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忽视的经验 ----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二） 德国莱茵笔会 扬人 一九七六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在共产党国家中应该说是政治气候最为宽松。对于中 国知识分子来说，也确实出现了早春天气。然而即使是在这样一种有利的政治气候 下，我们看到由于中国知识分子自我的局限，中国大陆争取人权的斗争仍然落后于 十年甚至二十年前的东欧，并且正因为如此，造成了表面上极其轰轰烈烈的八九民 运的失败。而东欧自八十年代以来却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民主化，直到八九年席卷 整个东欧的胜利。然而今日海外的大陆民运人士仍然沉浸于运动之中，甚至沾沾自 喜于自己的以往。因此，回顾东欧国家争取人权的斗争和知识分子在其中的作用， 时至今日仍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将会看到，在八十年代初期东欧已经提供了多少经 验可为我们吸取，直到今天在东欧知识分子面前我们仍然是十分幼稚的。 在争取人权的现代化道路上，我们是跟着西方的前人在走，也跟着东欧的知识分 子在走。西方已经远远地走在了前面，东欧也走在了我们前面。我们也许会有捷径 和他们汇合。然而只有认准了这个方向，才有可能与他们汇合。大陆民运、乃至台 湾的民主运动都没有提供给我们一条捷径。 苏联：知识分子和共产党改革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知识分子的离心思想运动在西方新闻界称之为“持不同政 见”运动或人权运动，并且比之于美国的民权运动。这个人权运动以斯大林死后伊 丽亚·爱伦堡的小说《解冻》为标志。那是在一九五四年之后，到一九六二年赫鲁 晓夫下台、苏联转入所谓“集体领导”时期结束。斯大林去世，苏联社会出现了解 冻，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作了一个非斯大林化的秘密报告，大大促进了这一运动。 为了打击老派的政治势力，巩固自己的地位，对知识分子的离心倾向赫鲁晓夫采取 了怂恿的态度。一九五六年后，在苏联曾经出现一段允许持不同政见的时期。此间 大批青年作家涌现，大批非斯大林化的作品问世，这样一大批传世的“解冻”文学 作品，标志了这一运动中知识分子的成熟程度。这一非斯大林化运动产生了超越党 内斗争的重大影响，严重动摇了共产党的威信，削弱了统治苏联社会四十年之久的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是共产党的权力精英们——党内改革派——不得不面对的现 实。解冻文学所表现出来的不是对共产党内曾经受到压制的某一派别的歌颂与期待 ，不是歌颂共产党的非斯大林化的修正，而是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背道而驰的一种 “个人与个人的反叛”。然而这一非斯大林化运动当时也远未达到改革社会经济、 改善人民生活和改变整个社会关系的层次。共产党的权力垄断仍是不可侵犯的，所 谓“民主化”当时还未成为议题。 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是最激进的共产党改革派也只能在 极有限的程度上接受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甚至是像赫鲁晓夫这样“开明”的改革派 。在赫鲁晓夫时代的一九六０年前后，苏共的文艺政策表现了强烈的左右摇摆。例 如，尽管是解冻以后，帕斯捷尔那克还是由于他的长篇小说《日瓦格医生》一九五 七年在意大利出版，而于一九五八年遭到流放。然而同一时期内青年诗人叶甫图申 科在一九六０年到一九六二年间却得到提拔与重用，并且一九六二年索尔仁尼琴还 出版了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当时尽管有某种可以允许的“不同政见 ”的一定的自由空间，同时却也发展着那种打击、迫害和扼杀不同政见的努力。例 如，当时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非官方出版社 SAMIZDAT 和杂志 SINTAKTIS （195 9年）和 FENIKS （1961年），在持不同政见运动中作用及影响极大，却遭到警察无 所不在的镇压：搜查印刷所，没收印刷机、印刷品，甚至捕人。