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我的丈夫陈子明 ·王之虹· 【编者按】 去年年底陈子明生日之际，王之虹写下了“我与我的丈夫陈子明”一 文，作为生日礼物送给狱中的丈夫。本刊辗转取得了这篇文章及王之虹的一封附信 。因全文较长，现分两期发表。 王之虹给陈子明的信 明明，我亲爱的丈夫：你好! 四十岁已步入了人生不惑之年，在你四十岁生日之际，请接受我送给你的这份珍 贵礼物。 我知道我的文笔很笨拙，我对你的感情、思念、你对我的影响，我们十几年来的 共同工作、学习、生活等等，我是很难用文字表达的。我知道这篇散文虽然写得不 令人满意，但为它我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它是在用我的心来写我真实的感受和体会 的。并以此寄托我对你的思念。要知道心灵的共鸣是最值得珍爱的! 愿爱的美丽甜蜜，既保留在幸福的记忆里，更充盈在未来的生活中，成为春天里 不凋谢的鲜花，愿咱俩在人生的航程中永远并肩前进! 祝你 生日快乐! 你的爱妻：虹 1991年12月29日 我与我的丈夫陈子明(上) 当一根红线把我和他悄悄栓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似乎都没有感受到爱情的神秘 天作之合，我俩从小长大，在上海就是比邻而居，两家走动频繁；迁到北京后， 又是邻居。也许是太熟悉太亲密的缘故，当一根红线把我和他悄悄栓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似乎都没有感受到爱情的神秘。 事情来得很突然。当我对爱情还处于一片朦胧之中，它就悄悄地来到我的身边。 那是1979年春天，我刚刚考上“电大”，脱产学习三年，子明在北京化工学院，已 经读到四年级了。我们都住校，平时难得相见。一个星期天，我母亲去子明家，他 正在看书。母亲说：明明，最近人怎么瘦了？有什么发愁的事，跟王家姆妈(结婚前 ，子明对我母亲的称呼)讲。子明说：“王家姆妈，我快三十岁了，还没有朋友。” 母亲问：“你想要什么样的呢？王家姆妈给你介绍。”子明说：“就要你家小妹那 样的。”母亲笑了。这是一种允诺，一种鼓励，一种准确无误的信息。子明正是这 样理解的。过了两天，他就以一种外交大使呈递国书的方式向我表达他的爱情了。 “我很爱你。”他接着就大谈自己的缺点和弱点，“但为我妻是很难的。也许你 是选择了苦难，背起了一个沉重的十字架……。” 我没有被他吓跑，因为我深知他的为人，我喜欢他的聪明、勤奋，我更喜欢他为 人忠诚善良，当时我选择伴侣的一个标准是不着重他待我怎样怎样好，因为这可能 是假象，而更看重他对周围的人怎样，这才是真实的。为我喜欢、我信赖的人我愿 意承担一切。 如果子明与客人谈得投机，我公公便在一边微笑着倾听他们的谈话 子明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他的父亲(我的公公)中等身材，与子明相仿佛 ，但稍矮一、二公分。从照片上看，年轻时也是风采翩翩，但人到中年后一切棱角 都磨平了，走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人们绝对不会多向他瞥上一眼。大概是祖传的 缘故，子明的祖父、伯父、堂伯父都不善言辞，父亲当然也不例外。在会议室里， 人们不大可能注意到他，即使在家里，来了客人，也多半是听客人高谈阔论，或者 由子明的母亲越俎代庖。当子明年齿渐长后，父亲也不反对子明挤进会议的行列， 如果子明与客人谈得投机，公公他便在一旁微笑着倾听他们的谈话，就象是在欣赏 自己精心制作的工艺品。从天性上讲，子明象他的父亲一样是性格内向的人，然而 ，或者是由于母亲的影响，或者是由于后者的历炼，却显得在谈吐上胜过父亲一筹 。 我公公的经历，没有多少一波三折、大起大落的说书人的关节，也没有多少或喜 或悲的戏剧性的场面，即使与他的先人后辈乃至同胞兄妹相比，也可算是最为中庸 持平，恰如他在兄妹五人中排行第三一样。