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旋风与大陆改革前景 ·杨小凯· 邓小平学毛泽东出奇招 最近中国大陆刮起的邓小平旋风使中国政治的两极化局面发生了深刻和微妙的变 化。这种变化与文革初期的局面有异曲同工之妙。文革前，中国的政治分歧是围绕 着大跃进问题，是非分明，毛泽东错了不认错，而其他人都一边倒同情彭德怀。毛 泽东在处于少数派状况下企图另寻出路，终于找到了为反革命平反，支持反对当权 派的群众这张牌，于是支持彭德怀的党内右派和党外右派分子成了保守派和造反派 ，终于使黑白分明的局面变成两派各有真理的局面。“六四”前后，邓小平也成了 绝对少数派，心理上承受的压力不亚于当年的毛泽东，他企图扭转这种黑白分明状 况的冲动成了当时中国政治变化的最重要动力机制之一。邓小平旋风相当成功地将 “六四”前后黑白分明的状况转变成中国政治中在朝在野派各有主动权的状况。人 心一致倒向一边的状况将完全改观，反“六四”屠杀阵营也会产生深刻的分化。我 在一九九０年的一份申请基金的英文报告中指出邓小平会在经济改革问题上出奇招 改变政治被动局面，其分析的基础就是认定邓小平的政治行为和下意识受毛泽东影 响极深，在出奇制胜，操纵人心方面都与毛泽东有不少天生或模仿来的相似性。虽 然他们的智力不足以产生深思熟虑的谋略，但他们凭本能在环境压力下造成的局面 往往微妙至极。 这种国内的微妙政局，与国与国之间竞争的大局比起来，当然只是小局。而那大 局的根本动力机制是全国在试验制度中的竞争。世局的长远和根本变化都是由这试 验中的竞争及模仿过程所决定。当年的欧洲，英、法、意、普鲁士等国争霸权，都 会尽量试验不同的制度，成功的，大家都会在实力的压力下竞相模仿。为表明自己 的独创，又会加以改进。苏联一九二０年后试行的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的成功，是 战后很多国家模仿的对象，而这试验最终的失败，又决定了二十一世纪的历史。 影响中国发展的两个大局 东欧、前苏联和中国又在大局下竞争过渡回到资本主义的试验。因此中国的发展 受两个大局影响，一个是各国争国际实力地位的游戏，决定了非回到资本主义不可 ，这个大局任何人也无法改变。第二个是各前社会主义国家在试验成功过渡方式中 的竞争。有了这两个大局，一个国家内是否民主并不是关键。正象在一个自由竞争 的大局下，企业内是独裁还是民主无关紧要一样。实际上，有一个自由竞争的私产 制度，企业内的独裁在不少情况下有其优势，而工人自治之类的企业民主已被证明 无法与无工人自治的私人企业竞争。因此中国国内的不民主并不会使中国糟到不可 收拾，国际大局给中国当政者的压力与民主制度下的压力有异曲同工之效。美国人 对民主制度的关切与独裁制度和战争的关系密切相联。非民主的制度是战争的土壤 ，是对国际民主制度的威胁。一旦没有了国际民主秩序，则上面所说的大动力机制 就没有了。希特勒、日本军国主义、拿破仑都是很好的例子。但对中国而言，中国 人有几千年不好侵略的本性，因此美国人并不真的担心非民主制度与战争的内在关 联对中国人的严重性。但中国国内如果没有追求民主的压力，中国政府的政治垄断 不受自由进入政治的威胁，其政府效能和对世局的反应能力的确会受到极大限制。 让我们来看看邓小平旋风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就能理解这种限制。 改革口号缺乏明确定义 殷惠敏在“九十年代”的文章中及不少大陆留美学人在电脑网络中的英文文章中 都指出邓小平旋风说明邓小平治国不上轨道，老是没有长进。我非常同意这种观点 。邓小平从不关心制定游戏规则，却总是要人们去玩无规则的游戏。他说要“改革 、开放”，什么叫“改革”，改革是圆的、方的或扁的，我是搞不清楚。改革、开 放的口号当然是共产党式的。其特点是没有明确的定义，可由人按政治需要任意解 释。这口号虽与打倒走资派、反和平演变意思不同，但操作原则却是一样，即可以 被立场完全相反的人作不同的解释。