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的民主改良 ----兼与颜真先生商榷 ·钱海鹏· 【提要】本文提出了“互动式民主改良”思想，指出成为民主运动主流的，真正成 熟的反对派组织的存在是在当前中国实施成功的民主改良的关键，而中国正面临着 改良主义运动前所未有的良机。 一、新权威主义的处境 新权威主义命运不佳是人所共知的事情。本来早在“六四”之前，因为大多数知 识界人士对中共的长期专制统治厌恶已极，新权威主义在大陆就已成为众之的，经 过了北京城一夜腥风血雨之后，新权威主义在海外要承受的道德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声势无比的反对怒潮并未能吓阻住血光之灾后侥幸残存的新权威主义者和他 们为数不很多的新支持者，他们重新披挂起来。从这一点上看，新权威主义的拥戴 者们执着追求的勇气无论如何是值得人们钦佩的。更何况他们和当年的康梁一样也 要承受一种“两头不是人”的夹板气：在海外被民运人士骂，在国内也被共产党骂 ，因为后者经过两年多不断的惊惊乍乍，早已草木皆兵，可怜的新权威主义也逃不 掉被他们当做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工具的命运。 这些赞同新权威主义的人士撰写的文章中，最引起争议的莫过于颜真先生的《第 三条道路：中华民族的理性选择----中国民主化问题的“新思维”》（以下简称“ 第三条道路”，《争鸣》，1990年11，12月号及1991年1月号）。这篇文章的出现使 得海外围绕着新权威主义的争论第一次变得白热化了。而最近由于所谓的“中国青 年报理论思想部”推出两份被称为“太子党执政大纲”的文件，中共的一部真正摆 出了传言已久的“招安”架势，海外关于新权威主义的争论有了再度升级的趋势。 二、对新权威主义的评价 精确地说，所谓新权威主义应该被称为复兴后的改良主义的一支，只不过它由于 种种外在的原因而成为了当前最受瞩目的一支而已。按照王润生先生的概括，新权 威主义的基本模式是：政治专制+市场经济+除政治自由外的社会自由（“新权威主 义，民主改良与社会革命”，《民主中国》日本版，1991年10月号）。 中国现代的新权威主义者，比诸他们的改良主义先辈，在理论上的最大贡献当推 他们首次明确指出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不应混淆。 的确，混淆“应然”与“实然”是中国知识分子们迄今仍时常重复着的一个错误 。在这种情况下，新权威主义者们不遗余力地试图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目标论的范畴 吸引到操作层面上来，应该说是功不可没的。可惜至今仍有大批的人未能注意到这 一注意力转移的重要，海外民运组织中的很多看似可笑的争端就是一种例证。 也许新权威主义在理论上的这种进步应归溯到如下的事实，即中国从未象今天这 样，在人口，生态，民族，社会结构与心理等诸问题上均脆弱到了某种极致。新权 威主义绝非终极目标，它只是过渡期的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颜真语）。颜真 先生所云的新权威主义（虽然他采用了“渐进改良”的说法）至少面临着下述难以 消弥的先天不足： □新权威主义在行动准则上所要求的消极性是无法操作的； 按照颜真的说法，“对现在的中国来说，民主制度是一个情绪化的非理性目标” ，为了防止将中国放到一种“政治制度与现实国情相矛盾冲突的危险境地”，目前 一切可能加速中共消亡（和平的或暴力的）的行动均应停止，以免欲速则不达。这 作为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个人的行动准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问题在于，理性并非万 能且无处不在，颜真先生的提议在面对民运这一群体参与的活动时，是无法操作的 ，特别是在六四之后的今天。一般来讲，除非一个成熟的有组织的力量成为主流， 试图让一个群众性运动“理性化”根本就是天方夜谭，六四前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 的一切可以作为一个绝好的证明。