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是读书人，相煎何太急 ·高 新· 八九学运中期，中共国家教委第一副主任何东昌曾在北京地区高校党委书记会上 就如何制止学潮问题出主意说：对付这些青年学生的最好办法就是分化瓦解。我们 要充分发挥学校里共青团和学生会骨干分子的作用，让他们每人动员几个同学回去 复课。只要争取让大部分同学都回到课堂里去，那些原来躲在幕后操纵学潮的少数 人就自动暴露出来了。 讲到这里，何东昌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了他当年的不平凡经历：北京解放前，我们 在国民党统治下搞学运，就是因为混在学生中的国民党黄色学生会的特务和三青团 组织分化了我们动员起来的进步学生队伍，结果，我们好几个学生地下党员就被暴 露出来，让国民党军警抓去严刑拷打，有的还被残酷杀害。 “当然了，”何东昌补充说：“现在的学潮同我们那时的学运是有本质不同的。 当时我们是争民主，要自由。现在的学潮则是搞动乱。” 何东昌的这番演讲虽然既滑稽又拙劣，但却说明了一个事实，就是八九“六四” 期间共产党内主张严酷镇压学运的正是当年靠搞学运赚得在共产党内高官厚禄资本 的一批人。如现在中共政治局常委里的姚依林、宋平，现北京市委的李锡铭、陈希 同等都是三、四十年代北大、清华等高校的学运领导人。 高校对“动乱分子”赶尽杀绝 八九年六月十三日，李鹏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上讲话时 专门提到：“何东昌同志刚才写了一个条子，说在高校也有一批坚定的党的骨干、 团的骨干，他们在反对动乱、反对暴乱中，在几乎是舆论一边倒的情况下做了大量 的工作，这一点应该充分肯定。这些人是我们高等学校的希望所在。真正的精英是 他们，而不是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我和乔石、依林同意这个看法。” 根据笔者的亲眼所见和亲身经历，何东昌确实没有谎报“战功”。 在八九学潮期间，笔者不止一次看见北京师范大学及其他高校中的党委干部、政 治辅导员、“红色”学生会及共青团的骨干分子混在游行的学生队伍里偷偷记下本 校学生的名字。 “六四”镇压以后，大陆各报刊杂志批判吾尔开希、王丹、刘晓波等人的文章虽 都署的笔名，但实际上大部分都是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学校提供的。 九０年笔者被中共“宽大”出狱回到北师大要求落实“党的给出路的政策”时， 则更深切地体会到了李鹏所说的“真正的精英”们的厉害。 整个北京师范大学据统计因为“六四”先后有二十七名学生和教职工入狱。被处 理最轻的一个要求他自己提出退学回家。更有一批学生从秦城监狱被放出后，北师 大派汽车将这批学生直接运往火车站，连回学校整理自己的衣物都不被允许。 一位中文系的党员博士生“六四”当天上午出于义愤和对中共政权的彻底绝望贴 出了一张退党声明。虽然几个小时后即在总书记的动员下自己把退党声明揭了下来 ，但事后的待遇是开除党籍，不给学位，不分配工作。因为原单位清华大学也不再 接收此人，他只好自谋生路，一度以卖贺年片为生。 一位党员教师因为学潮期间抄写过一张大字报，受到的惩罚竟是分房时被名列最 后，分给他同期同批里条件最差的一间。 八九年毕业分配时，北京师大凡是“积极参与动乱”的本科应届毕业生。一律都 被分配到所谓的“老、少、边、贫”地区，以儆后人。这些人中至今还有把户口装 在口袋里，坚持留在北京城里不走的。至于“积极参与动乱”的研究生则一律不予 分配工作，令其“自谋生路”。 而众所周知的刘晓波出狱后，不但被北师大开除公职，竟还被注销北京户口。而 且在他出狱当天，也是北师大派人将他直接送往大连他父母家。 笔者本人在北师大失去工作权利并被开除党籍已经不是新闻，荒唐的是，在要求 笔者出席的开除本人党籍的会议之前，竟先开了一个没有笔者出席的“统一思想会 ”，要求所有党员在笔者到场后，第一统统要做批判发言；第二统统要举手表示同 意开除笔者党籍的决定。 北京其他高校对所谓“动乱分子”的处理之严，海外已多有报道，比如清华的熊 炎、北大的杨涛等现今都生活无着。 北京高校系统做的最坏的事情是，九０年底因为北京地区要搞“人民代表”选举 ，北大、北师大等学校因为不愿意在本选区的“选民榜”上出现，同时也担心有学 生会在选票上填写刘小波、王丹等“动乱分子”的名字，竟要求公安机关把这些人 的户口注销。而当时这些人都还没有被正式逮捕，按照中共的有关法律规定是不能 注销户口的。所以，北京市高校系统实际是起了促成原属系统的王丹等人以刑事处 理的恶劣作用。 笔者在北京时听国家教委的人讲：中共内部在九０年十二月前对王丹的处理一直 有放人和判刑两种意见，而国家教委的领导多是支持后一种意见的。理由就是必须 要“杀一儆百”。 而北京的其他部门和单位在对“动乱分子”的处理上则与高校系统的做法形成显 明对比。例如：原属某国家机关的一个“工自联”常委出狱后回原单位照常工作； 原属北京某局的一个“工自联”常委出狱后被单位补发“收容审查”期间的基本工 资（中共过去的有关文件中有此规定）；四通公司对曹思源、周舵的处理虽然是勒 令调离，但起码也还发给一定的生活费。 笔者在离开大陆前曾多方打听，得知中共上层在“六四”后确实没有一份文件规 定对没有受刑事处分的“动乱分子”们如何给以行政处理的统一政策，所以各单位 都是自行其事。而唯有高校系统大都是采取了“赶尽杀绝”的政策。 “六四”后，中共教委曾有专门文件强调“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不准上讲台”。 