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工程箭上弦 ·何 频· 倘若没有突发性的重大变化，将于三月二十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人大五次会议可望 “顺利”通过三峡工程上马决议案。可真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自视为高 于三皇五帝的一代枭雄毛泽东，虽写下“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 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的豪壮诗句，却终于被李四光的“以死相谏”感化 ，加上天灾人祸频仍，国力衰竭，放弃了“截断巫山云雨”之梦。以后虽有数次主 张三峡工程上马的高潮，结果都是反建派或缓建派取得了暂时胜利。 但今日毛泽东的后继者们，反而不再容许有异议的声音，反建派的阵营已经溃散 ，其中主将多与“六四”有涉，自顾不暇。如被视为“动乱记者”的戴晴客居哈佛 ；曾“以泪相谏”的千家驹老先生隐居洛城，静心写作；而反对最力并为之付出沉 重代价的李锐，在病床上给党中央和江泽民上了“万言书”，唯石沉大海……几乎 找不到一丝三峡工程议案可能缓行的踪迹。三峡工程已是箭在弦上，非发不可了！ 邓小平赶到武汉最后拍板 中共最高层已就三峡工程兴建达成共识，而且获得了邓小平的拍板定论。今年初 邓小平在深圳露面之前，曾在武汉停留了一段时日，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即是听 取有关三峡工程的汇报。现在主政湖北的省长郭树言，是中共烈士子弟，曾任国家 科委副主任，是一位颇获邓小平信任，正在崛起的政坛“大黑马”。他是力主三峡 工程上马的官员之一，而且将在未来的工程建设中扮演重要角色。他在武汉向邓小 平所作的汇报，无疑是促使三峡工程上马的催化剂，使邓最后下了决心。 去年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公报出来后，人们原以为可能涉及的“三峡工程”四个 字却未出现。小道消息说是江泽民在会上念了一封周培原反对三峡工程上马的信， 接受了不要急于宣传的建议。不错，八中全会之前江泽民是找了周培原，听了周的 反对意见。但真正使八中全会公报未提及“三峡工程”的不是周培原，而是邓小平 。 八中全会之前，江泽民即表示，会议公报理应重点宣传三峡工程，起码要向全国 的基层组织吹几阵风，为三峡工程上马造声势。负责意识形态的李瑞环也表示：“ 百分之百赞成”，并且向全国宣传单位下达了文件。但邓小平表示他要亲自去湖北 看一看。 邓小平听到的汇报，全是一片主张上马的声音，加上去年洪患对他的刺激，便作 出了三峡工程兴建的最后御准。二月二十日，中共水利部外事局顾问兼大型水坝委 员会副主席傅绍锐，在接受日本读卖新闻采访时首次证实三月全国人大会议将通过 三峡水坝兴建计划，并尽早开工的方针。 于是数十年围绕三峡工程兴建与否的争议，将正式打上句号。然而，这是中国现 代化的里程碑，还是中国另一场大灾难的开始呢？ 李四光“以死相谏” “朝辞白帝彩云问，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三 峡据长江天险，是中国疆土之天赋，诗人之画境，兵家之圣地，历史之凭证。但是 长江天堑，万里惊涛，两千多年来曾发生过二百一十多次特大洪水，给人民带来了 无穷的灾难。近七十多年来，中国人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始终征服不了 它。孙中山曾在《建国方略的实业计划》中提过长江三峡建坝的设想，以控制长江 的定期泛滥并从事发电。这个主张历经了其后的各种外力入侵、战争和政治动乱而 未衰。三四十年代，中国当局便成立了杨子江水利委员会，聘请澳大利亚和美国专 家来华考察，并曾与美国垦务局一起进行了初步研究。 但正式提议三峡建坝，始于中共建政之后，也自此，一个工程的上马与否，在中 共内部成了一个极富争议的话题，而且与各派系势力消长、大陆情势演变有着微妙 的互动。 一九五一年六月，中共成立长江水利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之初即与苏联专家讨 论三峡水电利用问题。