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高层权贵是如何更替的? ·穗 生· 一、引 言 在中共现存政治体制和社会条件下，什么类型的政治家可能进入中央政权最高领 导层?为什么有些政治家可以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稳坐权力中心的位置?而另一些政治 家则连捧都捧不起来，只能成为过渡性人物?在当前的政治格局中，人们普遍关注的 问题还有：邓小平百年之后将会有些什么样的政治家成为新一轮争夺继承权斗争中 的主角?什么类型的政治家有可能成为中共政权的新的“掌门人”? 政治科学不是相术，政治学家也不是算命先生，没有人能够准确地回答这类问题 ，顶多只能根据事实和逻辑推论出一些可能性。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共现政权结构下 进入高层权力的管道和条件的事实分析，对上述问题的可能答案进行一些初步探讨 。 二、变革型与事务型领袖的交替 在一部研究政治领袖及领导风格的学术著作中，伯恩斯将当今世界的政治领袖分 为两大类型。一类他称之为变革型领袖。伯恩斯认为，变革型领袖关注的是政治和 社会的价值观及其目标。他们通过领导过程教育其追随者，改变并塑造他们的价值 观和道义观。这些领袖的政治活动过程是改变世界的过程。事务型领袖则与此不同 。这些领袖所关注的主要是如何维持现存制度和社会政治稳定，并设法以满足追随 者具体愿望的方式获取并保住个人的权力和目标。 中共政权建立之初的第一代领袖中，变革型领袖显然不少。毛泽东即是其中最具 代表性的人物。他的领导权威具有韦伯所说的魅力型特点。变革中国社会乃至于整 个世界，成了他所领导的革命的终极目标。为此目标，他不惜发动荒谬的“大跃进 ”和“文化大革命”，以乌托邦的形式将农民组织进入“人民公社”。毛泽东思想 更成了中共官方意识形态，以此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和行动。作为变革型领袖，毛 泽东的中共政权在大陆三十年的统治，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变革了中国大陆人民极其 官吏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尽管其政治和经济后果是灾难性的。 毛泽东去世之后，邓小平作为第一代革命领袖之一，仍然具有变革型领袖的一些 特征。正是他开始并领导了中国的十年经济改革，尽管他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改革目 标，更没有终极的价值观念和道义体系。他发动和领导的这场变革也以“六四”惨 案划上了一个句号。 在邓小平领导的中共政权里，绝大多数政治领导人都属于事务型领袖。尽管赵紫 阳、胡耀邦、乃至于胡启立、田纪云、万里等改革派领袖，以改革为己任，但是“ 改革”只是他们的“工作”，而不是“使命”。今日仍在台上的所谓“改革派”领 袖李瑞环、江泽民等人便是以保全官位为首要任务。所有这些政治领袖都没有系统 的价值观和道义观。他们的政治活动以维持现存政治制度为基本出发点，社会的稳 定是他们的首要任务。这些事务型领袖之中没有任何一位曾有过像毛泽东那样的总 体变革观念，也没有毛泽东那样的社会动员能力。他们与民众的关系也不再是导师 与追随者的关系，而是现实的利益关系。这些领袖完成具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 务的管理工作，允诺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稳定，以此作为自身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之 一。 