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达不到民主 ·颜 真· 从胡平先生在最近几期《中国之春》上发表的文章中(101-103期)，我感到他越来 越明显地成为海外民主激进主义的理论代表。他与那些仍停留在单纯批判现存制度 层次的民运人士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有一套相当完整的理论。也是因为如此，我更 觉得有必要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与胡平先生商榷。 一、关于辛亥革命 胡平先生对辛亥革命作了详尽的分析，强烈地为革命派辩护，并对辛亥革命作了 基本肯定的评价。 但是，越过种种细节，我们却看到了这场革命后所发生的种种悲剧性结果：社会 的长期混乱，军阀混战，以至外敌入侵和革命运动。可以说，结果已经坏到了极限 而不可能更坏了。这种结果并不是由于当时的人们主观努力不够而产生的，而是当 时形势下的必然产物。从这样的角度去观察辛亥革命，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说，其 历史作用主要是负面的。如果在辛亥革命前的争论中，改良主义占了上风，中国历 史也许是另一番面貌，至少几十年的军阀混战和内乱可能避免。 我完全同意胡平先生所说，清政府没有真正的改革诚意。但改革一旦发生，其过 程和结果也不是清政府可以控制的，历史发展的总体方向也不是由清政府有无诚意 而决定的。可惜的是，晚清的改革被革命中断了。从辛亥革命到八九民运，历史的 沉痛教训是欲速不达。这种悲剧性的历史过程，很可能在明天以改变了的形式重演 。 二、关于中共改革 胡平先生说，邓小平的改革受到了不切实际的称赞，这是因为毛泽东把中国搞得 超乎寻常地糟糕。有了老人家这位狂人作参照，任何一位平庸之辈都会显得莫名伟 大。 与胡平先生相反，我对邓小平的改革的评价是相当高的。改革带来的中国经济面 貌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是巨大的。这并不象胡平先生想象的那么容易，仅仅由于 有毛泽东的参照才显出成绩。为了看清这一点，我们可以将中国与其它社会主义国 家作一比较。用杨漫克先生的话说:“中国的衣食供应比我所到过的所有社会主义国 家都好得太多。”戈巴乔夫等人总不是平庸之辈吧。如果考虑到这种成果的取得是 在这个十二亿人口而资源并不丰富的国家，就更不简单了。这种成果和发展趋势， 应该珍惜。 说明这一点，并不是为了评价邓小平个人的功过，而是为了说明:１改革以来，中 国大至走在一条方向正确的道路，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中国的现代化(包括民主化 )是有希望的，这个过程不应被激进的政治变革中断。２我们评价事物应有一种起码 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为了个人爱憎或论证需要而不顾基本事实。 坦率地说，我觉得胡平先生最近在文章中表现出某种偏执的态度，这使他的一些 论证失去了以往的稳定性和周密性，也使我感到，人们的客观性和判断力往往会由 于个人感情上的原因受到扭曲。 三、从苏联看中国 胡平先生说，回顾中国这十年的改革，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没有开放自由民主。当 前民运人士和一些党内改革派及一些知识分子中间，仍有人对此认识不清楚。 我无疑也是“认识不清楚”的人之一。不但认识不清，还想就此问题进一步请教 。在此我想拿苏联作一比较。 苏联走的就是开放自由民主的路，但搞到现在这种地步，国家分裂，民族冲突， 经济萎缩，食物缺乏，机构瘫痪，社会动荡，难道就很成功吗?戈巴乔夫今日之心情 比邓小平轻松吗?所有事例都证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变革，是鱼和熊 掌不能兼得，是一种两难的选择。 退一步说，即使我们在价值判断上更倾向于政治变革，愿承受今日苏联所付的代 价，中国也不能走苏联的道路。中国人口众多，为苏联的五倍;资源不丰富，而苏联 没有资源贫乏问题;人民文化素养不高，而苏联大学文化水平以上的占百分之十强， 中国不到百分之一;中国以农民人口为主，苏联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 这种种条件决定了，中国承受社会震荡的能力弱得多。如果食品缺乏生产萎缩的情 况发生在中国，引起的社会恐慌和后果将严重得多。 而另一方面，中国产生社会震荡的因素又多得多。也强烈得多。中国也有民族问 题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种种问题，但由人口问题和城乡差别可能引发的问题如人口 失控、居住自由、农民平等权利要求、盲流控制、失业等等，甚至会是更严重的问 题。这些问题带来的冲击，将轻易瓦解社会生存秩序。正如王军涛所说，这个国家 稍有波动，会有成千上万人倾家荡产、饿死冻死。无论苏联道路最终结果如何，中 国都不能走那条路。中国与苏联的差别，是社会动荡与社会大动乱的差别，是生活 水平下降与生存危机的差别，也是拼命闯得过去与根本闯不过去的差别。 