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罚分明的行会考核制度 贺 文 美国为什么强?中国为什么弱?这个缠绕着中国人头脑一个半世纪的问题似乎能 找到无数种不同的答案。 如果我们引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 问一下什么是主要矛盾?那么我想, 主要矛盾只能是经济结构。美国的长处在于重赏重罚、赏罚分明。中国的短处是乱 赏乱罚、赏罚不明。这样的结论听起来难免有武断之嫌,容贺公细细道来。 美国社会的重赏重罚 美国人的绅士风度虽然不及英国人,但还是不拿赏罚来示众的。因为美国人有隐 私权,所以他们的重赏并不明显。同一公司的同事之间都不知道互相的确切工资。 人们对财富的估计往往是以住房的类别,汽车的贵贱与服装之得体为间接证据,当 然还有老婆的是否入眼在内。 因为美国人有人权,所以他们的重罚也不能伤及体肤。除了自己去宣扬,也从外 表上看不出来。而喜欢自我扬恶的人从来就是少数。基于以上两权,人权和隐私权 ,美国社会的赏罚常不为初来乍到者一目了然。而那些在美国旷日持久的积年老华 侨多半也不愿意出乖露丑。 然而美国社会的赏罚分明却是美国兴旺发达的基石。在治国良方的“君、臣、佐 、使”四种配伍药里虽然不是“君”药,却实实在在是一味“佐”药。 一个美国人拿到了大学毕业证书之后,他的专业生涯才刚刚开始,(这一点与中国 人大不相同。中国人大学毕业都仿佛要大喘一口气,准备休息养老了)。不管这位仁 兄进入哪个行业,等着他的是一大堆他必须逐步熟悉的业务知识。当然这个业务知 识因行而异。这个大学毕业生在大学里学的东西只是一点基础,开始挣钱了,才动 真格的。 美国的各行各业都有行会,每个行会都订出了十分繁多和详尽的训练计划与标准 。美国的工人要往上爬,差不多非得通过这一连串的在职训练和全国性考试不可。 其性质与中国文革前的八级钳工考试相类似。这些繁多详尽的考试内容全部与具体 工作有关,当然也包括一点有关的理论和法律知识。差不多在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具 体问题全都包括在内了。汽车修理工有八级考试,卖保险的CLU有十级等等,不一而 足。 凡通过全国统一考试的,马上晋级加薪,这就是所谓重赏。和重赏一起来的就是 重责。一个通过一定阶段考试的工人可以有权在质量合格证书上签字。这质量合格 检验的内容是该工人已经通过的阶段考试内容里的绝小一部分。这样签了字的工人 不能耍赖,不能说“我不知道”,更不能说“我不懂”。你考过试,提了级,多拿 了钱就得有个担当。如果一旦出了纰漏,来的就是重罚。你签了字,担保此件在你 手下质量过关,现在出了毛病,你又考过试,可见不是训练不足,纯属玩忽职守, 该当何罪? 美国人不会踢你一脚了事,或者说你犯有路线错误,要深刻检查,狠挖思想根源 ,狠斗“私”字一闪念。美国公司只会一招,就是请你走人--解雇。这被解雇的工 人可就惨了。这个公司不要,没有一个公司肯要。十几二十年的辛苦,收入的丰厚 ,家庭的和谐美满,一股脑全都付诸东流了。这位老兄等于又回到了当初从零开始 ,只是年龄不饶人,老了十几二十年。只好改换门庭再重新来过了。 象这样的重罚虽然不伤及皮肉,却真够震撼人心的。愿意以身试法者鲜有其人。 所以在这恩威并用的制度下,重赏使人努力进取,重罚使人小心谨慎,遇事三思而 后行,力求稳妥。其纯后果是人人繁忙,人人上进,人人谨慎,人尽其才,质量保 证,声威大振。 劳动力市场的流动可以保证未犯过失的工人不受上司无道理的气,这就是所谓自 由。为了保证自由迁徙,非有法制不可。而为了维持法制的延续和改善非有民主不 可。