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大陆改革的出发点 ·江 峡· 本文是作者一九九一年七月在多伦多的一场讲演的底稿。原稿较长，我们作了相 当的删节。 改革的困境 近年来，人们一直对改革应该走体制内的道路还是走体制外的道路这个问题争论 不休，关于新权威主义的争论也是这个大争论中的一种表现形式。新权威主义者们 希望见到这样一个政府，它在政治上上有足够的权威或控制力，并借用这种权威推 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而最后在经济发展的的基础上，逐步实现政治民主。 这种主张面临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在专制主义体制下能否实现自由经济。 中国十几年来的改革实践已经证明，在现行体制的“权威”与实行自由经济的第 三世界专制主义国家的“权威”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的国家政权是用来保护市场 经济的，前者的国家政权和与之一体的计划体制是直接排斥市场机制的。不改变旧 的权利结构而又试图实行市场经济，其结果不是形成自由资本主义，而是出现官僚 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前提是生产者在市场上的平等竞争。中国现行权利结构本身 已排斥了自由竞争的前提。在不触动现存权力结构的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形成强 大的中产阶级，祗能是幻想。那么，能不能由这个政权自己强制实行私有制的改革 ，通过产权私有化而改变自身的权力结构？中共改革派中的激进一翼的确有此意图 。问题在于现实的力量对比。首先，激进派必须战胜强大的保守派及其身后庞大的 既得利益集团的抗拒。靠现行体制自我改革，很大的困难在于激进派为推行其改革 所利用的手段--现行权力体系，同其改革的目的--使现行权力体系解体的经济自由 主义，二者是相互冲突的。其次，它必须战胜社会大众的反抗。对于激进派来说， 最大的困难还不是保守派的阻挠，而是来自自由主义改革将会引发的强烈社会动荡 。1988年，仅仅一个价格闯关的试探性气球就已引起疯狂的抢购风潮，严重的通货 膨涨成为89年大规模社会民主运动的直接社会动因。如果进一步推行经济自由化， 大规模的工厂倒闭和失业引起的社会震荡有可能给激进派甚至整个中共政权带来灭 顶之灾。中共城市经济改革--八九民运--改革中止的“三部曲”已经展示了由现政 权强行推行经济自由主义，对于中共激进派来说，非不想也，实无胆也。即便有胆 ，亦无力也。它对付得了保守派与社会大众的共同抗拒吗？ 体制内改革的失败，八九民运，东欧和苏联的巨变，一时给经济自由主义改革派 带来某种希望，似乎“柳暗花明又一村”，民主化将成为自由主义改革的出路，因 为它能打碎阻碍自由经济的现存权力结构。然而好梦不长，近来民主派纷纷变成权 威主义者的现象说明，东欧和苏联的现实已使他们意识到和预感到民主是一把两刃 剑，它向左一挥可以斩断旧的权力结构，向右一挥也可以斩断经济自由主义。关键 是东欧和苏联的先民主化，后自由化的道路日益被证明绝非坦途。现实已开始打破 人们对于自由资本主义的乌托邦式的幻想。由现行体制转变为经济自由主义，计划 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国有制转变为私有制，必然伴随着物价飞涨，贫富差距，企 业破产，工人失业，和原有的就业、福利等社会保障的削弱甚至丧失。所有这一切 ，原是自由市场机制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本性决定的。对于广大的 不久前虽然相对贫困但至少还享有种种最起码的工作和生活保障的人们来说，这一 尖锐的反差显得格外痛苦和难以忍受。而这种状况，是经济自由主义本身在短时期 内，甚至长时期内也不可能解决的。自由的市场机制，祗能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 下解决经济效益问题，而不能解决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问题。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民众的不满和反抗，势难避免。民主，将成为大众对自由主义经济不满的公开宣泄 的渠道和可资利用的政治工具。在民主制度下将会迅速组织起来的大众的反向运动 的浪潮，最终可能将整个经济自由主义的改革冲垮。要坚持经济自由主义取向，唯 一的办法就是取缔政治民主，代之以新权威主义，换言之，以专制主义的手段，以 对大众反抗的严酷镇压，来强制推行自由主义经济。这是经济自由主义改革的逻辑 结论。那些至今仍主张先政治民主化后经济自由化的的反新权威主义的民主派们， 在这一点上对新权威主义者的反驳是极其无力的。 