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失望! ----回国观感 ·王新帆· 去年夏天因故回国呆了近三个月,由于返美后急于返校报到注册,来不及与在美 各地的朋友们联系。可此后朋友们频频来电话询问回国情况,从具体的手续细节到 奔波各地所见所闻的感觉。由此可见一种深深的恋故土情节,那块故土即使不漂亮 ,也会让这些“海外赤子”们感到很温柔。 与许多朋友一样,作者回国之前也曾犹豫过许久,并与许多朋友商议过,自然反 对者居多,而且其中有些在美已呆四、五年之久,从感情上他们无疑是很想回去看 看自己阔别许久的亲人。因而我的这次“斗胆”回国之行也就自然而然地会引起他 们浓郁的兴趣。虽然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回国是否安全----仍无最终答案,但我 相信本文所提供的与作者亲身经历有关的一些信息对于那些关心故土的朋友们还是 有参考价值的。 一、入关 我六月三日从纽约起飞,经阿拉斯加、汉城到香港。 由于当时正值六四前后,因而回国之前还专程去了趟中国驻纽约领事馆。那天上 午我很早就从宾州出发,到纽约时先取到机票,而后好不容易找到地处偏僻、交通 不便的领事馆,不巧正好遇上“午间休息”,只好在那里耐心坐等。心中焦急,飞 机晚上十一时就要起飞,往香港的过境签证也还未办理。在此之前我已在康州、新 泽西、宾州及纽约州等地“流浪”半月有余,原本心存些许到领馆后所能感受到的 “归家”之感,却被一种“恐惧感”所代替。记得那天进去后只见到唯一一位办公 人员,虽然其服务态度以中国标准衡量还不算坏,但他给人的感觉好象不是服务, 而是一种怀着敌意的警觉,好象我随身携带的大包小包内所藏的是什么烈性炸药之 类,害得那位先生在他的监视屏前苦思了良久。 近两个小时后,领馆教育处才开始有人办公,虽然比明文规定的下午办公开始时 间已晚了近一个小时,虽然没有听到一声抱歉声,但已开始习惯美国式礼貌的我还 是面带微笑,向其工作人员“讨教”是否能给我开一份回国“探亲证明”之类。铁 板面孔的工作人员只是向我指指墙上所贴的一份《人民日报》海外版复印下来的公 安部长的“公开声明”,它称政府“欢迎”海外留学人员回国探亲访友,因而领馆 的“探亲证明”之类文件是不必要的。仅此一句,之后即使我再如何有耐心地说明 其必要性与可能性,也无法从铁面孔那儿得到任何回答。回到国内后才发现这类证 明既必要也可能。因为当我去北京市公安局领第一张出境卡时,他们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你的“探亲证明”呢?我说领馆认为没必要而不给开时,他们说很奇怪,为 什么其他人都有呢?还以为我是在欺骗他们呢。 等到了英国领馆,已是下午三点多,早过了该馆每天规定的办过境香港签证时间 。值得庆幸的是,由于飞机晚上就要起飞,实属“紧急状态”,那里的工作人员还 是很热情、快速地帮我办完了手续。 六月五日正午左右到香港,由于归心似箭,加之当时天气炎热,一下难以适应, 故无心久留,急不可待地乘出租车赶到火车站,而后乘香港至广州的直通列车到广 州。列车刚出香港时心情还很平静,但当途经深圳见到窗外光光的山头和半山腰的 小草棚〔那是成千上万在深圳打工的民工的住处〕时,对比一下在美国所见的处处 绿色与森林,心中马上一紧,所有的只是感叹----这就是我的故土,日思夜梦的家 乡,何时才有繁荣,何日又才能富强呢? 到广州时已是下午三点多,在闷热的广州火车站出口处排了好久的队等待出关。 当时又困又乏,再加之时差与闷热的天气,真希望快点出关好好休息一下。