所以说,自由、民主、法制实乃最末一味的“使”药--芦根汤,是为了保证重 赏重罚的制度顺利运行而已。 共产党人说西方一切都是“唯商为重”,这话并不错。但他们的脑子似不能理解 西方商业社会的运行过程和其中的道理。 行会与工会不同 我们再来看看美国人的这一套制度有什么特点。首先是有效性,产品的质量是由 流水线上操作工的工作质量来保证的;其次是公平性,不因人而异;第三是延续性, 不人去政亡;最后是非政治性,即无政党性,不因改换执政者而兴废。这其中最重要 的是延续性和非政治性。 美国的行会一般由同仁组织起来以后,每届主席任期一年,不得连选连任。而考 核标准的改动必须经由层层委员会的通过,因此大的改动不多,常常是分成几个小 的改动,分几年进行。由于主席任期仅一年,独裁的机会甚少,也几乎没有人亡政 息之忧。行会与工会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的非政治性和纯职业性。 美国的行会用严格的规定预先打好招呼,一出纰漏,后发制人,令犯规者心服口 服,对产品质量的保证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也令绝大部分美国人习惯性地把“出好 活、不出次品”当做了人生追求的第一价值标准。他们最常挂在嘴边的几个词是“ Professional”“Perfect”等等。其实中国的孔老夫子当年也曾对烹调行的从业者 提出过“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质量追求方向。哪象后来中共各单位伙食团里的 大锅饭那样粗制滥造。 中共的乱赏乱罚 中共也并非完全不重视赏罚,但其却以政治上的亲疏为标准。故沉渣泛起的多是 谄媚之徒,干不出好活来。产品质量无从保证,国民经济自然上不去。 与美国的重赏重罚制度相比,我们中国在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实在只能算是乱赏 乱罚。你看那绿豆与翡翠争辉,蓐草与牡丹竞妍,癞狗与麒麟共舞,乌鸦与凤凰齐 飞;结果是成品共次品一色。 中共的重赏有时候赏得不着边际,比如让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一个工人,或者 一名售货员当副总理、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之类的重赏就显得格外笨 拙和荒唐。其实和这个大队书记,工人或售货员干得不相上下的大有人在。但哪有 那么多副总理、政治局委员和副委员长的职位可以用来行赏?!周到、严密、公平、 合理的行会考核制度是让每一个生产者的每一个生产行为的对错与否,都能给出尽 可能度量准确的赏罚来。 我们在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一直鼓吹要发挥人的积极性, 但却无周密的重赏重罚制度相协。我们有时可以遇到某一个单位的领导精明强干, 有办法把生产搞上去。但深究其原因,也不外乎重赏重罚。然而人在政兴,人去政 亡。即使是人在政在,也每每是把这个头子累得半死。这其中原因就是没有来自同 行的监督,只有以上督下,以一人监百人,又如何监督得住?! 中国今日的乱赏乱罚怨不得古人 现在中国的聪明人动不动就说中共封建残余。古人地下有知,必会大光其火。因 为他们从来就没有忘记过“精益求精”和“赏罚分明”,从来就没有忘记过“重赏 之下,必有勇夫”,也从未致如此乱赏乱罚过。昨夜列祖列宗托梦贺公,转告那些 黄口小儿:中共哪里配有封建残余?!如其真有封建残余,怎能把个锦绣江山搞得如 此乌烟瘴气?敬请这些聪明人,闭上你们的鸟嘴!糟蹋尽大好河山不算,还要委过到 祖宗头上。