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柏桥：非暴力运动大有希望 ·本刊记者· 记者：尽管您到海外以后，已经有很多报刊报道过您的经历。但是否您还是简单地 介绍一下您自己？ 唐：我一九八九年在湖南省师范大学读政治系。在八九学运之前，我们在政治系曾 组织过一个沙龙，叫作文艺沙龙，后来又叫作民主沙龙，这是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 沙龙。后来八九民运中，我担任湖南省高自联的主席，因此在“六四”之后我被通 缉。七月十三号我在广东省江门市被捕，押回长沙，九零七月以反革命煽动罪判刑 被判刑三年。一九九一年二月，因为政治空气的宽松，我被假释出狱。同时被假释 的还有同狱的五名政治犯。出狱之后，我没有再继续读书，也没有工作，而是从事 地下的民运工作。他们也曾给过我一些警告，但我不理睬他们，也不露面。一九九 一年六月以后，我们在长沙搞了一个活动，叫作“黑衣行动”。官方认为这是我在 背后操纵的，所以他们又发了一个通缉令。于是我于七月在海外朋友们的帮助下逃 离了大陆。在离开大陆后的九个月里，我一直在写一份湖南省的人权报告，没有公 开自己的身份。今年四月十三日我来到美国，简单情况就这样。 记者：在不久前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您曾经宣布说您代表国内的一个地下民运组 织。您能不能向《中国之春》的读者详细地介绍一下你们这个组织的情况？ 唐：这个地下的组织可以说在“六四”之后就存在了。开始规模没有这样大，都是 些小的团体，后来我们逐渐把他们串联起来，现在已经形成了具全国规模的组织， 在二十几个省市都有我们的联络人。这个组织下面还有二十几个小团体，名称叫作 “全民自治联盟”。 记者：你们都以什么形式联系和活动？ 唐：我们一般不同时搞什么活动，仅仅保持一种经常的联系，互相交流一下信息， 联络一下感情。这个组织曾经搞过一些调查，也出版过地下刊物。我的“湖南省人 权调查报告”就是在这些调查的基础上写的。出于大家可以理解的原因，我现在还 不可能将这个组织的真实面目全部暴露出来，比如它的组织结构，具体的负责人， 它如何运作等等。 记者：它的中心是在北京吗？它有没有统一的纲领？ 唐：我还不方便讲它的中心在那里，不过肯定不在北京。我们有统一的纲领，如果 您感兴趣的话，我可以给您一份我们组织的章程，里面就包括了行动纲领。 记者：您现在宣布您是国内这个地下民运组织的发言人，同时您又到海外与海外的 民运组织建立了联系。作为一个既熟悉国内民运，又了解海外民运的人，您对两者 的关系有什么看法？ 唐：我们这个组织中的一些小的团体在开始的时候还没有打算成为独立的组织，他 们曾经打算与国外的民运团体联系。中共的新闻封锁还是很有限的，海外民运的一 些事情国内的人大概还是可以了解到的，所以他们中间有些曾经自称是民联和民阵 的成员，打着海外的旗号干事。可是海外民运团体对国内的民运团体的联络和帮助 很不够，他们这样做只能增加风险而得不到实际的利益，所以，最后他们还是决定 成为独立的组织。我出来之后，他们委托我与海外的民运组织建立联系，还是希望 今后能相互合作。我个人对海内外民运组织的合作还是抱着乐观态度的。尽管由于 现在的政治空气，海外与国内民运的联系还是显得很困难，但是随着环境的逐渐宽 松，我相信两者必然会走向某种形式的联合，形成强大的反对势力。 记者：国内的民运组织对海外的民运团体是抱有期望也好，是失望也好，您能不能 具体告诉我他们需要什么？ 唐：我现在在海外所做的事情就是他们需要的事情，就是在海外密切的关注他们， 一有什么行动就能够及时地报导，向全世界传播。同时关注他们受迫害的情况。其 次是为他们提供信息，告诉他们外面世界发生事情的真相，和国内其他地方发生的 鼓舞人心的事情，这些他们在国内反而不容易知道。国内的人常常会感觉到自己很 孤立，如果海外能够把其他地方的消息反馈给他们，对他们是非常重要的。第三， 他们需要经济上的支持。当然，搞民运的人都不是没有能力养活自己的人，如果他 们从事经济活动也未必不会成功。但是他们抛弃了自己的利益，投身民运，这就需 要经济上的援助。