那一时期普希金广 场的文学朗诵会也经常受到警察的严重骚扰。到一九六二年底赫鲁晓夫感到自己权 力已经巩固，对于针对总书记的批评和令人不安的思潮便表现出没有耐性了。文艺 政策大大收缩，文化政治路线强硬起来。然而这种对知识分子的压制却助长了党内 的保守势力，而最终导致赫鲁晓夫自己下台。一九六四年赫鲁晓夫发现这一切，准 备重新把知识分子放出来对付保守势力时，为时已晚。这一段历史发展告诉我们： 一非斯大林化运动虽然尚未涉及更深入的政治改革层次，但是它表达的个人的反 叛与人性的追求却远远地超过了其共产党内斗争的层次，超出了共产党改革派对知 识分子的“期望”，冲破了共产党所能容忍的界限，从而危及了共产党的威望，削 弱了其意识形态。这是共产党当权者或说改革派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二这一时期的苏联离心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以强调自主地位和独立地见诸于公众为 目标。他们的存在和活动直接指向了现存的政治制度，例如当时出现于莫斯科与列 宁格勒的非官方印刷所和出版物，尽管不断遭到警察的骚扰，却一直努力维持下来 ，作为对官方新闻检查的公开挑战。 三赫鲁晓夫在非斯大林化过程中对知识分子的态度，表明了党内改革派与知识分 子的关系。他们之间只能是互相利用：只要政权稳固下来，任何共产党派别都要镇 压不同的声音；而知识分子则是利用改革与改革派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壮大民主 力量，他们决不会以加强党内改革派为自己的终极目标。 四持不同政见的长征从一开始就伴随着警察、法庭、流放和集中营，但这一切并 没有吓倒苏联的知识分子，相反倒是不断增加了他们反抗的深度。 一九六四年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的人权运动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一九六五年九 月，A·Sinjawskij 和 J·Daniel 被捕，罪名是：匿名在西方发表作品。十二月五 月日苏联宪法日那一天，一群人在莫斯科的普希金广场举行示威，要求公开审判过 程。次年二月，他们两人分别被判五年和七年劳动改造，但他们在法庭上公开宣称 他们是无罪的，与此同时另有几十名作家联名公开支持他们。这种公开斗争的大无 畏精神表明了持不同政见者在斯大林时代后自我意识的成长。持不同政见运动从此 开始进入政治领域，他们已经意识到创作自由与政治自由是不可分的。 苏共原想利用这件事以儆效尤，但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却适得其反。A·Ginzbur g 收集了所有有关资料，通过地下出版社发表了白皮书。一九六八年一月他和 J· Galanskow 也站到了法庭前。A·Ginzburg 被判处五年劳改，他的律师却公然在法 庭上辩护他无罪。后来他因此被开除党籍，也被开除出律师协会。审判期间，法庭 外始终聚集着他们的同情者，通过外国记者他们随时了解事件的过程。此后由 P· Litwinow 再次整理编辑了白皮书。 一九六八年持不同政见运动有了突破性进展。同一年发生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 浪潮更加速了它的发展。这一年有更多的新人加入，更多的地下刊物问世。同年八 月，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苏联氢弹之父萨哈洛夫发表《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 想自由》。那时约有一两千人加入了这一运动，人们甚至乐观地认为大规模的民主 运动就要到来。但随后苏联出兵捷克，扼杀捷克自由化，深深震动了他们。严酷的 现实使他们认识到必须进行长期的斗争。此后虽然形势时好时坏，但国内外的反响 以及流放、劳改刑满人员的返回却不断地保持和加强了这一运动，有些组织与活动 甚至一直维持到八十年代。一九七八年曾经有过组织自由工会的尝试，七十年代末 期开始的非经官方批准的青年文艺节目、摇滚音乐会方兴未艾，科学工作者、艺术 家组织参加了各种各样的签名活动，形成了日益广泛的人权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大 量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组织，例如签名活动中有百分之四十五是科学工作者，百分之 二十七为艺术家，其中许多人原来是在这个制度下享有特权和声誉的。