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彤何罪？ ----兼论改革派和体制内派 ·杨 巍· 一 今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共指使“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中共改革派大将鲍彤先 生从重判了七年徒刑。这不仅是对举世公认的人权标准的又一次践踏，也是对中共 自己制定的法律的践踏。 鲍彤何罪？按照法官的宣告，鲍彤在“动乱”期间泄露国家重要机密，伙同他人 煽动抗拒，破坏国家法令的实施”。可惜法官不敢说究竟鲍彤泄露什么重要机密？ 他又是抗拒破坏了什么法令？ 鲍先生是在五月二十八日被捕的。让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五月十九日晚， 李鹏、杨尚昆等在“党政军干部大会”上宣布用兵，同时声称军队来京并非对付大 学生，只是为了“恢复首都正常秩序”，并向学生提出停止绝食、离开广场等“紧 急呼吁”。五月二十日，北京市政府正式发布戒严令，严禁游行、罢课等。随后发 表答记者问，声称部队的任务是维护秩序，保护重要机关及公民安全等。局势发展 到五月二十四日，杨尚昆在中共军委紧急扩大会议上讲了话，等于打了招呼，表明 中共核心已解决了赵紫阳，并下了流血镇压的最后决心。接下来就是怎么选择动手 动时机的问题了。与此同时，各路军队突然后撤，退避三舍。这一招使中共达到了 一石数鸟的目的。一是麻痹广场上的人，使他们以为中共不会再动武了。二是让军 队脱离拦截的群众，以便部队的政工系统去做工作，控制军心；三是为了从粮弹装 备方面作好进攻的准备。而此时海内外许多人盲目乐观，认为胜利在望，加强了“ 坚持到底”的信心。这正中中共下怀。因为中共此时的计划正是将高自联等逼上梁 山，以便全歼。这便是中共的“核心机密”，鲍彤先生深知中共顽固派的残忍，也 深知局势的险恶。笔者当时在国内有着切身感受，不难体会鲍彤此刻忧心如焚的心 情。为了不使无辜学生血染长街，也为了不使改革派的成果付之东流，他毅然让人 向学生透露中共核心已决定血腥镇压的消息，以便让学生知难而退，撤出广场，避 免流血。 即使按照中共自己的法律，甚至按照戒严期内的法律，鲍彤此举也并没有违法。 中共不是呼吁学生回校吗？不是声称用兵只是为了恢复首都秩序，保护政府机关及 人民安全吗？鲍先生想让学生撤退，不正是合了中共声称的目的吗？戒严令中已有 “军队可采取一切手段”之语，给了军队杀人之权。鲍彤先生透露军队要镇压，只 不过是告诉学生戒严令并非说着玩玩而已，在法律上看也构不成“泄密罪”，如果 这个法令就是戒严令的话。他只是想救人，救中共宣称部队并不想对付的学生。 中共去年重判了王军涛、陈子明，今年又重判了鲍彤，为什么中共保守派对这些 希望学生撤退的人这样恨之入骨呢？他们并没有“破坏”戒严令呀!原来中共所恨的 是，这些人差点破坏了中共的杀人计划。如果学生在“动乱”还没升级为“反革命 暴乱”之前撤走，那么中共如何能以“反革命”的名义将学生领袖一网打尽呢？可 见和平结束八九风波将是中共的最大失败，这是中共之恨所在。 海外不少人至今还在相信中共的鬼话，什么戒严和镇压都是“不得不”采取的措 施，中共自己也不希望流血等等。其实“以血醒民”，是中共的预谋计划，中共正 是要用人民的鲜血来维护自己的一党专政。当然，中共是死也不会承认自己在蓄意 制造流血事件的，这是“党的核心机密”嘛，但是对王军涛、陈子明和鲍彤的判决 ，已经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二 鲍彤先生是中共改革派，我佩服鲍先生所显示的良心，也佩服他对改革事业的忠 诚。借此我想提出民运应该如何看待中共改革派的问题。 近来中共的内部斗争中，改革派又渐占上风，尤其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党内外 各种民主势力皆以拥护邓小平为名，向保守派开展了反击，一反六四以后的沉闷局 面。但是在海外，一部分民运人士却认为。没有必要对邓小平的南巡作什么反应， 否则太抬举了他。更有人认为，我们也不必太看重中共改革派的作用，他们无非是 “狗咬狗”，“争权夺利”罢了，与民运没什么关系。那些认为应该支持中共改革 派的人，有时会被指为“对中共抱有幻想”，甚至还有“等待招安”之嫌。 我认为，作为执政大党的中共，它的派系斗争与整个社会息息相关，当然也与中 国的民主事业息息相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有时候中共派系斗争的结局可作为中 国民主化程度的指标。难道“四人帮”的覆灭不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里程碑吗？难 道从华国锋过渡到赵胡时代不是中国进步的指标吗？中共党内保守派的取胜，常常 意味着中国民主化的倒退；而党内较开明派别的取胜，常常又是民运高涨的前奏， 因此，关心中共党内的派系斗争，支持较开明派的胜利，是促进中国和平演变的重 要步骤。 