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国 胡 楠 不反对政府，也不和政府合作， 当局对我不满，我对当局也无好感。 ----张伟国 曾经作为《世界经济导报》的长期读者，对张伟国这个名字应早有注意。事实上 ，八八年之后，该报头版头条的文章，几乎都出自张伟国之手。这个以“北京书简 ”为名的专栏，主要综述北京最高层的政治动向，其对观察、揣测中国局势的导向 作用，远比权威的《人民日报》来得权威。那时，《世界经济导报》驻北京办事处 在北海边上的三座门那里，离中南海只有一桥之隔。张伟国掌握了那么多信息，当 然不是地理上的原因，而是因为他在北京知识界、政界撒下一张网，各种信息源源 而来。他的“北京书简”不单单是独家消息的罗列，也有他个人往往不乏力度的观 点。我那时就注意到，张伟国必将成为中国时事方面的“王牌”评论家。他没有那 种大报评论家堆砌理论辞藻吓唬人的恶习，而是在捕捉各种信息的基础上，再对局 势作出画龙点睛式的评析。 不过，如今的张伟国已不只是一个自由撰稿人，更作为一名异议的知识分子生活 在铁幕之中。他与当局周旋的故事，也就格外引人注意。 律师出道，天生一个“工作狂” 张伟国出生于大跃进的前一年，一九七零年从上海市南京中学毕业以后，到江西 省“插队落户干革命”。先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又担任茶场的副场长、农机 修造厂的厂长。好在当时正是上山下乡的末期，很快中国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他在“革命”之余，刻苦自学，于一九七九年考入了上海华东政法学院法律专业。 虽然他后来从事的是新闻工作，但这段时间法律课程的专门训练，为他后来与中共 当局的周旋打下了法律的基础。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他组织同学成立了孙中山研究会，当时仍健在的孙中山夫人 、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女士，还亲自题写了会名。张伟国在校刊《法学》杂志上发 表了《论孙中山五权宪法》的论文。据他的同事费晓栋撰文介绍，当时，张伟国主 要是顾忌到，在中国大陆要宣传美国的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很容易受到共产党的 批判，同时也找不到一份发表这种理论的报刊，可共产党政府对中国民主革命的伟 大的先行者孙中山多少还有一些顾忌，因此介绍孙中山的思想就不至于招来横祸了 。 大学毕业时，张伟国不愿被学校随意分配，自己联系到位于上海郊区杭州湾的金 山石油化工总厂厂长办公室工作。随即又参与组建金山化工总厂法律顾问室，并担 任了该室的副主任。 当了三年企业律师之后，在《世界经济导报》几个记者的引荐下，张伟国加入了 当时已创办六年的《世界经济导报》，主编其中的经济法律版。 一九八八年，张伟国作为特派记者，赴北京采访全国人大政协会议。他给报社发 回大量高质量的新闻报道、评述稿件，有时一星期就发回上海总部两万字。出色的 工作表现，给总编钦本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伟国于是留在北京担任《世界经济 导报》驻北京记者，后升为办事处主任。 据同时担任《世界经济导报》驻北京记者的费晓栋介绍，张伟国天生精力旺盛， 热衷于工作，三十五岁仍然独身，除了偶尔和朋友大喝一通啤酒之外，别无嗜好。 熟悉他的朋友都一致认为他是个“工作狂”。 八八年我去北京，认识了张伟国。我注意到，北京知识界大大小小的沙龙都少不 了他的身影。他骑着一辆自行车，在北京大街小巷东跑西颠，一会儿找这人谈一阵 ，一会儿找那人侃一通。采访、约稿、交流信息、组织沙龙、参加会议，往往是“ 五管齐下”。 