而没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成熟的组织从何而来呢 ？ □在中国大陆搞新权威主义的推论前提是经不起推敲的； 假定颜真先生是承认中国总有一天应该民主化的，那么推敲起来，“第三条道路 ”为文的最根本前提假定应当是：按照目前的经改趋势，中共必然会在将来自行引 导中国向民主化方向发展。然而恰恰这里的“必然性”是经不起推敲的。 的确，中共声称实行“人民民主”，但其所谓“民主”在哲学上出发点的高度充 其量是卢梭的“公意与人民主权论”。只要比较一下罗博斯庇尔的“为了崇高的理 想，人民有权使用任何手段”，赫鲁晓夫的“用棍子赶着人民进天堂”，毛泽东的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以及邓小平的四项坚持，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 但它恰与建立在洛克等人的英美自由主义学派之上的现代民主理念格格不入，后者 除了多数决定外，还强调保护少数派的合法权益。胡平先生最近指出，新权威主义 的最致命之处在于它承认政治迫害的合法性（这一点颜真先生自己也承认），这是 非常精辟的。一个认同政治迫害合法的政党绝不可能自行建立现代化的民主。 也许这里将中共和早期的国民党作一比较有益于澄清问题。胡平曾指出，国民党 以前明说实行“报禁”和“党禁”，本身即意味着其承认这只是过渡期的措施（这 从它的“军政--训政--宪政”的提法上亦可看出），也即它是承认现代民主的原则 的。共产党则不然，它从不承认这些禁忌在中国大陆存在，换句话说，它认为它所 作的政治迫害不仅合情和理，而且合法。从这里看起来，国民党可能搞新权威主义 ，共产党则基本不能。 □新权威主义设想的社会变革过程在大陆极有可能是无法实施的。 首先，从邓小平时代的逼近，使得新权威来源问题悬而未决且很可能无解。这个 问题谈论已很多，此不赘述。其次，大家公知中共对大陆的控制是更多地通过经济 而非政治暴力（不可否认，被投入监狱的人毕竟是极少数，一般人对中共的恐惧更 多的是来自于政治上有“污点”后，工作、住房、子女学习就业等将成问题，也就 是说，中共政治迫害的收效主要是通过经济杠杆完成的），果真有新权威主义者要 求的自由经济活动，在幅员广大，又缺乏外部假想敌提供大规模镇压借口的大陆， 新权威很难维持下去，六四事件的发生本身已经为此提供了某种程度上的证明。最 后，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形势也是对在中国实施新权威主义大为不利的。 三、引起社会动荡的两个必要条件 笔者认为，导致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必要（但未必充分）条件有二，也即充分剔除 此二条件中的任何一条，均可避免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发生： 条件一，社会上有相当大的一批人认为社会不公正； 条件二，社会上有相当大的一批精英（或曰能人）没有出路（施展其才华的机会 ）。 简单地讲，条件一准备了干柴，条件二提供引火者。 在不远未来的中国，剔除条件一的可能几等于零。这不仅仅是因为目前中国的人 口与资源的矛盾，潜在的民族危机，不合理的社会结构等等，更重要的是因为中国 人传统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主流社会公正观。无庸置疑，这种主流社会公正观 与现代经济发展的要求是冲突的，它将使得未来中国在很长时间内处于一种知其所 以然却别无选择的尴尬境地。条件一在以“机会均等”为主流社会公正观的欧美国 家剔除起来要容易些，并且社会富裕后还可以通过社会福利等来进一步化解。 因此中国的出路在于全力剔除条件二。综观晚清历史，其“新政”中摧垮其统治 最利者，莫过于对于科举取士（可视为现代公务员考核制度的雏形）的过快取消， 这实际上等于一下子拆掉了对大批知识精英来说是唯一相对公正的进身之阶。中国 自唐朝以降，得以一统天下的朝代中，短命的只有元，也是唯一取消科举，对知识 分子实施“九儒十丐”的歧视的朝代。杨小凯先生曾多次撰文，强调“文化大革命 ”之所以最终造成始料不及的巨大破坏，是由于“十七年”中共产党制造的社会紧 张因从未得到疏导而终于爆发的缘故，这是很有见地的。一统天下的共产党刚刚当 政四十年即已来日无多，和其迫害知识分子的传统是大有关系的。 