五三年七月，该委员会提出三峡工程设想上报中央，毛泽东 看后表示：“社会主义的三峡工程应该超过秦始皇的万里长城、隋阳帝的大运河， 造福万代子孙！”当时的著名民主人士陈铭枢劝诫毛泽东不要好大喜功，引起毛的 震怒，陈铭枢后来被打成大右派，自然与此相关。 五四年那场特大洪水后，中共决心要从整体上治理长江水患。五六年七月，长江 水利委员会改名为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办〕，其主任林一山与国家水电总 局局长李锐就三峡工程展开争论。李锐主张：以五溪工程代替三峡工程；而林一山 发表二万字长文，力举三峡工程应列入国家计划。 五七年四月，毛泽东召开座谈会，宣布三峡工程要“积极准备，充分可靠”地进 行。十二月三日，周恩来题词：“为充分利用中国五亿四千万千瓦的水力资源和建 设长江三峡水力枢纽的远大目标而奋斗。”与此同时，毛泽东写下了“截断巫山云 雨”的《水调歌头》。 五八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南宁开会，毛泽东突然对林一山的关于三峡工程 不切实际的想法提出批评转而支持李锐的稳健意见。李锐的观点是：“三峡工程， 不建比建好，晚建比早建好。”周恩来却力主兴建。会议之后，他率领一队人马巡 视三峡，得出结论：“三峡工程是需要的和可能兴建的。”三月，中共中央在成都 召开会议，周恩来就三峡工程构想作了专题报告，中央还作了个《开放长江规划的 指导原则的决定》。会上正反两派的意见反映得比较系统：一派认为修建三峡工程 以解决长江防洪、航运、发电和灌溉等一系列尚待解决的问题；反对派则认为兴建 三峡工程不仅不能解决防洪、航运等问题，反而留下一大隐患，如设计不慎、发生 战争等因素。他们还主张，可以在长江上游支流七十万平方公里流域内修建若干个 水库，以缓解洪水对长江下游的威胁。 成都会议结束之后，毛泽东乘船过三峡。毛说：“与其修那么多支流水库，不如 卡住三峡这个口子。”船过四川省丰都县，周恩来对当地政要说：“丰都水库不要 建，我们要搞三峡工程。”随即，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水电部组织两百多个科 研单位共一万名专家展开调查、勘测和科学论证，于五九年年底提出了长江规划要 点报告和三峡工程初步设计要点报告。 为什么三峡工程设计方案未能付诸实施呢？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六０年前后中苏 关系破裂，天灾人祸频仍，国力衰竭，加上最高层忙于权力争夺，“伟大设想”被 迫搁浅。 还有一个传说，是李四光“以死相谏”感化了毛泽东。当时李四光任地质部长， 有一次与毛泽东会谈时说：“我今天有非常重大的事问主席，请主席屏退左右。” 毛果然俯从李四光之请，同意和李四光单独密谈。“主席，我今晚已决定自杀以谢 天下。”李四光轻声地说出这惊人的话，“因为我不能阻止三峡工程。”毛泽东在 惊愕之余终于认真听取了李四光的意见。 以后几年，有关三峡工程的话题几乎未再在高层提及。六九年九月，毛泽东在听 取长江工程汇报时，插话：“武汉头上顶盆水，有什么好处呢？”“要研究四川境 内长江支流的应用。”周恩来亦转变了口风，七０年他在听取葛洲坝工作汇报时插 话：“你说的高坝大库是我们子孙的事，二十一世纪的事。” 华国锋同意“大干快上” 毛泽东的梦想终究在有生之年未能实现。但有关三峡工程的研究工作并未停止。 七九年九月，水利部提出《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议》，建议该工程作为一项 “重大战略工程”，争取在九十年代完成。时正“按既定方针办”的华国锋却违背 毛泽东的决定，同意三峡工程“大干快上”。 邓小平正在悄悄地组织对华国锋的围攻。当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赵紫阳正好 成了一支利剑，赵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明言反对三峡工程“大干快上”。但国务 院于八０年二月决定，重新论证三峡工程。三年之后，长办完成三峡工程可行性报 告，国务院决定一九八六年将正式动工。 八四年四月，中共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再次对三峡工程进行专题研究。