也许是他对老一辈的知识分子十分敬重，也许是他个人的才华得到了他人的赏识 ，当我走访一些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时，对方常常提起张伟国这名字，大加赞赏。 他与新闻界的朋友关系火热，《世界经济导报》北京办事处则成了外地记者在北京 的一个信息中心。张伟国并不因为自己是记者就垄断自己拥有的新闻，而往往是几 乎没保留地提供给同行朋友。 有一次，我得知王若望到了北京，希望能有机会采访一下王若望，张伟国立即答 应帮忙牵线。后来我和张伟国、王若望、于浩成应邀到《新观察》主编戈扬老太太 家作客。记得是张伟国和刘锐绍(原香港《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六四后唯一 被北京市市长陈希同点名的境外记者)陪王若望、于浩成来去。在戈扬老太太家中， 大家相谈甚欢。张伟国不轻易发言，偶尔插言也只是提问，使对方尽力发挥。王若 望妙语连珠，一个人讲个不停，连于浩成也成了记录者。戈扬笑到：“王大炮，你 就坏在这张嘴上。”我则对张伟国说：“这离不开你的诱发。” 八九民运中的“导报事件”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四天之后，张伟国与戈扬联合组织了悼念 胡耀邦座谈会。会后，张伟国本着沟通知识分子与政府当局思想观念的精神，详细 而真实地报道了中国知识界代表人物苏绍智、胡绩伟、于光远、李锐、吴明瑞、吴 江、童大林、严家其、陈子明、张显扬、戴晴等人，还包括胡耀邦的长子、当时担 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的胡德平，在会上发表的真知灼见。没想到就是这样一篇 报道，却引发了轰动一时的“导报事件”。 《世界经济导报》原计划在四月二十四日的第四百三十九期刊出这篇报道。但在 此之前，这条消息由《世界经济导报》驻北京办事处先向境外记者透露，有一份港 报提前把消息登了出来，恰好被当时的上海宣传部长陈至立看到。 当时主管上海意识形态的市委副书记曾庆红，立刻把陈至立的“发现”转告给当 时的市委书记江泽民。在江泽民的指示下，由曾庆红和陈至立出面接见《世界经济 导报》总编辑钦本立，调看《世界经济导报》悼胡座谈会文章的清样，随即命令钦 本立将两万五千字的座谈纪要删节刊出。应删的内容包括：牵涉到重新评价胡耀邦 功过、为反自由化运动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知识分子翻案、支持北京和平的爱国民 主运动等内容。这等于抽除了整个座谈会的精髓，所以为钦本立拒绝。后来江泽民 亲自召见钦本立，严厉指责他违反党纪，并派出工作组进驻《世界经济导报》。 这明明是一种翻脸不认人的做法。在赵紫阳还当政的时候，《世界经济导报》得 到赵紫阳的赏识，上海市委也希望通过《世界经济导报》与中南海搭上一条线。一 九八八年，还在上海市驻北京办事处的曾庆红，召集了《解放日报》、《文汇报》 、《世界经济导报》的驻北京办事处负责人开会，目的是要摸摸北京的情况。会上 他对《世界经济导报》的人说：“你们离中南海最近，离国务院最近，离体改委最 近，信息最灵，以后要多和市委通通气。” 张伟国认为，“导报事件”一开始就被个别人用来当做实现个人野心的垫脚石。 当时工作组的组长就大耍两面派的手腕，一边指责《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是一场严 重的阶级斗争；一边又说某某想保《世界经济导报》，只是邓小平要关掉《世界经 济导报》。一边对钦本立说四百三十九期只要改几百字就可以刊出，一边却逼迫钦 本立承认那些反映知识分子怀念胡耀邦的不同声音，是反对邓小平。其用心何其毒 也! 众所周知，《世界经济导报》由于敢于发表有别于正统宣传的理论探讨文章，在 国内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中有相当广泛的读者群，并被誉为中国改革的一面旗帜。 