只要一人有权，就可以按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 来操作这些口号。因此我们有经验的人都会预见，不同利益的人民和官员都会尽量 利用这些口号谋自己的利益。但因为没明确定义，没依法强制执行的游戏规则，这 种各为己用的态度自然会造成一种混乱。很多后果会是始作俑者所料不及的。邓小 平搞的这一套还是共产党以势压人，以政治运动治国的方式。我们可以将这种治国 方式与国民党的治国方式及与俄国彼得大帝的治国方式比一比就能具体了解其弊病 。 国民政府长于立法 国民政府早在三十年代战事繁忙时就把商法、民法弄好了。连当时很多西方国家 都没有的公司法，国民政府也制定了。这都是经济活动，财产关系的游戏规则，台 湾经济奇迹与这些游戏规则的关系当然比与政策的关系重要得多。但是当前的中国 大陆游戏规则一团乱麻，很多鼓励外资的优惠政策与所谓工地管理法，甚至与宪法 不相容。这种与现行法律冲突的优惠政策越多，使西方人越觉得商业风险大，一旦 人亡政息，依赖优惠政策的投资就会有大麻烦了。特别是这种被国民党称为“扭秧 歌王朝”的政治运动治国方式，完全以左右摇摆来调节为我所用的越轨行为，所以 如果没有一张一驰的左右摇摆，那些利用运动的越轨行为会得不到纠正而使社会崩 溃。而这种“必要”的左右摇摆却是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的。法治是要用游戏规则 的稳定性来减少不确定性，因而促进商业活动，而政治运动却必须用左右摇摆来控 制两极的过份行为，因而增加的确定性，使游戏无规则可循。大家都是随风转，制 度和经验的有效积累也就不可能了。从正面而言，这种扭秧歌王朝是用时间上的多 元化（波动）代替空间上的一元化。因此虽然政治不上正轨，但也可能产生戏剧性 的变化。 彼得大帝广开言路 与彼得大帝相比，邓小平的改革要差很多。彼得大帝是容许反改革的。在贵族会 议上，改革和反改革的人都可充分发表意见，以求取得妥协和共识。而邓小平是以 势压人，不准反改革，表面上是看风使舵，在左派右派之间搞平衡，实际上左派右 派都想到利用邓小平的势压对方。因此双方没有安全感，形成了极不稳定的局面， “六四”和八七年反自由化运动都暴露了这种政治局势极不稳定的一面。因此所谓 中国的改革派历来没有好下场的规律，其实是中国式的改革方法不上正轨造成的。 因此改革者无好下场既是不可避免的，又是“活该”。 中共政治垄断造成僵化 邓小平治国方式之所以十几年无前进，当然与共产党垄断政治不受自由进入政治 威胁的局面有关。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了解，任何一个行业（包括政府服务）一旦 不受自由进入的威胁，就一定会质次价高，社会福利受损。看看台湾国民党官员行 为的谨慎和敏捷（与共产党相比），我们更能体会到台湾在野党自由进入政治造成 的竞争压力的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没有一个能构成对其执政地位威胁的在野党制 约它，而外国竞争的压力毕竟不如一个在野党的压力直接，所以共产党对社会需求 和世局变化的反应迟钝是必然的。 中共缺少招贤纳士的机制和心态 而且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相比还有一个重要的差别。国民党即使在它专政时，都 有中国儒家传统中吸纳社会贤能的机制和心态。谁在社会上有了成就和地位，国民 党都会尽量吸纳。这是为什么一九四九年前共产党中的很多精英份子在国民党社会 中甚至在国民党内都有相当地位。国民党还能吸收胡适这样的清流、美国博士，也 一直在发展中国式的文官考试制度，因此国民党内儒家式的学而优则仕的门路总是 开着的。这是为什么民进党无法与国民党比人才，比博士数量的原因。但中国共产 党却相反，它有嫉恨排斥清流和独立的知识分子的传统，这种传统甚至对民阵民联 都有影响，民阵民联对博士们的吸纳就不太成功。