事实上，对于条件二的忽视是新权威主义者们所犯的最大的常识性错误。对于政 治迫害的无条件认同和滥用，正是导致大陆四十年来动荡不止的最重要深层原因， 它使得人们只能走“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一条路（以中国的现状，古代的隐山林已 渐渐成为梦想），而一旦成婆之后对新媳妇打压起来自然也理直气壮。诚然，新权 威主义可以通过让人们发家致富等方式来换取一部份精英阶层的政治冷感（一如蒋 经国时代的台湾），但无法持久，且不可能彻底化解上述症结，因为资源有限，构 成新权威的集团内部，以及既成集团与后来者的冲突仍旧永远不可避免。这一点构 成了新权威主义的第四条先天不足，即它的过程本身实际上是不可控的，结果也是 不可预测的。这对于新权威主义来说就是致命的一条，因为新权威主义者们最津津 乐道的就是所谓过程的可控性。 从另一方面看，实施较健全的民主制度的西方国家，即使在早期不很富有的时代 ，也很少发生危及整个社会稳定的大动荡（一般性的游行，罢工等应不算在此列） ，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通过言论自由等，特别是反对党的存在，为人们的社会挫折 感提供了多种渲泄渠道。 这里需要着重强调的，是反对党存在的意义。不用多解释，反对党的存在是剔除 上述条件二的最佳途径。在中国大陆的一党专政结束以前，反对党的位置应由一般 意义上的有组织的（未必直接只向政治的）反对派所替代。 我们将看到，反对党（派）存在的意义其实远远不止于此。 四、过渡时期最佳选择：互动式民主改良 前面已提到，新权威主义只能被视作社会改良主义的一支。笔者在此要提出的一 种社会改良观，可以被成为互动式的民主改良。 互动式民主改良是指不经过广泛的社会动员或者主要不是依靠广泛的社会动员， 由成熟的，起主导作用的民主组织（反对派组织）通过非暴力的途径和手段，逐步 迫使原专制执政集团认可社会改良的既成事实并趋于合作，从而渐进完成社会政治 民主化的改良方式。其特征是反对派坚持以低政治诉求渐进累加的方式促进社会变 革，而不求一步到位；其基本的竞赛规则是“双方都赢”。 可以看出，这里所谓的互动式民主改良，与王润生先生提到过的“民主改良主义 ”（“新权威主义，民主改良与社会革命”，《民主中国》日本版，1991年10月号 ）在意义上有某种相通之处。 互动式的民主改良在现代社会获得成功的必要要求只有两条： １社会秩序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原执政集团对全社会仍具有效控制； ２主流的反对派必须具有成熟的组织。组织成熟的标志是，组织运作有效率，组 织领导层高度理性并在组织基层具有高度的号召力。 在上述两条件具备时，在理论上讲，可以避免社会由专制向民主转型时震荡的发 生。上述的反对派将有能力迫使专制统治集团认可改良的既成事实并最终在某种程 度上与体制外的反对派合作。为此笔者曾有专文论述（“二十一世纪是甘地主义的 世纪----浅议非暴力抗争的可行性极其操作”，《中国之春》1992年1月号） 总括地说来，造就反对派这种能力的最主要的外在原因是，任何统治集团的权力 都必须以“群体（包括军队）的服从”作为基础，因此在资讯已极为发达的当今社 会里，中共的任何不高明的镇压措施就会导致党心、军心和民心的不稳而威胁到其 权力本身。而所谓的“不高明”，说穿了就是其镇压措施在一般人看上去亦会觉得 有悖常理。中共在六四之后不惜一切代价造谣欺骗，即是上述达摩克里斯剑存在的 一个证明。因此笔者常讲，设若六四当晚果然有人能将学生和市民们撤回校园和家 中，日后中共的坦克就再也开不进北京城了。 当反对派总是将政治诉求提得虽进一步，但又恰好在当局可以放手镇压的程度以 下时（不能否认，这个“灰度区”永远是存在的），当局事实上是束手无策的。待 反对派巩固了现有诉求后，当局可以放手镇压的程度也不得不随之提高，那时反对 派就又可以有新的，但仍在新的灰度区中的诉求可以提出了。 举一个例子或许可以使问题更明晰。设想在国内的高压环境下，我们暂且不提言 论自由，只提党要在我们说错话时不要追究不已。中共是无法因此而对我们施以镇 压的，因为即使共产党员本身也无法保证永不失言。当“说错话无罪”的概念深入 人心之后，我们再提要言论自由，共产党如何镇压呢？且不说“言论自由”与“说 错话无罪”实际是同一个意思，即便提“言论自由”错了，也不过是说了句错话而 已，不该降罪。