所以“导报事件”发生之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弹。游行队伍中，学生打出了“ 支持《世界经济导报》”的横幅；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和新闻记者纷纷联名给上海 市委写信表示抗议，给《世界经济导报》写信表示支持。笔者当时在深圳和朋友组 织了百多名记者签名支持《世界经济导报》，中共官方的中国新闻社也进行了报导 。 作为这一次悼念胡耀邦座谈会主要发起人的张伟国，一方面面对如雪片一般飞来 的支持电报、信件，情绪高扬，另外一方面因受到高官的严厉指责，又感到很大的 压力。不过他认为：“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即使《世界经济导报》作出 了让步，上海市委也会秋后算帐。抱着为中国的新闻自由杀开一条血路的希望，张 伟国频频接受国外同行的采访，向他们介绍“导报事件”的真相，并坦陈自己对中 国改革的看法。 五月十九日北京戒严以后，张伟国作了最坏的打算，留下了遗嘱，还要费晓栋拍 了几张照片。五月底的一天，我和张伟国、黄德北(台湾《自立晚报》记者)一同在 北京饭店就餐。当时局势已十分危急，我提醒张伟国还得小心才是。他笑道：“没 有坐过牢的记者不是好记者。”没想到这句笑话果真应验，张伟国、黄德北都在“ 六四”之后被捕，我则仓惶亡命天涯。 “六四”后被关押二十个月 “六四”大屠杀之前，张伟国从北京飞回上海，不久被公安局列入通缉名单。六 月二十日，在他从前的工作单位金山石油化工总厂被捕。 张伟国所关押的上海市第一看守所，乃是六十多年前日本人建造的。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大陆执政四十年来，除了在监房里安装了有控制的电灯和自来水之外，其他 的变化，就主要是原来只关押四五个人的监房，现在规定关十二个人，甚至十六个 人。监房里真是人满为患，空气污浊。用水紧缺且不说，还经常为了睡觉的一席之 地而相互争吵，甚至挥拳殴打，致人伤残。在张伟国囚禁的日子里，上海的知识界 、新闻界不断传说着他在狱中宁折不屈的事迹。他被捕时，执行任务的公安人员没 有出示逮捕证，只手持一纸“收容审查证”，执行理由栏里填着：“根据公安部通 缉令”。张伟国认为这是非法逮捕，所以他拒绝签字。上海市公安局解释说，对他 的逮捕，是由公安部实行的秘密逮捕，不必出示逮捕证。张伟国反驳说，法律规定 ，没有人有权对公民采取秘密逮捕行动，“收容审查”不是法律依据，采取这种措 施剥夺公民的权利，本身就是在违法犯罪。 在监牢里，他滔滔不绝地向难友们大谈“六四事件”；在被提审时，他又做记录 人员和审问者的“思想工作”。张伟国说，中共的教科书，对国民不厌其烦的介绍 革命导师列宁在沙皇的监狱里，依然向图书馆借阅了大量图书，并写下了大部头的 经典著作；中共党史上的女英雄江姐，在“国民党反动派”最黑暗的渣滓洞里，还 举行了党支部会议，为死难者进行公开性的追悼会。这可比现在关押在共产党监狱 中的政治犯自由多了。 在扣押期间，张伟国曾向看守所领导及公安从办人员提问：监规规定每个人犯的 合法权利受到保护，那么现在自己作为一个人犯，到底还有哪些权利呢？居然没有 一个人能回答。可见那些本来就经不起推敲的监规，也仅仅是冠冕堂皇的摆设。 九一年二月十二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阴谋颠覆 政府罪”判处王军涛和陈子明十三年有期徒刑，就在同一天，他们的朋友张伟国在 上海获释。上海市检察院以其尚未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之由，决定不予起诉 。 报答钦本立的知遇之恩 张伟国出狱以后，第一个拜访的对象就是他的老总编钦本立。当时钦本立病情恶 化，正住在上海华东医院抢救。