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行为方式的变化 .龚小夏. （一）极权主义社会中的干部 极权主义政体下党-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了。在政治上 ，极权主义政党全面地控制了国家机器，将政党变成了国家本身；在经济上，极权 主义国家通过庞大的国营计划经济垄断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在社会层面上，极权主 义统治打破了原有的社会关系，社会被“原子化”；在心理层面上，极权主义政党 通过意识形态的力量吸引了大量的积极追随者。总而言之，党-国家垄断了政治、经 济、社会、甚至心理的一切资源。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党-国家不仅全面控制了 社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取代了社会。 在中国，党-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是通过干部来实现的，或者说，干部，就是极权政 治的“人力能源”。西方学术界往往将中国的干部队伍与西方的官僚阶层相提并论 。然而，共产主义极权体制下的干部和民主制度或寡头型专制制度下的官僚有着一 些根本性的区别。首先，极权体制下干部队伍的政治忠诚和政治效率是官僚阶层所 不具备的。政党垄断了资源，也就成了他们需要效忠的唯一对象。同样，官僚阶层 也不可能体会到干部所经历过的恐惧--不仅仅是政治的恐惧，更有心理的恐惧。更 重要的是，干部的效忠和恐惧得到的报偿--对人民的生死予夺的权力（就整个干部 队伍而言）也是官僚所不可企及的。这种权力由于得到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辩护 而变得更为牢固和强大。至于权力给干部们带来的一系列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 和心理上的优越地位就无须多言了。 以上几个方面导致极权主义鼎盛时期中国干部的行为方式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干部的忠诚取向是单向的。换句话说，干部唯一需要取悦的是掌握了一切 资源的政党，在实践中，则是党的体现--他们上级的干部。正常的社会竞争变成了 取悦上级的竞争。另一方面，他们对他们管理之下的人民是无须负责的。改革之前 中国社会中那种极左政策层层加码，就是这种单向忠诚取向的表现。 第二，干部对权力的滥用，或曰腐化。如今提到腐化，人们往往认为这是改革之 后才开始严重起来的问题。事实上，准确地说，应该是改革之后干部的腐化开始越 来越多地采取经济的形式。干部的腐化是由他们所掌握的绝对权力造成的--对于他 们管理下的人民，他们是掌握一切资源而又不用对人民负任何责任的党-国家的具体 体现。然而，改革之前的中国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因此，干部的腐化便主要 地采用了政治的形式。干部利用权力将无辜的人民整得家破人亡的事例早已不是什 么新闻了。可是，这些恶劣的腐化事件中干部的个人目的往往被浓厚的意识形态色 彩所遮盖，甚至使干部队伍的腐化具有了一定的合法性。 第三，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极权国家的动员能力所造成的短时期的经济政治成就 以及干部手中的权力所带来的事业参与感为干部塑造了心理上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这样的感觉使干部对人民的疾苦和社会现实视而不见，更让他们在损害人民的利益 时有可能感到心安理得。 总之，在极权主义社会中，干部是极权主义政党统治社会的人格化的工具。而他 们的行为方式则既是极权政治的结果，也是极权统治的人格化的体现。 （二）改革以来干部行为方式的变化 七十年代末中国经济改革以来干部行为方式的变化是和改革所带来的一系列深刻 的社会变化紧密相连的。 重要的变化之一是，国家各种资源的垄断被改革所打破。改革所带来的市场化和 多样化的经济模式首先打破了国家对经济资源的垄断。国家如今再不是人民的唯一 雇主，或者说唯一的“救星”了。同样重要的是，改革以来，经济取代政治成为了 社会的导向。具体表现在社会中，是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压倒或主宰了人们对政 治得失的考虑。