目前，一种经过改良的新权威主义观点是：先通过民主化将旧权威体制打碎--在 旧权力结构的废墟上建立以经济自由主义为改革取向的新权威--通过新权威实现经 济自由主义。这种新权威主义同中共激进的改革派所要实行的新权威主义，在改革 取向和改革手段上没有任何实质性区别。人们于是会问：凭什么中共激进派强制推 行经济自由主义改革会导致权威丧尽，而“新权威”强制推行同样的经济自由主义 却能获得权威？世上当然没有这种道理。实际上，一旦民主化将旧权威体制打碎， 任何人强制实施经济自由主义必然会导致大众的强烈抵抗。在这种社会动乱的条件 下任何社会力量若想获得“新权威”，获得执政的合法性，将不得不对民众的要求 妥协。为巩固自身权力计，为平息社会动乱计，“新权威”将很难实施经济自由主 义的模式。不论是旧权威还是新权威，强行推行经济自由主义所引起的社会冲突和 动荡将使其固有的“权威”丧尽。为建立秩序需要取缔民主。为建立秩序也放弃经 济自由主义。结果是既丧失了民主，也没得到经济自由主义。 改变单一的改革价值取向 这里已触及到事情的根本--我们为什么要改革？改革最终是为了什么？这是改革 的根本价值取向问题。可以说，尽管存在着各种分歧，当前相当一批知识份子和民 运人士心目中的改革，并没有摆脱中共改革派一开始就规定下来的价值取向--经济 效益至上。这种改革取向背后的价值观，仍然是那个一百多年来恶梦般地纠缠着中 国知识份子和官僚阶层的重现中央大国的渴望，因而都从“国家兴亡”出发来规划 改革的取向。直到今天，改革的必要性，仍然以“开除球籍”的危险为最终的依据 。好象十几亿中国人至今仍然祗存在着一个人格，一种需求。从这里出发，中国当 前所有的现实问题，便祗有用“经济效益”这一把尺子来度量。从这里出发，社会 公正和保障要服从经济效益，公民幸福要服从国家目标，社会的宏观调控要服从市 场的自发运行，工人要服从企业家，民主要服从新权威主义。按照这种狭隘的经济 效益至上的自由主义改革取向，中国老百姓基本生存保障的需求不见了，大众在现 行制度下对自由，平等和人权的渴望不见了，工人们成为企业的主人的要求不见了 ，整个社会用民主制度来自我保护以防止大跃进一类的悲剧重演的迫切需求不见了 ，大众反对官僚等级制度，消除特权的强烈要求不见了。改革的内涵于是祗剩下单 方面规定的经济现代化和经济效益。 事实上，人同时有着多种多样的需求。生存，安全，和平与秩序，富裕，平等， 自由等等。促进经济增长的合理性，是以承认其它基本的人类价值为前提的。若过 度地强调经济增长，甚至到了否定其它基本的人类价值的地步，促进经济增长就丧 失了自身的合理性。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提高经济效益祗有同他们的切身利益的改进连在一起才是 有意义的。如果为追求经济效益而危及到他们基本生存和劳动权力，基本安全保障 ，那么这样一种经济效益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打破铁饭碗不是不要饭碗，反对平 均主义也并不意味着认可无止境扩大的贫富不均。平均主义固然会导致效益低下， 贫富不均也可激起民众造反，国内战争。简单地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公式倒转 过来并非出路。人们每一种需求都有其自身存在的理由，但同时也有其在需求结构 的整体中各自的位置和限度。如果对某种合理需求的追求超出了它自身的限度而破 坏了其它更为基本的需求，结果必遭天谴。因此，在改革的价值取向上，应废除各 种形式的单一价值取向，自觉地去追求多种社会需求的协调。在当前应特别注意经 济效益与社会保障的协调；个人，企业，地方的自主活动与社会共同利益的协调， 改革与社会相对稳定的协调。这不是什么二元论，而是任何社会包括当今发达国家 平衡稳定地发展所必须兼顾的二重性。 经济自由主义的效益至上的价值取向由于无视其它必不可的基本社会需求和社会 价值，因而尽管它在抨击现行体制时有一定吸引力，但迟早将会被多数中国人所放 弃。有意思的是，坚持现行体制的保守派们，也在大谈计划与市场的结合，宏观控 制与微观搞活的结合等等似是而非的协调论。关键是，现行体制在结构上已预先排 除了需要协调进来的另一方，而保守派们所谓的协调却偏偏以坚持现行体制为基本 前提。你若真的想追求综合价值取向，你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现行权力结构。你若 坚持现行权力结构，你在实际上就是坚持现行权力结构所内化的片面价值取向。保 守派的协调论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言辞，无法实现的空谈。 那些把当局关于综合价值取向的言辞当真的人，误以为当局的困境证明综合价值 取向行不通，从而转向单一价值取向。殊不知当局的困境并不能证明综合价值取向 行不通，而祗能证明综合价值取向在现行体制下行不通。泼洗澡水时别把孩子也泼 出去。 归根到底，改革是为了人，为了每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中国人，而不是为了传 统观念中把每个个人抹掉的抽象的“中国”。