试问胡平先生，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怎么能够开放自由民主?说得更透彻一些， 我认为邓小平对中国的局势还是保持了相当清醒的头脑。中国如果走苏联的路，今 日中国又将是一种什么局面?如果许多人对此以前看不清，今日苏联状况应使他们有 所醒悟。请以现实的理性的态度看待中国问题。请胡平先生想一想，对中国问题， 到底是谁至今仍认识不清楚?时至今日，政治上的激进主义之错误，已不必等到历史 来证明。 四、两难的选择 胡平先生认为:所谓先经改，后政改，或者是要不要先开放自由民主这一类提法， 其实根本不得要领。真正的问题是你要不要古拉格。戈巴乔夫只做了一件事，就是 停止了新的政治迫害。以后的发展是其它政治力量推动的。 应该说，胡平先生击中了新权威主义(或新保守主义以至我所鼓吹的渐进的改良主 义)的要害。新权威主义的逻辑后果就是默认这种政治迫害，否则就无所谓“新权威 ”。 但是，在这里，我也想从另一个方面提出问题。所谓民主的意义，专制的弊害， 在今天也已经不得要领。真正的问题在于你怎么去实现民主，同时又避免“成千上 万人倾家荡产、饿死冻死”和社会动荡经济崩溃的局面? 矛盾是尖锐的，也是无可回避的。激进主义的要害也同样是明显的。希望胡平先 生也有勇气正视。诚如胡平所说，对于任何一个良心未灭、人性稍存者，新权威主 义都是一颗他们根本咽不下去的苦果。但同样，对于任何一个良心未灭、人性稍存 者，激进主义更是一颗他们根本咽不下去的苦果。 两全其美的选择是不存在的。这是一种极为矛盾的两难选择。如果没有一个超天 才可以找到一条既实行民主、又保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道路，那么，除非不顾现 实，放弃责任，否则，作出任何选择都要咽下苦果。现实是残酷的，选择余地是狭 小的。 胡平先生批评新权威主义说:“这些人究竟是头脑混乱，根本不知道自己观点的逻 辑后承呢，抑或是在那些丝绒手套之内，包藏着一付血腥的铁爪?”我很惊讶他竟然 用这样的语言对待不同观点。在两难的选择中，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哪种选择是否有 重大缺陷，而在于通过权衡比较找到主要的方向。两害相权取轻。我一再提出的渐 进的改良主义，其要点就在于在经济发展中为民主化的成功奠定一个可能的基础。 同时，我认为必须避免正面的剧烈冲突(这并不意味放弃适度的斗争和压力)。类似 八九民运的群众运动，本质上是付出血的代价朝负方向推动历史。八九民运若成功 了，接下来的局面将不可收拾，民族悲剧无可避免，比今日苏联状况严重得多，民 主化也根本不可能成功。胡平、方励之们至今没意识到，过早地推动是中国知识分 子所犯的一个历史性错误。胡平先生至今极力鼓吹“增强信心、主动出击”、“重 整旗鼓、挺起身来再发起进击”，这对中国人民命运、对中华民族前途，实在是太 不负责任了。 五、出路在哪里 中国的前景是不容乐观的。一方面，社会条件的脆弱无法承受由民主化进程引发 的社会矛盾，民主化在今日是根本无法成功的;另一方面，继续维持专制又有违于人 们的愿望。这种状况很可能使中国走向一场浩劫。在苏联政变以后，我对避免一场 浩劫越来越失去信心。 但是我们还是要尽最大的努力避免悲剧性的前景，历史毕竟是人创造的。胡平先 生所设想的“统治者愈是能顺应人心，较早地放弃高压专制，转变就愈平稳顺利” 。这种可能性，已被苏联证明是不存在的。举出“八九民运”北京市民高度自制的 例子，把众望寄托于民众的忍耐和克制，也是十分危险的。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 在个人的现实利益面前，表现出了忍耐和克制尚相当有限，设想农民在平等权利、 户口和生育问题、失业者就业问题上表现出忍耐和克制，有可能吗?何况这些矛盾不 是短期能解决的，忍得了一天，忍不了一年。 唯一的出路在于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以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平稳发展为民 主化成功打下一个可能的基础。这就是“社会条件成熟论”。这当然不是一条理想 的选择，却是唯一现实的选择。如果这条道路被激进的政治改革所中断，中华民族 的大难将无可避免。我提请人们以良知和责任感思考这种悲剧可能性。 胡平先生批评我说:“我们很难相信，随着中共专制的延续，这些问题不会越变越 多而倒会越变越少。”“因此，合乎逻辑的结论是:中共的专制结束得越早，中国出 现大乱的可能性越小，中共专制的寿命拖得越长，中国出现大乱的可能性越多。” 如果今日中国仍在毛泽东统治之下，这样的推论是有道理的。毕竟今日中共已经将 经济建设当作中心来抓了，而且已取得明显的成效，即使“六四”以后也如此。人 们为什么要让激进的政治改革中断这个进程，而将中国推向动荡混乱的境地呢? 以稳定渐进求民主，则中国存，民主成;以激进求民主，则中国乱，民主不成。 但愿今日来彻底反省中国民主化的问题，为时尚不算太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