然而海 关人员看到持有自费留学签证的人,送来的只是一个冷冰冰的“验血--查爱滋”的 指令。我当时直觉奇怪,为何那么多港人,老外〔包括从美去的〕和因公出国人员 都无此义务,却偏偏我们这些“国际个体户”们受到“厚爱”。等交完十七美元验 血费过边防检察站,向守站的大兵们抱怨此事时,他们只是淡淡一笑:“广州血防 站多此一事,只不过是为了挣点外汇吧,我们也无法。” 二、票贩子 问及所有回过国的人“在国内最感不习惯的是什么?”下述两者之一必为其首: 乘车难与没有隐私权。这里先说与乘车难相关的倒票问题。 早在回国之前就有朋友提醒我“广州车票难买”,因而心中也就早有准备。五日 下午五点左右办完了全部出关手续,并按1:5.1不到的极低价〔卖出价〕向中国银 行广州海关办事处换了一百美元的人民币,到广州火车站“国内部”时,看到晚八 点左右有一趟北上经武昌至北京的直快,动了想乘这最近一趟车走的念头。然而一 打听,车票果然如所料早已售空。正在为难之际,一小伙子走上前低声问要不要票 。等我说明车次及终点后,便开始与他杀起了价,最后初步以一百二十元人民币购 价五十元左右至武昌硬座票的价码谈妥。随后他让我等一会,自己去拿票。 不一会,那人回来说车票已弄好,声称在站内谈不方便,让我和他一块去站旁的 酒家,他说那儿有冷气,可先休息、吃点、喝点。等到将我安顿好后,他才说没有 到武昌的,只有同次到一中途站的,可在中途补票。当时由于归家心切,也就只好 答应如此。杀价的结果是九十元外汇人民币买了他那张仅二十七元的硬座票。由于 怀疑那张票的真实性,再加之当时有时间想和他杀着价玩玩,快到七点时才最后成 交。等到后来才发现,虽然自己再仔细,还是上当不小。原来那小伙子不是第一手 倒,而只是一个无本的中间商,他那让我进酒家的建议的目的是为了隔离我与第一 倒票者。我那次的那位第一倒爷是位乡下“倒蛋”妹子,兼做倒票生意,他们先排 队买下这些近途票,目的只是获些小利。如果熟知行情,自己多找几位票贩子,且 拖时间到开车前一小时左右,通常能以比平价高百分之十左右的价格购得黑市票。 购这类黑市票除了要善于运用技巧杀价外,另一重要点是要善于识别真伪,如果 在高价还购得一张假票,那就吃亏更大了。那天有六位持所购黑市票上车到北京的 旅客,车行两小时到一中途站时,由于座号重合而于刚上车的六个人争执开了,结 果,从起点站上车的那六位所持的全为假票。这些倒霉的人花了双倍的价〔购假票 与补票费之和〕却还要受不少的气。为什么所重的票号刚好是从中间站上车的部分 ?假票伪造者是怎样得到伪造假票所必需的过期票?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怎么 知道哪些车号是从起点售出而哪些又是从中间站开始出售的?再明显不过,这是工 作人员在伙同作案。 对付倒票,人们当初以为问题在于票价太低,调高票价问题就可解决。这种看法 证明太单纯。从经济学角度看,只有当需求有弹性时,调高价格才能减少需求从而 使需求与供给达到平衡。因私旅行的外出者,对交通的需求富有弹性,调高价格后 这部分的需求明显减少,这是事实。但因公旅行的,花的是“国家”的钱,等于“ 免费旅行”票价的升降对这批人基本上没什么影响。而且这类人的数额极大,不想 办法形成一种机制减少这类需求,想解决中国的乘车难问题基本不可能。 虽然调节价格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但一些辅助性的办法还是有一些效果的,只 是顾此往往失彼。在这方面,北京与武汉的案例很有特色。 武汉历来在最拥挤的干线中部,故倒票问题格外严重。