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民运本体未错 ----与华生先生商榷 ·徐明旭· 读了华生先生的《策略失误还是本体错误----八九反思并与胡平先生商榷》（《 中国之春》106期）后，十分吃惊。华生先生认为八九运是中国激进思想界迷恋于乌 托邦的“理想改革”、无视改革的巨大成就和邓小平的开明立场，不肯容忍市场化 中不可避免的消极现象而误导青年学生的一场盲动，结果葬送了改革的大好形势， 把邓小平逼到保守阵营中。他因而得出八九民运不是策略失误而是本体错误的结论 。我以为此说并不公允。 八九民运从本体上看究竟是对是错，关键在于如何分析八九民运前夕的改革形势 和邓小平的立场。如所周知，中国的经改之船行驶到八六、八七年已经触到了僵化 的政治体制的礁石。如不炸毁礁石，经改不但无法前进，还可能沉船。中共改革派 大将万里有鉴于此，在一九八六年全国软件科学会议上提出政治问题也可自由讨论 。知识界顿时欢欣鼓舞，提出了许多政改意见。青年学生更在年底冲上街头，大声 疾呼民主自由。一九八七年初，邓小平以撤胡耀邦职，重反自由化，开除方励之、 刘宾雁、王若望的党籍作为回答，顽固拒绝任何政治改革。一九八八年，邓企图在 不搞政改的情况下深化经改，强令赵紫阳“闯物价关”，致使群起挤兑、抢购，造 成极大混乱，李鹏政府不得不取消此议。然而官倒横行，物价飞涨却不可遏止，致 使经改进入死胡同。在赵紫阳的保护下，知识界重趋活跃，召开各种会议（其中影 响最大者当数《世界经济导报》一九八八年秋在北京召开的“球籍”讨论会）、发 表大量文章，重新提出许多政改主张，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取消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全面实行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世界经济导报》冲 在最前列）。 二、给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集中表现为新闻自 由和组党自由。八九年初，知识精英一再上书要求释放魏京生，锋芒直逼邓小平。 三、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健全法制。 四、军队国家化。 五、增加教育经费，改善知识分子待遇。 上述主张无一不是深化经改的必要条件，又无一不触动以邓为首的官倒特权阶级 的根本利益。 只有全面实行私有制和市场化，才能使中国经济的主干国营企业产生活力和效益 ，才能使农民愿对土地作长期投资并保护生态环境。然而取消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 就没有了双轨制，官倒们就无法再倒；没有了指令性计划，党爷们就不能再发批文 、批条子，从而就无人向他们行贿纳贡，他们的权力便无从产生利润。 只有实行新闻自由，人民才能议政、监督政府，只有组党自由，人民才能参政、 结束中共专制，从而才能防止中共寡头好大喜功、随心所欲的瞎折腾（从毛泽东的 大跃进到华国锋的洋跃进再到邓小平的闯价关）。 只有三权分立、司法独立，才能有效地制裁贪官污吏，也才能保证市场经济健康 发展。 只有军队国家化，才能杜绝中共垄断政权和司法。 华生先生认为市场化下的消极现象如官倒、贪污受贿、偷税漏税、伪劣商品、偷 工减料、霸市欺客等等是不可避免的。其实在西方法治社会里，这些行为都是非法 的。一经查出，即遭法律制裁。尼克松的副总统阿格纽曾因逃税坐牢，日本首相田 中角荣因洛克希德贿案下台、受审。然而，邓小平借口中国特色，在引进西方市场 化机制的同时，故意不引进西方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法律机制，故意不制订市场化 必不可少的法律，或者有法也不依，任意破坏法制。中共至今没有一部债务法，致 使“三角债”越欠越多，造成严重危机，令中共自己也头疼不已。国营企业依仗权 势拖欠乡镇、私人企业债是，变相的掠夺，农民（包括承包户、专业户、个体户和 乡镇企业）借国家的钱种田搞副业做生意开工厂并趁机大肆挥霍，破产了国家亦无 可奈何，实际上挖国家的墙脚。如此国家坑私人，私人赖国家，自然造成通货暴涨 、贫富不公（不是会经营的致富，而是会骗会赖的致富），只苦了守法的公民，并 严重败坏社会风气。搞市场经济而不制订债务法，真是天下奇闻！中共至今亦无一 部反贪污受贿法，贪官污吏有恃无恐。据说目前正在制订反贪污受贿法，但只要中 共司法，必然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 在邓式改革中，最倒霉的莫过于知识分子，特别是教育界。干部可以通过官倒、 贪污受贿增加收入，工人可以通过企业抬价、赖债、侵吞公产（亏损了照发工资、 奖金）的滥发奖金、福利增加收入，农民亦可通过抬价和赖国家的贷款增加收入。 唯有靠固定薪水吃饭的知识分子无债可赖、无贿可受、无价可抬、无产可侵，只有 仰望飞涨的物价摇头叹息，所以在八九民运中冲上街头。华生先生批评他们迷恋乌 托邦，这个乌托邦不是别的，恰恰是西方的法治社会。他们不是反对市场化，而是 希望按西方的法制搞市场化，建立公平的自由竞争，从而达到真正的民主和普遍的 繁荣。 八九民运正是在此背景下爆发的。运动之初，缺乏政治经验而又好高鹜远的学生 空喊自由民主，无法赢得文化素质低、缺乏民主传统、讲求实利的工人、市民的同 情和支持，他们说民主自由又不能当饭吃。后来在中年知识分子建议下，学生增加 了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这个口号虽“降低”了自由民主的水平，却击中了以邓为 首的官倒特权阶级的要害，也能被工人、市民所理解。官倒和腐败造成物价飞涨、 民怨沸腾是人人有目共睹的，北京的学运于是发展成全民运动。但必须指出，这也 仅仅在北京。北京以外的所有城市如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工人，市民虽也 同情学生，却始终袖手旁观，只有学生和知识分子孤军奋战。即使在北京，工人、 市民也始终不肯罢工（怕丢奖金）。可见八九民运还比不上五四运动，当时上海、 南京、天津的罢工罢市曾迫使北洋政府屈服。胡平先生隔洋观火，认定八九民运是 一场全民运动，不完全符合事实。 正因工人、市民不肯全力投入，八九民运失败了。这不是激进思想界误导或策略 失误所致，而是中国社会条件太落后之故。 返观东欧苏联，早已实现工业化，市民占人口大多数，产业工人又占就业人口大 多数，文化素质高，又有民主传统，在民运中充当了主力。他们可以为抽象的自由 民主而游行、罢工、战斗。东欧、苏联的军队是工人的军队、文明的军队，不肯为 共党镇压工人、市民。因而他们的民运能轻易成功。中国民运若要成功，只有等工 农比例、文盲比例倒过来。但由于人口爆炸、资源枯竭，恐怕永远不会有这一天， 这真是中国的不幸和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