这使国家还在一定程度上能垄断的政治资源的重要性大为降低。当 然，国家也还垄断着对意识形态上的解释权和宣传工具。然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曾经给予了极权政治中的一切胡作非为以合法性。如今，人民普遍对经济利益的追 求以及这种追求所引起的一系列发现--包括市场经济中的机会和财富、极权国家对 他们的经济剥夺，等等--都导致整个社会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厌恶和摈弃。共产 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心理资源大约已经枯竭了。 最后然而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各种利益集团的兴起。中央权力在改革中的下放， 市场化过程中的机会多样化，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等，都导致了中国社会 在改革中的重新组合。中国社会正在日益利益集团化，而那正是现代民主政治的社 会基础之一。 干部行为方式的变化是和中国社会的变化同时进行的。社会变化推动着干部的变 化，而干部的变化又反过来促进了社会的变化。 首先，国家在失去对经济资源的垄断的同时，也失去了作为干部的唯一雇主的地 位。无论是农村中干部从社员那里收取的提留，还是城市中承包厂长们的浮动工资 ，都明明白白地向他们领导下的人民提示：干部实际上是受雇于人民的。过去只停 留在宣传上的口号如今通过金钱落到了实处。更重要的是，从国家处领取的工资现 在对于如果不是大多数，至少也是相当大一部分干部来说，早已不是收入的唯一来 源，甚至已经不是主要来源。各种利益集团和个人急于用金钱来买通权力以追逐更 多的金钱或是其它好处，而干部也乐于将手中那些不知何时便会失去的权力来换取 金钱--市场化经济引进的新的崇拜对象。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和正确性的丧失给许多干部带来心理上的失落感。所 谓“辛辛苦苦三十年，一下回到解放前”正是这种失落感的反映。这使一些干部对 过去的行为方式有所反思，使另一些干部对继续采取那种行为方式有所顾虑，更使 人民对那种行为方式和仍然采取那种行为方式的干部嗤之以鼻。 改革以来人际关系保护网的迅速发展也为消除干部对上级领导以至于中央的恐惧 产生了关键性的作用。 因此，与上文谈到的极权政治下干部行为方式的特点相比较，我们能发现以下几 个方面的颇为根本性的改变。 明显的改变之一是干部忠诚取向的变化。收入来源的多样化使干部产生一种身分 上的模糊感。过去，他们只认同于党的最高领导，他们清楚而自觉地充当着极权统 治的人格化的工具。如今，他们经常发现自己处在一种非常尴尬的中间人的地位， 在中央政府和各种利益集团之间来回斡旋。意识形态上的失落也被他们用来为自己 这种“妾身未明”的境地辩护。他们告诉自己说，既然中央的政策变来变去，那么 谁能知道今天的政策是正确还是错误呢？既然不明白，又为什么要卖力气去执行？ 执行了，谁知道明天会不会又翻过来？越来越普遍地，干部对上面的政策采取了应 付了事的态度。过去在政策执行中那种曾经造成过惊人悲剧的层层加码，如今变成 了层层减码。干部们无视人民利益去讨好上级的情况，尽管还存在，但已经不可能 再达到大跃进、文革中那种广泛和疯狂的程度了。 改变之二是遭到人们普遍唾骂的干部的腐化。这种腐化如今已经没有了意识形态 的掩护，变成赤裸裸而不知羞耻的经济上的搜刮。然而，干部在经济上的腐化对于 极权主义政权来说却是一种致命的威胁。共产党曾经着意培养的那支斯巴达式的、 政治上具有高度忠诚和效率的干部队伍已经被那“万恶的金钱”所吞噬了。腐化确 立了干部在国家和利益集团之间的“中间人”的地位--毕竟，吃人的嘴软。 （三）干部行为方式变化与公民社会 在极权制度之下，“小社会，大政府”的模式发展到了顶点。随着极权政体的衰 落，独立的社会力量也就逐渐兴起了。 苏联东欧公民社会的兴起是以一系列类似于西方民主政治中基本政治单位的“vo lunteer associations”--包括工会、政党、社会团体等等--的出现为标志的。在 中国，也许是由于传统的缘故，人们在建立这类团体上并没有作出像苏联东欧人民 那么多的努力。但是，中国社会中其它独立与国家控制之外的因素，特别是经济因 素--类似于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本组织形式的乡村企业、国外资本的独资或合资 企业、私人企业等等，同样在促进中国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社会力量的发展。