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开明派”的不同政见 ----评许家屯的《试论和平演进》 ·亚衣· 1.和平演变成了共同话题--也是“历史的潮流” 最近半年多来，连续有三篇文章引起了我的很大兴趣。一篇是千家驹先生给陈云 、薄一波的公开信，题为《和平演变救中国》，发表于去年十月的《世界日报》； 另一篇是李泽厚先生的《和平进化，复兴中华》，连载于今年五月的《中国时报周 刊》；再有一篇就是许家屯先生的《试论和平演进》，六月初首先发表于香港《信 报》，继而由《世界日报》转载。三篇文章所讨论的都是中国的和平演变，而且作 者也都是自认为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来阐明问题的。千文强调自己“以 毕生精力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研究”，李文表明“唯物史观和实践论的统一” 的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其主张，而许文则把包括作者在内的共产党人对“世界社 会主义运动低潮后的反思”明确称为“将是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开始”。所不同 的只在于，千家驹先生是在中共政府机关里担任过高级职务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来 美以前还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李泽厚先生是与官场几无往来的“纯 ”学者，一位著述甚丰的美学家、思想史家，许家屯先生则是具有五十年党龄，官 至省委第一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顾委委员的共产党高级干部。 我想，这种事实至少向公众表明，五十年代西方政治家提出的共产党国家发生和 平演变的希望，已经为今天的中国人所普遍接受，即使是那些与共产党统治集团关 系亲疏不一的知识界人士，甚至这一统治集团的原有成员，一旦来到可以自由发表 自己政见的地方，他们就会对中国的和平演变表示出真心的向往。借用最近引发北 京一场官司的一本书的书名，可以说这也是一种“历史的潮流”。 许家屯文章的价值正在这里，它生动地表明了一个原共产党统治集团成员(如果要 对这一集团划分派别的话，那么，许先生完全有资格被列入“开明派”或“明智派 ”之内)对中国和平演变的期望(尽管许文用“演进”代替了“演变”，这种准文字 游戏的原因容我后述)。正因为这样，海外舆论对许文表示出比千文、李文更大的关 切。不能责怪传媒的“势利眼”，只因许先生是“六四”以后来到海外的级别最高 的中共官员(真的是“官”而不是“吏”--在中共官本位体制中，他的地位与那些先 前来到海外的曾经充当过中共领导层的智囊的知识分子大不一样)，他所述说的不同 政见的影响力自然也就强得多。所以说，许文在现实政治上的显示意义远远大于其 理论上的意义--这一点我想提请那些因为此文有些地方不能自园其说而对之不屑一 顾的朋友们注意。 2.现实主义地对待世界--值得肯定的“重新认识” 许文指出在“六四”及苏联东欧的大变动以后，一些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开始 了“重新认识资本主义、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重新认识世界的思想活动”。在许文 中，我们确实也发现了有正面意义的重新认识。 第一，作者以明确的语言全盘否定了“列宁、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 许文开首就坦然承认，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全面崩溃的危机，进入有史以来 第一次低潮时期。”他认为，事实“宣告了列宁、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试验的失败 。”对于中共今天的处境，他用“形单影只，空前孤立”来形容。应当说，这是一 种尊重事实的态度。 自从毛泽东对斯大林“三七开”后，中共官方对斯大林时有贬词，否定斯大林在 中共党内不算犯忌的事。可是对列宁就完全不一样。列宁始终具有崇高而不容否定 的地位。(在解体以前的苏联，对列宁也基本上是正面的评价。)许文明确指出列宁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它退出历史舞台“是客观规律 的必然”。许文的说法对中共高级干部来说是具有解放意义的进步，如果他们都能 象许氏一样，务实地对待当前世界的变化，承认当前中共的孤立地位，不以中国大 陆表面的“稳定”而自慰，并能自由地讨论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是非 ，那么，即使其中一些人最后仍然拥护列宁，这对于中国政治的发展也很有益处。 第二，批评了中共的“现当权某些人士” 在分析中国的“六四”和“苏东波”之原因时，许文批评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政府的现当权某些人士”把上述事件的原因归于“资本主义世界对社会主义国家实 施和平演变的结果”的说法。许文指责他们对当代社会进化的新经验“缺乏认识” ，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的思想规律”。虽然许文小心翼翼地避开了对“六 四”作为一次民主运动的正面评论，但是他还是肯定这一事件是“代表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健康力量的胡耀邦受挫去世，触发了群众从忧虑中起而行动”，最后演 进成为“全民性要求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实行全面的、深化的、政治的、经济的 改革。”许文认为，“六四”事件“显示了人民对改革不足的不满，也显示了人民 对党和政府深入改革的企望和督促。”有趣的是，许先生对学生和民众的运动没有 半点指责，其评价似乎比某些知识分子对八九民运的评价还高。我觉得，这也是难 能可贵的。 第三，表示对苏东的变化还要“进一步观察” 在评论苏联、东欧的变动时，许多人往往表示出一种根据并不充足的悲观态度。 