武汉人以其精明所独创的 方法也很有特色:任何欲购37/38次汉京这类最畅销车次车票的〔从去年起,37/38 次已改为全程对号且全程不售站票,它是我这次国内之行所乘坐过的最漂亮、干净 且服务态度最好的车次〕,一律得凭工作证、身份证及单位介绍信,且每人每次限 购同次、同向及同日车票最多两张。当然,这样一来,广大农民、个体户们就无资 格乘座了。即使我这种归国探亲人员,也深感被歧视。记得有一次,因不熟知情况 到地处大东门的火车站预售处买第三日的去京的38次,当我向售票员递去护照时, 却被很不友好地退回了来,并被告之去武昌火车站港、澳、侨售票口买。我所持的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身为中国大陆公民,为何必须受到“侨胞”待遇,而且这 并非什么礼遇,而是付高价的被歧视。不过,这样做也有好处,它使37/38次这类重 点列车的服务质量得到保证,而且购票〔在武汉〕也不太困难,方便了公务旅行。 至于一般人员,则可乘座“贫民列车”,如246次等直快车次。 北京的办法是基本上取消了单位预订卧铺票的权力。每个单位每日只有一至两张 卧铺票的配额,仅供单位的“首长”们使用,而且级别低的单位连这种低配额都没 有。硬座票则不限。想坐卧铺的可直接去西直门预售点等处排队,故而引出许多头 天下午四点开始排次日队的长龙阵现象。这样一来,只要有精力、金钱,谁都有机 会坐上卧铺,也算是金钱面前人人平等。不过,有排队就必然有排队专业户,另一 种形式的倒票也就在所难免。要临时购票可就不易了。记得有一回,第一次早上六 点去排队,未买到,次日早上三点去,还算运气,身后的一位“同难人”在前面“ 发现”了一位早上一点来排队的同乡,才让我买到那两张十分珍贵的从北京到武汉 的车票,虽然只是246次直快硬座。 三、指标倒卖:猖狂的白市 “大件指标值钱”的传闻早就听说过了。前几年国内彩电走俏,但近年来由于国产 品〔合资偏多〕供给增加,进口量的猛增,再加之不少走私品,和前几年的物价调 整,彩电市场渐趋饱和。而且,由于国人手中货币的增加,对于那些先富起来的一 部分人,彩电已不能算高档产品了。 事有凑巧,我刚到香港火车站就遇上了不少的“倒爷们”。那天刚下出租车走进 车站大厅,就有一位女士操着很熟练的国语问:“有没有大件指标?有几件?愿不 愿意带几台彩电去广州?”为了了解行情,我与她讨起价钱来。她问是不是从台湾 过来的〔看来她是老做台湾同胞生意的〕,如果乐意的话可帮她带几台彩电,当然 是越多越好,每台她付给一千元港币的酬劳,我的任务只是帮她报关。我问她每台 总共能挣多少,她说三千元港币。 六月六日,到达我回国计划中的第一站----武汉。和朋友们谈到指标时,他们都 建议我去看看位于洪山体育馆附近的“提货部”。眼见为实,在那个周三〔武汉只 有周三才对外〕我骑上自行车找到了那个不太显眼的小巷。从外面看,那儿很破旧 ,但拐进去,里面热闹非凡,实际上已成公开的白市。人还未入“提货部”的门, 就有人走上前来问有没有货,报关指标多少之类。 国内对因公、因私及港、台、侨等的等级区分极为严格,所有因私出国者能提货 的城市基本上都有因公出国者的“提货部”,负责供给临时购货与预先买单的购货 ,但我们这些世界性“个体户”们却只能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成都、沈阳 等六、七个城市的提货部提货或购货。武汉提货站原则上对公不对私。因私人员若 有办法从武汉海关弄到海关的认可书----可以改名武汉提货,也可倒外,但这要很 好的关系,这是从那些倒爷们口中得知的。 