中国问题，必须作为中国老百姓的问 题去思考。中国的命运，必须作为中国老百姓的命运来看待。改革如果不为中国大 多数人所接受，必然失败。而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我们就必须站在中国老百姓的 立场上，重新定义改革。 一些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人会说，这种改革的重新取向和对第三条道路的寻求是 完美主义的空想，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承认对“完美主义”的告诫有它 的合理性。人们对于道路的选择，并没有绝对自由，而总是受到选择者头脑中的价 值观和认识水平以及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不顾主客观条件的制约而去追求完美的 模式，一定碰得头破血流。在很多情况下，目标的相互冲突也迫使人们不得不放弃 一些目标以实现另一些更为重要的目标，“忍痛割爱”，英文称之为“trade off” 。 问题是，第一，你有什么根据断言现行体制和自由资本主义已穷尽了现时中一切 可能的选择呢？特别是对于中国这个具有几千年独特的文明传统和已实行了几十年 国有制的国家，在它名符其实地处于“史无前例”的历史性过渡中，你有什么根据 断言除了自由资本主义之外，所有其它的选择都是完美主义的空想呢？ 第二，在客观条件相同的条件下，人们的主观价值取向制约着人们的选择。站在 原有改革取向的框架之内，新的取向当然行不通。你如果坚持经济效益至上的改革 取向，你就不能不滑向经济自由主义，不能不从根本上破坏很多人的生存保障，不 能不压制这些人的反抗，不能不牺牲民主。新权威主义说到底，是原有改革取向的 逻辑结果。原来的民运人士现在纷纷转向新权威主义，恰恰说明现存的改革取向是 一个无形的陷阱，一旦踏进去，便身不由己，不得不服从其内在的逻辑。而从老百 姓的另一种价值取向上看，并不一定是不可能的。在经济自由主义的严重后果已越 来越清楚地显示出来之后，你有什么根据继续断言祗有经济自由主义取向是现实的 ，别的取向都不现实呢？ 第三，在必须对相互冲突的社会目标忍痛割爱的情况下，你有什么权利代表中国 老百姓去割他们的“爱”，而不是由他们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去决定什么“爱”可 以“割”，什么“爱”不能“割”呢？对新的改革取向和第三条道路的探求，至少 为中国老百姓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选择。中国老百姓已经并将继续用他们的实际 行动表明他们要什么，不要什么，什么痛可忍，什么痛不可忍，什么爱能割，什么 爱不能割。如果讲“现实”，这才是最无可争议的现实。 我们必须力戒不现实的理想主义追求。可笑的是人们常常在反对理想主义的同时 ，却把自由资本主义当作相比之下最理想的模式来推销。在现行体制和自由资本主 义都将不可避免地把中国引入社会大动乱的前景下，对第三条道路的探求并不是完 美主义的空想，而是无法抗拒的社会历史要求。 分级自治 从中国的国情来看，分级自治应是值得认真考虑的第三条改革道路。 在实现分级自治的改革目标时，至少在原则上，对于公民权利和国家政权民主化 比较容易达成共识。主要分歧是在基层单位(工厂、学校、商店等)的自治模式上。 所谓模式的选择，主要是在这一层次，因为产权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基本社会关系 主要是在这一层次上决定的。由谁来“自治”？采取什么样的产权关系？企业内部 如何分配权力？国家和企业之间如何分配权力？如何协调企业自由与国家的宏观控 制？等等。在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比已有现成答案的问题多得多。这些问题是需 要大家共同探索的。本文并不准备展开这些具体问题，而仅仅对已有的自治模式的 主要经验教训作一些初步概括。 企业的相对于国家权力的自治可以私有制为基础，也可以合作制为基础。我们称 以合作制为基础的通过合理而有效的民主方式实行自我管理的企业自治为“民主自 治”。以私有制为基础，将不可避免地在企业中再现生产者和所有者之间的对立， 单个资本家或集体资本家(股东的组织)与工人的对立。特别是在通货膨涨，企业倒 闭，工人失业等很难避免的经济转型时期，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企业自治很难协调经 济效益与社会公正，工作保障，防止过分收入差距等同样重要的其它社会需求。同 其它模式相比，企业民主自治协调不同社会需求的可能性最大。当然，合作制本身 并不能保证它一定成功，因为有不同类型的合作制，看你采取哪一种。南斯拉夫工 人自治的教训之一，就是没有用某种产权形式把工人的自身利益与企业的经济效益 和长远利益结合为一体。