但平淡不等于没有滋味，只不过是生活 中的甜酸苦辣咸五味得到了某种平衡而已。公公的生活道路与他的那个时代充满着 同样多的坎坷和曲折。他生逢直皖、直奉战争，上小学时代赶上“一二八”抗战， 上中学时正值“七七”事变，大学从云南一直上到上海，日本刚刚投降，内战接踵 而来，故而比平日多上了两个年头。他象同时代的少年一样逃避，由武汉经河内， 到昆明；他象同时代的青年一样抗争，反独裁，反内战，争民主，争自由，由于公 公是一位出名的孝子，也由于他的大哥、四妹英年早逝，被病魔夺取了才华横溢的 青春，他的二哥幼致残疾，不能侍奉双亲，本身还需要他人照顾；他没有象自己的 小妹那样毅然投奔解放区，因而也没有象他的大学同班同学那样在后来当上了处长 、局长、经理乃至共和国的最高职务。解放后，公公因为家庭出身的缘故甚至始终 不能参加共产党，而同样的出身却没有妨碍他的小妹在国民党统治区被地下党组织 吸收为中共党员，也没有妨碍他本人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当然，有所失就会有 所得，公公有严父、慈母、贤妻、爱子，有风雨同舟的伴侣，有温暖宁馨的避风港 ，有美满和谐的小家庭，这正是许多名门贵人所缺憾和企盼的。这笔得失帐是很难 算得清的，因为对于人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乘法口诀表，公公对他的运算法则则是 深信不疑的，对其结果则是安然自得的。 公公对子明很少有亲昵的表示。由于子 明的外祖母、祖父母同他们住在一起，因此不需要公公来负担子女的责任。但是不 能说父亲对于子明的成长没有什么影响，书香门第的教育风范大概都是相似的，无 声胜过有声，身教重于言教。哈尔滨的单人照片、新乡的题字茶缸，奉新的竹器摆 设，桂林的破旧藤椅，记录了公公与家人的一次又一次的别离，也烘托出他任劳任 怨、事业第一、国家至上的本分。公公利用星期日和晚上的时间在家里加班加点， 端端正正，一丝不苟的抄写科研报告的情景，在无声的告诉子明，一个科技人员应 当怎样工作和生活。遇到单位分房、提薪、晋级一类的情况下，他都不张一口去询 问一下，也不允许婆婆过问此事，活脱脱的体现了老一辈工程师只问贡献、耻谈报 酬的高风亮节。子明正是从父亲身上，最早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高贵品质和道德风 范的熏陶。 公公对子明的影响，显然不限于文化的范畴，而且深入到性格的层面。又怎能不 是这样呢，在子明全身每一个细胞的染色体中，不都有公公的脱氧核糖核酸(DNA)大 分子的拷贝吗。婆婆生子明时是难产，一天一夜还没有生下来，子明的外祖母和我 公公一起在医院走廊上等待子明的降生，外祖母急得象是热锅上的蚂蚁，而我公公 却在医院长椅上进入了梦乡，连子明这个小生命在人世间的第一声啼哭也没能把他 唤醒。当子明在十五年前的“四五”运动前夜被捕入狱时，婆婆她的满头青丝突添 白发，一夜一夜地辗转难眠，公公在白天耐心地劝慰她，开导她，到了夜晚则照样 自顾自地打呼噜。子明在这方面太酷似他的父亲了，活到四十来岁，也经历了不少 风风雨雨，但从未因为发愁而耽误过一宿睡眠。这只能说是一种独特的性格，谈不 上是好是坏。过分沉稳会使人觉得你不食人间烟火，过分豁达会令人怀疑你缺乏责 任心，弄不好还以为你是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的阿Q精神。家庭的培养、后天 的炼造、给予子明纯真、乐天、随和的素质，造就了他随遇而安，奋斗不息，学习 不懈的优点。 从我懂事起，就在爸爸的书柜中发现书上有爸爸的名字 我也出身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我上面有两个哥哥，妈妈很想要一个女孩。我的 降生，给家中带来无比的喜悦，我无形中就变成了一个宝贝儿。(妈妈、爸爸很开通 ，并不认为女儿是为人家养的)。虽然我出生在三年自然灾害中，但并没有吃过什么 苦，父母的爱给了我的一切，使我有一个好身体。