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德学联人权工作纵横谈 ·钱跃君· 是否要促进中国人权，已不再成为海外民运争论的焦点，但怎样促进中国人权， 尤其是怎样在现有条件下最有效地促进中国人权，却是我们海外民运中一个值得深 思的问题。我在参加和主持全德学联两年多工作中深深感到，作为海外留学生促进 中国人权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通过我们对西方社会的活动，间接地达到对中国人 权的改善。如果我们有三分力直接使在中共身上，中共根本不把我们当回事；但如 果我们利用西方社会的民主制度（如党派，议会，新闻等），通过西方社会来对西 方政府施压，这样我们花在西方社会的三分力，到了西方政府身上就成了六分力， 而通过西方政府在政治上，尤其是经济上对中共施压，到中共身上就成了九分力了 。所以全德学联两年来人权工作的重点，就是德国社会。 笔者曾在本刊总第102期发文《与中共之争是实力之争》，其实，与德国政府之争 也同样是实力之争。因为一个没有实力的组织，别说中国政府不把你放在眼里，德 国政府也同样不会把你放在眼里，这样的组织很难想象会在促进中国民主和人权上 能有多少实质性作用。 一、对德国新闻界的工作 全德学联对德人权工作的第一步，就是开发德方新闻界，通过各种渠道与德国一 些有影响的全德性报刊的编辑或记者取得稳定联系。在德方报界经常发表文章，阐 述学联的观点，不仅可引起德方舆论界对中国人权的关注，同时，或许是更重要的 ，就是在德方政界显示全德学联的政治实力。 去年四月，籍朱容基来德机会，德方一些报刊乘机为德中关系正常化制造舆论。 全德学联立即组织文章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上，以六四前后在上海所发生的一 系列事件为据，对德方的夸大报导进行反驳，搅得中共使馆恼羞成怒；去年五月间 ，波鸿市议会就波鸿市长是否要访华引起激烈争论，我也被邀与市长进行了一次公 开辩论，次日在《德国西部报》，《鲁尔消息报》，《鲁尔之声》上专文发表了学 联观点，几天后学联又在《法兰克福环视》上组织了专题文章；第二届全球学联会 议在香港受阻，学联次日就在《法兰克福环视》的头版发出这一消息，并在文中对 英国政府的这一行径表示极大愤慨；去年“六四”当天，全德学联同时在德国最大 的四家报刊的政治版上发表全德学联六四讣文，同时又在《法兰克福环视》的第二 版上组织发表了有关学联“六四人权研讨会”的文章，在《法兰克福汇报》的文艺 栏上组织发表了白桦在八九学运期间所写的小诗及一篇介绍“六四”后中国知识分 子现状的文章，几天后又在法兰克福环视上以半版篇幅，全文刊登了学联对中国时 局的看法，一些德方电台在看到学联文章后，又纷纷来电话进行采访，收到了很大 的新闻效果。 全德学联在这几年中在德方报界组织发表了大量文章，发表后又将文章分寄给与 德国对华政策有密切关系的德方政治家，以影响联邦德国的对华政策。 二、建立在德国政界的地位 学联在德国政界的地位是否能得到真正承认，说到底除依靠新闻界外，最主要还 是靠自己的社会活动能力。学联与德国各阶层广交朋友，使德国政治家感到学联在 德国社会的切入很深，从而对学联的各种提议也较重视。 去年四月，我去拜访德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他居然把我当学生一样上了一下 午课，口若悬河地为我解释联邦德国的对华政策。我自然没兴趣和他讨论这些虚的 理念，能否建立学联在德国外交部的地位，说到底只有看我们有多少实力足以使外 交部信服。两个月后传来王军涛绝食消息，各国都在行动。