中国共产党要发展到吸纳和用留 学博士还有很长的路走，而要发展到重用这些人，使他们有权力去用人的地步，可 能是遥遥无期。因此将来中国的在野党可能会有比台湾民进党优越的条件，它有可 能吸纳一大批被共产党疑嫉的清流人才和留学博士。 邓旋风有助于重建文官体制 但是邓小平旋风对中国经济改革前景的积极作用也不可忽略。中国有历史悠久的 文官制度传统，共产党在很多方面都继承了这个文官制度传统。共产党政府内的信 息交流网（俗称文牍制度）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比起来是要复杂有效得多。中国人 对文官制度的依赖（所谓官本位思想）也比很多落后国家强得多。因此邓小平旋风 通过这个文官制度的运转，可以对中国社会施以深远的影响。文革后，文官体制迅 速恢复和发展，从这一经验及从台湾、日本等有中国文化传统的国家中文官体制的 重要作用，我们又不可以低估邓小平旋风通过文官体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特别是 在广东福建一带，文官体制已逐渐从日常经济运作退出，而集中于税收，基础设施 和政策制定等功能。如果这种文官制度的演进能继续下去并影响到北方，大陆发达 的文官体制有可能象当年的台湾文官体制一样，对经济发展起积极作用。到过台湾 的人都能体会到中国式的文官体制对经济发展的确能起相当的积极协助和服务作用 。其起作用的方式和程度与西方式的政府都有不少差别。台湾科学园区中文官体制 所起的超然调节和服务作用就令人印象非常深刻。 现代经济学无力提出改革妙方 邓小平旋风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前途的影响将会是短期的。长期而言，上文提到的 两个大局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因此当前东欧俄国私有化的试验对中国经改前途会有 决定性的影响。东欧私有化试验花样百出，的确大开了所有关心改革的人的眼界。 但总体而言，东欧俄国经济都是乏善可陈，甚至一踏糊涂。连东德也不例外。对这 些改革的理解会决定将来中国试验模式。这方面的讨论正是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 就我的总体印象而言，东欧改革的问题与经济学本身的问题有关。由于篇幅有限， 我只能大致谈一谈这些问题。 美国经济学界对经济学本身的不成熟往往估计过低。哈佛大学一位教授把西方经 济学和价格理论搬去分析东欧经济，提出了震荡疗法方案，当时热门一时，但最终 将被证明为一失败的建议。美国人做学问急功近利，太商业化，搞出来的东西往往 是炼金术式到炼丹术式的东西，极容易把人弄死的。现在这些一窝蜂研究东欧改革 的美国经济学家们，二十年后，人们根本不会记得他们的东西。其原因在于现代经 济学本身根本无能力回答东欧改革中的问题。现代经济学的中心是价格制度和资源 分配问题，而东欧改革中的问题是经济组织演进和体制演进问题，产权制度的变化 是核心，而价格和资源分配是个相当次要的问题。因此用价格理论来回答产权制度 问题，当然是牛头不对马嘴。俄国改革方案把价格改革放在产权制度改革之前，对 产权制度的演进需要时间积累低估，这都是造成混乱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当代经 济学中根本没有成熟的理论来解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真 正了解。比如，东欧改革中的困难很大程度是因为经互会解体，那些依赖东欧和前 苏联贸易的企业顿时失了市场和原料，当然整个经济就只能瘫痪了。 诱导机制中断会造成经济瘫痪 这里的实质问题有两个方面。