张伟国几乎每天都去陪同他，给钦本立很大的安慰 。三月九号，钦本立挣扎着坐起来，用颤抖的手写下“导报精神不死，伟国老弟留 念”。四月十五日，他去世前两天，钦本立还竭尽力气嘱咐张伟国：一定要把《世 界经济导报》的报史写好，不要被别有用心的人歪曲了。 在《世界经济导报》社，大家都称钦本立为“钦老板”。张伟国曾这样形容：《 世界经济导报》是沙漠中的绿洲，老板才是绿洲中的泉眼。早在一九八八年，张伟 国、费晓栋、阮江宁等同事议起《世界经济导报》的人事来，张伟国就发表一个“ 谬论”：钦老板与《世界经济导报》融为一体了，哪一天让他下来，不再给他办报 了，那他一定会生病，一定会活不长。此话竟不幸言中。 钦本立去世之后，张伟国不但自己撰文表示悼念，而且还把有关上海市极左分子 迫害钦本立的经过提供给境内外记者。在钦本立去世一周年时，张伟国在一篇悼念 文章里写道：“当钦本立已经奄奄一息时，当局居然令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严谨， 到他的病床前宣布给予‘留党察看两年’的处理决定。令钦含冤而死。我真不知道 ，天底下还有什么比这‘左’更惨无人道了。‘左’是某个人的品德，还是某个制 度的本质呢?把‘左’和上海联系在一起，人们会不以为然。钦本立冤死和《世界经 济导报》的命运可以告诉你，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钦本立虽然已死，上海的‘左 ’却还在寻找钦的替身。” 当上海市公安人员质问他为什么给海外报刊提供有关钦本立的消息时，张伟国回 答说：既然钦本立的生死已经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热点，我感到介绍我所知道的这 方面的信息，是义不容辞的，我只需对信息的准确性和客观性负责。 钦本立去世之后，张伟国和费晓栋抓紧进行《钦本立和他的擦边球》一书的编写 工作。这本书以钦本立创办《世界经济导报》九年过程中所写的文章和接受采访的 文字为主，其中张伟国执笔写下了他与钦本立的患难交情。题名为《钦本立：生命 的终结》。在张伟国看来，这一方面是为了报答钦本立对本人的知遇之恩，并对在 做事时自己无法尽力的一种补偿；同时也是为了完成钦本立的遗愿。 在一次公安局的传讯中，公安人员要求他供出有那些人在写作有关钦本立和《世 界经济导报》的作品，要求张伟国把自己的书稿和有关钦本立在病床前的讲的那些 话的记录，给他们看一看，保证完璧归赵。张伟国调侃道：钦本立在医院里的谈话 ，相信你们有关部门有比我这更详细的记录，至于编写有关钦本立的书籍，只是我 和其他写作这本书的人的合法权利，并没有法律限制，我相信也没有那个政策文件 规定有关钦本立的书是不能写的，是禁区。 公安人员摆出一副不看到书稿就不罢休的架势。张伟国则作出“让步”：开诚布 公地讲,我是不愿意给你们看稿子的，书稿也还没有最后编好，但既然你们这么急切 地想看到，又答应看后交还给我，这不影响书信息的数量和质量，以后这本书也是 公开的出版物，你们总是会看到的。提前给你们看一看也未尝不可。但有一个条件 ，就是要把八九年六月二十日我被捕时搜去的所有文字材料，包括我的日记、备录 、文稿、文摘卡片、书信、书籍、录音磁带等，以及我在监狱中写的日记和有关文 稿，如数归还给我。如果你们可以答应这个条件，我就可以做这个交易，把你们需 要的东西给你们看。我自己心里也得到平衡，权利、义务也就相应一致了。 公安人员说，我们之间不能作什么交易。 张伟国说，这样的话，我们就无法谈了。 这件事情最后就不了了之。 “公开性就是我安身立命的基石” 张伟国仍然受到跟踪、监视，他偶尔与朋友会会面、通通电话，那些朋友也被公 安人员叫去问话，要求他们报告张伟国的行踪，张伟国在想什么、在做什么。 这一切并没有吓倒张伟国。他说，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环境里，就我的处境而言， 我相信，越公开，就越安全。