我马上找到外交部，要 求德国驻华大使亲自拜访王军涛家属，而且仅出于人道原因。外交部不敢轻易回绝 ，于是吞吞吐吐一拖再拖。我一方面给外交部出了这个难题，同时全力寻找其他可 能，最后终于在荷兰驻华使馆协助下，请德籍欧洲议员萨姆兰德在北京成功地拜访 了王军涛母亲和姐妹。事情一成功，我马上通知德国外交部，外交部大为吃惊，深 恐学联将此事付诸舆论界，尤其对全德学联的社会活动能力更是刮目相看。不打不 成交，就这样学联与外交部建立了相当稳定的关系。可以想象，如果学联没能通过 其它途径实现对王军涛家属的拜访，外交部一定会向外界说，全德学联尽提些很不 现实、甚至违反外交礼仪的主意，全德学联在德国外交部也就永远不可能有今天的 地位。 三、利用党派之争 与议会不同，执政党总是更多考虑现实利益，而反对党则总是从中找出各种理由 或寻找各种机会进行反击。这点很可能就是我们人权工作的突破点，关键在于我们 怎样捕捉时机，选定策略。 去年十一月，德国经济部长出于本国经济压力而不得不进行一次访华，但他非常 清楚，为了得到这样的经济利益，他将一定会被反对党抓住话柄，从而不得不牺牲 自己的个人政治资本。我立即抓住这一时机，向他递交了在《中国之春》第101期所 发表的903名中国政治犯名单，希望他在访华期间将此递交给中国政府。他接到后不 仅不感到为难，相反是如获至宝，一到北京就复印了许多份，又是给李鹏，又是给 朱容基，钱其琛等，大谈人权。李鹏为了得到贷款，也只能厚脸相迎，哭丧着脸表 示一定对这份名单认真研究，然后给德国政府一个回音。部长回国的当天，本不知 脸往哪里放，这下一跃成了“人权斗士”，新闻发布会上头条消息就是他递交了这 份名单，于是电台报刊纷纷报导。他给我来信时还声声表示，他将与我们一起促进 中国人权，却隐去了他访华的真正目的。但对学联来说，既然同样访华，他能做成 这样一件事也就不错了。 四、利用议会制度 由于二次大战，德国议会相对欧洲其它国家来说，对德国政府有着更大的制约作 用，所以对议会的工作始终是全德学联人权工作的重点。为此我在议会工作上也下 了最大的工夫，先后与议会外交委员会，人权委员会，内政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和 经济援助委员会等取得了相当联系，始终跟踪着联邦议会对华政策的任何讨论和变 化，并不断作出相应反应。 “六四”发生后，几乎所有西方政府都对中国政府采取了经济制裁。但三年后， 能坚持这一制裁的几乎只剩下了德国和瑞典。没想到今年六月初瑞典也取消了对华 制裁。于是引起了德国议会的一场风波。执政党希望立即取消对华制裁，反对党当 然是竭力反对。今年六月二十四日，联邦议会将对此进行最后表决。在学联紧急委 托下，我立即致函各党派，并亲赴波恩议会厅。与其它议会表决不同的是，这次表 决是德国议会利益与道义之间的一次抉择。议会表决分普通表决和记名表决两种， 前者只记录总表决结果，而后者还要记录和公布每个议员的表决情况，这就要求每 个议员在这一利益和道义的抉择中，不仅要为自己的党团负责，也要为其个人的政 治历史负责。于是我们各方游说并征集议员签名，要求记名投票。终于在议会得到 了三十四名以上的议员支持。在各方争论和妥协后，议会只能将提案“是否取消制 裁”改为“是否暂时（到今年年底）取消制裁”进行表决，这才勉强通过了这一议 案。尽管如此，除几乎所有的反对党议员投了反对票外，执政党中居然有包括联邦 议会主席，党的副主席等三十一名议员投了反对票，十二名议员弃权。尽管这次议 会游说没能获得全部成功，但学联能使议会表决通过艰难，就是对德国政府和中国 政府最大的压力。 五、学联权益工作 全德学联作为一个利益组织，首要任务是维护留德学人利益。九０年四月，德国 议会通过了新外国人法，这就意味着几乎所有外国人在学业完成后必须离开德国。 