三、三大权力管道 我们可以用革命与后革命时期的转变来解释中共政治领袖类型的替换，但这种解 释显得太粗略，难以回答为什么有些政治家能够在不同时期维持权力地位，而有些 后革命时代的官僚，诸如华国锋等人，仅仅成为过渡性政治人物。为了进一步探究 中共权力结构的变化，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解剖分析在中共现存政治机器内部的进身 管道。 从中共政权建立以后这数十年的历史看，中共上层政治领袖的升迁管道主要有三 条。其一是军队指挥系统；其二是地方政权；其三是中央党政机关。这三条管道实 际上代表了中共政权的三大权力支柱。 军队是中共建立政权的最主要力量，同时也是中共维持政权的最后手段。无论是 在文化革命的混乱时期，还是经济改革进入死胡同后的八九民运中，都是军队的力 量恢复了中共政权的地位和社会的政治秩序。因此，军队指挥官与中共政权的关系 形同鱼水。麦克瑞迪斯由此认为“从未见过象中国军队这样彻底政治化的军队。” 正是军队在中共权力结构中的这种地位，使许多军队指挥官有机会跻身政坛，成为 政治明星。林彪、陈锡联、叶剑英等军队高级将领在文化革命中曾在政坛上出尽风 头，今日的杨尚昆亦属此例。 地方政府在中共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十分特殊。尽管中共建国以来一直强调中央集 权的大一统体制，但是从五十年代中期以来，却断断续续地出现了一个向地方分权 的趋向。这种分权趋向在十年经济改革中更成为一种时髦，最后形成了一个没有联 邦宪法的准联邦制体系。省市区拥有了自身独立的经济和财政资源使用和管理权， 尽管这种权力没有一部联邦制宪法加以保证。在这种事实独立的经济权力基础上， 地方政权逐渐处于一个可以与中央政权讨价还价的地位上，中央对地方所求亦日渐 增多。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权的一些领导人进入中央权力中心的机会也日益增加 。改革时期的主要领导人赵紫阳、万里都是直接从地方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的。今日 中共领导人江泽民、李瑞环亦是循此途径上升的。 中央党政机关也是进入中共核心领导层的重要管道之一。建国以来，中共政权出 现了一个官僚化发展的过程。无论是在党的系统中，还是在国务院系统中，官僚科 层的作用都在增大。在党的部门中，干部的任免和人事管理形成了独特的系统，意 识形态控制也成了一种“专业”。在政府机关中，中央计划经济使各经济部门自成 一个体系，庞大无比。失去了对这些党政“专业”领导机关的控制，中共政权一天 也无法生存。因此，从这些党政机关职务阶梯爬上来的专业官僚，成为中共最高权 力层中的重要角色。诸如乔石、姚依林、宋平、乃至于李鹏，都是这类中央官僚的 代表型领袖人物。 四、进入权力中心的三方面条件 如果说军队、地方和中央党政机关是进入最高权力核心的三大管道的话，接下来 的问题便是，什么样的人，运用什么样的谋略可以循着这样一些权力管道高升呢?换 言之，哪种类型的人可以运用这其中的哪条管道呢?各条管道之内上升的条件何在呢 ? 这些问题实际上可以归纳为政治家在中共现存政治制度条件下如何建立权力基础 以及确定各自升迁战略的问题。 纵观中共政权建立以来高层政治家的兴衰图，我们可以发现三方面条件对于政治 家的升降至关重要。第一方面条件是人事关系，或者如西方一些学者所说的派系关 系。政治家在中共权力结构中必须与一些具有相近利益和经历的同事建立良好的相 互提携关系。第二方面条件是具备坚实的权力基础，亦即以自己所领导的地区、部 门为据点，或者对于解决某些方面的重大问题具有独特能力，有时候与某个大人物 的特殊关系乃至于趋炎附势、溜须拍马也可以成为一种权力基础。第三方面条件是 机遇。这种机遇可以是遇到“伯乐”，被最高领导人慧眼相中，或自己依附的权势 者突然高升;也可能是某个大人物的去世为自己的仕途去除了障碍。 