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民运人士应避免过多的争执 姚勇战 海外民运处于低潮,这是许多人所公认的。但这低潮的产生,并非海外民运者的 责任。八九民运这种民运落潮的来到,很多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大陆政治、社会、经 济状况的改变,以及大陆人民对现状的不满,反抗的勇气和力量的积蓄。 这样,海外民运目前的一切重大课题,就是对可能发生的变局的预测、准备以及 对策的筹备,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价值,取决于我们最终对中国大陆人民的影响 大小。 可惜的是,在这种完全是理论性的研究、操作之中,我们很多同志相互间发生了 过多的争执,这种争执从理论,到海外民运的实践,再到海外民运者个人的言行甚 至一些由此而引发的纯个人的行为、生活方式的相互攻击、谩骂甚至在文章里大打 出手,使整个海外民运的形象受损,也使得不少民运队伍的中坚分子受到了不应有 的伤害。这种损失是如此的巨大,以致于正直人士逐渐远离民运圈,以及海外华人 对整个中国民运、中国将来政治变化的前途都产生了悲观的心态。 事实上,不少人也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危害性,许多人也异口同声地表示要增强团 结。但为什么情况不但丝毫未能改善,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呢? 我们不妨把争执的原因撇开,单就争执者的心态、目的作一番分析。 首先,批评、驳斥别人的人,总是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同一个问题 ,站在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论证方式,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相反,一对完全 相反的命题,却很有可能是基于不同的立场,在表达两个同样是正确的理比如说, 有人批评一些从国内出来的人到了自由世界,就不关心中国的问题,而只顾自己的 生活和学习或研究,这种批评从表面上看很站得住脚,因为人总是要有良心的,总 是应当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作贡献的。但如果反之一想,这种说法大可商榷。且不 论每个人有自己选择道路的自由和权力,那些埋头读书的人,你又怎么知道他们不 关心中国,不关心中国人民的生活疾苦了呢?他们很可能在花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从一 个比较深的层次来研究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只不过没有在公众场合屡屡暴光来证 明他们自己罢了;他们也很有可能疲于解决衣、食、住、行的基本生活问题,而不象 一些人想象中的在过安逸生活。 这种偏性还是很容易看出来的,但较难看得出的则是一个与这种完全相反的批评 ,但它却又是许多人所发出的。许多人同时也在指责,你们这些到了海外的人,脱 离了中国大陆,不好好学习、工作、生活、却谈什么搞民运。这些人士认为,中国 民运要搞,就要到中国大陆去搞,在海外"搞不出什么名堂"。他们甚至得出这些"受 共产党教育长大的人"总是"眼高手低",自己生活都不好好解决,学生不好好读书, 却梦想什么"改朝换代"。这种批评当然是很片面的。但他们这里面的内容却并非不 正确。问题在于,如果与第一种批评意见相比,我就不难看出,他们是站在两个不 同的立场,在对民运人士的两种取舍作出同样的批评。 在考虑了自己总是正确程度以外,仍然坚持发出反对声音的人,就应当考虑这么 一个问题。你反对的人是否错了?这里,有一个根本性立场问题。前一阵子关于最惠 国待遇问题的争辩中,一些支持"有条件给予"者对于支持"无条件给予"的人士的攻 击就存在这么一个问题。中国民联支持"有条件给予"是本着希望改善中国人权状况 ,增强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力的宗旨。但无条件给与派的人心又是想的什么呢?中国民 联的资深盟员龚小夏同志是无条件派的一位先锋人士。她坚信中共无可救药,为了 面子宁可使百姓生活遭殃,因此她主张宁可将百姓的生活放在第一位而无条件给与 最惠国待遇。很显然,龚小夏同志的根本立场是完全正确的。她和我们的不同是在 于认知上的差异。但很可惜,许多人对她的批评是放在一个大是大非的角度。这显 然是不应该的。 对于一个哪怕是错误的言行,我们仍应再深入考虑一步:这种错误的后果是否严重 到了不加以严厉的批评指责就无法挽回的地步?"吾尔开希吃龙虾"案就是一个典型的 例子。当时身为民阵副主席的吾尔开希,在生活上没有与广大普通会员同甘共苦, 这是一个错误的行为。但这种行为的后果究竟严重到哪一地步呢?事实上,报纸报道 吾氏吃龙虾,只不过是新闻媒介对种"明星人物"的习惯性的职业追踪。只是我们自 己把它看成一件了不起的事而已。一个正常的人,只要化得起钱,都可以去吃一顿 龙虾大餐。张三、李四可以,吾尔开希也可以。当然,我们可以通过组织劝告的方 式,提醒吾氏要艰苦朴素,但那种严厉的,近于人生打击的批评却究竟是不必要的 。 我们应当时刻紧记,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我们不能妥协 的对象也只有那些极少数死抱住一党专政不放的顽固分子。事实上,我们内部早已 达成共识。我们和哪怕是中共的开明派也可以进行对话而妥协,为什么自己内部反 而作不到呢?无谓的争执使中共顽固派最终收益,而中国人民是要继续忍受专制铁骑 的蹂躏。为使我们不做民族的罪人,我们应当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