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二子，仕途受挫 何频 高新 本文系两位作者合着的《中共太子党》一书的其中一章，出版前交由本刊率先发 表。 自九一年下半年以来，大陆不断传出中共高干子女官位高升的消息，例如彭真之 子傅锐被任命广东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林伯渠之子林用三赴内蒙古任自治区政府 副主席；张爱萍女婿俞正声(五十年代的中共天津市长黄敬之子)烟台市市长的位子 还没有坐热，又调任计划单列市青岛市市长，官至副省级；邓小平之女邓楠出任中 共国家科委副主任等等。 与此同时，亦传出了陈毅之子陈昊苏从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的位子上被贬至中 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任会长及陈小鲁因追随赵紫阳改革路线丢了“铁饭碗”的消息 。 北京的消息说：陈氏兄弟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引起普遍的义愤。当权者捧谁谁臭 ，贬谁谁香，这也是所谓“中国国情”的一大特色。 中共“儒将”陈毅的四个儿女 陈昊苏是陈毅之妻张茜所生四个孩子中的长子。据史料记载，陈毅在一九四零年 与张茜结合已经是他的第二次婚姻。前妻一九三七年死于战乱。 一九四二年三月，陈昊苏生于当时新四军的苏北游击区；次年九月，张茜又在淮 南黄花塘生下次子陈丹淮；四六年七月，陈毅的幼子陈小鲁降生在中共当时的山东 解放区；一九五一年九月，陈毅的小女陈姗姗生于上海。 陈毅的三个儿子都是根据其出生地取名的。因为陈毅早就想要个女儿，所以为“ 姗姗来迟”的女儿取名陈姗姗。 陈昊苏一九六０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无线电系，大学三年级时加入中共。一九六 五年大学毕业后曾经担任过第七机械工业部研究所某研究室副主任。后来又穿过一 段军装，在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所任过几年战史研究员。 陈丹淮一九六二年高中毕业，根据他父亲的旨意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 后一直在军事部门工作至今。任军级干部。 小陈丹淮三岁的陈小鲁本应六五年高中毕业，但因为中间患肝炎病休学一年，六 六年在北京八中临毕业时赶上“文革”，不幸成了所谓“老高三”的牺牲品。 陈姗姗在“文革”开始时也是个中学生。一九六九年参军到北京军区后勤部当了 一名卫生兵。七０年被选调到石家庄军医学校学习，七四年被外交部选派出国学习 。后来曾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 从陈昊苏遗留下来的一些家书和他儿女们的回忆录中看，陈家四兄妹从小接受了 很严格的家教。陈毅曾写过一首题为《示儿女》的诗，告诫子女们“勿学纨绔儿， 变成百痴聋。少年当切戒，阿飞客里空”，“不要空言不事事，不要近视无远谋” 。 近十年来，大陆回忆陈毅的文章和书籍举不胜举，其中自然全是赞美之词。故对 其中内容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但陈毅的家书应该还是可靠的。查陈毅家书，其 中有一封是专门回复陈昊苏关于买冰鞋的请求的。 陈毅在信中说：“冰鞋你兄弟一人可以各买一双。姗姗还小，明年再买。” 由此可见陈毅的家教是真的严格。 另外，因为陈毅夫妇自己就十分注重文化修养，前半生虽然戎马倥偬，后半生陈 毅又当了元帅，但夫妇二人从来以文化人为自豪，平时也愿意结交文化人为友。 查国民党在六十年代中出版的《中共名人录》，也介绍陈毅“为人沉毅坚忍，外 表庄重而长于肆应，为诸匪酋中一多才多艺人物，故在匪军中有‘儒将’之称。” 所以，陈氏四兄妹在父母的影响下都十分刻意在提高自己的才学上下工夫。 陈毅对长子最寄厚望 陈毅夫妇在一九六二年四月十日给陈毅的大哥，重庆文史馆研究员陈孟熙的信中 说：“弟大儿陈昊苏入科技大学已二年，学习进步。此子将来可望成器，老实稳重 ，能替小羊(陈小鲁的小名)补功课。二儿丹淮入学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近有信来 也算不错，让他当军人，总以远离为念。