产权下放不到位，因此企业出现种种“短期行为”。相反 ，西班牙工人自治的合作企业蒙在根(Mondragon)通过其特有的产权形式，使工人的 自身利益与企业的经济效益和长远利益结合为一体，从而成功地将经济效益、工作 保障、相对平等等等社会价值和需求整合了起来。民主自治模式能否成功的第一条 ，就是能不能找到将工人自身利益同企业经济效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的产权形式 。蒙在根的经验说明这种结合是可能的。 从南斯拉夫的经验看，民主自治的第二条，也是更为重要的教训，是自治企业必 须置于一个民主化国家的宏观调控之下。企业自治与国家宏观调控之间必须保持某 种平衡。现在一些人已习惯于把南斯拉夫特有的工人自治模式的挫折简单归咎于工 人自治道路。事实上，南斯拉夫今天以民族冲突表现出来的尖锐的社会问题在很大 程度上是摆脱了国家宏观控制的市场机制自发运作的结果。在自发运作的市场机制 下，你的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越是优越，你的产品成本就越低，质量就越好 ，从而利润就越高；资金，技术，人才就越往你那儿流动，结果是“良性循环”。 南斯拉夫的改革从反对斯大林中央集权的经济模式出发，走过了头，过分强调权力 分散，过分强调企业和地方自治，过分强调市场的自发作用，忽略了国家作为社会 共同利益的体现者对市场机制的必要调控。在引进市场机制和将本国经济与世界资 本主义经济体系整合时，没有充分考虑到本国经济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等等， 而任市场机制自发运作，从而使不平等越演越烈。在国际上，匆忙与西方经济整合 而缺乏一个强大统一的民族国家对民族经济的必要保护，使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南斯 拉夫成为发达国家转嫁经济危机的方便场所，导致严重后果。在国内，市场的自发 运作使原先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而各共和国过分自治又使得 国家统一的财政，货币政策和发展计划难以制定和执行。社会统一的利益被越来越 独立的地方利益所肢解。各共和国初始时的不平等，发展为地区间日益严重的贫富 差距。这种地区间日益扩大的经济差距同固有的民族问题结合起来，形成贫、富共 和国之间的尖锐对立，直至发生今天各共和国之间的内战。民主自治道路的第二条 基本教训，就是企业和地方的自治要有一个限度。国家通过财政、货币、法令等手 段对地方和企业行为进行调控。企业自治与中央宏观控制二者之间必须保持一种平 衡关系。 这里顺便提醒对未来中国“强地方，弱中央”的局面抱有盲目乐观的人们：请注 意事物的限度。南斯拉夫自治理论和实践的教训告诉我们，作为社会共同利益的体 现者的国家其本身并不是祸害。成为祸害的是同社会共同利益相异化的专制国家。 防止国家异化的办法不是根本取消国家这个社会共同利益应有的协调机构，而应是 使国家民主化。无论是为了消除市场运作的有害后果还是为了在国际竞争中保护相 对落后的民族经济，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同地方和企业自治保持某种平衡的中央权 力是不可缺少的。一个中央权威一旦丧失将难以复得。 如果合理地解决了产权形 式和社会宏观控制这两大问题，那么企业民主自治将成为以消除现行体制的基本矛 盾，实现综合价值取向为宗旨的改革所能求得的，相比之下最好的模式。 第一，基层单位或企业的民主自治，将为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奠基。中国现行体制 民主化的最大难题是社会对于现存的等级集中的权力结构一旦消失后的承受能力。 西方政治生活中各政党走马灯式地上台下台而没产生大的社会动乱，是因为建立在 产权独立基础上的西方社会实质上是自治的，社会生活和经济运作是相对地独立于 国家政权的。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共产党一旦下台很可能造成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全 面混乱甚至瘫痪。这是中国民主化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和当局反对政治民主化的最 难以反驳的口实。国家政权这一层次的民主化需要能够承受这一变化的社会基础。 从这里出发，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一定仿效苏联东欧，不一定直接从国家政权这 一最高层次的多党制入手，而可以走相反的顺序，从基层民主自治入手，或上下结 合。基层的人民民主自治，将为国家政治民主化奠基。不仅如此，它本身就是民主 制度在社会这个层次上的直接实现。 第二，企业的民主自治将为市场机制奠基。