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柏林·北京 ----对“依法杀害平民”的法律追究 ·杨漫克· 在冷战时代，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发明了一个用正义制止邪恶的方法：记变天帐 !他们告诉为共产党效劳的警察和士兵，不可作恶，不可杀人，因为群众会记住你的 罪恶。一旦变天，共产政权垮掉，作恶杀人者，终将受到惩罚。 这个警告应验了。今年初，柏林法庭判决两名前东德士兵有罪。他们在八九年二 月执行任务期间，枪杀了一名企图翻越柏林墙的二十岁青年。此案在柏林引起轰动 。 主犯亨利西现年二十七岁。一九八九年二月六日，他与其他三名士兵一道在柏林 墙东侧值勤巡逻。当二十岁的青年捷昂伏洛依企图逾墙时，亨利希按照命令开枪， 打死了捷昂伏洛依。捷昂伏洛依是柏林墙被冲垮前的最后一个死难者。在这个被成 为“死亡地带”的柏林墙下，计有二十多逾墙者被士兵射杀。 此案引起一场法律和新闻争议的原因是：士兵亨利希争辩他当时所作所为“只是 遵守命令”，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没有杀人的动机，而是在为国家和宪法尽 公民和士兵的职责。 这个问题早在四十多年前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上便提了出来。纽伦堡离柏林二三 ０英里，因审判纳粹战犯而著称于世。士兵亨利希提出的自辩，当年纳粹的余党也 曾提出过，他们若不执行希特勒的命令，自身生命安全亦将受到威胁。然而“纽伦 堡公约”中却定下这样的法律原则，执行希特勒本人命令所犯下的罪亦不能被赦免 。 在柏林法庭上，审理亨利希案的法官希德尔依据纽伦堡判例驳回了被告的申诉： 即使亨利希所作的按照前东德法律是适当的，甚至是必须的，但“并不是所有合法 的行为都是正当的。”他指出：“在二十世纪末，人们没有权利抛弃自己的意识， 而在当局的命令下杀人。”他判决亨利希三年半有期徒刑，判开枪的另一士兵两年 徒刑，另外两士兵没有开枪，无罪释放。 但舆论界对此判决却沸沸扬扬。赞同判决者认为，这些士兵执行任务时，可以朝 天开枪，而非打死逃亡者不可。另一些法律学家则争辩说：纽伦堡法规中明文指出 ，判断执行者是否有罪的标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道德的选择是否可能？”甚 至许多崇尚人权的人，对希格尔的判决都不尽赞同。他们认为这些士兵被误导犯罪 ，依法犯罪。他们也许比一般人更有同情心和人道色彩，但是又是绝对服从命令和 依法行事的人。 华盛顿的法学教授荷曼·斯瓦茨对此评论道：“在这些士兵眼中，也可说在许多 普通人的眼里，法律的道德就是至高无尚。在法律和道德冲突时，他们会恪守法律 。因此，在道德上他们并没有罪。要求他们在当时象英雄一样有勇气和有高度的判 断力，而让昂纳克之流首犯逍遥法外，简直是对法律的歪曲。” 实际上，纽伦堡原则在更早的时候就成为法律事件中的一个难题。例如一九二一 年，德国法院便判决两名水手杀掉救生艇上的无助的乘员有罪，尽管水手是在执行 船长的命令。同样的案子在近些年来也非罕见。枪杀越南平民的凯利中尉案是一个 典型。伊朗门丑闻中的诺斯中校也面临同样的难题。 纽伦堡法庭与柏林法庭的案子，尚有一些戏剧性的不同。纽伦堡法庭的罪犯，均 是资深的，意识形态和信仰复杂的第三帝国官员；而柏林法庭的罪犯却是最低级的 、年轻的士兵。