据说最近李铁映还在某个机关的讲话中重申这一原则。不准教书匠上讲台，等于是 堵了他们的谋生之路。 有一位处理“六四”人员的办案人员曾不解地问北师大的一位教师：干我们这行 的都知道要给自己留条后路，所以尽量给“动乱分子”们开脱，怎么你们大学里反 而恨不得把那些人都判了才好？ 北师大领导人的丑恶表演 “六四”开枪后，北京市各高校的大学生不约而同地搞起了“空校运动”。八九 年六月六日，笔者曾骑自行车到人民大学附近的侯德建家里为他取护照，眼见北京 三环路沿线到处都是步行逃难的大学生。而当时的中共国家教委却严令不准为逃避 法西斯镇压的大学生提供任何交通方便。 六月下旬，北京师范大学召开全校党政干部大会，该校校长方福康竟在会上得意 忘形地欢呼：“我们迎来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春天。”（据说是引述的何东昌原 话） 该校副校长许嘉璐居然在一个为外地进修生开办的古文课上抹着眼泪说，同学们 ，你们知道北京这些天发生了什么？如果反革命动暴乱没有被粉碎，那就要千百万 人头落地，血流成河呀。你们知道，动乱分子们已经拟定了黑名单了，连我都在那 个名单上。 该校“六四”后新任的党委书记、德育教授周之良在全校党员登记动员大会上， 不但要求知识分子党员人人表态支持中共镇压决策，还独出心裁地要求所有愿意参 加党员登记者一律要在各自的申请书中抒发“展望二十一世纪共产主义事业辉煌前 景”的内容。 而这种左调就是胡乔木、邓力群之流恐怕也已经唱不出口的。 北京大学领导人的法西斯嘴脸 由于中共国家教委认为“六四”前的北大校长丁石孙和党委书记王学珍镇压学生 不力，所以先后将此二人撤换。新任党委书记是原北京市委大学部长，中共建政前 夕曾同何东昌一同搞过学运的汪家；新任校长是原人民大学经济系的“清污教授” 吴树青。之所以有“清污教授”的别号，是因为该人是因在一九八七年反“精神污 染”有功而被胡乔木等人建议破格授予“教授”职称的。 新的领导班子上任后，“防止动乱”成了北大校方党政工作的中心任务，党委书 记在全校教师大会上警告说：能否保持稳定形势，全国看北京，北京看北大，北大 看三角地。真是荒唐至极。 更过分的是，北大党委竟然还为“防止动乱”制定了一个所谓的“小四项基本原 则”，内容是：“一，丑话说在前头；二，枪打出头鸟，三，围观也是参加；四， 秋后一定算帐”。另外，党委领导人在讲话中公然宣称“要把动乱因素掐死在萌芽 中，扼杀在摇篮里”。气焰嚣张到了极点。 校长吴树青则亲自在《中国教育报》上撰文，声称要向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师开 炮，同资产阶级展开校园争夺战。 马列教授反“和平演变”争抢头功 自苏共彻底垮台、整个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全面解体后，大陆高校的众多社会 科学系科的教授们反对“和平演变”的叫喊几乎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九一年下半 年，中共国家教委曾就国际形势及大陆目前经济领域中的问题召开了若干个座谈会 ，与会者大都是北京各高校的著名教授，包括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周新成、 国际经济系主任杜厚文、国际政治系主任叶宗奎、国际经济系教授高成兴，北京大 学国政系主任梁守德、马列所所长阎志民、马列所教授薛汉伟等。 这些教授们在会上谈的观点要远比中共理论左派们的代表人物胡乔木、邓力群、 高狄等人的观点左得多。在政治理论上，他们建议：一是要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的历史经验，重提批判赫鲁晓夫，肯定斯大林；二是提出加强对民主社会主义和人 道主义的批判；三是要制定反和平演变的总体战略；四是坚持马列主义在意识形态 领域的领导地位；五是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防范和控制。 在经济上他们建议：一、不仅要指出经济工作应遵循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而且 要强调遵循社会主义经济的特有规律；二，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要有“度”的规 定；三，要警惕“私有化潜行”，防止沿海省份用“以开放促改革”的战略推行私 有化；四，反对通过实行股份制的办法把公有财产量化到个人，从而完全剥夺国家 对国民经济的管理权；五，因为西方资产阶级都把市场经济作为资本主义同义语来 使用，所以在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问题上，应该更明确地肯定国家计划在 经济发展中的决定地位；六，在所有制问题上，不仅要提公有制占主体地位，而且 要明确提出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 挑起姓“社”与姓“资”的讨论 九一年下半年，海外在报道中共左派挑起改革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讨论 时，大都认为这是左王高狄等人在向邓小平发难，是对九一年春上海《解放日报》 的两篇“皇甫平”文章的反击。其实，这场讨论正是中共国家教委首先发起的。