中央全 会在三百多名专家业已审查通过的基础上，原则批准了长办提出的《三峡水利枢纽 可行性研究报告》，将工程确定为：蓄水位一百五十米，坝高一百七十五米，电站 装机总容量一千三百万千瓦，并要求立即进行部分施工前期准备工作。主持会议的 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同时建议，成立三峡经济特区，以便顺利协调实施工程的行政隶 属关系。 这一建议随即引起争议。据说反对者的后台是与胡关系并不融洽的赵紫阳。北戴 河会议之后，赵紫阳在北京主持国务院全会，有人对胡的建议提出非议，赵紫阳乘 机提出，改称“三峡行政区”。但赵紫阳的设想在全国人大遭到否决，全国人大认 为，《宪法》中没有关于行政区的条款。于是，一九八五年二月，中共中央决定成 立“三峡省筹备组”，计划将四川的培陵、万县两地区和湖北的宜昌市、宜昌地区 及原恩施地区的巴东县划归三峡省。三峡省会设在葛洲坝所在地宜昌市，全省总人 口约一千六百万人。 三峡省筹备组由主建派主将之一，水电部副部长李伯宁负责。当时传闻正在湖北 担任中央驻鄂整党特派员的胡耀邦大公子胡德平出任三峡省首任省长。 全国政协成为反建派“基地” 这个决定，无异敲响了三峡工程的开场鼓。但与此同时，反对派声音四起。全国 政协几乎一度成了反建派的“基地”。全国政协几个专题组，着手对三峡进行认真 的调查。原国民党政府资源部长、现全国政协委员孙越崎，率领一行八人赶赴三峡 实地考察，从重庆乘船沿江而下。次月，在距三峡大坝坝址二十七公里的新滩，孙 越崎一行恰好遇上大滑坡，四百万至六百万立方米的山石冲溢河库，转眼间在河道 上形成约九十米长的碍航滑舌，孙越崎一行不得不弃舟登岸。考察五十八天返京后 ，孙越崎提出三点反对意见：论证科学依据不足；国家财力达不到；对前景效益估 计不足。他还问：“谁能保证施工期间不滑坡，竣工后不滑坡”？ 同年七月，全国政协经济组经过调查，也向政协大会提交了《三峡工程近期不能 上马》的报告。几天后，全国人大开幕，部分代表力陈工程弊多利少、反对“七五 期间”施工。有人言辞激烈，说：如果三峡工程上马，将是对中华民族的犯罪行为 。更有人作“洒泪之谏”。 同年秋天，美国几大环保公司组成“中国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专家小组”，并得 出研究结论：反对美国公、私企业渗入中国三峡工程。“如果中国三峡大坝开工， 它将是已有大坝中最具灾难性的。” 八六年春，全国政协又组团实地考查调研三峡工程的可行性。考察为期三十八天 ，前后召开四十次研讨会，然后上书国务院和中共中央，要求对三峡工程再作严格 审核，反对快上，主张缓建或不建。 八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十日，世界银行组成三峡专家组，对长江三峡进行实 地勘察。该专家组在提出的勘察报告中对地质、泥沙、防洪、航运、水工、施工、 电力系统、经济分析、环境影响等均表示了质疑。 戴晴：“更愚蠢的错误不可再犯！” 八六年六月，由国家计委主持、国家科委协助完成的三峡工程论证报告送交中共 中央、国务院备案。国务院决定对三峡工程再论证，特成立以前水电部部长钱正英 为首的论证领导小组，下设十四个专家组，集专家学者共四十二人。 与此同时，加拿大为三峡工程而设立的加拿大国际规划工程公司〔CIPM〕和投资 公司〔CYJV〕，完全出于生意目的，却以西方专家身份为三峡工程进行可行性研究 报告。毫无疑问，他们是赞成三峡工程上马的，因为他们由此可以在三峡工程上获 取巨利。他们的报告为中国主建派提供了“堂而皇之”的上马依据。 八八年三月，长办提出《长江流域综合规划要点补充报告》，要求三峡工程应尽 快上马。十一月，三峡工程论证小组报告完成，九名专家拒绝签字，四百零三名专 家同意此报告结论：三峡工程建比不见好，早建比晚建好；三峡工程经济上合理， 技术上可行。 全国政协数十名委员一个月之后，上书中共中央，再次反对工程上马。 八十年代中下期有关三峡工程争论依然异常激烈，各派尽力使出自己的招数，但 整个过程并没有政治斗争的火药味。主建派固然可以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积极行动 ，通过各种场合和传媒说出自己的论据，反建派也可以通过新闻界和学术界甚至政 协、人大会议等渠道将自己的意见宣扬出去。