记得我三岁的时候，用剪刀将妈 妈做的新的绒布窗帘和我的小棉袄剪下一块，给娃娃做衣服。气得妈妈要打我，可 外公外婆护着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从此我更有了依仗。虽然毁了不少物 品，却培养出我动手能力强的个性。 爸爸是一个书呆子，一天到晚在书房中看书，对家务及孩子不太过问，但对我不 同，有时看书看累了，也要过来亲一亲，抱抱我，难怪妈妈说几个孩子中爸爸最喜 欢的是女儿。直到现在要想让爸爸干什么只要让女儿去说准行。与子明一样，书香 门第的教育风范给予我很大的影响。我对爸爸很尊敬，觉得爸爸有才能，从我懂事 起，有时在爸爸的书柜中发现书中有爸爸的名字，而且知道爸爸能用英、德、日、 俄、法五种文字进行翻译工作。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臭老九”不吃香，我也没 有放弃“好好读书，做一个有才能的人”的想法。记得我四五岁时，妈妈给零花钱 ，我拿着钱到商店，不买别的，会直接到柜台上去买纸啊、本啊、笔啊。这恐怕就 是爸爸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的母亲是一个贤惠善良的女人，她为了家庭、丈夫、孩子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 。她对我们几个孩子在如何做人方面要求很严格，比如，从小教育我们要诚实，不 说谎，对别人热情、善良、助人为乐，宁可自己吃苦，也不要让别人吃亏，工作要 认真负责等等。同时对我们的个性发展又不限制，我们想做的事，只要有道理，妈 妈就会大胆支持，以致毁坏物品，妈妈也不会骂我们。比如二哥从小学半导体，把 家中的一个老收音机拆了装不上，使家中唯一的一个收音机也没有了，妈妈不但没 责怪二哥，反而告诉他拆之前应注意什么。我学织毛衣、裁煎时也遇到过此类问题 ，妈妈还以自己的行动影响着我们。几十年来，不论住在哪，妈妈总是与邻居相处 和睦，从未与别人吵过架，发生过矛盾，别人有什么困难，妈妈总是热心地去帮助 。甚至现在身体不好，别人找到门上，妈妈也是尽力帮助。妈妈在加工工作服时， 稍不如意，也要返工重来。妈妈的这些品质对我的个性形成了深刻、重要的影响。 我从小活泼、大胆、泼辣，在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的场合，让我跳个舞，我会毫不 害怕地上去就跳。我的童年就在这样的一个家庭中幸福度过。上小学我是班里的班 长，学校的中队长、大队长，学习成绩在全年级都是数一数二的。文化大革命来了 。父亲受到了冲击，我这个学校的宠儿也一落千丈，变成了“黑七类”子女，在学 校、在家中的院里没人理，大家都要与我们划清界线。这时我弟弟刚刚两岁，我们 只有兄妹几人相伴。看着父母被斗，看着家中被抄，这些，在我们幼小的心中留下 了深深的创伤。原来，我们一家六口生活来源靠父亲一人的工资，这时父亲被关押 ，工资被扣发，家中的生活用品许多被抄走了，家中一下子进入了贫困。为了生活 ，妈妈拖着带病的身体被监督劳动，一清早要去扫院子，白天去一个缝纫组作缝纫 工挣点钱以贴补家用。到我大一点(十二岁左右)，妈妈承接加工工作服拿回家，我 开始帮着做，直到后来能自己完全独立操作，家务活全落到了只比我大几岁的大哥 身上。我除了帮妈妈做针线活，也帮哥哥做饭买菜。每年冬天，要储存大白菜，我 就带着弟弟去卡车上帮人家卸白菜。然后把拾来的菜叶子抱回家交给大哥，大哥将 这些叶子洗净，分类，有的腌起来，有的喂鸡鸭兔。这样一来二去，我和商店的叔 叔阿姨都很熟，如果有人欺负我，他们还护着我呢(当时白菜叶子也抢得很厉害)。 碰上院里上岁数的人买菜拿不动，我就帮他们送回家，还经常帮他们买粮食。 尽管生活坎坷、艰苦，但在温暖的家庭中生活并没有使我感到不幸，心灵也没有 受到扭曲。真诚--开朗--助人，这是父母给予我的无价之宝。 子明的大学课程是在监督劳动，打扫厕所时学的 我的直觉告诉我，子明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同他在一起，我总有一种安全感。