武汉的情况是供货品种有限,许多很抢手的热门货要么没有,即使有也是很“随 机”地到一小批,而且还是期货〔付款以后好几个月才能提货〕而不是现货。有时 进的还不是人们所喜欢的牌子和性能指标,这些方面的不同导致价格的极大差异。 象彩电,二十五英寸的日立最抢手,平均差价能有两千元人民币左右,持指标者可 至少尽得千元。但不知为什么,其它牌子的却不行。而且同样牌子的二十三英寸也 不怎么抢手。该提货部马路对过有个“侨务店”之类,明码标价日立的二十五英寸 彩电为五千元人民币左右,而指标购货六百美金。摩托车是目前利润最大的商品, 但却有更详细的技术与性能指标要求。容量太大的因国内有关法规限制而不太能用 ,太小的又因没气派而市场行情不好。武汉的几位朋友对此极有研究,他们的“根 ”基本上都是名扬全国的汉口“汉正街”的个体户们,他们确实是发了,大发了。 北京的情况与武汉不同,显得要“规矩”、“含蓄”多了。武汉的情形有某种公 开性,而位于复兴门立交桥不远处的北京供货部〔主要供应因私出国者〕的交易则 是在倒爷与民警的默契下进行的。北京的品种比武汉相对要齐全些,故生意也要好 得多。不过摩托车之类他们也极少供应。武汉的提货部象自由市场,而北京的只有 持护照者才能入内,倒爷们也有种垄断性,故而价格波动不大。通常,一个购彩电 的大件指标在八百元人民币左右。谈好后他们便让次日早上刚开门时来,这些人在 此排队,来后他们先付给你购指标的款,并给上刚好的美金及填好的购物单,供指 标者持护照进去按章付款,手续办完后交给他们提货单即可,也可算是快速、简便 。据我那两天观察,他们一伙三人,每天能做成一至十份的生意,一份若仅挣三百 元〔仅小件也能每件挣五十元左右〕,一天下来每人也在八百至一千元之间,即使 付点地盘钱给警察之类,油水也是很厚的。 与北京森严戒备的“乖巧”经营相比,南京提货部内的气氛显得很“温和”。见 不到那么多警察,也没有非得持护照才能入内的限制。 九月初到深圳,临出关前去见过几位老朋友。其中有位老朋友,虽然好几年不见 ,但早就听说此人擅长“倒”,而且玩股票还挣了点,估计存款也至少在三十万人 民币左右吧。与他谈起摩托车市场,特别是其中的超大缸容量的市场行情,他很是 自信且在行地说,需求不是没有,只是通常需先登广告去找用户,然后再从港购货 经罗湖桥入境。深圳毕竟是开放城市,各方面开放的程度是内地的大城市不可比的 。 四、初级教育的倒退 说起国内的教育现状,与刚恢复高考时的七七、七八、七九三级大学生〔新三届 〕相比,高等教育质量的相对退步,已是有目共睹。那么,初级教育的情况又如何 呢? 中共自己公布的统计数字表明:在总数一亿七千万的六至十四岁大陆儿童中,有 三千三百多万未入学,换句话说,失学率占百分之二十。其中家住农村的是城镇的 五倍多。而且,农村儿童到十三至十四岁时已大部分离开学校,不同程度地参加社 会劳动。其中,失学率最低的是江苏,最高的为贵州、云南、青海。现在全国有文 盲近二亿。 为何有这么高的失学率,特别是在农村?过去人们常将之归结为农民的急功近利 ,“早工作早挣钱”思想的作怪。我亲眼目睹的事实却告诉我事情远非如此简单。 过去我们一直谈九年义务教育制,改革开始的初期及之前这种义务教育也确确实 实地在实行。那么,目前的义务教育制又情形如何呢?就此,我专程到位于武汉市 郊〔目前柏克莱加州大学校长的故乡〕的某乡进行了调查。湖北省的初、中级教育 水准历来在全国居前几位,然而我所看到的却令人吃惊:目前基本上没有义务教育 一说。即使上小学,每个学生一年也得负担二百元以上的学杂费,而这个数字对于 许多虽然宣传上已富裕了的家有多口的农民来说极为沉重,因而,好多人只好让自 己的子女晚上学甚至不上学。