上述三方面条件用中国人的俗语来说便是“天时、地利、人和”。在中共政权现 存制度内，政治家都是根据这三方面条件来确定入仕进位的谋略的。只有那些既具 备这些条件又懂得如何运用这些条件的人才可能最终进入政治权力的顶峰。 五、个人关系网 上述三方面晋阶的条件在中共政坛上是缺一不可的。 先分析人事关系。中共权力核心中的所有成员几乎都有自己的个人关系网。黎安 友教授早在七十年代就对中共派系的形成及其特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的研 究发现，在中共最上层的数百名党政军领导人，都是毕生从事政治活动的职业革命 家，因而每个人周围都会形成一个随从依附关系网。每个领导人都要将自己网络中 的人安排到重要的党政军岗位上，以此巩固自身的权力地位。白鲁询的研究则发现 ，中国大陆政治中派戏关系存在的原因在于中共政治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他指出， “政治生活中显示的不确定性越大，人与人之间的一般不信任感就越大，寻求个人 隐秘和特殊关系的推动力就越大，因而形成派系的趋势就越强。” 在中共等级政治制度中，上、下级之间本身就有一种强烈的相互依存关系。关系 网中的各方都需要对方的保护和关照。因而，派系关系网实际上是那些处于等级制 度中的官员之间的一种相互提携渠道。上级提拔自己关系网中的追随者，被提拔者 反过来支持自己的上司。只有在这种关系网中的人才有晋升的机会。 但是，是否只要有了这种关系网就能够进入权力阶梯中而步步高升呢?显然不是。 只有当一个人属于得势的关系网中时，才有升迁的机会。以李瑞环的升迁为例，这 个原来为北京市第五建筑工程公司一位普通木工的政治家，文革前拉上万里、彭真 、胡耀邦的关系，开始他的政治生涯，文革中又通过与庄则栋的关系拉上了江青等 得势派的关系。文革后再以胡耀邦、万里、彭真等人的关系为台阶，终于进入最高 层。 然而，在时时变动的中共政局中，很难保证一个人能永远属于上升的派系。如果 一旦与一个失意的派系联在一起，这种派系关系不仅不能成为晋升条件，反而成了 一个包袱。因此，其它两方面条件显然不可或缺。 六、权力基础 中共政权中的每位政治家要想进入最高层，都必须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这个基 础盖面越广越稳固。兰普顿对中共文革期间升入政权核心内的六位党政军领导人的 研究发现，以中央党政官僚机构为据点是最佳的基础选择。根据目前中共高层政治 领导人的构成情况看，以地方政权为据点，也正在成为成功的中共政治领导人的选 择重点。 如果以中央党政机关关系为据点，成功的政治家通常来自于两类部门，一类是发 展扩张型部门，另一类来自受到最高政治领袖关注的核心部门。 所谓发展扩张型部门主要指新兴的工业部门。文化革命后期余秋里进入政治局与 他在石油工业中的领导地位关系极大。当时中国的石油工业正处于扩张期，几乎石 油工业中的所有高级领导人都进入了中央决策层，由此形成了一个所谓“石油帮” ，余秋里、康世恩作为这个帮的代表，直线上升进入最高层。近些年来新兴科技部 门正处于扩张期，邓小平之后也许会因此而出现一个以新兴科技部门为据点的政治 领袖群。 受到最高政治领袖关注的核心部门主要是党的组织控制或意识形态部门，最高领 导层的秘书部门(如中央办公厅)、政府里的综合计划部门等。在这些部门中的官员 最容易接触到最高政治领袖，并受到重视。胡乔木、邓力群、姚依林、宋平等都来 自于这些部门。 当然，并非所有以中央机关为据点的政治家都来自上述两大类部门，一个不处于 扩张期亦非来自核心部门的人，仍然有可能进入最高层，李鹏亦是一例。他是以水 电部长身份在一九八二年升任副总理的，不过也可以说，他的特殊身世使其部门背 景变得也特殊起来。 近些年来，尽管以中央党政机关为据点进入最上层权力核心仍然是一条通道，地 方政府的据点地位亦在提升。越来越多的中共最高层领导人来自于省市区的负责人 。 