这等不肖之子孙,实在应该清理出门户。 古人当然也有其不足之处,他们虽然始终没忘重赏重罚。但由于缺乏制度上的保 证,往往是人亡政息。当然也有个别例外。比如商鞅变法就特别重赏罚。他制定的 政策则没有人亡政息,以至于商鞅作法自毙,被五马分尸以后,秦国仍能持续性地 越战越强,终于“六王毙,四海一。”但其因为没有公平和人道的约束,到底还是 被推翻了。 中国古时候各地方的行会与雇主之间没有默契,那时候的交通与通讯也不发达。 一个工人在一个地方倒了运,可以移往它处。因为有漏洞可钻,重罚也起不了多大 的威慑作用。况且古时候行会划一标准的全国性统考在运作上也没有技术可行性。 所以那时虽有重赏重罚的想法,却也无法实行得严密,而且那时的皇权常常干涉私 有权,周到的行会考核制度也就无从做起。 当今西方重赏重罚的行会考核较之中国古人所长者,就在于从制度上保证不会出 现人去政亡的局面。我们一般所说的“全盘西化”当然指的就是这些。 考核晋级制度是中共的忌讳 让我们来设想一下,假设中国实行了和美国类似的行会考核制度,那么会发生什 么事呢? 倘若考试能给一个人带来收入上的好处,为什么还要去巴结党政要员?又何必要 积极靠拢组织,削尖脑袋往党里钻呢?所以,如果此制度一旦实行,响应党的号召 ,聆听党组织各级首长谆谆教导和强烈要求入党的人自然会大减。也就是说,不会 再有那么多人买中共的帐了。 如果中共介入考试制度,在“专”之外再附加“红”的重赏条件,那么固然中共 会徒增人恨,仍然还会有人硬着头皮来闯两重关。不过这么一来,一向靠了溜须拍 马的鸡鸣狗盗之徒就难以通过业务考试这一关。这些人便会站不住脚,那么通风报 信的人少了,党的耳目就会失聪、失明,它对基层的控制能力也还是会失灵。一个 人的精神头天生就那么大,“红”了就难“专”,“专”了就难“红”,这是没法 子的事。 总而言之,以按技术晋级的道路在改进产品质量的同时,共产党的控制能力必将 受到大幅度的削弱。这是不言而喻的,也是中共不乐意见到的结局。所以它对行会 考核制度如此讳莫如深,以至于将一切非政治性的职业行会通通纳入从严打击的“ 反动组织”之列,中国货的质量也就始终算不得上乘。封建社会的行会并没有“篡 逆”之嫌,这总比共产党强多了,所以说中共不配有封建残余。 讲到底,救治中国只消得两个字,就是“白专”。 治国良方的四大配伍药剂 我们到目前为止讲的还只是受雇工人方面对重赏重罚的反应。从业主方面看,重 赏重罚的原动力是私有制。中国大多数工厂生产上不去,或者质量不过关的根本原 因就在于工厂不是私人所有。没有私有制,即令有重赏重罚的制度,管理人员又何 必要认真执行呢?!主事者虽然愿意重赏,但却绝不愿意重罚。重赏是用公家的钱买 自己的好,重罚则是为了公家利益而使自己陷于得罪人的尴尬境地。而如果没有重 罚,质量当然也就无从保证。所以实在来讲,私有制才是“君药”,市场经济是“ 臣药”,行会考核制度是“佐药”,自由、民主、法制加起来是“使药”也。 中共治国用的“四大坚持”这付药里的“君药”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臣 药”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佐药”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使药”是“ 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味药于中国的穷困落后没有一点用处,纯属“胡 庸医乱施虎狼剂”。本来应该是保胎的,他却下堕胎药,完全不对路子,整个是“ 猴吃麻花--满拧”。中共以如此激动人心的口号和战绩入主中原,却把个如画江山 治得个昏天黑地。