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 答李盐扬人一文不实之处 中国之春编辑部： 贵刊今年第三期所刊登的德国莱茵笔会李盐、扬人之奇文，涉及“当代中国研究 中心”，现就其不符合事实之处提出一些看法。 第一，该文认定“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执行局决定经费使用、研究项目的核准 和研究员的征聘。这一说法不符合研究中心的章程和有关规章制度，以及其实际运 作程序。执行局不是决策机构，而是董事会的执行机构。研究中心的经费使用与研 究项目的核准须经由其由海内外德高望重之著名学者组成的董事会批准或事后批准 。研究中心的经费使用办法规定，五千美元以上的研究项目须由各学部申报，执行 局审核，董事会最后批准。五千美元以下的项目由各学部或中心研究员申报，执行 局根据由董事会批准的年度工作计划及预算的原则审核、批准，并事后向董事会报 告，由其核准。从研究中心近一年左右的运作来看，五千美元以下的中、小研究项 目的经费占研究中心的全部研究经费的百分之三十左右。这些情况与贵刊社长于大 海先生去年九月前在研究中心担任执行局副主席时是一样的。 第二，研究中心的执行局主席为陈一咨先生。他多年来为中国的改革和开放作了 许多贡献。陈一咨先生著作等身，并且是民阵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执行局副主席为 李少民博士与宦国苍博士，研究中心所设的八个学部协调人绝大多数为美国一流学 府的博士(现已执教者为多)，其他的则为博士候选人。我不清楚李盐等为何方神圣 ，只是有幸拜读那篇逻辑不通，事实倒错，可以称之为“知识分子之劣迹”的奇文 。以美国学术圈对研究中心各学部协调人的评价和我个人对这些人的了解来看，研 究中心的骨干们的专业造诣与民主理念要远甚于肆口谩骂中国知识分子的李盐和扬 人。 第三，李盐和扬人断言，苏晓康等一批流亡海外的“民运精英”已经进入研究中 心，并且会影响研究中心的学术自由的精神和严肃公正的学术态度。这里的问题有 三：其一，苏晓康先生是海内外著名的有成就的学者，他的著作对现今大陆青年一 代的思想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六四”之后，他遭中共当局追捕，亡命海外，现 任民阵机关刊物《民主中国》的社长。由于具体运作上的问题，研究中心尚未邀请 苏先生担任任何职务。其二，以苏晓康之才学和对中国民主运动的贡献，如果能够 参加研究中心的部分工作(如学术顾问)是能提高研究中心的学术水平的。其三，笔 者孤陋寡闻，从未听说过李盐扬人在其学术领域里有何建树，或近年来对中国的民 主事业作出过何等贡献。不过，他们的奇文却谈不上什么“严肃公正”的科学态度 。 第四，李盐和扬人指责研究中心的成员是“党内改革的产物”，是与“官倒”为 孪生兄弟的“政治精英”。而且，“其腐败是连着党内改革派的腐败的”，其根据 何在?从实际情况来看，研究中心广罗天下英才，并非以“党内改革派”为主。其次 ，笔者认为，原来在十年改革中作出过贡献的人士与在海外的学有成就的人士共事 合作，是提高研究中心学术水平的一个重要保证。再次，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没 有党内改革派的努力，中国大陆今天就不会形成一种改革开放，甚至体制变革之大 势不可逆转之局面。正如包括社会上民主力量在内的各利益集团的自觉和不自觉的 努力是造成体制逐渐变形瓦解的基本原因之一一样，从一九七八年起，党内改革派 (虽然其组成在不断地变化)的主流是在自下而上地改变体制——虽然与其他政治力 量与利益集团一样，它也有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局限性。“六四”之后，一部分原 来在党内从事过改革工作的人士流亡海外，并加入海外民运。这应该说是一件好事 ，因为这意味着一党专制体制的进一步分化。笔者为天生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历来 身处江湖而远避官府。但是依笔者愚见，原改革派人士六四之后去国避难，并加入 民运的性质与六四前在海外留学，曾经希望回国从事改革未果，后来加入民运，甚 至担任一定职务的人情况是相似的。“同是天涯沦落人”，区别也许在于为中国大 陆的体制变革前所做的实事和贡献之多寡而已。至于“官倒”与“腐败”，建议李 杨二人研究一下明火执仗的官倒与挂着“民营”或“私营”而实际上靠“批条子” 之类的权术发家的“官倒”。这两种典型海内外均有的是，弃商从政者者也不乏其 人。但是研究中心的成员均为布衣书生。有几位在美国商学院执教的教书匠，却没 有走江湖的政治奸商。 第五，李扬二人将研究中心比作由美籍华人梁恒发起的“中国政治改革与开放基 金会”，其依据何在?别的不用说，粱恒办的《知识分子》杂志的水平要高于专门骂 人的李杨奇文罢。 