当“言论自由”深入人心之后，你再来抨击共产党本身，共产党又 能拿你怎么样呢？我想胡平先生当年撰写《论言论自由》时大约就已经看到了这一 点了，而谁又能否认，今日的中共较之当年已大有“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之概了 呢？ 现在可以来谈论笔者与颜真先生在观念上的最根本不同点了，这个不同点就在于 ，颜真先生不承认反对派力量存在的必要性（这正是笔者将他的“渐进改良”归入 新权威主义的原因），而笔者认为，一个成熟的反对派存在并成为民主运动的主流 ，是在中国实行成功的民主改良的必要条件。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成为主流的、成熟的反对派，在广泛社会动员下的民主运动 将是情绪化为主导的一盘散沙，最终导致社会进入“脱序”状态，“各种瘴气毒气 在中原飞扬拔扈”（余英时，陈奎德，“重新面对1911年”，《民主中国》1991年 11月号），的确极有可能将中国拖入灾难的深渊，正象“第三条道路”中所描述的 那样，因此笔者也是反对“泛民主主义”或曰“民主浪漫主义”的，只是笔者对它 们的定义与颜真先生不尽相同而已。 当然，互动式的民主改良也并非不冒风险：它要求反对派既有广泛的社会号召力 ，又有理性的自我控制能力，用胡平的话讲，是反对派必须能够做到“见好就收， 见坏就上”。这并不是一种易于臻达的境界，它将对反对派的智慧、耐心、社会责 任感和组织能力等加诸严峻的考验。不幸的是，以当今中国的现状，我们却别无选 择，只有义无反顾。 但是，需要着重强调的是，现在着手建立这样反对派至少在海外是可能的，原因 如下： □世界性的中共政治反对派组织民阵和民联已经存在，组织经过较长时间的运行 也已逐渐走向完备，两个组织都以“和平，理性，非暴力”作为各自的行动宗旨， 并且两组织在今年十月将完成合并，事实上将主导今后海外民运的主流方向； □清末虚骑的（无论对满清还是对西洋东洋的）民族主义（余英时先生语，出处 同上）已荡然无存，与之伴生的革命主义亦在衰亡。现时的中国人普遍有一种求稳 怕变的心理，导致以所谓“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恰是被中共指为黑手的王军涛 和陈子明）为代表的理性主义抬头，这是对反对派组织走向非理性化的一种极强有 力的制约。可以讲，这种类似英国光荣革命前的健康保守势力，为中国的改良主义 运动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 □从冷战时代国际势力插手搞乱中国的可能性极小，一个非理性化的组织要想得 到国际间的援助几不可能，因此亦很难形成气候。 从另一个方面讲，在目前的中国，要求１也是得到满足的。 综上所述，只要我们能够造就一个主流的，真正成熟反对派，我们就能使当前中 国民主化的过程变得可控，可操作，结果变得可测。因此对中国民主化前景的盲目 悲观是没有道理的。 结 语 在前面阐述互动式的民主改良获得成功的必要要求时，实际还有一个潜在前提条 件未曾列举，这就是反对派的诉求必须在公意判断下是正义的，唯其如此，它才能 够做到使貌似强大的当局都对它束手无策并自乱阵脚；它的存在，也才会为当权者 中的开明派提供与保守派讨价还价的强有力的砝码。 无疑地，公意判断是价值取向的。本来在现代社会中，争取民主与自由应在任何 公意价值判断下都是正义的，新权威主义的尘嚣日上，却使得这一点在中国人中受 到威胁，从而为中国真正民主改良的成功埋下了隐患。因此笔者虽在丝毫无意对新 权威主义的拥戴者们作任何人格上的攻击，但却必须声明，新权威主义的理论应该 受到批判和唾弃。 试图为中国未来的民主事业作出贡献的人们，现在应该团结起来，利用当前的前 所未有的改良主义运动良机，为缔造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充满理性和合作精神的，有 充分感召力的，成熟的中共反对派而努力。 我坚信造物是有知的，各个民族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中国人虽然遗失了历史 上的机会，但是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天国的光辉总有一天会洒满神州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