许文虽然也描绘了一幅“经济上接近全面崩溃”，社会、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 可怕景象，但是，他还是试图作出一种具体的分析。他把东欧的变动分为两种性质 ，一种是“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的复辟”，一种是共产党人及其政党“临危而有所 醒悟，抛弃了列宁、斯大林模式，从事新模式的探索。”他认为，现在的独立国协 (前苏联)奉行的是何种变革，“还待进一步观察”。可能是“两种性质改革共生的 情况”。暂且不论这“两种性质”的分类是否准确，我觉得，许文对苏东变化表现 出的仔细和审慎态度还是值得肯定的。 3.共产主义运动是否趋于灭亡 --许文的局限性讨论之一 虽然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开除党籍已有一年多，但是于字里行间，许家屯还是强烈 地表现出对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甚至对邓小平本人的忠诚。这种带有相当盲目性 的忠诚，造成了许文的明显的局限性。局限性之一是，把本世纪以来整个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仅仅说成是列宁、斯大林模式的失败。 许文批评某些西方政治家在苏东变化以后宣告世界共产主义灭亡的言论是“极为 煽情的看法，是欠缺理性的。”许的理由是，低潮并不等于死亡。 看来，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第一，一般地说世界共产主义灭亡，确实是不 准确。因为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理想的共产主义根本没有实现过，何来死亡?第二 ，如果把中国共产党现在所坚持的仍然看成是共产主义，那么，共产主义确实尚未 完全死去，就此而言，许家屯有理；第三，实际上，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指 的是从列宁的“第三国际”开始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运动。不能把本来意义上的社会 主义的理论和运动也归入“共产主义”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说列宁开创的世界共 产主义运动随着苏东的大变动而趋死亡也无不可。可惜，在许氏眼里，甚至可以说 在许多中共高级干部眼里，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他们在党校里 读的，是所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他们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发展，对“第 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不甚了了。以为从苏联十月革命到中国十月革命才是社会 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之全部(许文甚至说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是世界社会主义“思潮和运 动的顶峰”)。从这种狭隘的理解出发，他们对延续于今日之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感 到迷茫，对那些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里执政的工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所奉行的 社会主义政策极为惊讶，以为是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在向无产阶级“学习”，在“ 取长补短”。在许家屯的文章里，我们也见到不少这一类令人谛笑皆非的言论。 只要我们心平气和地回想一下就不难发现，在中国最近四十多年历史上，执政党 究竟采取了多少社会主义的行为?从公私合营到人民公社，从文化革命到六四镇压， 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和政治的根本特征恰恰是与暴力相联系的共产主义而不是与民主 相联系的社会主义。这种共产主义的实验在原苏联和东欧已经结束，在中国也“犹 如残阳之没落”。许家屯先生的重新认识，理应合乎逻辑地延伸出这个结论。 4.毛泽东、邓小平模式是否值得歌颂--许文局限性讨论之二 过分美化毛泽东-邓小平模式，把邓小平的最近言论说成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又一 飞跃，是许文的另一个局限性。 许家屯敢于把列宁、斯大林贬得一钱不值，但对毛泽东、邓小平却赞扬备至。如 果我们设身处地为许氏想，他的这种态度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从道理上说，这并 不公平。前苏联、东欧的经济模式，与其说是列宁、斯大林模式，不如说是斯大林 模式较为恰当。列宁的经济实践的时间很短，他的新经济政策也未被斯大林所继承 。此其一；在中国，无论是在革命还是在建设道路上，毛泽东从未照搬苏联经验。 自从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掌舵人以后，中共走的就是一条“中国式”的道路。 把几十年间在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造成的失误、过错乃至给人民带来的灾难 都归到列宁、斯大林头上，这是中国共产党内某些人士常用的并不高明的手法。作 为中国共产党内的健康力量或开明派，应当有勇气承认，几十年的“毛泽东模式” 也失败了。从根本上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模式与斯大林的模式并无区 别，一样的一党独裁，一样的无产阶级专政，一样的虚假的公有制，一样的计划经 济，甚至一样的“优先发展重工业”，一样的剥夺农民。 许文找出了毛泽东早期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的一些话，可是毛泽东还有更多的反资 本主义的言论和实践。