当然也有许 多“门外”的知识分子参与。据称一九六五到一九八二年间有万余人卷入反对运动 。核心当然仍是少数，例如“保护人权运动”，一九六九年只有十五名成员，后来 的莫斯科赫尔辛基小组也只有十九名成员。除了上述反对活动外，还有一些人积极 从事关于人权、民主、法制的启蒙，认为这是苏联社会、政治改革的前提。他们称 这种启蒙为“前政治”的。七十年代末期，政府的迫害日益广泛、强化和系统化， 直到戈巴乔夫上台后才有所改观。 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可分为四派：改革派、社会主义派、自由派和基督教民族主 义者。 所谓改革派基本上由斯大林统治下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老布尔什维克组成，他们在 非斯大林化中心半心半意，绝不愿意彻底否定斯大林，批判自己。这一派的代表人 物是麦德维杰夫。他认为斯大林主义不是马列主义，而是与马列主义不相容的现象 ，是假社会主义、假共产主义；官僚主义并不是一党专制的不可避免的现象，不是 制度的问题，也不是纯粹个人问题。他甚至认为在初期官僚主义是必要的，直到一 九三四年后才变成一种危险。至于斯大林主义，他认为固然很坏，却不是致死之症 ，医治的办法是重新回到列宁主义。他认为实行专家政治可以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 。事实上中国的体制内改革派知识分子正类似麦德维杰夫这类人，体改委和戴晴大 力鼓吹新权威主义，只不过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理论上更为肤浅。对于这一派人 及其理论的认识与讨论应当引起高度注意，它关系到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南斯拉 夫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吉拉斯谈过：“对麦德维杰夫不必客气，他是第一流的‘机 会主义者’”。 社会主义派认为苏联实行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希望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而以索 尔仁尼琴为代表的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则希望回到俄罗斯东正教传统。 自由派在持不同政见者中是人数最少的一派，人们亦常称他们为民主派。改革派 麦德维杰夫常常流露出对这一派的反感，但也不得不承认这一派来势汹涌。一九六 九年苏联曾出现一份地下出版的、不具名的《苏联民主运动纲领》。这份文件具有 相当成熟的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以至许多苏联人怀疑它是否出自苏联人之手。纲领 要求实行多党制、分权、自由选举、建立立法院和实行民主共和；经济上要求国家 、集体、个人三种所有制并行；哪个加盟共和国是否退出苏联应由联合国监督投票 决定；外交上与西方和解，东欧各国家问题自决。这一时期萨哈洛夫亦曾提出十二 条改革纲领。纲领要求经济改革，首先从服务行业和农业开始取消国有制；法律保 障新闻自由、罢工权利、公民迁徒自由、出入境自由；实行多党制，确保对政府政 策的监督，确保加盟共和国分离出联邦的权利等。自由派既不同意改革派，也不同 意社会主义派，他们也不赞成基督教民族主义，担心基督教将取代马列主义的独裁 统治。 由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中四派的情况我们可以明白地看到，苏联知识分子的思 想早在六十年代就远远超过了中国知识分子八十年代的发展。自由派与改革派的区 别为我们展示了许多更深刻的内容。它们告诉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共产党内的改革 派及其在知识分子中的代表。明智的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坦率承认，由于戈巴乔夫 的阻止，他们过迟地宣布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以至在选举中遭到人民的抛弃。 