首先，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当代经济制度，它模仿 了发达资本主义组织结构，用行政方式组织起一个相当发达和细密的分工体系，这 个分工体系虽没有资本主义的市场，却有一个类似市场的复杂的投入产出和供给需 求关系。这个投入产出关系运转的诱导机制是特权阶层对其运转的剩余有占有支配 权。官员们关心特权，因而有积极性来推动这个投入产出系统运转。如果没有这个 诱导机制，社会主义制度是连一天都不能存活的。但是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把这个 剩余权刺激机制打破了，而私有化需要时间对新的剩余权机制建立起信心和必要的 基础设施（例如法律的制定，律师的培训，司法执法机构和案例的积累）。因此在 过渡期出现了剩余权的真空。这个真空使那个发达的和复杂的投入产出关系突然没 有了运转的诱导机制，所以整个经济也就瘫痪了。 我对这个瘫痪过程的直感是基于我自己发展的一套新经济学理论（见我和黄有光 的新书《专业化和经济组织》，当代经济学中的其它著作中没有理论解释这类问题 。对剩余权结构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意义，也是八十年代以来才有正式的经济模型 。我的一个关于产权问题的正式模型在《比较经济制度》作为当期首选之文发表， 也是一九九０年的事。所以对社会主义国家，剩余权结构转变中产生的分工组织瘫 痪的现象根本没有成熟的理论可用。对这种复杂的问题，用资本主义国家的价格理 论来分析简直就象用算术来解微分方程问题，不得要领。 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思路 这些教训对中国的意义是：□产权制度变化、产权方面立法比价格改革更重要， □在财产权立法不完备，私有财产发育不全时，不要轻易破坏原来特权制度下的诱 导机机制以至使复杂的分工组织瘫痪。□国营企业管理体制改革是个费力不讨好， 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工作，因此改革的重点应该是用立法来保护私人自由进入企业 经营，批发商经营，银行经营。 只要私人开办经营大型商业组织，工业企业，银行有了法律保护，国营部门对这 些行业的垄断就会打破，整个改革就会上轨道。国营企业在自由进入的竞争压力下 也会有了动力机制来改变自己。所以观察中国改革的前景不要太注意价格改革和国 营企业管理体制改革，而应该注意私商、外商是否能经营批发商业，汽车制造，银 行等行业。广东的成功经验自然是香港私商打破了政府垄断开办企业权的局面。只 要私人们开办企业权，价格自由化和国营企业改制就有了根本动力。这是民主国家 结社自由权最重要的经济意义。小而言，结社自由打破了政府开办企业的垄断权， 大而言，它打破了执政党提供政府服务的垄断权。因此最近允许外商经营百货业和 银行业的新政策对中国改革的前途会有深远的影响。可惜的是这种新政策与现有的 法律制度以至宪法都有不相容之处，因而造成了极大不确定性和风险。而这方面更 大的潜力是允许中国私商经营汽车工业，私营高速公路，允许外商银行经营人民币 业务，允许中国私商在批发商业、运输业上与国营企业平等竞争，以及用立法形式 将人口自由流动合法化，制度化。 “盲流”一点也不盲 劳力的自由流动是经济起飞，工业化和城市化起飞的一个根本条件，其后果是稳 定社会使收入分配不致两极分化。台湾经济起飞与收入分配越来越平均（一九五０ 年基尼系数0.5，一九七０年代降至0.3左右）就是靠的劳力自由流动加出口导向。 由于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劳力密集出口产业，收入分配更趋于平均。所以颜真等 人说盲流人口会造成社会动荡是由于他们根本不懂经济学。经济学中哪有盲流人口 这概念，人口流动怎么会盲目呢？只有当边际收益大于边际费用时，人口才会往城 里流，这种流动一点都不盲目。