按照当年纽伦堡法庭美国代表团大律师泰勒的定义：这些低级的士 兵是“傻子”或“没用的人”。他们不懂政治，因此，他们在涉及政治的犯罪中不 能负全部的责任。 希特勒躲掉纽伦堡审判，是因为他自杀了。昂纳克，东德共产党头子，一九七四 年亲自颁布射杀柏林墙逃亡者的命令，现在却仍然活着，安居在莫斯科。让这些士 兵为他服刑的确有点讽刺。因此，东德的一些社会党团曾要求戈巴乔夫将昂纳克引 渡回国接受审判。 此外，纳粹党人的罪行是史无前例的野蛮方式的大屠杀；而柏林墙的四名士兵却 是按照公布的法律执行任务。在火药枪发明后，世界各地的警察在同样的情况下都 会依法开枪。除了亨利希等四名士兵外，还有三百名前东德边界守卫因同样的罪名 被起诉。 “纽约国际人权联盟”的大律师黛恩·奥伦里奇尔认为，这是一种放掉大鱼，处 罚小鱼的滑稽剧。但是她补充道：“即使昂纳克罪大恶极，犯了罪的小鱼仍然应当 依法追究。你不能说，全世界的昂纳克都伏法就好了，士兵也就没有烦恼去执行或 违背不道德的命令了。”她认为：“必须在那些最后环节操纵着人们生命的下级公 务员中建立道德的责任感。” 在许多德国人的眼里，亨利希案的士兵们的罪行，不是法律细节，而是道德细节 ：他们为昂纳克服务时是否积极？他们不服从命令会不会受到处罚？比如朝天开枪 ，有意放条生路给逃亡者行不行？有人指出，希特勒的士兵如拒绝屠杀犹太人，会 遭受严重的军纪处罚。但昂纳克时代让人跑掉并没有受到严重处罚的例子。因此， 这些士兵“单纯服从命令”并非迫不得已，因此在法律上不可以此为自己开脱。 到柏林墙执勤，过去是一项有前途的分配。一位前军人指出：“士兵们有权利拒 绝被选派到柏林墙去”。但是那里的勤务有优厚的待遇。 正如一些评论所指出的，每一个士兵当时都有权利和可能性拒绝被派往柏林墙执 行杀人的任务。而选择待遇不好的勤务。正在撰写一本有关前华沙条约国家有关法 律的作家蒂娜·罗森柏格指出，即使冷战最紧张的时期，伦理上的约定还是存在的 ，即人们可以拒绝诸如杀人这样一些特殊的工作。如果警卫放过一个逃亡者，他只 是遭遇被羞辱，嘲弄，以至降级，关禁闭等非摧残性惩罚。纳粹德国时代的军犯， 也不过如此。 越战时代美军中尉凯利射杀平民一案中，法官陈述判断有罪与否的根据是“普通 意义上和知性的常人，面对这种情况时均认为是错误的行为。”密西根大学法学教 授耶鲁·卡密沙认为，杀人在一个人从出生时就被教育是犯罪的。《洛兹犹太区编 年史》一书的作者杜柏罗茨斯基认为，屠杀平民的行为一定要受到惩罚。“所有屠 杀的专制国度之所以得以强大，正是因为每个人都不再思考什么是不可以做的。我 们常常忘记残忍的行为发生在常人之间，而非魔鬼之间。” 中国是一个充满屠杀平民记录的国家，从秦代坑赵卒四十万到“六四”北京街头 的镇压，历代专制者皆视之为理所当然的政治需要。对于一个法律意味着惩罚而非 权利的国度而言，刽子手通常是不会受到追究的。柏林墙士兵案对国人来说，是一 个新鲜的观念。文革时代那么多人被打死而最终只有四人帮是有罪的，毛泽东的牌 位继续供着香火。没有多少人对文革自我忏悔。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六四事件如同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一样获得平反，在长安街 上开枪的士兵也会被死者的家属提出起诉。那时，柏林墙士兵案或许会成为中国法 庭所援引的判例，给予我们的法律一些充实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