公开性就是我安身立命的基石。 也许是基于这个原则，张伟国恐怕是“六四”后大陆唯一一个不回避任何记者的 知识分子。他借居在哥哥新婚的一个七平方米的小阁楼里面。凡来走访的客人他都 接待，凡来采访的记者，他都照谈不误，这在中国大陆自然是非常危险的。他因而 又多次遭到公安局的传讯。但每一次传讯，张伟国都令当局感到极为尴尬。这种尴 尬不是因为张伟国用激烈的言辞痛骂当局的不齿行径。他仍然以非常平静的语气， 一边笑着，一边阐述自己的道理。似乎不是公安人员审讯他，而是他在给公安人员 做普法教育工作。 成了一名自由撰稿人 张伟国早已被上海社科院开除公职和党籍，目前仍是取保候审身分，不能离开上 海，被迫蛰伏在家。他希望能有机会到外国深造，事实上哈佛大学新闻研究所已言 接受他。但是上海来的消息说，张伟国的案件未了，暂时难出国。张伟国自己信心 大一些。 邓小平推动第二次改革之后，张伟国为香港《明报》、台湾《联合报》、《中国 时报周刊》等报刊撰写了大量评述中国大陆局势的文章。一方面，他大胆猛烈抨击 左倾思潮，另一反面，他又为改革开放的形势叫好，真正表现了他作为一个独立的 评论家，而不是一个“对着干”的反对派人士的立场。 仅仅今年三到四月份，他在境外报刊中发表的文章包括发表在台湾《联合报》的 ：《北京‘一言堂’杂音不断》、《改革政治体制要从平等做起》、《法律左右摇 摆，政局埋下祸根》、《传媒表态反映经改临渴掘井》、《大陆新闻媒体看在眼里 口难开》；发表在香港《明报》的：《政治体制改革先从新闻自由着手》、《钦本 立冤死于上海的“左”》；以及发表在《中国时报周刊》的《上海改革开放的形势 大好》。在这些文章中，不仅可以发现张伟国搜集了大量关于中国大陆局势的信息 ，也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前途思考的几个侧重点：强调国家的法治精神不能受政策 左右摇摆；他认为，民主党派若不能摆脱附属品的角色，中共若依然对他们发号施 令，大陆就很难走向民主多元化发展；改革开放酝酿出经济的多元，必然将导致政 治的多元化，所以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化的第一步，在现实中，仍得由中共领导， 但更需要各民主党派作为真正的政党，独立自主的发挥作用。民主党党派应该和中 共平等，没有平等就没有合作，即使有也是不充分的甚至是畸型的。各党派只有处 在平等的地位，才能够作为独立的政党发挥作用。由此，才能形成有制约的社会机 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新闻改革--应率先突破。新闻改革退一步就是 倒退十年，新闻不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泡汤。没有言论自由，改革开放不可能 尽快发展。 看到张伟国的这些文章，我又惊又喜!中共大陆终于出现了这么一位优秀、理性、 勇敢的时事评论家，又担心他再受监牢之灾。 有一次，英国BBC的记者问张伟国：你吃过那么多苦头以后，为什么还是照样如此 大胆地讲话呢?张伟国回答说：我这是在行使中国法律赋于一个公民的正当权利，我 这样坦诚地发表自己的思想观点，就是试图证明中国要求健全法制的改革开放是真 实的，而绝非纸上谈兵。中国这么大，困难这么多，知识分子站出来发表自己的意 见，是一群独立的主体意识的觉醒，是一种对社会和历史承担责任的体现。同时中 国的社会发展太缺少积累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总是不断在较低层次上重复历史 。如果知识分子能将自己的经历和思想公诸于世，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成熟还是 幼稚，都可以成为后人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