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旧金山联席会议的几点随想 ·钱海鹏· 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民阵民联在美国旧金山市召开了理监事联 席会议，意义深远，因此是值得所有关心海外民运的人士悉心关注的。 作为这次会议的参加者，笔者在此提出几点随想，供朋友们商榷。 关于严家其先生的组党提案 这次会议最出人意表的细节，莫过于严家其先生再一次提出了两组织合并后直接 组成“中国民主党”的建议，并获准提交民联民阵合并代表大会讨论。 很多人知道，类似的主张严先生从一九九０年五月民阵的东柏林会议时起，就在 不同的场合反复建议过，均未引起广泛共鸣，民阵，民联内部亦一直没有通过组党 的决议。最近的一次是在芝加哥辛亥革命八十周年纪念大会期间，严先生与自民党 的王炳章先生联合提出“从速实现海外民运大联合，打散所有现存组织重新组党” 的主张。该主张在民阵民联内部遭遇到了相当大的反弹，比如民联联委委员李国愚 先生特别撰文(见《中国之春》九二年一月号)，详细列举了反对的理由。 笔者虽然一向对严家其先生执着追求的精神十分感佩，但在组党问题上不敢苟同 。按照严先生的解释，组党是为了使海外民运的组织紧密化，以减少内部的摩擦。 但事实证明这仅仅是一厢情愿。海外民运唯一的以紧密政党形式存在的组织“中国 自由民主党”，自成立以来，内部的冲突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且是愈演愈烈，这在 民运圈中是周知的事实，它明白无误地表明了靠组党并不能化解纷争。纷争产生的 原因实际是在组织的人员本身。 笔者以为，民阵民联在目前情况下立即联合组党，至少会面临下述难以化解的问 题： □民阵民联各自的最高权力机构会员代表大会仅仅授权联席会议讨论合并，从未 授权酝酿组党。这一点在民阵二大和民联五大的决议里都写得很清楚，无庸赘述。 民主政治以程序原则为一大支柱，越权的事情永远应该避免。将两组织的合并大会 变成组党大会本身缺乏法理依据。 □政党是以执政作为最终诉求的，而无论民阵还是民联，从来都还没有提出执政 的诉求。这一点本身正体现了两大组织的成熟：一方面是在大陆的一党专政制度尚 未被摧垮前，提这一点并无意义，更重要的是在海外这样一个与选民相隔万里的环 境下提执政诉求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其实，即使在激进主义占主导的清末，同盟会也不过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 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真正以执政为诉求的国民党，是在辛亥革命成 功近一年后才成立的。同盟会改组的理由，国民党的《组党宣言》说得十分明白： 同盟会是为推翻“清帝专制”，现在“破坏告终，建设之事不敢放置，爰易其内蕴 ，进而入于政党之林”。在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对个中道理似应看得更清楚 才对。 □政党必须提出其执政后的施政纲领或曰治国大纲。现代的成熟政党，是无法回 避通过其施政纲领表明所代表的特定社会利益集团的。综观亚洲实现政党政治的地 区和国家，从台湾到南朝鲜到日本，反对党派在竞选中的失败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 他们仅仅以反对现有执政党为基本号召，而缺乏真正的施政纲领。然而我们看到， 中共的一党专政早已在大陆将原有的社会利益集团打得粉碎，由十年改革的松动带 来的新的分化则还远远没有完成，甚至由于“六四”的缘故在某种意义上才刚刚开 始。因此在这种时候组党，在时机上也是欠考量的。我们不仅会找不到足够的代表 的对象，而且极有可能丧失一大批已有的或潜在的群众基础。共产党尚明了“统战 ”的必要，对付这样一个在资源上比我们雄厚何止百倍的对手，我们无疑要“棋高 一着”才会有希望。 □在目前情况下组党实际上亦根本起不到使组织紧密化的功效。 首先，组织成员分散在世界各地，在经费极端缺乏的情况下，连理事会本身的交 流都已成为巨大问题，何以奢谈“紧密”？次者，政党对党员的约束力，是以对党 员切身利益的提高为最终保障的，而现在海外民运的活跃分子，多数只是为了理念 而来，并无切身利益可言，一个“紧密的架构”，靠什么来维系呢？最后，总体的 行政运作效率从来都是靠直选首脑而后组阁委任的方式来提高的，这是一个常识， 而现在海外民运在实际运作层面上的领导都只能是在小选区由地方选举产生，“地 方”与“中央”之间有某些不协调无法避免，“组党”并不能化解这一先天不足。 □从决策的角度，一个计划付诸实现之前，必须考虑其“机会成本”。严家其先 生在会上回答前民联主席胡平先生提问时也认为，目前组党可能会引起民阵民联百 分之五十现有成员的流失，且不言这一估价本身即趋于过分乐观(比如据已合并的民 阵民联德国分部的主席齐墨先生估计，在德国地区若立即组党，现有民阵民联成员 的流失率将会达百分之九十甚至更高)，即使是一个正确估价，立即组党的代价也已 经过高了。 