小羊肝炎休一年，近来好转，今年下学期 可望复学。此子不及大、二儿聪明，也许年幼之故，张茜教导甚严。姗姗耍心太大 ，由于年幼之故，张茜督导更严，近来有转变。” 字里行间可见陈毅对陈昊苏寄予的厚望。据回忆录记载，一九七一年底陈毅在弥 留之际还念念不忘同前去看望他的王震商量陈昊苏和陈丹淮的婚事。 打倒“四人帮”以后，陈昊苏先后当选为全国第四、五、六届的人大代表，担任 过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丰台区区委副书记等职务。一九八四年，出 任北京市副市长，分管文化、艺术、教育、卫生。 在一九八七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全国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实行对党的中央 委员在大会主席团的候选人名单基础上进行无记名投票和差额选举。虽然中共高层 对参加会议的党代表们一再强调“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但他们中的许 多人还是珍惜了自己这点有限的“党内民主权力”。结果，本来被定作政治局委员 的邓力群在中央委员的选举中就被淘汰出局。 一个多月以后，北京市召开该市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事先决定在选举方法上效 法中共十三大。 在此之前，出于对当时群众普遍反感“太子党”的分析和考虑，陈昊苏很知趣地不 愿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北京市委委员的候选人名单上。于是他接受了中共中央组织部 的“建议”，前往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任副部长，主管电影。 据说薄一波的公子薄熙成也是出于同他一样的考虑，向李锡铭和陈希同表示不参 加第六届北京市委常委的竞选，宁可继续“屈身”在北京市旅游局局长的位子上。 从选举的结果看，这两位“太子党”成员的明智之举使他们免遭了一次仕途受挫 的打击。大会代表们果然是出于对中共高干子女普遍高升的不满，而使陈云之子陈 元在市委委员的差额选举中名落孙山。 事后也有人分析说：当时的大会代表就是由于对候选人名单中有陈元而没有陈昊 苏不满，认为陈昊苏在北京市工作期间给外界的印象比陈元要好，现在调任广播电 影电视部是“明升暗降”。所以，“虽然我们没有权力选陈昊苏，但有权力不选陈 元”。 也有人说与会代表认为陈云活着，他的儿子就要高升，陈毅死了，他的儿子就不 能受重用是“人死茶凉”。所以要利用差额选举的机会为陈昊苏出口气。 陈昊苏象他的父亲，“辫子一抓一把” “文革”初期，陈毅曾对批判他的大学生说：“我陈毅，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 多，不用费事，一抓一把。” 二十年后，陈昊苏同他父亲一样被抓了思想右倾的辫子。 笔者从北京市委的工作人员口中听说：陈昊苏在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期间的思想表 现和公众形象都令李锡铭和陈希同不满，说他思想上向右的方面走得太远，公众面 前谈吐过于随便，举止作派显得太不稳重。 两位北京市“父母官”对陈昊苏的这番评价当然无从证实，但笔者的确亲眼目睹 过两次陈昊苏的公众形象。 一九八五年十月，北京师范大学举行庆祝教师节大会。因为当时任中共国务院总 理的赵紫阳和何东昌、陈希同等几十名政要亲自出席，所以戒备森严。整个校园被 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及北京师范大学保卫处层层设岗，唯恐领导的安全出了问题 。 会前，政要们的专车鱼贯进入校园，在办公楼设防的北京师范大学保卫处的工作 人员一是从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阵势，二是对领导人的面目认不全，所以见是从停在 楼前的汽车里钻出来的人就拱手相让，单单就拦了陈昊苏。因为当时他乘坐的祗是 一辆普通的桑塔纳汽车，而且头戴一顶法国贝蕾帽，手里提溜着一只傻瓜相机，边 走还边吹着口哨。中国人习惯的领导当然不是这副形象。 大会开始后，所有政要都在主席台上严肃认真地体现着领导人的威严，唯有陈昊 苏没有片刻安宁。一会走到邓颖超面前拥抱他的邓妈妈，一会又台前串到台后地照 相。