八七年，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了收集 不同意见的《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同时，由于反建派主将周培源、千家驹、 李锐、戴晴等都是在海内外有广泛影响的人士，一时反对派声音愈来愈响，也愈来 愈得到人们的共鸣。美国、加拿大、香港众多报刊发表社论，反对三峡工程立即上 马。八九年年初，戴晴召集一批记者、编辑、学者，以最短的时间编出了《长江、 长江》。年轻的《人民日报》评论员吴国光在该书的序言中说：“不受制约的政治 权力，在三峡问题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始终是一个有形无形的决定力量，完全扭曲 直至扼杀一切科学探讨与论证，划地为牢地把一个本应拨动国人心弦的问题变成一 个人人宁愿三缄其口的禁区。”戴晴在书中则直指穴位：“长江只有一条！我们已 经对她做了不少蠢事，更愚蠢的错误不可以再犯！” 在此之前，赵紫阳在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培源的反对上马的意见书上批示：“一切 要充分论证，根据可能和必要，慎重决策。” 直得提出的是，当时大陆经济形势恶化，加上中共内部斗争的需要，李鹏等主张 不要再公开争论了，以免“搞乱思想”。八九年二月，身兼三峡工程领导小组长的 中共政治局常委姚依林，在全国政协会议首先以“组长”身份说：“五年内〔八九 年至九三年〕不会再提三峡工程上马问题。” 姚依林设下骗局，王震说：“老子要上三峡！” 这完全是一个骗局！事后的结果证明，姚依林说“五年内不再提三峡工程上马” ，实际上是为了欺骗反建派。他们一方面通知各种宣传工具不得刊登反建派意见的 文章，一方面却在马不停蹄地作筹备工作。八九年四月之后，海内外的注意力集中 在“学运”上，很长时间没有听到有关三峡工程的论证消息。直至九０年七月，人 们方知道主建派并未停止活动，他们同月在中南海召开所谓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 由国务院主办，为期九天之久。 其实早在九０年正月初三，在国务院的筹划下，在广州就秘密召开了关于三峡工 程讨论会，与会者几乎一边倒支持三峡工程应尽快上马。中共几位最高政要也出席 了会议。 在七月的中南海会议上，江泽民、李鹏和姚依林还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决定 将可行性报告提请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审查后，将报请中共中央、国务院审 议；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审议后，再报请全国人大审定。周培源向会议提交了主张 缓建的调查报告，说政协视察团绝大多数委员表示对三峡工程“既关心，又很不放 心”。但会议对此未予理睬。 曾立下“三峡工程一定要上马”之类誓言的李伯宁，在九一年初向中共中央写信 ，再度请战。江泽民很快在信上批示，大意是对三峡工程应该开始做点准备工作了 。 九一年四月四日，在全国政协闭幕大会休息室里，江泽民对主持政协常务工作的 王任重说：该对三峡工程下点毛毛雨啦！ 王任重立即打电话给李瑞环，告知江泽民的指示内容，李瑞环当即表示：“我百 分之百赞成。” 与此同时，国家副主席王震发话了：“老子要上三峡！”原来，原“三峡省筹备 组”曾拍有一部《三峡在呼唤》的“机密”录像片，仅供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 成员，国务院正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副主任、全国政协正副主席和部分政治 元老观看。那确实是一部催人泪下的电视片，它忠实而惊心动魄地记录了三峡现状 ：一方面有着丰富的水电、矿产、药材、果木、野生动物资源和得天独厚的风景资 源，另一方面却展示了这样的画面：一家十口人衣衫褴褛，因盖不起房舍，只好挤 在一个阴暗的岩洞里度日。在破旧不堪的房舍里，一家五六口人的饭碗里终年是玉 米糊糊、红薯、几片泡菜叶打一钵汤却未见一丝油花……更令人难以正视的是，早 已进入八十年代，这里却仍有人全家共穿一条裤子，谁非要外出不可，谁才能获得 一次“享受”！