我 相信我的直觉不会有错。子明在小学读书时，就勤奋好学，手不释卷。他很自信， 不盲从。记得有一次做数学题，三个同学答案相同，只有他一个人得数不一样。他 不服气，不认输，连着又做了六七遍，用了七张草稿纸，最后证明还是他对了。老 师说他课堂上表现很沉着，估计一般同学能回答的问题，他不抢着举手，必要时他 才发言。老师反复和成绩差的同学讲题，他也用心听，他不以自己懂了而感到不耐 烦。当然，在和同学相处时，也难免要以“知者”的姿态出现，不免要刺伤一些同 学的自尊心。总是别人来请教他，而他只请教自己的头脑。 子明在八中的三年，只上了一年课。当时八中实行程序教学实验，在第一学期时 ，他的数学已经自学到初二、初三的课程。在十几年后考研究生时，他的数学又获 得九十六的高分，这在研究生考试中是不多见的，通常的分数不过六十分上下。其 实子明根本没怎么读大学课程，他刚进“工农兵学员”的大学没多久就被捕了，到 他被平反时他们那届的学生已经毕业了。功课的掌握靠的是自学，中学的课程是在 插队时学的，大学的课程是在一九七五年监督劳动打扫厕所时学的，有人时冲洗厕 所，无人时就从兜里拿出美国人写的物理学偷偷地看，居然把一套三册都看完了。 十五年后的今天，他在狱中完成了“四大力学”的学习，学习数理逻辑和计量经济 学。勤奋、坚韧不拔的精神使他的自学能力日益增强，对于这点我十分敬佩。 他很喜欢弟弟，但小时候常和弟弟打架。后来和好了。也许和好的转机是弟弟带 病做作业。“那次，他做一道题，做了两个钟头，只做了一半，我看他着急的样子 ，就说，我替你做。”谁知他拒绝了：“哥哥，我自己做!”“我听了他的话，感到 惭愧了，他就跟卓娅一样。”从那以后，他对弟弟佩服得五体投地。子明就是这样 一个人，他以为对的事，别人说服不了他。显得非常不谦虚，甚至近似顽固。但如 果他认为错了，无论你怎样批评，即使语言有些尖锐，他也能够心悦诚服，不辩一 词。他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也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 一九六八年八月七日，星期三。“今天，是我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学生时代过 去了，开始走向社会，走上了新的征途，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他在日记 中这样写着。他说服了学校、家庭，提前和六六、六七两届毕业生分配去内蒙农村 “安家落户”。9时25分，火车从北京站出发，亲友、同学都来送行，场面激动人心 ，人人热泪盈眶，不禁使人联想起两千年前的壮士豪情：“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 一去兮不复还。”然而，他不是去做除暴扶弱的英雄，而是去做“防修反修”的牧 人。 火车经过张家口、大同、集宁，于夜2时15分到达赛汉塔拉。又坐了一天汽车，傍 晚到达阿巴嘎。一路上的颠簸，没有使他们散架。当看到一望无际的荒无人烟的大 草原的时候，毛头小伙子不禁放声高歌：“中华儿女志在四方；哪里有荒原，就在 哪里生产棉粮；哪里最艰苦，就在哪里奋发图强；哪里有困难，就在哪里百炼成钢 。” 他们一行四人，分配到额尔登高毕公社，这里面积300多平方公里，人口800多， 四个大队，有牲畜四万九千头。第二天，他们搬到马尼浩特，那里原有两户人家， 一户本地蒙人，一户东北蒙人，懂汉语，加上知青，共是三户。他们一落脚，就给 他们分羊，公羊、母羊、老羊、羔羊，都搭配成群。他们依然兴奋莫名，当他们吃 上自己作的第一次饭，用现时报纸上时兴的词儿来形容：兴奋情绪“进一步达到了 高潮”。 一场大雪使在蒙古包里的子明两天没饭吃没水喝 子明这个人的生活能力是很差的。记得68年8月中旬，他们分到浩特第一天，生牛 粪灶火，需要引火柴，他自告奋勇去七八里外的“淖尔”边割芨芨草，结果因马肚 带没系牢，上马转了鞍，人摔马跑。