整个会场上就显得他最忙。 就在这次大会上，赵紫阳如同二十多年前的陈毅一样，高度评价了知识分子对国 家的贡献，并向人民教师鞠躬。 赵紫阳的表现与陈昊苏的形象自然同身着中山服，不苟言笑地正襟危坐在主席台 上的何东昌、陈希同等人形成了显明的对比，给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们留下了良好的 印象。 第二次是在一九八八年。当时深圳市有关方面在深圳图书馆举行了一个文化讨论 会，应邀在会上讲话的陈昊苏却给人“过份严肃、一本正经”的印象，讲话的内容 也多是些陈词滥调，令与会者大失所望。笔者当即改变了原计划采访他的念头。但 当时在场的《新观察》主编戈扬却对笔者说：“陈昊苏今天讲的还算比较‘解放’ 。” 也许是在政治淡化的特区，人们已经不习惯任何政治说教。所以陈昊苏那副在北 京已经让人觉得很“解放”的形象同样表现在特区里，仍还是给人一种“紧绷绷” 的印象。 由此看来，陈昊苏的所谓“自由化辫子”也只不过是对那些共产党内极端左倾的 保守分子而言，与真正的自由派分子相比，他的诸多言论还是比较保守。这正是所 谓“体制内派”必然具备的特征。 也正是这一点，“体制内派”的成员都是一时在党内遭到贬抑，一时又为异议人 士所不满。可谓“两头不讨好”。陈昊苏似乎就是一个例证。 王蒙婉拒陈昊苏进文化部 一九八七年中，中共中央组织部即开始考虑调陈昊苏出北京市政府。先是准备将 他调进当时还是由王蒙掌实权的文化部。但据说当中组部与国务院一位副秘书长向 王蒙正式提起这件事时，遭到王蒙的婉拒。王蒙先是说“这个安排有点突然”，然 后又强调：“我们文化部党组已经正式向中央报了副部长人选，如果是陈昊苏同志 来，要和党组成员通气。” 几天后，文化部党组讨论出了结果，先由王蒙和副部长高占祥向中央汇报，希望 中央不要安排陈昊苏到文化部，理由是安排了陈昊苏，文化部党组自定的人选就无 法落实，会产生不必要的意见分歧。再由于王蒙和赵紫阳的个人关系较好，随后王 蒙又以私人名义给赵去了电话，汇报了党组意见，也谈了个人看法。 王蒙讲的大意是，陈昊苏还没有来，就已经在文化部内部引起了很大反应，希望 中央能够考虑文化部党组的意见。 因为文化部抵制了中共中央这一人事安排，所以才决定将陈调到广播电影电视部 任副部长。 接到中组部的这一建议后，艾知生当即表示同意。但是这个决定还是在广播电影 电视部内部引起了场波动。 薄一波获悉广播电影电视部的反应后，即给艾知生去了电话说，“现在有一股不 正常的情绪，有些同志怀疑党的干部政策，不能正确对待青年干部。大胆提拔青年 干部是我党的既定政策。” 当艾知生在部党组会议上传达了薄一波的“指示精神”后，主管外事工作的副部 长谢文清(原香港新华社副社长，“六四”后遭到整肃，原因是有人揭发他参加了声 援大学生的游行)在会上发了几句牢骚，大意是：有些同志强调大胆提拔年青干部， 实际是老子大胆提拔儿子。 这话当时被中央电视台副台长洪民声听到，背着党组给胡乔木打了小报告，胡又 将此报告给薄一波看。这就是谢文清不久被撤职的直接原因。 “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道路上越走越远” 香港南华早报在九一年十二月十二日的一则题为“陈毅的儿子失去晋升机会”的 报道中说：“四十九岁的陈昊苏先生虽然曾一度走红，但现在由于左派的压力已经 走了下坡路。左派控制的宣传部门下令不准媒介方面出版和刊登陈昊苏先生的文章 ，表示他‘已经犯了错误’。” 报道中说：“在一九九０年早些时候，陈昊苏被从广播电影电视部调出，到中国 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担任副会长。这是一个通常留给退休的官员担任的名誉性的职务 。” 查中共九一年底的党政组织机构年报，陈昊苏调任对外友协的时间是九０年三月 七日。接替他担任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职务的叫田聪明，原是西藏自治区党委副 书记。 据说“六四”之后不久，陈昊苏先是被调往中央党校学习了一段时间。按照中共 的组织工作惯例，进党校学习的干部分为两种，一种是被上级组织部门看中的“有 培养前途”干部，送往党校学习是为了让他们在短期内突击一下马列主义和毛泽东 思想的理论素养，然后调往更高一级的领导岗位；另一种就是犯了错误，或因能力 问题，或因领导看不上眼的干部，送往党校学习实际上是被“挂起来”。 