王震看了之后，又听人说建了三峡工程，人民生活就会好起来，当 即表示要工程上马。只差没说：“谁不同意，我就轰了谁！” 九一年五月，霍英东等二十多名香港企业家抵达宜昌，次日便专门前往三峡考查 。这是境外企业界首次公开并大批到三峡考察。六月，国务院副总理兼三峡工程审 查委员会主任邹家华明确表示：“三峡工程有必要兴建。”同月，水电部集中一批 专家完成一份专业报告，该报告针对反对派的八个方面的意见，逐一进行反驳。 同时，中共传媒还报道了一次三峡工程“通气会”的情况，向各部门传达了中央 “三峡工程有必要上马”的信息。 随即一场罕见的大水灾，更使三峡工程“上马”之说得到有利时机。中共政治局 在讨论救灾会上，李鹏提出必须“尽快上马”，得到大多数成员支持。人大委员长 万里在八月二十八日的人大常委会上说：“三峡工程的必要性日益明显”，“迟上 马不如早上马，这是关系到亿万人民切身利益的长治久安之策，建议国务院列入十 年规划。”十一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考察团，由副委员长陈 慕华带队，对三峡工程进行了实地的考察。十二月二十八日，人大常委会议听取考 察团汇报，并进行了讨论。从新华社的报道看，人大常委们肯定兴建三峡工程的必 要性，争论的只是技术问题如泥沙、移民、资金、生态平衡等。 反建派消声匿迹，只有戴晴…… 六四之后，中国的政治气候倒退了十年。即使三峡工程只是一个科学问题，也无 人敢多言，或没机会发言。所以身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钱伟长能公开发出异议，一 度引人敬佩。 钱伟长在九一年四月的“群言”杂志上，发表了《海湾战争的影响》一文。钱伟 长认为，当前国际形势下，和平还没有保障，而海湾战争告诉我们，这已是“导弹 的时代”，“已经无所谓前线与后方，一线和三线的区别了……拟议中的长江三峡 水库所蓄水量和埃及阿斯旺水库同一量级，而且更大，一旦失误，长江下游六省市 将成泽国，几亿人口将陷入困境……我们绝不能花了几百亿或几千亿人民币来修一 个世界上最大的水坝，给我们子孙背上包袱，成为外部敌人敲诈勒索的筹码。”文 章发表后，“主建派”即由原国家科委副主任、湖北省长郭树言公开介绍三峡工程 种种益处。五月初，一篇署名为“金戈”的《也谈海湾战争的启示——同钱伟长同 志商榷》的文章，在《湖北日报》二版头条发表。文中批评钱伟长关于“敲诈勒索 的筹码”的论断过于偏颇。 王任重也找钱伟长谈话，告知中共最高层已下定三峡工程上马的决心，不能再唱 反调而不与中央保持一致。钱伟长大梦方醒，慌忙找了一个台阶下：五月二十三日 ，他跑到三峡工程坝址，佯装视察一番，然后发表了最新见解：“三峡工程的防洪 作用不能说得太满；工程投资估价要实事求是；工程同行要考虑长江航运的大发展 ”，用这通废话笨拙地掩饰他态度的转变。 九一年十一月的美国《新闻周刊》曾报道说，唯一还敢大唱反调的是戴晴。她说 ，目前在三峡问题上出现一面倒，几成上马的消息，并非表示在大陆已无反对声音 ，而是在不正常的气候下，当年持反对意见的目前都不敢出声，同时他们的意见没 有公开发表的机会。她甚至认为，目前在三峡问题上持赞成态度的专家中，有的也 是身不由己，因为中央的主观意图已非常明确，不可能同高层唱反调，只有附和自 保。 戴晴曾对《新闻周刊》说：“目前只有国际压力才能阻止此事。”她日前向笔者 透露，她正准备一份材料，将在巴西召开的一个国际环保会议上散发。这一切证明 她是一个有胆有识的异议者。尽管国际环保组织可以对中共提出批评，甚至希望劝 阻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为这项工程融资，然而，就象西方社会抨击中共的人权 政策一样，正义但是无力，无法改变根本局面。何况参与三峡工程计划的外国公司 正闻风而动重返大陆，包括美国和加拿大一些政府部门和企业。 限于篇幅，本文并未提及有关三峡工程的技术问题，包括最可能诱发社会危机的 移民问题。事实上，笔者在三峡工程上完全是个门外汉，无所谓赞成或反对。问题 是，如此荒唐、独断专横的决策方式，其“上马方案”的可行性怎能令人信服？ 或许，我们不用太灰心丧气，谁能担保随时不可能出现转机？何况离正式开工还 有四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