有好几个小孩的家庭则让男孩先上,女孩晚上,虽然 他们也深知受教育很重要,而且孩子“闲置”在家也干不了什么〔劳动力本来就已 过剩〕。再者,开放初期该乡原本有四、五所高中,由于基本义务制,一般来说想 读书的人还是有机会读完高中的,虽然质量不太有保障,但有些聪明的孩子总能学 到不少今后生存与搞现代农业所必需的数、理、化知识和起码的人文科学基础。可 现在,全乡只有一所高中,而且学费高昂,许多农家子女好不容易读完初中后,由 于无力负担学费,也就只好提前参加社会劳动了。 目前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许多短视的农民宁可花钱于修寺庙、建房,也舍不得 花钱对子女进行教育投资。这次我专门对此进行了核实,发现情况远不如此,至少 在我调查的这个乡,人们的投资顺序往往是先教育,只有等到发现实在是没有希望 时再进行其它。 我在调查中,了解到一个农家少女,自幼聪明好学,人长得机灵、漂亮,而且还 有一富极好的嗓子。从小学到初中一直是班上出类拔萃的学生,深得老师们的厚爱 。临初中毕业时,老师告诉家长,这是一株极不错的苗,若有相应的教育,有极大 的可能成为一个人才。然而,无论姑娘怎么哭、求上高中〔她已考取县重点中学〕 ,但终因其父母无力支付每年千余元〔有的重点中学得二千〕的费用而放弃。最后 ,她与自己的许多同辈一样干起了进城做衣的打工生涯,苦干几年,挣点钱,嫁个 人,养几个孩子,就此了却一生〔那儿没有早婚的习惯〕。 该乡乡民对教育的重视是普遍的。四九年之前,那里就出了不少学有所成的人。 在恢复高考的头三年,该乡每年也都有二、三十人能进入大学就读〔进中专的就更 多了〕,当中不乏进入名牌院校的。目前已有不少人留学海外,其中不少是祖辈不 识斗字的农家子弟。而今虽然也有考入清华、北大等各校的,但考取人数已只是几 分之一,而且几乎全是教师的子弟。看当今美国,有色人种常常能得到某种照顾以 促使其获得更多的受教育的权利,而在中国,作为同色人种的农民,仅因其经济实 力太差〔谁造成的?〕,其子女就被迫一代代地因受教育不足而生活于社会的底层 。 一方面是有天赋的孩子无力接受教育训练,另一方面又是肆意的浪费。在那几天 调查期间,我有幸被“陪请”了两次。第一次由于正好遇上县里来人,乡政府请客 ,虽然是小请,但其做工之讲究与食品制作水平之高,我看丝毫不亚于城里的中请 。第二次则是因小学教师代表开片〔乡内又分成片〕务会议,总结经验,中午招待 一顿。朋友要留我一道进餐,说同时也可深入生活,而且还一再强调吃的是“老共 ”的,不吃白不吃。再三推辞,实在是扭不过,只好相陪,借机看看这个许多有天 份的孩子都无力接受初级教育的乡〔值得说明,该乡在当今中国并不能算穷乡〕的 教师们怎么吃“老共”。不吃不知道,一吃吓一跳,总共才几个人,仅啤酒就消耗 了好几箱。即使到了乡下层都腐败到了如此地步,看来现有体制是存活不了几天了 。 这里使我想起了一个让经济学家长期思考与争论的问题:平等与效率的交替。社 会主义试图通过牺牲效率来追求平等,而今天的中国则是效率的牺牲加上不平等的 加剧。中共制造了今中国的普贫与许多人的赤贫,而这又将由于文盲的增多而逐渐 恶化。 五、从尊重人格到尊重人权 每每谈到人权问题,中共当局都会“理直气壮”同时也是可怜巴巴地说,中国还 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水平、文化水平都不高,在现阶段我们的 人权重心是生存权、发展权与国家主权。但中共机构里的工作人员缺乏起码的尊重 人格的涵养,这又怎么解释呢? 