陈昊苏在进中央党校后虽然也预感到自己主管电影工作的职务已经受到威胁，但 还是写出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电影论纲》的文章，系统阐述他的主张。 按照中共内部的组织规定，对外友协名为“群众团体”，实际上是一个官办机构 ，现任副会长是中共原驻美国大使韩叙，享受行政副部级待遇。而陈昊苏虽然担任 的是“第一”副会长，其行政级最多也只能是正司局级。 至于陈昊苏遭贬的原因，海外有报道说是因为广播电影电视部的一系列资产阶级 自由化泛滥事件，包括：“六四”前电视连续剧《河殇》的播出和该剧作者苏晓康 等人的出逃；“六四”时期中央电视台播音员薛飞、杜宪等人的表现；该部工作人 员支持大学生的游行；“六四”清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值班编辑组长吴小勇编发报 道军队进城开枪镇压抗议运动的广播稿等。 其实，仔细分析起来，这些事情似乎都不是陈昊苏下台的真正原因。其一，他那 个副部长仅仅负责电影，手下只有电影事业管理局、电影学院、电影科学研究所、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电影乐团等几个单位归他指挥。而这几个单位“六四”期 间陷得不深。其二，“六四”后中共左派还乡团反攻倒算的矛头主要针对了人民日 报社原领导班子，并没有指向广播电影电视部。象艾知生的部长位子就一直坐得很 稳。 导致他下台的主要原因，一是党内有人抓住了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二 是他对于电影界纯艺术派张艺谋等人的支持和对左派们在“六四”后大力提倡的“ 文学艺术要反映社会主义的主旋律”口号的消极抵制。 早在“六四”前，张艺谋等人拍摄的电影《红高粱》就被一些极左人士指斥为“ 给中华民族脸上抹黑”。祗是因为当时的大气候和陈昊苏的支持使左派们对张艺谋 无奈。 《红高梁》在德国得了银熊奖之后，左派们又大肆攻击“现实的中国电影专门迎 合西方资产阶级的口味”。 “六四”后，张艺谋又接连搞出了《菊豆》及《大红灯笼高高挂》。虽然中共当 局禁止在国内上演，但因为当初拍摄时是用的与外商“合资”的形式，当局无法禁 止该片在港台及外国上演。在到美国参加奥斯卡奖评选时，中共当局曾以奥斯卡奖 规定凡是在本国国内没有公演的外国片无权参选为理由阻止《菊豆》的送选，但美 国方面的评选委员会借口此片已经在香港、台湾等地公演，反问中共有关方面：“ 香港、台湾算不算中国?” 电影界发生的这种让中共太丢面子的事情应该说再没有陈昊苏的责任了。但左派 领导人还是强调因为他在位时的大力提倡，使得电影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现象 “积重难返”。 与陈昊苏被调往党校学习的同时担任了文化部代部长的贺敬之在一篇公开发表的 文章中说：“由于片面地总结历史经验，也由于醉心于某些境外西方舆论的捧场， 文化战线掌握舆论权和组织权的某些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犯了另一种形而上学的 错误，即只许反‘左’不许反‘右’，从‘左’比右好的那一个极端走到了右比‘ 左’好的这一个极端。谁要是提反右，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他们就给谁扣上‘极 左’、‘保守’的帽子，乃至要求中央取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 贺敬之在这段话里所批判的对象，文化部是王蒙，广播电影电视部自然是陈昊苏 了。 陈昊苏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表现 在极端保守的共产党人看来，陈昊苏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很多，最典型的 是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七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文化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他 说：“现在人们对我们社会主义的民主不发达表示不满，要求改善，这是合理的。 ”“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确实不够健全，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是没有给比较年 轻的人们创造更多的发言机会，在决策的时候更是如此。我们应该把健全并发展社 会主义民主当成我们的急务，让青年的合理要求有一个正常发挥作用的渠道。” 在讲到中共的文化政策时他说：“党和政府对文化工作从总体上讲是重视不够， 甚至是有所忽视的。这是我搞了三年共青团工作、三年文教市长及一年半电影部长 的体会。我们不大注意对文化工作采取正确的鼓励与保护政策。” 显然，陈昊苏的这些话已经比当时的赵紫阳更右了。 陈昊苏的这种在政治上的“胆大妄为”，在关键时刻敢于公开坚持所谓“右倾” 观点也是继承了他父亲的优点。陈毅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就以中共上海市市长的身份 讲过：“只敢反右，不敢反左，就不能算是一个好党员。”当外交部长时还说过： “社会主义不能穷得没有裤子穿。”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二日，陈毅在中南海召集 百十名在京的文化人聚会，并在会上讲话说：“不仅过去时代有局限性，我们这个 时代也有局限性。……今天，在农业方面，就有人想很快跳到共产主义，刮共产风 ，犯了错误……就是毛主席也不能超过今天的时代去解决问题，否则就要犯错误。 ” 最近，陈昊苏在大陆的华夏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著作，书名为《辉煌的日出——一 九八九年中国电影交响曲》。此书后来收入了他的《社会主义电影论纲》。 陈昊苏在《论纲》一文中强调：“在艺术创作问题上有意识地冲淡一点意识形态 的影响，这恰好是为意识形态斗争服务的一种高明形式。 “在阶级斗争走向缓和的时代，如和平建设和政治上稳定进步的时期，就不应再 强调电影作为政治的工具，也可以不再提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 “政治家要对艺术的事业表现出热情，相信绝大多数艺术家对国家和人民的事业 是忠诚的。要调动他们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尊重他们在艺术创新方面取得的成就 ，提倡艺术家与群众的时代更紧密的结合。在发生政治动荡的时候，应更注意采取 对电影文化实行保护的政策。” 这些话，显然是在同“六四”后中共宣传部、文化部提倡的所谓“反映社会主义 的主旋律”的文艺政策公开唱反调。 最早公开赞成“新保守主义”的高官 “六四”事件以后，大陆关于“新权威主义”的宣传和讨论似乎是被装了“消音 器”。但实际上，这种观点不但没有被摈弃，反而引起了更多知识界人士的关注。 只不过人们把它换了一个名称，叫作“新保守主义”。 首先在大陆提出“新保守主义”论点的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萧功秦。在 “六四”之前，萧功秦是“新权威主义”的始作俑者之一，与北京的吴稼祥等人形 成南呼北应。八九学潮一发生时萧功秦就公开持反对态度，认为学潮只会带来社会 的混乱，阻碍现代化的进程，甚至使历史大倒退。 萧功秦正式提出“新保守主义”主张是在九０年十二月的一次研讨会上。那次研 讨会题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由中国青年报思想理论部主办。 参加这次会的据说都是获得中共官方认可的中青年理论研究工作者，强硬派人物 袁木、徐惟诚等要员亦有出席。 萧功秦在会上把“新保守主义”概括为如下立场：“利用过渡性、有现代化导向 的权威，利用传统的价值中介，引导社会内部变迁，通过内部变迁的成功，逐步地 引进西方的民主制度，从而使中国社会不断地达到一种现代化的推进。” 袁木、徐惟诚对此都没有当场表示明确态度。已经被贬至对外友协任副会长的陈 昊苏是在那个会上公开表示支持新保守主义立场的唯一的中共官员。他在会上发言 说：一九四九年以后，新保守主义本来应当成为主流，但当时没有这样做，是一个 失误。 陈小鲁“文革”中代父受过 陈小鲁在他父亲的影响下，曾一直是一个革命理想主义者。中学时期，他曾一度 迷上了中国古典文学，每月的几块零用钱都用来买书。在回忆他父亲的文章里，他 最为乐道的就是他父亲给他讲诗词创作及他父亲从他自己的“小书库”里借书看。 文革初期，因为中共团中央挨批，许多“热血”青年纷纷集体退团，但整个北京 八中只有陈小鲁一个人没有退团。