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大学生更多参加民运 ·方能达· 一九八九年上半年民运高潮期间，中国大陆各大城市的民众尤其是大学生积极投 身于这一运动，喊出了要民主、要自由、反专制、反腐败的心声。深圳地处边境， 人口不超过七十万，但深圳仅有的两所大学——深圳大学与深圳教育学院的师生绝 大多数都参加了游行请愿，其在全校总人数中所占比例之高居全国第一位。 中国大陆的人口与经济不相适应，中共政府官员忙于谋私利而不努力发展经济让 更多人就业。上海的就业市场因人口过多而不吸收在校学生，大学生没钱买书，因 此曾有人投书报刊，呼吁社会关心学生的经济问题，给他们一点业余做工的机会。 北京的大学生在就业无门的情况下，背着箱子上街给人擦皮鞋，花大量时间赚一点 儿小钱。相比而言，深圳的情况好得多。由于深圳被选为设立经济特区的地点，实 行较开放的政策以吸引外来投资，近十年来深圳及其附近地区的经济发展迅速，当 地居民的生活比内地富裕得多，在就业以及接触外来文化等基本权利上也有机会找 到报酬较高的课余职务，可以像国外的学生般自行措集上学的费用。在深圳图书管 举办的进口外文书刊展销会上，毫不犹豫地花几百元买一大捆外文新书的学生大有 人在。应该说，深圳的大学生所受的政治经济压力比内地轻，他们所过的日子比内 地的大学生优裕得多了。那么，深圳的大学生热心参加民运的原因何在呢？ 深圳特区建立的时间不长，大学生已是成年人了，他们多数来自其他城乡，往日 的贫苦生活记忆犹新，虽然作为特区居民过上了较好的日子，但是“忆苦思甜”（ 借用中共惯用的政治教育术语）对比感很强烈。他们知道大陆各地劳动价格不等而 人们收入有差异是中共特权阶层对各地民众剥削程度不同以及经济政策不同所致。 同一个人当今在深圳和以往在内地的待遇有很大差别，这是中共在国内绝大部份地 区过份专制，不让民众享有应得权利所致。特区的建立是因为邓小平想要进行一点 政治实验，并无法律保障。一旦邓改变主意或国内政局变动，特区人的好日子就会 失去。如果苟安于特区现状而不通过民运来推动中国整体进步，眼前的好日子是难 以巩固的。何况，特区内外的中国人本是同胞，皆应享有人权和物质文明，自己的 日子好过一些却看着外地同胞受苦，能忍心吗？所以，外地发生民运，深圳人立即 响应。中国大陆的大学有入学年龄限制，大学本科生无家室之累，顾虑较少，加上 文化程度较高易于以系统论的眼光看问题，不是只看到当地，就更有争取民权和人 权的迫切心情。 第二个原因是深圳特区的消息灵通，当地居民不仅可以合法收看香港电视，而且 “六四”事件以前在书店可以买到公开出售的香港“左”派报纸，虽其所载消息多 有不确，但比大陆的报刊消息仍丰富些和失真度小些。倘若肯多花钱，还可从鱼市 小贩手中买到其他香港报刊。深圳市图书馆及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图书馆收藏的进口 外文报刊允许居民自由阅览，不像内地只供政界与学术界的高职人员阅览。深圳准 许民众阅览外刊形成了一大消息来源，也便于对比而察觉中共报刊的谎言惑众。此 外，深圳的大学开设课程较自由，大学生接触了社会科学新知，分析问题时脑中有 理论指导。知道得多就易于思考得深，把国内现状与域外情况一对比，中共治国的 自私暴虐与悖理之处立见，思考者顿时就会萌生民主改革之念。 第三个原因是中共官员及其子弟勾结大陆境外不良商人从事非法贸易的活动较多 在深圳进行，大学生在深圳担任企业管理人员或与企业主管有所接触的颇多，比在 内地更多了解中共官员及其子弟的所作所为。深圳的企业人员出差到香港办公务的 甚多，深圳的外资或中外合资大宾馆待遇较好，大学生应聘者不少。并且，深圳的 大宾馆及娱乐场所只要付钱就可进入，不像内地许多城市的同类场所只为外籍游客 与政府官员服务而严禁民众入内。中共达官贵人以“工作”名义频繁进出香港或在 深圳的大宾馆内挥霍公款携家眷享乐的情形难以遮掩。中国大陆的普通学校普遍注 重政治教育，提倡廉洁。人民之中许多人出于善良本质，确实以廉洁自守。中共制 订教育政策是为了促使人民廉洁而刻苦奉职，以便多创造财富供中共上层特权阶层 挥霍，中共官员们自己却大多数并不廉洁。特区的大学生从生活接待上经常看到中 共官员的口是心非，大学生们不愿再受愚弄的要求很强烈，他们希望迅速消除特权 腐败。 第四个原因是深圳的大学生心理障碍较少。深圳的内外交流环境和丰富信息，使 得一部份大学领导干部思想也开了窍而不太保守，他们支持学生，例如“六四”事 件后被罢黜的深圳大学前校长罗正启在“六四”事件前曾亲自率领学生出校门向政 府请愿，对学生很有鼓舞作用。“六四”后中共曾通令全国检举参加过民运的学生 以便逮捕，但深圳的大学领导干部外来信息多，看出中共暴政不可能永久，懂得若 自己坏事做多了，将来就难免受人民惩处，因此他们不敢过份追随中共上层。曾有 某校领导干部，因“六四”前阻拦学生出校门游行请愿，被学生用冷水浇走，但他 在“六四”后也不敢向警方告密。深圳的政治压迫比内地轻些，大学生没有被整怕 ，敢于争取更多的权利。这与苏联民众在戈巴乔夫开始改革后比以往更敢表达意见 是类似的。 虽然深圳特区大学生的民运活动未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那样引起新闻界的注意 ，但我们从其参加者人数在大学生中所占比例之高不难看出规律性的东西。用一个 比喻来说，饿过头的人会一时不想吃东西，但他吃了一点东西而使消化腺受到刺激 后，他的食欲会比稍微吃了这一点食物前更强。深圳的大学生稍享民主自由而更追 求民主自由，其起因亦同此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