这时天黑了，马也跑没影了，他只得朝着有一 星灯光的地方走，摸到别的浩特，方由牧民老乡把他送回家。这时知青伙伴正四处 寻找他，搞的大家虚惊一场。(因他们到达草原第一天就有知青骑马摔死了。) 接着新的考验就来了。冬天到了，刮了一场八级风，飞沙走石，水也结了冰，穿 着棉裤，还冻得发抖。接着，又下了一场大雪，足有二寸厚，气候降到零下34度。 同一蒙古包的伙伴在下雪前到别处开会，因下雪，被主人留宿两天。当时只有他一 个人看家，由于对下雪没有思想准备，下雪后牛粪都被覆盖和淋湿，生不着火，结 果两天没饭吃没水喝。事后一位大两岁的同学嘲笑子明说：“你在北京还号称知识 渊博呢，实际上你最无实际生活知识，”他翻翻眼皮，无言以对。他在日记中这样 写道：“这话虽不入耳，却是实话。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光读书本子，没有 实践经验，只能培养书呆子，决不能培养出真正有创造性的劳动者，更培养不出无 产阶级接班人。我一定要改掉书呆子习气，多参加实际斗争，取得实践经验，才有 可能对人民有所贡献。” 当时内蒙古自治区领导人滕海清发动了一场“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打 击“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活动。这个组织早已并入共产党，滕海清却认为它一直在 从事秘密活动。于是，蒙族人民就遭殃了。一批知识青年被抽调到公社“挖肃办公 室”搞运动。其中也有子明。知青在大队劳动，每月补助生活费十元，而到公社搞 运动一天补助八角。子明到公社当夜，公社妇联主任被人活活打死了。那些搞运动 的打手白天睡觉，夜晚刑讯逼供，折磨蒙古族牧民。他们将牧民按在火炕的炕头， 上面压上几床皮被，把人烧得大汗淋漓，又剥光衣服，推到土房外，在零下40度的 严寒中冰冻。惨叫之声不绝于耳。子明两天两夜没有合眼。第三天，大队来了一辆 运粮车，子明没打招呼，就坐着马车离开了公社。他对同伴说：“我们不了解情况 ，不能糊里糊涂地受人指使。”知青们都赞同他的看法。后来，公社又派人来捉大 队支书吉尔哥拉。全队知青以“毛主席身边来的人”的身份把他保住。吉尔哥拉才 幸免于难。用这个名义，他们还救了公社书记劳布森。 然而，他又碰到不愉快的事情。这天中午，来了一只狼，跑进了羊群，子明骑着 骆驼，急忙去赶，还是咬伤了两只羊，一只羊的尾巴被咬掉了。回来的路上，子明 又流了鼻血。这已经是第四次了。社员马二愣夫妇劝他别放羊了，这更使他懊丧。 “我真的没用么？”他想。 来年春天，草色转青，知青们参加了蒙古族传统的打狼围猎活动，子明纵马飞奔 ，追赶野狼；不几天，又为马群剪鬃烙印，人们追逐着从未驯服过的烈马，挥动马 杆套索，草原上烟尘蔽日。一群群烈马，口喷白沫，嘶鸣踢咬，知青们不知从何下 手，一拥而上，有的拖马尾，有的拖马腿，一场鏖战，几乎人人带伤，子明的眼睛 腿也摔断了。姑娘们嘲弄他们的笨拙，吉尔哥拉却夸赞子明：“好样的!” 每天饮一千多只羊，上百头牛，往往要把一井水打干。牧区缺水，一年有六、七 个月是化雪水饮用，终生难得洗一回澡，衣服穿到身上直到破烂也不过水，虱子成 团成片抓不过来，索性放在木板上用酒瓶子干。每天随羊群出牧，方圆几十里，空 无一人，只有一马一狗相伴。到了剪羊毛季节，羊毛自然脱落，扬扬洒洒，牧场周 围都是团团毛絮，远看白花花一片。 因为子明有一本厚厚的《农村医药手册》牧民们就认为他是“北京医生” 因为子明从北京带来一盒子药品(大约一二十种)，一本厚厚的《农村医药手册》 ，有人生病，他就现翻书本，对症下药，有几个人犯感冒，居然被他治好了。从此 牧民就奔走相告：知青中有一个“北京医生”。因此，他就被派到赤脚医生培训班 ，回来后就名正言顺地当了大队赤脚医生，他把知青们带来的药品集中使用，背个 药箱，为牧民巡回看病，助产、接生。他在自己身上找穴位，练习针灸，扎得他自 己眼珠乱翻，涕泪交流。