在斯大林的经济著作中(例如《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也有不少合理的论述，可是，这并未改变斯大林模式的僵硬本质。 邓小平的模式与毛泽东有所不同，他在领导中国改革中的贡献我从不否认，而且 我认为，他的这一贡献早已得到了公众充分且时常过头的评价。但是又要指出，在 他反复强调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上，他与毛泽东一脉相承。这是他所自认的。 而且，在调集几十万大军，出动坦克镇压民众上，他还比毛泽东更厉害。这一点， 相信许先生也心知肚明。 许先生为了委婉地劝服邓小平接受自己的政见，不去直接地批评邓小平，这一点 也可以理解。但是，万万用不着不切实际地去吹捧他。许文引用了邓小平最近所说 ，判断姓“社”还是姓“资”(且不论这一问题本身多么陈腐)的标准，“应该主要 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认为这一说法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 义思想、理论上的又一飞跃。”这又不知从何说起了。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 都说过“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生产力是历史的出发点和基础”这类的话。毛 泽东也说过在中国判断一切政党政策之好坏，归跟到底“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 是解放生产力的。”邓小平的飞跃何在?他还在“生产力”前面加了一个不伦不类的 “社会主义”的定语，不说他从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那里倒退，已经是客气的啦 ! 5.中国的出路是否在于“演变”--许文局限性讨论之三 也许为了使中共的现当权者比较容易接受自己的不同政见，许先生从词义学上寻 找出路，把“和平演变”改为“和平演进”，他认为“一字之差，性质立异。”异 在何处?在于“演变”是使社会主义变成资本主义，而“演进”则是社会主义、资本 主义相互吸纳了对方的好东西，“获得新生和新的发展”，但双方“并未改变国家 和社会的性质“。读到这里，我不由得钦佩作者的用心良苦。许先生的话主要是说 给中共的当权派听的。因为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它们一点也不会害怕 自己演变成别的什么“主义”，只要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治领导人什 么都愿意干。中国共产党人不一样，他们非常讲究这一方面的用词造句。极其关切 自己打下的红色江山是否变色。来自这一阵营的许先生深明此道。然而，他的这种 准文字游戏却使自己在理论和实践上走进了一个死胡同。 首先，“和平演变”这个名词是共产党对西方政治家关于共产党国家可能出现变 动的预期的言论之概括。从现有的文献来看，首次表达这种期望的主要是美国国务 卿杜勒斯在一九五六年五月的一段话。他认为有迹象表明，在苏联内部有较大的自 由主义力量，“如果这种力量在苏联内部继续发展壮大的话，我们就可以认为，也 有理由希望，在十年或者一代期间里，可以达到我们政策的伟大目标，这就是出现 这样一个俄国，它是由能反映俄国人民的愿望，放弃了统治全世界的野心，并遵循 文明国家的原则和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原则行事的人们所统治的。”他还预断：“ 长远看来的必然性是，苏联统治者们目前的政策将要有所演变。”(转引自《人民日 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1963年12月 )从杜勒斯的原话来看，已经包含有“进”的意思，如果当年中共理论家把这段话概 括成“和平演进”，照样也会沿用到现在。 其次，从理论上讲，没有变，何来进?从世界范围来看，已有的“进”，也都是由 “变”而来的。许文一开始就承认了苏联东欧之变，指出一些国家已经由社会主义 演变成了资本主义；但他又不敢承认这是“进”，还说那里的乱象究竟会发展到何 等地步，尚是“未卜之天”。可是，许文对“苏东波”之后世界新局面的出现却大 加赞扬，认为这可能是“人类开创长期和平共存、和平竞争、和平演进的新世纪开 始”。这种对世界形势的大大的推进，还不是苏东的演变导致的？苏联东欧就是和 平演变，中国应当好好借鉴求变。在中国，如果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不改变，马克思 主义的独霸地位不改变，虚假的公有制不改变，社会的政治、经济又如何谈得上“ 演进”? 再有，许先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演变”改成了“演进”，邓小平们是否领情 ?恐怕难以表示乐观。因为在共产党听来，许家屯说的话与五十年代杜勒斯的意思差 不多，都是和平演变! 6.给共产党健康力量以足够的重视 许文在理论和逻辑上的欠缺当然不止于此。在中共当权派眼里，许家屯一类人是 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或异己力量，在海外民运人士及持不同政见的自由知识分子看 来，他们似乎又保守、僵硬得不可救药。其实，中共党内“开明派”或“健康力量 ”就是这个样子。不能对现有的世界期望过高。每一个人都不能完全抛开自己的“ 洞穴”来超越地看待世界。何况长期在那种“缺氧”环境中生活的人。因此，尽管 这样不如人意，我们还是应当对中共党内的健康力量和持不同政见者予以足够的重 视。中共党内，包括高级官员内部的健康力量，对中国未来民主政治的建立具有他 人不可替代的积极的作用。 一年以前，《中国之春》发表过一篇评论，题目叫做《许家屯不该沉默》。今天 许家屯终于打破了沉默，系统地发表了自己的不同政见。这毕竟是好事一桩。许家 屯的话，邓小平和中共其他领导人究竟能听进去多少我不得而知；他们能否接受许 家屯忠诚的劝告，我更不抱什么希望。但是有一点大致可以肯定，中国共产党内一 批保持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关注着国家民族命运的健康力量一定会对许家屯的文章 发生极大的兴趣。他们之间“心有灵犀一点通”。可以说，许家屯文章的主要读者 群在中国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