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八九民运”纪实 ·吴华辰· 【编者按】 传播界对“八九”民运的报道一般集中于运动之中心北京，而对外地 城市注目较少。上海作为在“八九”民运规模上仅次于北京的城市，其运动发展的 轨迹应当被记入历史。上海的运动开始时与北京同步，结束却与北京大不相同。其 中原委，令人深思。本文详细记载了上海民运发展的始末，值得一读。 一.八九年初的形势 在经过短期的受压制后，一九八七年开始，中国思想界又重新活跃起来，至八九 年初，思想讨论空前繁荣。人们的认识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突出表现在以下 几点：(一)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猛烈批判，提倡“全盘西化”或“全方位 改革”，甚至直接了当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政治多元化”。许多文章公开讨论 多党制的可行性。这实际就是明确否定了邓小平提出的所谓“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 设道路”，论证了只有政治上实现民主化，中国才真正有可能在经济上实现现代化 。《河殇》这部公开的形象化的政治电视片，借宣传扬弃传统黄色文明“迎接新世 纪的蓝色文明”之名义，隐晦但有力地表达上述思想。这一层的认识，不仅在知识 界几乎成为“共识”，而且亦颇深入一般市民阶层之“人心”。(二)普遍认识到所 有制必须改革。中国目前的国家所有制是整个中国经济问题的基础，中国目前的经 济问题最后症结也归结到“公有制”这个根本问题上。因此，当小打小闹“责任制 ”效力显尽之后，只有改“公有制”为“私有制”，才能使改革出现“豁然开朗” 的新天地，才能使经济发展有永不衰竭之强大动力。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连续 刊出几篇来自美国的文章，诸如《如何一跳过河地实现资本主义》等，详细讨论了 变“公有制”为“私有制”的几种可行方案，我甚至看见几篇文章认为，现时中国 的“官倒”虽然在道德上不足取，但其“化公为私”，使意义重大的私人原始资本 得以积累，这对于将来社会成功地象“私人资本社会”转变功莫大焉……当然，第 二个问题的讨论远不如第一个问题那么充分。(三)明确提出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 所扮演的独特社会角色这问题。众多的文章认为，所谓知识分子是这样一种人：他 们的肉身生活在现世，但他们的精神存在于他世，他们对世界的观察如置身河之彼 岸对此岸的观察。用中国话说，这叫“清高”，用外国话说叫“独立人格”。由于 他们置身于彼岸的他世，不受此岸现世中的嘈杂纷扰，因而他们能够更清晰地观察 、更正确理解现世。他们总是象公鸡一样在人们甜睡时，令人讨厌地预知、预报着 黎明。因此知识分子永远都是人群中先知先觉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永远都是与当局 保持距离的(如果，他投靠政权，当了官，实际他已不是知识分子而成了官僚了。) 因此，每当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知识分子总是唤醒民众，指导民众；而同时为统 治者所痛恨。这是一个在八六年之前很少讨论的题目，而在八九年时已成为思想界 的热门话题和被知识分子所广泛接受的思想。 然而，与思想界大步前进相对应的却是，中国政治界的步步后退。在八七年赵紫 阳的“闯物价关”失败后，经济改革陷入进不得退不得的两难境地，于是，以李鹏 为代表的保守派全面反扑，赵紫阳的所谓“改革派”只得无可奈何地退让，结果宣 布改革进入“治理整顿”阶段。实际上是经济改革停顿甚至开始走回头路。至于这 之前曾被提起的政治体制改革，则更是渺如黄鹤了。 如此一来，到了一九八九年，中国思想界与政治界已拉开了相当大的距离。知识 分子的期望与政治家作为之间存在着相当的差距。激进的青年一代知识分子，尤其 是大学生，急切真诚地想把已出现停滞趋势的中国政治再次推向前进。 二.胡耀邦逝世 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消息传来，我正在单位(华东政法学院)宿舍。电 视播完哀乐和公告之后，我看见许多人已眼含热泪，人们虽没有忘记他在临下台前 所做的《新闻是党的喉舌》的强硬派讲话，但仍然对这位因八六学运而下台的“开 明派”领导人抱有强烈的同情心。对其逝世亦颇感惋惜和愤慨。“死错了”是当时 学生、知识分子发泄这种感受的标准语。 这次知识界的反映相当迅速，悼念胡与评价胡的文章、大字报当天出现了。不久 ，焦点集中到了对胡的评价，导致其下台的八六学运评价和胡下台的非程序化和党 内民主建设等问题上。早在四月中，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就出现了第一张号召游行的 大字报。 在这一段时期，中共党局亦万分紧张。对胡的逝世，中共中央本欲大事化小事。 在关于胡逝世的公告中说：胡耀邦同志追悼活动由中央统一安排……言下之意，各 地均不得组织追悼活动。当时，对于胡的逝世，不仅保守派试图尽量缩小影响，就 连赵紫阳也不希望多扯胡的八六年下台这个问题，因为他曾是八六年的倒胡主力。 