一九六六年底是北京的红卫兵闹得最红火的时候 ，他却悄无声息地带着几个同学到海南岛办起了“红卫兵农场”。 “文革”前期，陈毅儿子陈小虎是整个大陆妇幼皆知的红卫兵坏头头。但《解放 军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陈毅文学传记之十二《霜重色愈浓》就此事作了 甄别： 一九六八年春天，北京到处流传陈毅的儿子陈小虎是反动组织“联动”的头目， 专搞打砸抢。故意把“鲁”字改为“虎”是为了给人以残暴凶狠的感觉。 陈小鲁在广东串联时，曾有一个不认识他的红卫兵绘声绘色地向他描述说：陈毅 的儿子陈小虎会使双枪，百发百中。他拉了一支队伍在湖北山区打游击。最近已经 被公检法机关逮捕，就地正法。 江青等人为了达到整倒陈毅的目的，亲自派人监视陈小鲁的一举一动，并把一份 “陈小鲁身携炸药包进入中南海，妄图暗杀中央文革领导，与反革命里应外合”的 揭发材料摆到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 当天，周恩来把陈毅请去商量说：“我了解小羊，他是个好孩子。可是外面传言 太多，我看会影响你。我考虑了很久，想让他离开北京到东北去。” 陈毅当即答应道：“我的儿子交给你，到哪里都可以。” 几天后，周恩来夫妇把陈小鲁叫到他家，问他外面的传言是否属实。陈小鲁回答 ：“这都是谣言，中央可以调查。” 第二天，陈小鲁只身离开了北京。具体到什么地方，陈毅夫妇都不知道。 临行前，张茜把家里所有的存款让他带走，但他拒绝了。他说：“没关系，年轻 人到哪里都有饭吃，我不要带钱!” 六八年四月，陈小鲁到了辽宁盘锦地区的一个农垦连。 因为这个连里的所有人都在军籍，所以他一个穿便装的人混在里面显得很特殊。 后来在他的再三要求下，经过团一级党委研究，才同意送给他一身军装，但明令不 准他穿着这身衣服上街照相。 在农垦连里，他终日下水田劳动，自己也搞不清这算是劳动锻炼还是劳动改造。 整整两年时间，不能给他父母写信，也没有资格入党。因为“联动”问题一时不能 澄清，加之他父亲的问题没有解决，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身边的人都不敢同他多说话 。直到一九七０年，由周恩来亲自发话，部队党委才批准他正式参军，并发展他入 党。 切记“不要近视无远谋” 据亲近陈小鲁的人介绍，陈小鲁为人亲和，比他哥哥陈昊苏有更好的人缘。如果 能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的话，陈小鲁肯定比他大哥更有发展前途。此人在“文革 ”中磨炼得极富忍耐性，最信他父亲那句“不要近视无远谋”的告诫。 这也许就是陈小鲁在“六四”之后一直没有认“错”的原因。 “六四”之后，北京的小道消息说，杨尚昆曾找陈小鲁谈过一次话，要他揭发赵 紫阳和鲍彤的“问题”，并保证如此即可获得“宽大”，但遭到了陈小鲁的坚决拒 绝。 南华早报的报道说：“作为一个天才的士兵，陈小鲁曾在军事部门得到提升，后 来曾被派到一个重要的西方国家出任武官。八十年代中期，他的兴趣转向了政治， 成了当时的中共体改委主任鲍彤手下的一个部门负责人。但现在鲍彤已经被拘禁， 陈小鲁实际上已经失业，祗是由于中共党的元老邓颖超和现任总参谋长迟浩田为之 说情，有关方面才中止了对他的审查。” 最新的消息是，陈小鲁“六四”前虽已效命于赵紫阳手下的体改委，但并没有从 军队中正式退役。现在，虽然他已经没有具体工作，但在迟浩田的干预下，他的军 籍得以继续保留。现在，他的工作关系挂在北京国际战略问题学会。 南华早报的报道中还援引北京的消息说：“强加给陈毅两个儿子的不公正待遇已 经引起了公愤。与此形成显明对照的是：许多中共元老的子女祗是因为在天安门事 件以后表示忠诚，职务获得晋升。陈昊苏原来在北京市政府的同僚之中，包括现在 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陈元和北京市旅游局局长的薄熙成很可能得到提升。” 七十年代初陈毅夫妇先后逝世，给陈氏兄妹留下了齐白石手书的陈毅《赠同志》 一诗，诗中写道：“二十年来说是非，一生能系几安危?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尽 春蓓蕾。” 或许现在的陈氏兄弟正在用他们父亲的诗作激励自己，等待着他们在宦海中的再 次出头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