由于气候不适,休息不足及国内质量欠佳的空气,我这位来美后连感冒都从未患 过的人不几天就发起了高烧,而且一连两场,持续半月有余。到了七月上旬,决定 去办签证。那天我早早地骑上自行车去了使馆门前排队,还算好,人不太多。但等 到我进去时,在门口的那位高个国家安全局官员去命令守岗的士兵:“卡住那家伙 别让他进去,不管用什么理由”。当时我直觉奇怪,我从未做过任何让中共当局不 愉快的事啊。那位士兵幸运地找到了我没出境卡的理由。于是我去北京市公安局领 了卡,可是,等我再回去时,已有身穿警服长裤的人在那间岗警休息的小房间内持 相机待候了。那天他们硬是找理由没让我进去。 我至今仍不明白:第一,我回去是短期服务,政府口口声声说是欢迎,可却处处 遇到阻力,一些我想正式见面的人员只能私下交谈,一些我想开的演讲不能进行; 第二,为何在使馆前被监视和拍照,其它地方我是否一直被处于监视之中?难道中 共当局已“进步”到了连一个遵纪守法,一心想为国家做点事的普通留学生都必须 监视的地步吗?尊重人权,应从学会尊重人格开始。 六、出关 我是九月一日上午从广州进入深圳的,由于飞机次日早上九时起飞,恐第二天早 上出关时时间太急,于是选择晚上九时左右这一最佳时间过罗湖桥。事先我已打听 清楚,当日〔那是一个周日〕晚十一时闭关,第二天早上八点开关。 当时巧遇港人回港高峰,起初以为摆长龙阵在所难免,后来发现还有“个体户” 的单行道。我面带微笑走到那位验关女士面前,所得到的回报是两句冷冰冰的问话 :“为什么不在四点之前过境?你知道持因私护照的四点以后不让过境吗?”见此 情景,我忙态度和善地解释说,因第二天早上九点飞机就要起飞,而八点才开关, 早上过境实在是赶不上;另外,本人在港无亲无友,而深圳则有些朋友,过境早了 实非上策;再者,我只知是晚十一点闭关,不知对“个体户”还有特殊“照顾”等 等。那位女士打量了我半天,然后低头良久,起初我还以为她是在专心读小说呢, 可读小说该先还我护照呀。近前一看才发现她是在逐一核对她面前的那块写得密密 麻麻的名单,我当时〔至今依然〕直奇怪为何到处能见到电子游戏机的“中华大国 ”居然在这么重要的海关没有电脑可用,还得靠这种最原始的办法来验核“通缉犯 ”。对了近半个小时,大概是找不到我的名字,才抬起头来,用怀疑的眼光望着我 ,那好象是说:“为何这家伙的名字找不到呢?”她仍不放心,于是声称要“请示 领导”。这时上来一个小伙子,此人说话态度让人感觉还好:“我们帮你向领导求 求情,希望能作为特例处理”。拿走护照入内室后又是半小时有余,估计是那里有 扩充“通缉犯”名单,仔细核对没有发现问题后才算被获准放行。 我想起在入关接受验血检查时,我们的护照也是被人带出那间小验血室半小时有 余才被送回,看来,验血只是借口了。然而进得第二关边境检查站时,遇到国家安 全局增设守关人员的“例行检查”,那位先生对我手提箱〔仅此而不是全部行李, 因我还随身携带有一个大包〕检查的精细是我三十年来所遇到的第一次,当时我的 感觉只是“那不是在检查,而是在侮辱人格”。 出得海关已是十点多,到香港的入关口时他们已开始准备关闭了。虽然例行问我 为何不在四点半之前入关,但当听完我的解释后,他们还是很热情地帮我办手续。 由于当时身上只带有美元及人民币,而无足够的港币〔七十元左右,他们只收港币 〕,换钱成了一个问题。工作人员帮我奔跑了好几处,都因太晚而未成,最后还是 一位工作人员自己以1:8给我换了十美元,而这个价对于作为买方的我要远低于市 场价〔1:7.2左右〕。作为中国人,我实实在在地感到惭愧、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