如果以地方为权力基础，哪些地区是最有力的选择呢?一般说来，三类地方最为重 要：第一类是富庶地区；第二类是经济大规模发展的地区；第三类是战略上重要的 地区。江浙等华东省区属第一类，新的经济特区及其沿海新兴工业区属第二类，东 北和四川等省区属第三类。这三类地区之所以可以成为权力据点，是因为政治领导 人可以在这里拥有中央所需而又无法完全控制的经济和政治资源。文化革命期间， 许世友、陈锡联等军队领导人就是因为其控制经济上极为重要的江浙和东北地区的 能力而晋入政治局的。赵紫阳、江泽民也都是由最富庶或最具战略意义的省份领导 升任中央领导的。即使没有离开地方，上海、北京等重要省市第一把手也常常兼任 着政治局委员职务，成为日后晋升的基础。 此外，在某方面具有特殊能力也可以做为权力基础，但仅仅以此显然太薄弱。例 如赵紫阳手下一些谋臣和干将，各自具有对经济改革政策制定的特殊才能，但却无 一能够进入最高层领导圈中。这些人在中共政治结构中，如无其它权力基础，很难 成为权力争夺战中的胜利者。 七、机遇 中共政权内的政治家具备了上述人事关系和权力基础的条件之后，还需要等待机 遇。人事关系和权力基础是内在的条件，这些条件是否能发挥作用，最后还要由机 遇来决定。一个人即使具有良好的个人关系网，与处于得势期的派系关系密切，并 且占据了中央党政核心机关或发展扩张部门的重要职位，具有某种特殊的政策才干 ，但如果他不能遇到发挥这些条件的机会，仍然难以出人头地。 对于中共政权来说，领导人物的死亡是一个重要的机会。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死亡 ，邓小平就永无出头之日。胡耀邦如果不死，江泽民也不一定能升任党的总书记职 务。邓小平死后，显然也将为一些人的晋升提供一个机会。 另一个机会是与最高领导人的相识，王兆国就是在邓小平视察武汉第二汽车制造 厂时得到机会与邓相识，并受到赏识的。如果他那几天不在厂里，或者邓小平那次 去武汉没有参观第二汽车制造厂，王兆国可能仍然只是一个大企业的领导人而非中 央书记处书记。胡锦涛也是因为五十年代在团中央工作时与胡耀邦相识。胡耀邦当 了党的总书记后去贵州省视察时，在省党校偶遇胡锦涛，从而为胡锦涛进入中央书 记处提供了机会。 当然，讨论这种机遇条件一定不能离开前两个条件，甚至机遇本身与前两个条件 有时根本无法区分。所以，晋入中共政权最高领导层的三方面条件必须作为相互关 联的整体来看。一个人的条件涵盖面越广，成功的机会就越大。 八、结 语 我们可以预期邓小平之后的中共政治领袖将会以事务型领袖为主体。对于这些领 袖来说，稳固其权力及其维持社会安定的最有效方式是作好他们的工作，即保证经 济持续稳定发展，人民生活逐步得到保障。然而，在中共政治体制之内，要想做好 这种工作又非易事。在这种状况下，事务型政治领袖可能就会难以胜任了。变革型 领袖也许会重新出现。 此外，在中国社会文化传统中，领导者应该成为民众的老师，能有广阔的视野， 博大的胸怀和全面的知识，这种预期与当今中共政治领袖的实际构成显然相冲突。 在没有民主选举制度的条件下，事务型政治领袖的合法性基础在中国社会文化中几 乎不存在。从官僚机器中生产出来的政治家在邓小平之后的中国因而会遇到严重的 合法性的问题。如果他们不能建立其民主的选举制度，以此奠定新的合法性基础， 也会导致变革型领袖的重新出现。 然而，变革型领袖又能带给中国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后果呢?除了十年改革之外，中 国近代史上变革型领袖的出现带来的总是社会的动乱与经济的衰败。邓小平之后如 果出现变革型领导也难保不出现这种结果，除非象华盛顿和林肯这样的变革型领袖 出现在中国。然而，中国是否具备了出现这种为一个国家奠定民主制度的变革型领 袖的条件呢?如果尚未具备的话，事务型领袖又难以维持下去，前景将如何呢?请读 者与笔者一起思考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