可见，组党在目前情况下除开一点“造势”的效果外，并无什么实质性成效。 严家其先生以政治学家闻名，因此笔者在这里的一番议论虽然久已成形，却一直 未敢见诸文字，终于斗胆班门弄斧，实在是考虑到自己应对国内的人民负责。为文 或许有不妥之处，希望朋友们批评，也希望严先生指教。 民运组织的架构问题 民阵理事长朱嘉明先生在联席会议前的民阵理事会上指出，在目前民阵的三权分 立架构下（此一架构亦为民联所采用），行政系统，监督系统和决策系统之间，在 制约，监督，沟通，协调等方面诸多困难，应以既符合民主，又有效、和谐为原则 ，加以改进。笔者认为这个分析是很准确的。事实上，有感于海外民运目前行政运 作的种种困难，借合并而“改制”的呼声在本次联席会议上已经非常明朗并在与会 者中取得了共识。 不言而喻，目前民阵组织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行政效率下降，人事纠纷不断。究 其根源，不能不说和如下的事实大有关联：在经历了中共的四十年专制惨痛之后， 民运圈中有一种“独裁恐惧症”，看到他人握有权力时多多少少有一点谈虎色变。 实际上，权力相对集中与独裁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对于保证一定的行政 运作效率是必不可少的。泛民主倾向只会带来低效和决策混乱，其危害但凡搞过实 际工作的人都是非常明了的。从另一方面看，美国总统的权力不可谓不大，连参众 两院多数通过的决议亦可动辄否决，但总统却不可能独裁。因为要独裁必须有绝对 的权威。按照严家其先生在其名著《首脑论》中的分析，权威的来源有三：继承、 暴力、民意。显然美国总统的权威来源于民意，而民意基础上的权威与独裁是不相 容的。如果说海外民运中已有什么人具备有权威的话，他的权威也只来自于民意而 已。民阵日本分部的吉启鸣先生曾专门撰文，论述在海外民运中有五大试图独裁者 难于逾越的鸿沟，使得个人专权实际变得不可能。 因此，笔者在这里要甘冒受抨击的危险呼吁，目前在海外民运中多有出现的“制 衡第一，做事第二”、“为制衡而制衡”等，可以休矣。如何发挥最大效力去推动 大陆的良性变化才是第一重要的。记得民阵二大时，刘宾雁先生曾谆谆告诫与会者 要“警惕心中的小毛泽东”，化戾气为祥和，多一点相互信任，少一点相互猜疑。 事实上猜疑可以是无止境的，且杀伤力极大。的确，相互的猜疑和轻信别人的猜疑 只会搞得人人自危，因为它使得每一个人都处在随时都可能声誉扫地的窘境中。 也许还应该提一下海外民运中关于“三权分立”的概念混乱。 首先，三权分立是指对国家政权而言，笔者还从未看到西方的哪个成熟政治组织 在内部搞三权分立，一般都是设一套行政机构，再设一套监察机构，两权分立而已 。民阵民联德国分部就是这种构架，他们的运作效率和成果在海外民运圈中是有目 共睹的。 再次，三权分立本身是指行政，立法，司法分离，并非随便拿出三个什么权力一 分就可以。象民阵总部目前的决策权和行政权分离的情形，笔者认为就是一个极不 合逻辑的架构，决策人不用负担任何责任和风险，而承当责任和风险则似乎只剩下 听命行事的可能，这种情况稍有头脑的人都应该认为是说不过去的。并且这样做的 结果，导致了理事会和行政总部之间的权限在很多情况下界定混乱，徒然引起了很 多不必要的摩擦。类似的情况在民联总部也多次出现过，据说也是搞得大家束手无 策。 总的来讲，笔者认为，在未来的“改制”中必须使行政权力相对集中，以保证办 事效率。决策权和行政权不能分开，同时去掉因“为制衡而制衡”而设的机构，行 政决策部门与监察部门两权分立，以使机构简化，减少部门间的不必要摩擦，同时 也可以节约开支。 关于海外民运的定位 这本身应该是一个很“古老”的问题了。可惜这次联席会议上仍有一些现象，让 人感到这个问题并未解决。比如有一位享有盛名的民运权威，在会间回答关于组党 问题的疑问时竟然说：“中国日后的民运就是靠海外这些人了，几百人，上千人， 组成核心，回国之后党员很容易发展到几十万，几百万。” 笔者在归程中曾就此问题向民联前主席胡平先生专门作了请教，他作了一个非常 风趣的回答，不妨辑录在此：“中国较有影响力的民运领袖人物现在多在海外，这 是正常的。在奥运会休会期间，运动员的座次按上届名次算嘛。然而一旦回国，赛 事重起，就当然不会是这样了。如果说有一百个民运高手，现在至多有五个在海外 ，九十五个在国内。” 其实民阵也一直在强调民运的根在大陆，民阵主席万润南先生就曾提出，海外民 运应重在培养一个成熟的反对派，因此民阵的任务是，面向国内，保持压力，广泛 结盟，加强研究，准备应变。 之所以在这里重提角色定位问题，是因为对此问题的清晰认识，倒是的确能够化 解被大家谈烂了的“内斗”问题。曾有朋友对我开玩笑说：“咱们这班在海外的人 ，实在应该互相提携着才对，中共一党专政不结束，咱们谁也没戏唱。即使共产党 倒了，有没有戏也要看咱们齐不齐心，否则国内人谁认咱们呢？这民运圈中明白人 应当不少，怎么连求最大公约数的概念都没有呢？” 我当时就说，不是大家不懂什么最大公约数，而是有些人错以为大陆“光复”在 即，海外民运是未来当然的天之娇子，此时不争，以后就为时晚矣。□ （钱海鹏：民阵理事，民阵比利时分部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