只有那些害怕农民竞争威胁，企图保持垄断特权的 人才会讲出这种从经济学而言是极端“盲目”的观点。 另外一个改革潜力大的方向是通过一个土地法（现有的“土地管理法”禁止土地 买卖，其实是与任何财产法原则不相容的），整顿中国大陆的地权，将土地产权， 买卖法制化。现有的优惠政策虽然也在发展土地市场，但由于优惠政策与法律和宪 法不相容，其造成的弊端会大大抵消其有限的优惠效果。 但是我认为，政府并不需要特意扶持私人或外资企业，政府真正要做的是模仿日 本的平等竞争法，制定一部平等竞争法，并把财产法、合同法、仲裁法这三个基本 经济法律完善，把与此三法相应的司法和执法机构大大加强和发展（例如达到每一 百人有一个合格律师的水平），则其它一切都会慢慢上轨道的。 政府应以“不管原则”管理经济 社会主义的弊病不在于政府管得太多，而在于政府没有通过一个分层结构来管理 经济。西方的政府不管企业活动，只管立法、司法、执法来调节企业活动，制定制 度来管私人企业不管的事，并用税收为这类活动提供财政支持，这是管理学中的不 管原则。政府应该关心那些无人管的事，然后设立制度，让私人企业或独立机构将 其管起来。一旦上了轨道，政府就不应管了。这种不管原则将管理分了层次，政府 能通过这个分层机构间接管理很多事，因此私有化的功能正在于提高政府通过分层 系统管理经济的能力。所以改革后的政府应该有更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改革 过程中，文官体制的改革不可忽视，除了精简机构，建立现代文官考试和文官体制 外，发展廉政机构和大幅增加合格官员的工资应该同时并重。很可惜的是，自从世 界银行一九八三年提出这个建议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没有重视给干部大幅提薪的事 。这也可能是没有私有化的成功，加薪是政府无法负担的。现代文官体制和现代税 制，福利制度的发展，中国政府应有很多东西可向西方国家学习，世界银行也一直 在出钱鼓励中国政府这方面的发展。我对中国大陆文官体制这方面的发展不是很悲 观，几千年的文官制传统毕竟比几十年的共产党统治要有更深远的影响。 震荡治疗与缓进改革各有千秋 过去一直有震荡治疗与缓进改革之争。东欧变天之前佛利民的一刀砍狗尾巴方法 很受大家欢迎。他说，砍狗尾巴必须一刀下去，如果一段一段地砍尾巴，就会把狗 弄死的。后来又有一个比喻，跳过一条沟是必须一蹴而过，不可能分两次跳过去的 。我过去也与黄有光教授为文支持这观点。但是现在看起来，中国把狗尾巴一段段 砍，其效果也不见得太差。可能的原因是，这个缓进过程没有把与特权相关的原有 剩余权力结构完全破坏，没有造成剩余权的真空，因此使整个发达和复杂的分工组 织不致于瘫痪，而且各方有个学习和获得自信心的不断正反馈过程。看来英国习惯 法（案例法）代表的缓进保守主义有其一般意义，而法国成文法代表的激进主义的 短处也有其一般意义。加上中国人幸运有香港和台湾保留了中国人的深厚的商业精 神，我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景持审慎乐观的态度。台湾和香港虽小，但中国人说“ 棋高一着”，文化思想上的高超是可以胜过亿万人数的优势的。十亿人的大数目也 不可改变“棋高一着”这样的事实。 民运要与共产党比进步速度 至于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我觉得它不象很多新权威主义者和民运人士讲 的那么简单，政治改革并不一定是经济改革的必要条件，因为有我上文提到的两个 大局。政治反对派的意义也比新权威主义者估计的高得多，因为有我上文中提到的 打破垄断和自由进入威胁的重大意义。但相较而言，我很难说中国的在野政治家们 （主要指民联民阵精英们）这三年在竞争压力下比共产党进步更快。我希望他们进 步更快，能形成进入政治的（对共产党）更大竞争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