依我之见，所谓民主化社会就是多元化社会，亦即“党外有党，党内有派”现象 充分合法化的社会。我们民运团体是在争取实现党外有党，以此达成多元化。但是 多元化也可能从党内有派开始。日本大体上是民主社会，虽然自民党一党独大，长 期执政，但是它有不同派别公开合法地存在，一样也达到多元化的目的。当然，我 并不认为日本式的多元化就是我们民运的目的，但是至少党内的多元化是过渡到社 会多元化的最可能的途径之一。 最近中共十四大代表的选举中，一些保守派的头面人物纷纷落马，这说明广大中 共党员的民主意识已经有所提高，这当然与八九风暴所给予的民主洗礼有关。我们 应该积极推动中共党内的民主化进程。 对鲍彤先生的判决表明，一党专制的受害者不仅是党外的民运人士，中共党员甚 至高级共干也是受害者，对党外的专制必然也导致党内民主的窒息。中共自从在反 右中打垮了各路民主党派，确立一党专制的体制后，党内斗争就急剧升级，党内民 主急剧萎缩，迅速变成一人独裁的政党。社会政治生态也急剧恶化，发展成十年文 革。文革使一人独裁的恶果暴露无遗，于是物极必反，中共逐渐分化出改革派与保 守派。如今中共已从毛泽东的一人独裁后退到邓小平、陈云时代的寡头独裁。如果 改革派能持续壮大，那么在邓死之后，改革派就仍有足够力量与保守派抗衡，派系 争斗逐步走向规范化、公开化、程序化，在党内形成合法的派系结构。社会政治生 态也走向良性化，发育出合法的反对党团。 “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这是今日中共的写照。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即找死 派与等死派之争。等死就是不得好死，是等待社会矛盾总爆发，通过革命来彻底打 破现有体制，这将对中国社会有很大的破坏。找死就“安乐死”，作为原有意义上 的共产党或者消亡，或名存实亡，党员经过脱胎换骨，在新的多元化民主社会中仍 有一定地位和作用，这种变局对中国对中共都是有益的。这也是我们对改革派抱有 希望(或曰：“幻想”)的理由之一。 三 值得注意的是，围绕着中共改革派的，还有一支党内民主力量，他们是民运力量 的重要组成部份，即“体制内操作派”，其界限是他们承认中国应该有合法反对派 的地位。其政治理想也与民运一致：在中国实现多元化的民主社会。他们是在特殊 的条件下为中国的民主前途而努力，民运不应视他们为异己。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 ，体制内操作派会公开站出来支持或者参加民主运动，并为此付出代价。八九民运 时期就有大量鲜明的例子。当他们亡命海外时，就汇入海外民运洪流中。海外民运 人士应该视他们为同志战友，而不应该视之为“中共派系斗争的失败者”。 曾记得民联初建时，港台及海外一些反共人士也视民联为“中共改革派”的一部 份，“与中共本质上没啥两样”。事过境迁，这类论调早已被人遗忘。却不料今日 却被民运团体自己内部的某些朋友捡起来，用来看待自己的同志，这大概也是历史 的玩笑吧？ 对于前属“体制内操作派”的民运人士，非难最多的大概是说他们有“受招安” 的嫌疑吧？请问什么叫受招安？有些人要回大陆就叫“受招安”吗？决不是。只有 造反者归顺了统治者，并接受了统治者的价值体系才叫作受招安。如果在一定的形 势下，海外某些民运人士能够回大陆去，甚至有些人又能回到体制内去做官，只要 他们依然认同多元化的民主社会这一理想，承认合法反对党存在的必要性，那么这 就不能叫受招安。如果中共敢让这些人回去，那对民运也是件大好事，这说明中国 的和平演变已经成功在望了，中共要象前东欧各共党一样，接受民主的招安了。 还有一种说法是指责上述民运人士在国内时“高官厚禄”，在国外又“风光十足 ”，“好事都让他们占尽了，太不公平”。这种想法颇近似于白衣秀士王伦不准革 命的狭隘胸襟。搞民运的人士决不应以“谁吃亏谁占便宜”的算术来左右自己，而 应该从整个民运大局的利益来看问题。大容天下方能安天下，民主就是共存，就是 讲个“容”字。没有大容天下的胸襟和气量，民运的前途是没有什么指望的。 当然，“中共改革派”成员和“民运体制内操作派”成员在现实中确实很难区分 ，因为平时两者的界限只是在内心中是否认同“多元化民主社会”这一理想。现实 世界本来就并非到处都是非此即彼那样明确的，两者之间全有一定的过渡态。这样 也没什么不好。民运本来的任务之一就是促使保守派的人转化为改革派，改革派的 人转化为民主派。如果有些人是从改革派分化出来，他认同民主理想并为之奋斗， 我们就应该承认并欢迎他成为民运中的一员，没有这样的胸怀，还叫什么民运？ 中共重判鲍彤，也从反面教育了整个民运界。民联的总纲上有一条：“联合一切 民主力量，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现行的专制制度”，这个“一切民主力量”，从来就 包括中共党内的民主力量。多年来海外民运组织为此而努力不息，成效有目共睹。 让我们继续努力下去，直到实现民主自由的伟大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