第六，李扬的文章大肆抨击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对改革和民运有所贡献的知 识分子，这种谬论实在不值得一驳。想当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时， 以其师范毕业，却始终未能挤入学术圈子，因此，对知识分子和学者又妒又恨。这 也许是他日后大权在握即焚书坑儒万倍于秦始皇的一个说不出口的原因。今天，几 位打着“民运”旗号却自称不是学者的人，也竟然承毛泽东的衣钵，对在改革和民 主事业作出贡献的一代知识分子大加鞭鞑，其阴暗心理当不言自明。 第七，贵刊第三期的编者的话说，李盐和扬人的文章，不论他们的结论是否妥当 ，其中的思考是很“诚恳的”。对此，笔者十分惊讶。笔者不才，但对这样一篇明 显逻辑混乱，基本事实倒错，并且含有极大偏见的谩骂性文章却无论如何也无法恭 维。以笔者愚见，一份有影响力的杂志对这种“诚恳”的“思考”，还是不提倡为 宜。 宦国苍 为《人权白皮书》做个注解 编辑先生： 中春今年一月号所载被坦克压烂的尸体照片，又一次把我带回到那血腥的日子里 。据我所知，献身的是一位中年男子，约四十岁，在七机部供职，他所在的研究所 就在出事地点附近。六月三日夜里为阻挡军队屠城，市民学生在此地筑起一道道人 墙。这位烈士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军队毫无惧色，走到离军车不远的地方，大声疾呼 不要进城向人民开枪。话音未落，受阻军车突然开动，把他撞倒在地，后面的卡车 、坦克随后一辆辆从他身体上轧过去。 说到这里，我愿借贵刊披露两件鲜为人知的事情。 北京西城区二龙路附近，有一位不满二十岁的小伙子，六四早上在街上拣了一顶 钢盔。他父亲怕惹事，主动陪儿子到当地派出所上缴。儿子却被扣下，久无音信。 半年后，军人把他从河北某劳改农场送回他住地附近的合同医院。他那时变得骨瘦 如柴，处在高烧昏迷状态之中。医生抢救了近一天，还是挽救不了这条年轻的生命 。尸检结果：受刑后伤口感染引起败血症，内脏器官多处溃疡。我当时路过该医院 ，曾听到死者家属令人心碎的绝望哭号。 北京一高校后勤处的一位女青年，六四后不满中共屠城的行径，多次以书信、电 话形式进行抗议。九零年夏天，公安人员谎称“中央领导要听取你的意见”，将她 诱捕后关进精神病院。据说她后来真的精神失常了。 这些血写的事实大概可以为中共的《人权白皮书》作个注解吧。这样一个杀人政 府没有资格装模作样地在国际舞台上奢谈国际间的互相尊重。而我们这些幸存者， 则最起码也有义务为仍在遭受迫害的同胞说几句公道话。 有命人 请免“黄祸”“赤祸”之争 我对贵刊103期发表的“民联一盟员”的来信“是黄祸还是赤祸?”有一些看法。 一，我认为，《黄祸》一书所述，既是黄祸，也是赤祸，但说成是黄祸更合适些 。因为黄祸的概念是欧洲人在尚无赤祸之前提出来的。 二，黄祸如果再次来临，既祸人，又祸己。它真的会不会来临，有待历史发展。 但预言黄祸，无论如何并不是什么“对中国人民的污辱”。 三，我也不赞成“民联一盟员”最后“请于大海主席公开答复”。“黄祸”之说 ，既非于大海、亦非民联提出，而且“黄祸”“赤祸”之争现在也不是个要紧的话 题，为什么要于大海代表民联为这事来表态呢?这种要求很没有道理，也很不礼貌。 非民联一读者 请先用心再用脑 不知为什么，中春106期刊登的华生先生的那篇大作，“策略失误还是本体错误” ，怎么读怎么别扭。本人多年来作计算机方面的研究，不善政论，只觉得文章骨子 里是霉烂的。这篇文章没有一点“正义”、“对错”，只有“技术”、计算、权术 。 该文称“八九民运被共产党打败”。但请作者注意，说理说不过就拔枪把对方打 死算不上什么胜者。要不打死林肯的，打死马丁·路德·金的，都该是胜利者了。 弗基尼亚 刘人 颜真先生有失公道 贵刊刊登的《激进达不到民主》一文中，颜真先生把苏联现在的问题归因于开放 自由民主，我认为有失公道。因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从未能解决这些问题，最多 是把这些问题压制下来而已。更不说很多问题本来就是苏联的旧制度造成的。 我也看不出，八九民运如果成功了，后果有什么可怕的，或会有什么“民族悲剧 ”。听上去，共产党屠杀手无寸铁的市民学生，反倒不是“民族悲剧”了。 我承认中国的民主化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是经济的发展 。但民主化的过程必须是朝向民主的，而不是加强专制。而且，如果政治制度不改 革，大陆经济很难有长足的发展。我是学自然科学的。这是我的一点想法。 祝民运成长壮大! 南卡州一读者 表达关岛中国劳工的谢意 中春编辑先生： 现特寄上关岛《太平洋每日新闻报》关于此地中国劳工为反对中共压迫而进行集 体斗争的照片。再次感谢你们对我和关岛中国劳工的关心和支持。（照片请看下面 ） 李山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