数本身就具有威慑力。我们知道，甚至在民 主制下，个人权利虽有保障，但当其社会出现一个巨大的多数时，即便它不对少数 实行任何暴力手段，那剩下的少数也可能会产生被压迫感，因此往往会对之采取迎 合、顺从的态度。 其实，单单是根据上述两条，就足以使一般人对共产党不敢妄加非议了。然而， 一般人又都有把自己行为加以合理化的习惯。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用以证明共产党 确实英明伟大的事实材料就会灵活地涌上心头，各种为共产党的过错进行开脱辩解 的论据就会自动地浮现脑海，而我们的眼睛，在那些可能会扰乱我们内心安宁的现 象面前，则会知趣地闭上。最后，我们终于说服了自己：我们对共产党的确是心悦 诚服；我们之所以没有批评它，实在是因为它没的可批评。 岂止我们知识分子又是如此。在我们视为属于那个“多数”的工农大众中间，许 多人还不是和我们一样?只不过在他们眼里，“我们”、即知识分子成了构成那个“ 多数”的一部分。亿万农民载歌载舞地走向合作化、加入人民公社，和我们知识分 子竟先恐后地向党交心、和工商业者敲锣打鼓地欢庆公私合营、国有化，其间复杂 暧昧、幽深微妙的心理活动，究竟又有多大区别? 十一、从“杀鸡吓猴”到“杀猴吓猴” 显然，在共产党统治下，压力并不都是无形的。从一开始，共产党就用毫不含糊 的语言告诉人们：反对它将意味着什么。 不谈国共内战，不谈延安整风。我们只说四九年之后。单单是土改和镇反，就已 经造成了史无前例的政治迫害。当然是政治迫害，因为受害者绝大多数都没有从事 反对新政权的任何行动。其中包括了大量的知识分子，所以毛泽东才宣布镇反比焚 书坑儒要厉害一百倍。我把这一类迫害称为“杀鸡吓猴”，因为其受害者，从理论 上讲，都是那些按照其身份而被归入“敌人”的一批人。那横竖在表面上还是和其 他人、其他知识分子有一种可以外在判明的界限。但是它所造成的恐怖效应，无疑 是强烈地施加到各种人的心灵。在杨绛女士的小说《洗澡》中，我们可以读到若干 知识分子面临思想改造时的窘态，许多人是那么急切地向共产党乞怜讨好，并往往 不惜对自己横加诬蔑。他们这样做，绝大多数不是为了向上爬，只是唯恐往下掉。 因为往下掉实在太可怕、也太容易了。在江文先生的小说《浪淘沙》里，我们可以 了解到，在五七年“鸣放”期间，不少人的批评意见，就是针对着此前的数次运动 、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这些批评意见直到“鸣放”期间才被公开提出，可见 在此之前一般人的恐惧有多么深刻。其实，所谓“鸣放”过程本身就十分说明问题 。起初是鸦雀无声，以致于当局必须反复动员鼓励，尔后才有一些胆大的、或地位 较高的人开始公开批评。这便足以证明五十年代初期知识界的“一致拥护”是多么 的虚假。这就是“杀鸡吓猴”造成的效应。 在”杀鸡吓猴”之后不久，共产党又直接开始了“杀猴吓猴”。批胡风运动肇其 瑞，“反右”是其第一次高潮。从这时起，“人民”和“敌人”之间已经失去了任 何外在的判别标准。每一个人，随时都有可能在一夜之间由“人民”变成“敌人” 。“身份罪”扩大到了“思想罪”。再加上没有任何象样的司法程序，定罪一般都 是十分武断、十分任意的；而惩罚的残酷性，也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最初想象。于是 ，恐怖就成了“新中国”政治舞台上唯一持续不变的背景。这也是所谓思想改造运 动的最基本的组成因素。 十二、单一价值标准体系：观念与结构 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一整套单一的价值标准体系。这个体系包括两个方向 ，唯一的一套意识形态和高度集权的社会结构。二者相辅相成。马克思主义被奉为 唯一正确的思想，其它思想无不受到批判；政府成了全国人民唯一的老板，不是“ 不劳动者不得食”，而是“不听话者不得食”。在这个单一价值标准体系的背后的 支持则是暴力。 没有暴力，也就是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那个单一的价值标准体系，即便不会 立即倒塌，起码也做不到控制一切。统治者当然可以有自己的一套思想理论，他们 也当然可以去批评各种他们不赞成的思想理论。但是在共产党那里，“批判”的实 际含义是“禁止”、是“镇压”。这才造成了其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政府成了唯 一的老板，但如果它不去制止别人自谋生路，它也不可能造成对一切人的命运的支 配。近年来出现的“个体户”就并非受雇于政府。毛泽东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的比喻，要求知识分子必须依赖于新政权。其实，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一向具有 较多的独立性。