这在未来中国也将如此，在民主运动的深入与发展中，体制内改革派必将被淘汰， 海外对大陆民运的关心与支持应该有长远眼光。 波兰：知识分子和独立的工人运动 波兰是人民战胜共产党、独立的工人运动战胜专制独裁的一个最好范例。波兰民 主运动的历程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共产党统治波兰经历的第一次大危机暴发于一九五六年。导致一九五六年危机的 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死后文化领域的解冻。它广泛地影响了社会风气的改变，甚 至带动党内的理论争论，特别是在宣传部门。波共内部也因此形成了派别分歧。一 派尽管口头上也反对斯大林主义，但从根本上仍坚持斯大林主义；而以往的社会主 义党成员，所谓“机会主义者”和青年的党员干部形成了对立的一派，它们之间在 党的后继领导人问题上斗争激烈，不分胜负。 值此，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波兹南发生了大罢工。这里几个月以来出现过多 次动乱，它的直接起因是灾难性的经济现状和人们对工资待遇和供应恶化的严重不 满这样一些经济原因。六月二十八日前，波兹南工人曾派出一个五人代表团去华沙 与负责的部长谈判。他应如约在第二天去波兹南在工人面前重复他在谈判中的许诺 ，但却未兑现。因此工人在这一天举行了大罢工，有二十万人参加。但是没有一个 党和政府的负责人出面，到处流传着工人领袖被捕的消息。示威者冲向监狱和安全 部，在那里遭到了当地和从外地调来的军队的武装镇压。一切都是根据来自华沙的 命令：以武力扑灭动乱，控制局势。事后官方宣称死五十三人，伤三百人。实际上 至少死亡七十五人，伤八百人以上。七月份类似的动乱蔓延于其他许多城市。政府 不得不宣布了一个近期改善计划，以满足群众的要求，平息他们的不满。它许诺下 一个五年计划中每年提高工资百分之五点四，建筑住宅一百二十万套，消除官僚主 义，尊重企业自主性、厂长权限和工会作用，议会要充分发挥监督政府的职能，尊 重批评的权利等等。这一切在政治上导致了党的主席老派人物代表拉克西的辞职， 而一九四八年被开除出党的斯大林主义的牺牲者、看上去政治倾向与老派人物完全 不同的哥穆尔卡获得平反，并当选为党的主席。 我们看到二十年后中国自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九年十三年所走过的道路与波兰一 九五四年到一九五六年的历程惊人的相似，甚至和波兰一九五六年相比，八九民运 在结果上仍有很大的差距，这二十年的差距并不偶然的，我们不应该强调中国的特 殊性，而推卸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这种现实不也是我们每个人作为的结果吗？! 共产党永远是共产党，共产党改革派也是共产党。哥穆尔卡上台后致力于整顿与 加强党的领导，但是党的工作的不断失误招致了体制内冲突的增长。这种冲突的增 长与愈加升级的整顿形成了恶性循环，更激发人们日益强烈的不满。此时社会又面 临着经济的困局：通货膨胀、消费品严重缺乏、房荒、国营企业的浪费与无效、以 农民为敌人的农业政策使农业生产仍旧裹足不前。到一九六八年三月，文化领域也 全面复辟到了一九五六年以前的状况，哥穆尔卡实施了一系列的反文化的政策和文 化检察制度，反对宗教的宣传对教会的迫害也到了极点。一切又类似于一九五六年 的前夜了，共产党内部在哥穆尔卡周围形成了一个他的亲信组成的领导核心，他们 实际上垄断了权力，完全控制了意识形态和经济政策制定，由此完全破坏了正常的 党内生活。一九七０年十二月三日政治局致基层党组织的公开信中利用人民对其外 交上成功（西德向波兰承诺西部边界不可侵犯）的支持宣布了蓄谋已久的涨价计划 ，例如肉类上涨百分之十六点七，鱼百分之十一点七，面粉百分之十六，咖啡甚至 达百分之九十二点一，少数商品象征性地降价如电视机百分之十三，缝纫机百分之 十。这一举动触发了蓄之既久的不满情绪。 十二月十四日，但泽（格但斯克）造船厂的工人罢工了。罢工工人向党委大楼， 向警察局进发，当天就和警察民兵发生了冲突，并造成了死伤。中央委员会召开紧 急会议，决定首先完全封锁消息，直到工潮波及到周围的工厂，新闻媒体才作了并 无实质内容的报道。十六日造船业和其他工厂工人占领了厂区，罢工波及沿海其他 城市，产生了跨行业的罢工委员会。次日政府在但泽制造了一场蓄谋的屠杀，事后 却宣称为在平息但泽一批反社会主义的犯罪分子造成的无政府主义状态而发生的意 外事件中死伤数人。此事是如何策划的，一直没有明确的官方解释。