或许， 由于文化和传统的因素，东西方独立社会出现的方式、发展和形成会有一些差别， 但很少有人不同意，经过十多年的经济改革，中国社会目前已经处于一个转型时期 ：政治上从极权主义向权威主义转变，经济上从国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在 社会层次上，独立于政府的社会力量正在迅速兴起和壮大。 干部行为方式的上述变化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首先，这 些变化从根本上损害了中央政府决策能力。没有干部的合作，中央政府失去了决策 的依据。如果说，由于中央政府即使在其权力鼎盛的时期也从没有过决策的科学化 ，因而干部的变化对决策能力的损害还不算特别大的话，那么这些变化真正损害了 的是中央推行政策的能力。曾几何时，极权统治的社会渗透和社会动员能力由于专 制国家机器和现代工业手段的结合使历史上一切国家政权难以望其项背，而干部是 其中的关键因素。干部行为方式的变化如今日渐将那种强大的推行政策的能力化作 乌有。最后形成了中央在装摸作样地发号施令，干部们在装摸作样地执行，人民则 乐得采取“你该说什么就说什么，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的态度。如今，我们不时 还能听见国家巨人发出的吼声，但这些吼声最终却消失在茫茫的社会中，而巨人能 听到的反馈，只是自己的回声。 在目前的状况下，我们很难听到人民的声音。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人民的这种态 度并非是他们忍气吞声的表现。人民沉默，但人民依旧活跃--活跃在各种各样的经 济社会舞台之上。或多或少摆脱了国家控制的人民的沉默甚至看来还有几分像是对 不知所措的中央政府的蔑视和幸灾乐祸。相形之下，忍气吞声的倒像是中央政府-- 眼看着令不行，禁不止，却失去了对付这种状况的工具。 遗憾的是，在目前的西方中国研究中，大多数学者们依旧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央政 策的制定上。对中央的各种政策变化，他们表现得非常敏感。在我看来，不是这些 政策本身，而是这些政策对于社会的重要性，也就是它们的推行程度，表现了中国 社会在多大程度上开始独立于国家的控制。中国社会目前的发展倾向，最终将导致 一种无论国家政策如何变化，社会本身的发展将不受根本性干扰的局面。也就是“ 你变，我不变；你不变，我还变”的状况。而干部，也就越来越自觉地扮演国家与 社会之间的中间人的角色。 （四）干部根本性变化的限制 然而，干部的中间人角色，正如今日国家与独立社会之间相对的相安无事局面一 样，仅仅是一种过渡状态。在未来的某一阶段，当独立的社会发展到足够强大，要 反过来改变这个国家的时候，干部阶层会作如何表现呢？干部们能从原来国家代理 人的位置转而成为各个社会利益集团的代理人吗？ 我认为，在干部根本性变化的问题上，起码存在着两种不可忽视的限制。 第一，是干部作为一个阶层对共产党国家政权的依赖。无论他们的政治信仰如何 ，无论他们对中央政权的不忠诚到了什么程度，无论他们如何为各个社会集团谋取 利益，有一点干部们是清楚的：共产党国家政权的存在是他们能够扮演这种中间人 角色的前提。这个政权一旦不存在，这个阶层也就没有了存在的理由，他们手中的 权力将被剥夺，他们在这个政权之下多年积累的知识和关系也将化为子虚乌有。说 穿了，也就是他们的饭碗问题。他们的担心并非虚幻，有苏联、东欧的干部的命运 为证。也许，对于他们来说，目前的这种状态是最合适的：尽管中间人的地位尴尬 ，但他们既讨了国家的便宜，又讨了社会的便宜。 第二，是干部阶层中相当一部分人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心理依赖。对于许多为 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干部来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构成了他们生活意义的基本 组成部分。共产主义的名称不改变，共产党政权的存在--哪怕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存 在--给他们的生命赋予了意义和色彩。或者说，“意识形态上的满意变成了心理上 的障隘”。这种心理障碍在未来的变化中会起多大的作用，大约是个非常值得仔细 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