早 在九一年初，何东昌的笔秆子们就以“秦思”的笔名写就一篇题为《问一问“姓社 还是姓资”》的文章，由何东昌亲自阅定发表在国家教委机关刊物《高校理论战线 》上。国家教委的知情人说，何东昌授意炮制这篇文章的动机可上溯到九０年底， 远早于上海“皇甫平”的文章之前。 文章发表后，立刻受到中共理论界一群左王、左将们的齐声喝彩，随即被推荐为 《人民日报》的“内部参阅”文章。 九一年七月，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仲华以真名在中共左派杂志《真理的追 求》上发表文章《重提“姓社”与“姓资”》，首先强调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有 一定的消极作用，引导不当还有破坏作用的一面”；其次强调“如何发展生产力有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分”。 自这个世界上有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党国家以来，无论是西方民主势力还是共 产党政权本身，都是不约而同地认为，在共产党国家里，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 ，尤其是高等院校从来是最容易接受“和平演变”的温床。中共人民日报常务副总 编张云声九一年曾在一篇“内部参阅”文章中写道：“知识分子所以成为‘和平演 变’的重要目标，就是因为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以个人劳动成果取得社会地位 ，容易倾向个人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念；西方通过新闻、广播、图书、电影 、电视、音乐、舞蹈、戏剧、文学、美术、教育、体育、卫生与科学技术的途径， 搞思想战、心理战，首先俘虏那些不坚定的有文化的人。而缺少实践经验、不了解 社会发展规律的年轻大学生，更容易盲目追求西方文化，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政 治动乱打头阵。” 张云声的这番话应该说是绝对有道理的，但现在我们看到的另一种现象却是最怕 “和平演变”，最衷心维护中共集权统治的也是知识分子，就象张云声本人一样。 笔者离开大陆前曾就这种情况同一些朋友分析其原因，发现了几个规律性的现象 。一是所有高校在“六四”清查和“党员重新登记”运动中，综合院校比理、工、 农、医科院校左；二是具体到一个学校里，文科比理科左；三是具体到每个教师身 上，学术水平差的比学术水平高的左；四是党、政、工、团的非业务人员比业务人 员左。 造成这四种现象的原因显而易见，因为文科的教师，尤其是马列学科的教师们要 靠党的领导保饭碗；学术水平低，竞争能力差的教师及人浮于事的非业务人员要靠 “社会主义”保饭碗。但奇怪的是一批的确是学有专长且学术地位处于领先地位的 高校知识分子在“六四”之后竟也左得可爱。比如上文提到的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方 福康，他曾从师世界著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普利高金门下，回国后在“非平衡”理 论研究领域一直是成就突出，是大陆该学术门类屈指可数的几个学术带头人之一。 再有上文提到的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许嘉璐，在大陆高校的古代汉语教学研究界也 是位居前列的学术专家之一，曾被大陆老一代的著名古汉语教授陆宗达十分看中。 而且，这位许嘉璐还是一个“民主人士”，“六四”前即任九三学社的中央常委和 中共北京市政协副主席。 还有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一些曾一度支持八九学运，甚至愤怒谴责中 共血腥镇压暴行的大学教师在事后的清查运动中立场转变之快实在是令人吃惊。 笔者出狱后，一位朋友告诉我，最积极主张开除我党籍和公职的人中，就有两个 是“六四”当天红肿着眼睛站在门口迎接我活着回到北京师范大学，并口口声声称 我为“英雄”的人。 苏联政变失败后，人民大学一位中年副教授说：我现在已经不再坚持我过去的观 点了。事实证明，共产党国家一旦改变颜色，象我这样的人马上就得失业。 而就是这位副教授在“六四”开枪后曾一度公开在党员学习会上抨击“下令开枪 的人是民族的罪人，历史的罪人”，且掩护过被中共政权通缉的大学生逃离北京。 但如今他却表示：“共产党起码给了我住房，给了我在国内还算不错的经济待遇。 如果共产党垮台了对我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分析“六四”后大陆高校知识分子的心态和行为表现，就不难看出，中国知识分 子身上恐怕还不止患有一种当初我们四人在“六·二绝食宣言”中所言及的“只动 口不动手的软骨症”，起码是还患有一种对竞争社会的恐惧症。 据中共自己的统计材料透露，大陆高校中拿工资的人同在校学生的比例高出发达 国家的十数倍；全国一千多万专业技术人才中（不含中小学教师），能在工作中发 挥自己全部能力者仅有百分之十四点六。所以，如果要探讨“六四”镇压后中共政 权为什么还能在大陆知识分子中收拢部分人心的原因的话，这组数字很能说明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