到十九日、二 十日罢工风潮席卷了整个波兰。面对陷入内战和苏联干涉的危险，波共中央决定以 撤换领导人来迅速解决危机。十二月二十日波共中央宣布哥穆尔卡造成经济社会困 境且无力控制局势被解职，由盖莱克接任总书记。与此同时是政治局与政府班子大 换马。盖莱克于二十日就职的电视讲话中承认工人罢工为劳动者的抗议，然而这一 次政府的改换并没有再引起如一九五六年哥穆尔卡上台时那种希望与热情，人们持 怀疑、保留和观望的态度，对政府充满了不信任。其后又陆续发生了一些规模不同 的罢工。这是一九七０年的危机。 波兰知识分子，自从一九六八年三月以及一九七０年十二月以后，不再是与周围 世界隔离的、被限制的小集团，而逐渐成为社会运动的核心和新社会的中心。一九 六八年针对共产党的反对运动的失败，终于使知识分子明白，共产党内部的改革是 不可能的。而主要诉诸经济要求的一九七０年大罢工的失败又使知识分子进一步认 识到，如果人们希望真正有成效的社会改革，就必须有新的思想与策略。 一九七五年盖莱克在第七届党代会上宣布修改宪法，但其三条原则仍然是：一， 确立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二，公民权利必须不可分割的与履行爱国主义义务相联系 ；三，必须在宪法中明确肯定与苏联的友谊。盖莱克这一讲话受到知识分子的攻击 。五十九名社会知名人士联名签署了“五十九人信件”，信中要求宪法必须确保个 人思想与宗教自由、罢工自由、言论与信息自由和工会组织真正的自由选举。一九 七六年一月初又有一百零一人联名要求修改把公民权利从属于公民义务的宪法条款 ，另有九十二名高等学校学生致信总统陈述政见，一位前政治局委员要求删除“苏 联友谊”条款。宪法草案公布一周之间内又有四万人通过联名方式表达了他们的意 见，特别强调反对以公民义务的规定限制公民权利的条款。这一期间最重要的事件 是“保卫工人委员会”的成立。这个委员会的目的在于援救被迫害、逮捕、拷打、 判刑的工人、工会活动分子。它标志着一种对抗共产党压迫的社会联合。 最初共产党企图吓退和瓦解这个公开活跃于波兰公众生活中的组织，但是没有成 功。它成功地营救了一些被捕工人和保卫工人委员会成员，并从此一步步密切了与 工人之间的联系。一九七七年九月它创办了报纸《工人》，到一九八０年大罢工时 ，已经发行达七万份，赢得了愈来愈多的工人群众，许多工人为它撰稿。与此同时 它还开办了流动大学，请来著名学者授课。它还建立了非官方的出版社。基于同一 人道主义目标，保卫工人委员会持政教分离观点的成员与教会接触与合作，从而形 成了工人、知识分子与教会广泛而坚强的联合。保卫工人委员会为今天波兰民主化 的胜利奠定了一个基础。 始于一九八０年七月二日的波兰许多城市的大罢工持续了十八个月，结束于一九 八一年十二月三日政府宣布军管。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经济恶化、各级党政干部 普遍的道德堕落，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这与中国八九民运的情况非常相似。 盖莱尔的整顿政策使领导阶层的特权公开增长。几乎所有高层干部都非法占有土地 、房产；他们拥有外汇，可以到特种商店购买西方消费品；干部子弟的特权亦增， 他们甚至不经过考试就得到学位证书。面对这种现实的社会主义，人们对官方宣传 的意识形态更加冷淡。七月二十四日政府宣布生活必须品准备全面涨价。七月二十 五日全国各地发生大罢工。政府一如既往地封锁消息，企图将罢工分别限制在局部 地区。罢工导致盖莱克下台。到了九日，盖莱克的后任者卡尼亚承认罢工已席卷了 四十九个港口，五百八十三个企业。 八月十四日但泽列宁造船厂工人占领了厂区，组织了厂际罢工委员会。这种新的 组织形式迅速传遍全国。除了经济要求外，这次罢工还提出了明确的政治要求。但 泽罢工工人的第一个条件是要求允许成立独立自由的工会，此外还要求罢工自由、 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要求取消新闻检察、开放教会自由广播。盖莱克八月十八日 电视讲话许诺检查物价情况，加强价格上涨控制，实行儿童补助等。然而一切都太 晚了，无济于事。八月二十三日以后，以保卫工人委员会和天主教知识分子俱乐部 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积极参与了罢工，提供策略咨询。这种广泛的团结对罢工的坚持 具有重大意义。一九八０年大罢工最重要的成果是独立工会的合法化。一九八一年 三月政府与团结工会谈判达成协议，承认团结工会合法化，十一月十日在法律上得 到确认。一九八一年九月举行了团结工会第一届代表大会。