不过现在他们也在摸索道路自己搞经济实体，同时筹集民运经费 ，组织大了以后就可以进行分工，可以由一部分人抽出来搞经济，来支持那部分搞 理论和活动的人。以前我们搞活动出刊物都是自己掏钱，或者朋友资助，显得特别 窘困，如果能够得到海外的帮助就完全不一样。 记者：国内民运人士对海外民运最大的不满是什么？ 唐：他们认为海外民运组织与他们的联系不够积极主动。他们曾经努力与外面取得 联系，但国内主动与海外联系是要冒很大风险的，而海外相对安全，所以他们希望 海外方面能够主动与他们联系。 记者：但是他们在暗处，海外的人在明处，应该是暗处的人采取主动更容易一些， 要叫明处的人去找暗处的人，这么大个中国，主动去找他们简直就是大海捞针，上 哪找去，怎么找？ 唐：我到了海外之后，也了解了海外的难处。有些事情也不是海外没有做，但是国 内的人对外面的人缺乏一些理解。不过海外的人也应当理解国内的人，他们主要是 从安全的角度考虑问题。国内组织找海外的组织，很难保密，因为海外组织都是透 明的，这就对他们很危险，而海外的人找国内地下组织，肯定要通过秘密渠道，这 样就安全一些。当然，现在看来这种想法不太现实，所以我认为两者之间需要桥梁 ，需要一些既了解海外又熟悉国内的人来进行沟通。不过随着大陆被放出来的人越 来越多，海内外联系的状况会逐渐得到改善。 记者：您能否告诉我国内民运人士对海外民运的基本的评价是什么？ 唐：他们对海外民运的评价基本上还是肯定的，认为海外做了不少事情。尽管海外 普遍认为国内人对海外人有意见，我觉得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国内的人是很能谅 解海外的困难，而且对海外的期望还是比较高的。当然，海外民运组织中的一些明 星在作风上的一些做法影响了民运组织的形象，但国内可以理解，海外民运不仅仅 是他们几个人可以代表的，海外有很多留学生，华侨等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的。尤其 是香港同胞，国内人对他们的精神一直是非常敬佩的。包括一九九一年的水灾捐款 ，海外同胞体现出的爱国之心，国内是很感动的。 记者：对于最惠国待遇的游说，国内人有些什么看法？ 唐：这在国内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共产党的宣传和海外的报导都能听到，我 们也常常展开讨论，没有一个一边倒的观点，取消派、条件派和给予派都有。不过 一般看法认为经济上的渗透还是有必要的，要是完全切断的话恐怕会引起大的倒退 ，中国会承受不起。所以从对中国命运负责的角度出发，在施加压力的同时，国内 的人希望还是要保持中国和西方的经济合作和交往。 记者：您对中国大陆政局的发展有些什么基本的估计，同时您对您所代表的组织在 这种政局的演变中扮演的角色抱有什么期望？ 唐：我们组织里的人几乎一致认为，中国大陆的政局在今后的数年中将会以和平的 方式逐渐向更加开明和开放的方向过渡，专制统治会逐渐放松，我们的活动余地会 越来越宽。有可能会有大的飞跃性发展，但大动荡的可能性不会很大。所以国内的 人做的准备基本上是以非暴力的和平演变为前提的。 记者：国内的人是怎样评价“八九民运”的，他们有没有一些基本的总结和反思？ 唐：我觉得海外关于“八九民运”是成功还是失败的争论是把问题复杂化了。从表 面上看，这场运动是失败了，反对派的力量成了一盘散沙，再没有人敢公开发出反 对的声音了。可是同时“八九民运”也给后人留下很多有价值的东西。运动中人们 表现出来的忘我的牺牲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人，就向谭嗣同从容就义一样，成为后 人的榜样。同时，“八九民运”尽管被镇压下去了，但它使共产党陷入了一种非常 虚弱的境地，这说明非暴力的运动同样也有可能导致一个政府的垮台，这在中国历 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八九民运”无疑为这种历史的可能性开创了一个先例。例如 ，现在象韩东方他们这种人的活动空间就越来越大，非暴力的活动还是大有希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