记得有一次，一位患者宫外孕大出血，当时的子明还不曾 受过训，想不到妇科方面的病，因此未能对这一急腹症立即做出判断，幸亏及时送 往旗医院动手术，才挽救了患者的生命。 子明放过羊，放过马，晚上值更守夜看 护畜群，白天还要参加巡诊看病、剪毛、打井、修盖棚圈。他每天早上六点便起床 ，一边跟着收音机学习英语，一边为贪睡的伙伴做早饭。他笨手笨脚，还要一心二 用。一手拿书，一手添火，嘴里还念念有词。锅里的粥溢了出来，慌乱之中，锅上 蒸的包子一下翻到粥锅里。那些躺在被窝里的人七嘴八舌笑骂它：“笨蛋!”唉!好 心办了坏事，竟落得这个下场。整个早晨，他不吃饭，也不说话，生着闷气。晚间 回来，小伙子还逗他：“你真没吃饭呀，跟你玩儿呢，怎么恼了？”半响，他才说 ：“谁叫我那么笨，该罚!”小伙子不依不饶：“你真象个小姑娘!”子明说：“就 这一次!” 一九七零年，子明被牧民选进了大队领导班子，担任那仁宝力格大队革委会副主 任。：“新官上任三把火”，他带人在无水草场打了三口井，又组织一班人马自己 动手在草原上盖了十间平房。在这一带的游牧民族中这还是第一次。随后，他们又 狂妄地提出一个“改造牧区、改造牧民”的口号，开展社会调查，准备勘察大队地 形、打井、搭棚、建定居点、搭冬营盘、羊棚圈，扩大基本建设，调整生产劳动组 织，改善经营管理，购买良种公羊，改良品种，推行牧业机械化、集约化、建浴室 ，开办妇幼卫生讲座，……这一次，他们触怒了蒙族干部群众，受到公社指责，旗 县知青办也出面干涉，批评知青们把自己摆错了位置，因为他们是来接受“再教育 ”的，怎么“改造”起牧民来了？ 知识青年一个个困惑不解，因为他们看到富裕的草原已经显露出衰败的征兆，粮 食供应也越来越紧张……。草原振兴无望，牧业作为一种谋生手段，也几乎是日暮 途穷了。 在与同学通信中议论了张春桥、姚文元，子明被定性为“反动学生” 1975年我们又在北京重逢了。子明背着内蒙毛毡，进了北京化工学院。他到内蒙 不久，一家人天各一方；他父亲下放到江西，母亲下放到湖北咸宁，弟弟和妹妹留 在北京，由外祖母照看。这时两个家庭已经回到北京。后来听说他被警察抓去了， 因为同同学通信中议论中央文革，对张春桥、姚文元的两篇理论文章进行了批判被 人告密。他在炮局胡同北京市公安局十三处看守所关押数月后被定为反动学生，开 除团籍、学籍，交学校监督劳动---打扫厕所，监督劳动一段时间后，学校感到不好 处理，又送到公安局，最后决定于一九七六年四月六日送往通县永乐农场改造，最 有趣的是在他去农场前一天回家收拾行李时，又卷进了“四五运动”，而且被推选 为谈判代表，事后他就去了农场，居然逃脱了搜捕，想不到那里竟成了最安全的避 难所。一九七八年十月北京市公安局对子明问题进行复查，一九七九年三月北京市 公安局对子明正式做出结论，决定平反。 “北京市化工学院陈子明同志，于一九七五年七月，因与内蒙锡蒙师范学校某某 同志交换对当时社会情况的一些看法，被我局以反革命小集团嫌疑拘留审查，定为 反革命性质，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于同年九月二日释放。经复查，我们认为对陈 子明同志的拘留审查和定性处理完全是错误的，应给予彻底平反，赔礼道歉，恢复 名誉。过去的一切结论一律作废，有关材料统一销毁，今后在政治上不受任何影响 。建议北京化工学院党委做好善后工作。” 北京化工学院做出恢复陈子明同志学籍、团籍的决定。 大概子明是属于一眼看不透的那种人，因此很难博得目光敏锐的女人的垂青。他 既没有英俊潇洒的演员风度，也没有能言善辩的外交机智，更不象心灵手巧的治家 能手。光看外表，他充其量是姑娘们挑剩的“三等残废“。我的女伴就指点过我， 千万不要找书呆子，不会干家务事，挣的钱不多，你将来少不了受苦。当然，这些 都很重要。但是，爱情不是一条单行道，你选择对方，对方也在选择你。因此，你 无法选择完美，因为你自己也不完美。你只能选择最重要的。恰恰是子明的人品、 韧性、事业心，还有那股一眼就能看透的傻劲，深深的吸引了我。（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