这一时期独立的农会、 学生会和各种其他民间组织也都得到了合法化。一九八０年危机的另一重要成果是 波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大会实现了波共第一次自下而上的改革。工潮期间党内派别 也明显化起来，二百名中央委员中有一百八十一名（百分之九十点五）是新当选的 。监委会九十名委员全部是新选出来的。政治局中只有两名委员留任，甚至有一名 女政治局委员为团结工会的正式成员，罢工当中，有大量党员退党。 我们看到，当中国刚刚准备开始改革时，波兰已经有三次要求改革的全国性大罢 工。它的重要特点在于： 一、每一次罢工都表明自己是针对共产党和政府的真正的反对运动； 二、每一次社会状况的改善都不是来自共产党内部自愿的改革，而是为大罢工所 迫使、所推动； 三、每一次共产党的改革都只是权宜的让步，在局势好转之后再度迅速走向腐化 和恢复到强硬政策。 对照这一段历史，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的表现与波共几乎如出一辙，而中国的人 权运动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胆识与勇气、思想和策略都远远不如波兰，甚至相当大部 分人还对共产党抱有幻想，有些人则一直想投靠共产党。 捷克：七七宪章运动告诉了我们什么？ 一九六八年的改革运动是捷克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页。六十年代深刻的社会危机 是一九六八年改革的催化剂，而通向一九六八年改革的道路则始于五十年代末期被 诺沃提尼一再拖延的对斯大林主义政治审判牺牲者的平反。对于这种严重的政治犯 罪的揭露促使许多青年党员重新反省一九四八年以来党的历史，强烈地感到彻底改 革的必要性。而一九六八年的改革则明白地意味着一直统治着这个社会的价值、规 范体系的解体，尤其是在文学、艺术方面。 从一九六七年开始，一种紧张而热烈的气氛就开始笼罩着捷克。例如，第四届作 家大会的紧张气氛由于十月份警察出动对付二千名学生抗议宿舍的恶劣状况的示威 而更加激化。面对这样一种社会状况，捷克也陷入一种分裂的危机之中。作为这种 社会危机的解决首先是捷克高层的人事变动：诺沃提尼被罢免，杜布切克接任总书 记。然而接下来的是更强烈的舆论要求更彻底的改革，到了一九六八年二月底，第 四届文代会上被禁止的杂志《文学》被允许重新出版，成为取消检查制度和整个文 学解冻的先声。由此导致了信息大爆炸。一椿又一椿揭露诺沃提尼及其朋党的政治 犯罪丑闻，致使他们被迫辞职。我们看到一九六八年的捷共的改革纲领，尽管它还 带有旧意识的痕迹，但从根本上已经表现为一种质与量的彻底变革。例如第一条， 虽然仍然强调不可组成共产党的反对派，实际上却同时承认由其它政党组成的民族 阵线在国家政治决策上相对于共产党有其自身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第二条，要求实 行三权分立，消除一党的垄断权力；第四条，确立自由、秘密的选举原则；第六条 ，确保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由此可见中国十年改革所做的不及捷克一年所达 到的。 布拉格之春夭折之后，在捷克形成了一种反对这种倒退的广泛的社会运动，例如 自称为共产主义改革派的一部份人构成捷克共产党内部的“左派反对派”，他们要 求对社会基础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重建。它要求自己成为改革的政治先锋，联合各 种反对力量（但是反社会主义者除外）和争取西欧左派，特别是共产党的支持。一 九七一年它曾经成功地组织了抵制选举的行动，有百分之十对胡萨克投保留票，百 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五投反对票。一百多人因此被捕判刑。此次重创后，它渐渐于 七十年代中期沉寂而消于无形。此时，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七七宪章运动却日益发 展壮大起来。 七七宪章是在一九七五年赫尔辛基欧安会协议的影响下于一九七七年初在捷克成 立的。它的出现被捷共定性为“是存在于政治的地下洞穴中、为外国人指使，准备 一新场的叛变”的运动和组织。在一九七七年一月一日的成立宣言中七七宪章明确 地阐述了自己的宗旨： “七七宪章是由持有不同信念、宗教和不同职业的人们结合而成立的自由的、非 官方的公开的社团，他们怀有尊重与维护人权和公民权这一共同宗旨。