比起古人来实在是等而下之,如何还有颜面妄谈封建残余?! 况且中共治下的改革根本就不从头做起,而是倒着来。先抓教育,再抓科研,现 在精英们又在嚷嚷着自由民主。当然也很有些目光敏锐的出类拔萃之辈在鼓吹私有 制和市场经济,但远没有鼓吹自由民主者人多势众。至于说到行会考核制度,更是 凤毛麟角。要医好全国老百姓这种主次不分,本末倒置的大毛病恐怕要等到猴年马 月了。 一般人了解社会结构多是通过传播媒介。自由民主的做秀几乎每天都可以从新闻 报导里看到。电影、小说里的情节也经常能涉及到私有制和自由贸易,偶尔还有歧 视问题。但纯职业性,纯技术性的行会考核制度却很难从传播媒介里看到。这一方 面是因为写小说和电影脚本的文学家自己也不一定知道行会考核制度。另一方面, 如此枯燥乏味而又繁琐的行会考核极难用艺术手法表现出来。所以中国人对这么重 要一味良药的了解甚少,远不如自由民主秀。 直接问鼎国际标准 中国产品质量不过关,中国人办事不牢靠并不是中华民族的劣根性使然,而是制 度上的漏洞太多。该挨罚的都钻了漏洞溜之乎也,剩下的只是几个冤大头。这行会 考核制度的缺如就是绝大之漏洞。 与美国的这种行会相比,中国各行从业者在工作质量上受到来自同行的监督与约 束甚少,即使犯了规,惩罚也不严。这是中国产品质量不能保证的致命之处。中国 工人中只有极少数人能持续努力工作。可以这样讲,美国工人始终是处于全民总动 员的状态,而中国工人只有很小比例的人能尽心、尽力、尽责。我们注意到,这里 边丝毫不牵涉到工人的个人素质问题,也不牵扯到意识形态,民族精神或文化差距 。这是一个纯纯粹粹的经济结构问题。 中国人如果不能找到一种经济结构,使其人口中动员起来努力工作者的比例提高 到同等水平,最好是高于其他民族的比例水平,那么中国雄居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可 能性只是绝对零。因为讲到底,中国人并不比其他国家的人民聪明,当然也至少不 比他们更笨。 日本人今天的产品和工作成就直教美国人都吃惊,其原因就在于全日本动员起来 努力工作者的比例已经达到,或甚至高于美国了。最近日本朝野群起奚落美国工人 的工作态度盖源于此。 中国人如果想摆脱落后局面,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直接问 鼎国际标准。也就是说直接引进,或曰拷贝过来日本、美国和西欧等发达国家的考 试制度,不得以“中国国情”或者“中国特色”为理由擅自修改。直接了当地说, 就是“全盘西化”。否则,实是为自己的偷懒制造借口和机会。 为了尽快,完整地拷贝国际标准,不惜仿效祖先洋务运动的办法,直接聘请发达 国家卸任的前任行会主席担任中国行会的顾问或者现任主席,以保证由懂行的人来 建立和健全中国的行会考核制度。因为行会的纯技术性和非政治性,直接聘用外国 行家完全不干“主权”的得失。 这种工作制度上的“全盘西化”并不妨碍中国人用筷子吃炒菜,也不妨碍知识分 子练毛笔字,还不妨碍北京胡同里的爷们儿用京片子说“三字经”,更不妨碍黄浦 江畔的娘们用上海话骂“小赤佬”“小瘪三”。日本人的全盘西化就没有丢掉他们 的茶道、插花、书法和大相扑。 周公和赵公 赵紫阳当总理时,他的手下曾放出风来要搞公务员考试制度。因公务员也是三百 六十行里的一行,其宗旨与本文讲的行会考核系统没有多大本质区别。可惜此公下 台了。在他之前的周恩来则从来也未提到过这一条。这也是周恩来好人做尽,好事 却不做尽的一个例子。在这一方面周公不如赵公。周公只会“恐惧流言”,不如赵 公元帅能招财进宝。故中国人一向只拜财神爷赵公明,却鲜有拜周公旦的。虽然周 公的人品连孔老夫子都不能不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