留德中国学生有这样严重的后顾之忧，中国使馆更是乘机加强对留德学生控制，使 西德学运面临着严重危机。对此全德学联代表大会作出决议，下年度（九０年）学 联工作的重点应立即转入权益工作。这就引发了长达一年多的学联权益工作，这也 是学联三年多来最大、最辛苦的一场对德外交。 在这场外交战中，学联、德国政府和中共使馆三方面共桌混战。学联只剩下了这 最后一张牌，一旦出错，西德学运将不可设想，所以只能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德 国政府一方面不愿为留学生更多得罪中共，何况德国外国人政策本身就非常严，但 另一方面又碍于社会舆论，所以德国政府举棋不定，始终没有明确表态；中共使馆 尽管牌数很弱，但在学联与德国政府双方相持之际，本可有相当作为，可是出牌人 水平太低，整天傻乎乎的只想到怎样威胁各地学生会脱离学联，却没想到怎样从根 本上，即在学联权益工作上来彻底破坏学联。 经过几个月的法律和外交准备，九０年八月，学联正式向德国议会提出了议会申 诉，然后奔走于各议会党团，奔走于几乎所有对德国内政部有直接影响的德国各大 组织，终于使联邦内政部初步作出愿意保护中国留学生的许愿，不意在十一月底又 遭到各州内政部反对，学联权益工作几濒失败。最后又经历了一系列的议会和各州 游说，终于在九一年一月使联邦议会通过了必须保护中国留学生的决议，并在九一 年五月在各州内政部长联席会议上最后通过，七月一日起在全德各地同时执行。这 下中共使馆才恍然大悟，驻德大使亲自到德国外交部抗议，但木已成舟，为时晚矣 。就这样，中共使馆从总体上失去了对留德中国学生的控制。 六、学联文化工作 全德学联不仅在政治层面开展了大量人权工作，而且根据德国民族特色，将人权 工作延伸到文化和学术领域。 八九年十月一日，全德学联投资一万五千美元在波恩举办了“国殇音乐会”；九 ０年再度投资一万三千多美元，经过整整半年筹备，于“六四”周年日在斯图加特 的莫扎特音乐厅和达城分别举办了两场“白玫瑰音乐会”，由近三十名留学生组成 的合唱队和五十名德国友人组成的交响乐团，演唱了由西德留学生自己作词谱曲和 配器的白玫瑰组曲，使西德留学生在德国社会的文化领域的影响达到了空前程度， 也是海外留学生中屈指可数的大型音乐会之一。 此外，全德学联还受德国学术传统影响，经常举办各类研讨会，以促进留德学生 的思想交流。仅去年一年中，学联就投资举办了近十次研讨会，每次都有近五十名 留学生参加。全德学联还办有《真言》报，每期五千份免费赠送给全德留学生，急 得使馆也忙着办起了一份《教育简讯》分寄给全德留学生，以与全德学联竞争。 七、学联人权工作的忧思 全德学联从组织街头运动起步，逐渐走向德国政界，从而能在更深层次上影响联 邦德国的对华政策，以此促进中国人权。但要使全德学联的人权工作得到更高突破 ，就必需在理论方面相应跟上，即对联邦德国的外交政策，经济政策，经济援助政 策和中国国情进行深入研究，这样才能对联邦德国的对华政策提出具体方案，以便 通过政治途径来实现对中国人权现状的改善。但遗憾的是，尽管海外发表了这么多 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举办了这么多研讨会，但真正有价值能带入政治决策过程的 文章却稀若晨星。泛泛而论的文章占据了所有杂志。既没有非常严谨、可作为理论 依据的“学者”文章，更没有经验的、可供实际参考的“工程师”文章。从这点来 说，我们现有的理论工作已从根本上限定了我们人权工作的进一步深入，也是笔者 对全德学联及海外民运未来发展的最大忧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