它没有常设 的机构和严密的组织，不要求组织上的加入程序，而是属于所有认同这一宗旨、支 持它并参与它的工作的人们。它并不是作为某个政治反对活动的基础，却像东西欧 许多公民倡议活动一样，愿意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它并不提出任何具体的社会政 治改革纲领计划，而是致力于揭露侵犯人权的具体事例，传递消息，求得解决”。 七七宪章的目的就是诉诸人权，而非任何其他的政治要求。然而从历史上看，人 权本身就是公民从绝对国家权力下解放出来的产物。从理论上看，人权本身是以自 然权利和启蒙为基础的人的解放的一个最基本最普遍的概念。它以一种未充分展开 的形式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而实现，并成为这一革命的重要成果。它反对把人置于政 治目的之下以及一切以此为借口的对个人自由的肆意侵犯与践踏。但是马克思主义 却扬弃了这一作为任何社会人的解放的必要前提的基本原则。事实上尊重人权的要 求本身就是对极权统治的严重的政治挑战。 七七宪章运动积极发现与揭露了捷克社会中对人权的侵犯。它专门有一个保护受 害者委员会，营救政治受害者。例如它曾组织十四个青年人游行五十公里，散发传 单，呼吁释放拒服兵役者。曾有一百三十五人申请在布拉格示威，要求释放J.Prin ic。并且有上千人参加被拷打致死的宪章运动发起人巴托茨卡的葬礼。或绝食、或 被捕入狱，七七宪章的成员坚持不渝地反对政府的滥捕滥抓。 与波兰七十年代的反对运动如“保卫工人委员会”一样，七七宪章是捷克反对派 长期斗争和不断学习的结果。公开合法的斗争原则对于他们来说并不仅仅是权力压 迫下的策略而已，而是这个运动的本质。它通过公开的合法斗争形式使反对派免于 陷入并且可能突破那种自我隔绝，从而使反对可能成为一种积极的社会行为。七七 宪章成了当时社会上最敏感的政治活动，它在当时一切敏感问题上都引起了当局歇 斯底里的反应：监视、夜间搜查、把怀孕的宪章签名人赶出医院、刑讯拷打、反复 抓捕等等。尽管如此，政府却没有达到孤立和扑灭七七宪章运动的目的。到一九七 八年它已赢得了九百余位签名者，其中许多是既未受到社会歧视也未遭到当局迫害 的普通人。政府公然的迫害扩大了七七宪章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读到宪章，了解 到宪章的活动，签名支持它，例如比尔森一位工人公开号召支持七七宪章，而还有 一名工人在官方的工会大会上为七七宪章辩护，驳斥工会对它的攻击。 由于坚持合法性与公开性，七七宪章运动赢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团结了相当多 的人们。它包含了各种政治倾向与思潮，有被开除出党的共产党改革派，有左翼也 有右翼（即诉求于现政权的与坚决反对它的）。相当大部分的人并不属于任何特定 的政治派别，而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良知参与这一运动的。七七宪章运动容纳各种潮 流派别，坚持他们一律平等，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它也不是一个领袖之下的 名人社团。宪章发言人实行轮换制，由各个组织轮流出人担任，而这个职位只具有 工作职能，并不是领导地位。七七宪章以与各个组织广泛的联系与协调为基础，因 此可以被视为社会生活的缩影。它不会轻易地因为内耗或当局的外部压力而消声匿 迹，并为未来的反对运动创造和积累了成功的经验。 七七宪章的宗旨、组织和它的活动表明它是与同时代的共产党改革派完全不同的 反对派，它并不以政治先锋、改革的领导力量自居，但在政治上的影响却非常大， 构成了对当局最严重的持续的政治威胁。 事实昭然，关于东欧民主化进程与中国近年来改革开放之间的历史差距无需赘言 。那种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民主化远远走在了东欧前面的说法显然是盲目无知的 。而时下大部分基于这种盲目无知而产生的对于八九民运的经验总结，例如要懂得 妥协、才能成功，是不足为训的。只有当我们把八九民运放到共产主义制度下争取 人权、民主的运动的历史视野中去，我们才会对它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我们才可 能从中吸取实在而不是臆造的经验，而有益于中国民主运动的今天和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