即使在古代中国，知识分子也常常可以在政府的直接控制之外生存 。除了入朝为官或是受职于政府的文化机构外，过去的知识分子起码可以办私塾、 办私人书院。也可以靠卖文卖画维生。科场失意的词人柳永说得很明白：“我不求 人富贵，人需求我文章”。自得之意，溢于言表。公有制的真正可怕之处不在于它 的垄断，而在于它维持垄断的暴力。六四以后，大批民运人士被开除公职。但他们 的日子大都要比当年“反右”或“文革”期间遭受同等惩罚的人好过得多。因为他 们好歹还可以做生意，干个体户。说到底，那只是表明了今日之中共当局已经不再 禁止别人自谋生路而已。就这点而言，共产党依然还比不上过去的皇帝。不妨想一 想，如果这些被敲掉铁饭碗的知识分子们可以办私塾、办私人书院，即使他们讲授 的内容被规定不得含有“谋反逆上”的东西，其境遇又将会如何? 十三、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 不少人批评说，由于共产党轻视知识分子，所以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十分 低下。这是对一个正确的批评的不正确的表述，而这种不准确多少反映了人们对单 一价值标准体系的实际内涵缺乏透彻的了解，故此处须略加提及。 还在八０年北京大学竞选活动中，杨百揆同学就提出了“知识分子是最先进的社 会力量”这一观点。后来更有人提出知识分子不应是“老九”而应是“老大”的主 张。这些观点猛烈抨击了共产党、尤其是毛泽东贬低知识分子的评论，因而值得赞 赏。不过严格说来，这些观点也有不妥之处。 首先，在一个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地位如何，主要并不取决于它在执政者心目中 的价值序列上处于第几等重要。除非执政者能够造成这样一种社会结构，从而使得 他们不喜欢的那类人处于劣势地位；又除非他们能够用强力压制那些人的不满与表 现。否则，单单是执政者们自己的好恶，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其次，在一个真正自 由民主的社会中，各种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很难说哪种人就格外重要或 不重要。我们要抛弃的是一整套从政治上确定某一部分人应列第几位的荒唐习惯， 而不只是改动它的既有次序。 其实，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和他们在官方理论中所排名次倒没有多少关系 。毕竟，“臭老九”之称从未见之于中共正式文件。不错，工人、贫下中农一向被 摆在前头，但他们的境遇果真就高人一头吗?要说“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这块 金字招牌，也许对他们的子女倒还能带来一点小小的好处，但那也只是面临着入学 、提干、入团、入党等为数不多的升迁机会而又须是和“黑五类”与“臭老九”的 子女们相比较之下才略有意义。对于绝大多数工农、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那些“领 导阶级”、“依靠力量”一类的头衔，不过是空话罢了。有时，情形刚好是相反的 。譬如说，从来只有“犯错误”的知识分子被贬去当工人、当农民，决没有工人或 农民因为“犯了错误”去罚做知识分子工作的。可见一般工人，更不用说一般农民 ，其处境决不是更优越些。所谓“手捏锄头把，犯法也不大”，不意味着当农民在 政治上保险，那只是由于专制者对农民缺少多种层次的惩罚手段--你无法把农民再 进一步“下放劳动”，除非是进劳改营。我们知道，被打倒的刘少奇曾经有过请求 回乡当农民而终不可得的悲哀，但那当然不表明共产党高级干部的社会地位比一般 农民还低。正如在权力斗争中，牺牲者多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因为他们比其它人拥 有更多的权力；同样，在观念形态的斗争中，牺牲者多为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比其 它人拥有更多的思想和观念。 共产党专制是观念的专制。因此，各种不同的观念，尤其是那个产生各种不同观 念的独立思考精神，便构成了足以从根本上瓦解这种专制的天敌。事实上，专制者 是猜忌和敌视一切有思想的人，不论他们是何种身份。如果说他们确实对受过较多 教育的人更猜忌，那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人更容易产生独立的见解；如果说他们每 每把反自由化一类运动的重点是放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那是因为这些单位 更容易成为不同思想的形成地和集散地。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