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文化的萌生

·一 水·


  两篇主题相同、观点不同的文章同刊于《中国之春》一九九一年第二期，而这两
篇文章的基本观点又同时能被笔者接受，这是一种颇为独特的阅读感受。
  这两篇文章分别为候一谦的《自由主义的两个特征》和陈若冰的《请不要错乱角
色》。
  候文提及自由主义的两个特征，一是对大陆现行法制的尊重，二是对人善意的理
解。候文认为大陆现行法制是：“个人和集体的不断抗争乃至牺牲赢得的”，戴晴
强调合法性，是有道理的。而戴晴了解的警察、典狱官等人的“善良、明达”是共
产党机器内“人格意识的觉醒”，作者相信“要建成一个有法制保障的自由社会，
合法途径要优越得多。”但作者并没有把此观点绝对化，而置于探讨的空间之中。

  大陆的法制建设远远不能与西方的民主国家的法制水准相比较，但是从王军涛等
人允许有律师辩护等方面来看，大陆法制的进展较十年前，二十年前是一种进步。
戴晴所享受的监狱待遇恐怕是因六四而系狱者中不超过十个人的待遇，数以千计的
系狱者的惨况是戴晴没有了解的，但作为一种事实，戴晴有权利以她的认识和感情
表现，描述自己的遭遇。这也是笔者接受候一谦先生观点的另一个原因。候一谦的
文章是平和、温文、说理的，使人们从戴晴看戴晴。同时候文也对戴晴提出了极为
中肯的希望，其一为“不是为此得意”、“减少了她对较不幸运的人们的理解”，
其二是“凡不是我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作者所提希望也是徐徐入扣，挚切诚
恳的，显示了作者“宽容而有立场，理解但不盲从”的态度。
  陈若冰的文章，则给人坦直，一针见血，义理清楚的感觉。
  陈文一开始就揭示了海外媒介对冰心题辞一厢情愿的“语义游戏”的宣传的可笑
，认为冰心题辞“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谢冰心的今天”正面宣传效果远远大于海
外媒介鼓吹的反面嘲讽。更何况，冰心题辞“说的是事实，…(没有共产党)这位年
事已高，久无任何创作的老人，在今天的西方决无可能有如此尊贵的身份和社会影
响。”陈若冰先生换了一个视角观察问题，体现了一种鲁迅所强调的“醒而真”的
文风。
  陈文言及的异议分子，改革精英派，皆语不多而精。文章结尾尤为精彩，提出，
我们“大家恪守自己的角色”，“回到一个能够互相辨认的现实世界中”。
  当然，两篇文章都略有不足。侯文一语未提及戴晴《我的入狱》中对民运人士不
无恶意的批评，这正是许多民运人士、华人、留学生极为反感的。而陈文最后的“
非异议人士”乃极不清楚的概念，“非异议人士”会给人以“异议人士以外的所有
人”的歧义理解。事实上，有的根本不是“萨哈洛夫”的人一直在串角色演戏，顶
着异议人士的名号。你要讲清角色，他偏要串角色上台。
  瑕不掩瑜，两篇文章皆观点鲜明，以理服人，前文温婉，后文犀利，但都力求以
自己见解准确探讨这世界的人和事，既无和稀泥也无骂大街之嫌，显示了民主文化
“多元、融洽、丰富、深刻”的特点。
  这正是《中国之春》编委、主编、编辑先生们正在努力的方向。作为读者，我们
不断为能在《中国之春》上读到好文章而高兴的同时，也庆贺倡导自由言论的《中
国之春》，正在催发民主文化的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