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论调，认为市场机 制祗能以私有制为基础才能建立起来。这是经济自由主义的神话。例如在中国，已 在很大程度上纳入市场机制的乡镇企业并不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对于建立市场机制 来说，祗要企业产权独立，这就够了。我们看到，以经济自由主义为取向的改革， 民主化与市场化很难协调，结果一派主张先市场化后民主化，另一派则主张先民主 化后市场化。本文不仅指出对立的两派主张都行不通，而且进一步展示出企业的民 主自治的道路，既是民主化，同时又是市场化，一箭双雕，解决了民主化与市场化 的对立。 第三，企业民主自治可以协调经济效益，社会公正，工作保障，防止过度收入差 距等同时并存的社会价值和社会要求。经济效益的基础是生产者切身利益同经济效 益的联系。同特定的产权形式相连的企业民主自治，使生产者同生产、交换、分配 、消费的权利重新结合起来，无疑将大大提高生产者的责任感，积极性和创造性， 从而提高生产的经济效益。即便是没有建立起适当产权形式的南斯拉夫，其经济增 长率在70年代中受到西方转嫁经济危机的冲击之前，二十多年中也保持了较高的经 济增长率。就收入相对平等和就业保障而言，民主自治企业无疑较之私有制企业有 更多的优势。在工资和利润分配问题上，在私有制下，往往是通过工人和资本家之 间以解雇和罢工等形式的激烈冲突来解决。在中国现行体制下，由于经理和工人的 切身利益同企业长远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祗求扩大个人消费而产生的工资飞涨与祗 求扩大个人权利而产生的过度投资不仅破坏了经济效益，而且成为通货膨胀的主要 根源。相反，西班牙蒙在根的工人自治企业在经济衰退，企业遇到困难时，工人通 过民主方式通过决议，自行裁减自己的工资以使企业度过难关。同样一件事情，由 人们自己选择与被它人强迫接受，其性质和后果是很不相同的。 第四，以社会基层单位民主自治为目标的改革，将使改革获得广大的群众基础。 体制内的官僚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已经引发了人民群众的公开反抗，经济自由主义导 向的改革也会迟早引起大众的不满、怀疑、抵制和反抗。企业和基层单位的人民民 主自治，本质上是人民大众自己所要求的改革，无疑会获得群众广泛的拥护。改革 不再仅仅是当权者和知识份子的事，而将成为群众自己的事业。改革因而获得了可 依靠的，难以征服的强大社会力量。 第五，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基层与企业的民主自治将为在社会相对稳定的条件下 实现中国社会的根本变革提供最好的途径。 第六，以企业自治为重心的改革，比较容易获得中共内部进步力量的赞同与合作 ，有可能促进中共的自我转变，从而有较高的现实性。中共当局目前的确“左”“ 右”为难：左，坚持现行体制，经济危机日益加深，经济崩溃的前景日益临近；右 ，强行经济自由主义的改革，则社会大动乱难以避免。搞企业民主自治，的确是两 难中的一条出路。其次，从意识形态上说，中共也较容易接受。企业民主自治和民 主化的国家对市场的宏观调控，是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内部不存在阶级对立 ，利润不论在企业内部分配还是通过税收由国家再分配，都是民主地决定的，同资 本主义有实质性区别。最后，六四使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从根本上动摇。然而，在强 大的经济和社会压力下，未来新的中共领导人如果能以六四彻底平反为突破，真心 诚意地大刀阔斧地搞企业民主自治和国家民主化，那么它并非不可能重新获得大众 的支持。中共这种实质性自我改造如果真的发生，那将是中国人民的幸事，也是中 共本身的幸事。实现民主自治最理想的途径，不是单纯的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而 是上下结合。 第七，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新的改革取向有可能重新整合中国社会日益增加的利 益冲突和道义分裂。现在谈论中国社会可能发生大崩溃并非危言耸听。而新的改革 取向由于其价值的综合性，易于为当今中国社会的各个派别和利益集团接受。无论 是主张市场机制和经济效益的，主张民主、人权、平等和社会公正的，还是主张国 家宏观控制的，都可以从新的改革取向上观照到自身。单独从这些主张里抽出一项 作为改革的基本取向，都可能引起社会分裂和冲突。而它们结合在一起，却可能为 所有的人提供出路。如果新的改革目标能将日益分裂的中国社会重新凝聚在一起， 中国人将闯过大崩溃的险滩，创造出一种崭新的文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