至于他后来竭力捧胡和支持学生运动，又是后来为了保持地位而与邓小平较手劲的 后话了。 上头紧张，下面更紧张。因为早就盛传：“今年五四要大搞”，现在胡耀邦突然 逝世，人人都有预感：“大搞”可能要提前了，学潮随时将爆发。这期间，上海市 委几乎每天召集高教局与各院校领导开会，各院校又召集下面各系开会，各系又召 集各班……总之，要层层实行责任制，哪个学校“出问题”要由哪个学校领导负责 ，哪个系“出问题”，哪个系负责。那几天，那些平时一贯板着“马列主义面孔” 踱方步的党委、总支书记、政工干部们，每天在学生宿舍，满脸堆笑，四处乱窜。 试图发现“苗子”，及时“疏导”，通过软硬兼施的思想政治工作“防止冲动，维 护宝贵的安定团结的局面”。对于我们这些平时“比较激烈”的青年教师，亦自有 领导一一找去分别“谈心”，晓以“安定团结、四化建设”之大义；喻以提职评薪 分房出国之实利。要求无论如何在这几天内讲课时不要随便讲一些不负责任的话， 以免挑起学生“情绪”，否则，后果自负，云云。此刻，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 了。 三.上海学运的爆发 四月十八日晚，上海复旦大学，在同学们热烈掌声中，选出了二十个勇气非凡的 “出头鸟”。其中一位香港籍的学生张才，即后来大名鼎鼎学运领袖姚勇战，以一 句“我是从香港来的，将来运动万一失败，请你们把责任往我身上推，我一人承担 所有责任”，而被公推为这二十人中之首领。在当时的高压气氛下，此姚确为勇敢 者中之勇敢者。 当晚，以二十人组成游行领导指挥小组(这一名称是沿袭自八六年学运，当时同济 大学首先采用这一组织形式)，决定第二天游行。大家还具体讨论了所用的标语、口 号及游行线路、纠察队等。议论停当后，只等第二天“豁出去”，拼死一搏了。 不料，第二天，党的强大的政工队伍显示出了最高效率。据张才回忆： 到了第二天，所有上海学生的家长都来了。一位成员的母亲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劝自己的孩子不要这样做。外地学生在沪有亲戚的也纷纷赶来，要对这些成员“尽 义务”。有的更是从家里打来长途电话，命令我们的成员“不得上街”。从校党委 书记、副校长、教务长，到各系党委书记、辅导员纷纷赤膊上阵，把我们的成员能 拖就拖，能困就困，不让他们出寝室。我本人从一清早到中午接受了十多批“领导 ”的轮番轰炸，好言相劝者有之，恶言相逼者有之，口吐苦经者有之，更有那些恩 威并济，双管其下的“谈心专家”，把我搞得精疲力竭。在这种情况下，二十人中 散了一大半。我和剩余的几位协商后，终于向校方妥协，放弃了当日的游行计划。 然而，这些技术性手段，毕竟不能压制火山的喷发。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九日，复 旦大学终于有数百名大学生，不顾一切地冲出校门。从此，揭开了惊天动地的上海 八九民主运动的序幕。 在四月十九日复旦大学游行之后，从第二天开始，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 济大学、交通大学等在沪几所著名院校都出来游行了，初期的口号主要集中在悼念 和重新评价胡耀邦以及反腐败、反官僚上。 这一段时期，虽然北京、上海的首批学生游行示威发生了石破天惊的社会效果， 但总体上来说，当时的社会风气还是沉重压抑的。在赵紫阳“五四”讲话之前，上 海除一些名牌大学之外的大部分大学并未出来游行。广大市民惊喜、佩服而又担忧 地注视大学生的行动，虽然赞赏这些替人民抱打不平的“绿林好汉”，但他们不敢 ，也不知怎样去支持这些学生。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干部阶层的心理状态。上海没有太多的高级干部，主要是中层 和基层干部，他们中除一些极端顽固的老干部外，绝大部分对胡耀邦有好感，对学 生忧国忧民勇敢举动怀有敬意。特别是其中那些在十年“年轻化”、“知识化”干 部政策下提拔起来的新干部。但是，他们毕竟对中国的现实政治有更多的了解，胡 耀邦死后的政治形势，用台湾报纸的大标题来说，是《胡死、赵危、邓落单》。再 加之八六年前车之鉴不远，所以他们一般都是“谨言慎行”地“静观待变”，以防 “犯错误”。所以学运刚刚兴起时，干部阶层虽然心里想的个个不同，但嘴上都说 ：“游行示威不解决问题。”即反对学生游行。因为，学潮随时会结束，而他们宦 海生涯却是要坚持下去的。 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是个油滑而又官欲极强的新派技术官僚。他既不象 一些老干部那样带有对改革开放直觉式的憎恶，也不象近年一些从大学生中提拔起 来的青年干部那样热衷于时髦的新观念。他当了几年上海市长，毫无政绩，现在刚 刚让出市长职位改任市委书记，他似乎觉得在这场学运中有表现一下的必要。回想 八六年，天津市长李瑞环曾因对学潮态度强硬而受邓小平表扬。学潮掀起后，上海 《世界经济导报》与北京的《新观察》等单位，联合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这个座谈 会最后得出结论：八六年的胡下台事件，完全由一个人说了算，未经过中央全会， 一个党的总书记就轻易被一个顾问、普通党员罢免了。这是个“非程序化”的过程 。因此，无论是胡耀邦的悲剧也好，目前中国最普遍的官僚、腐败也好，直至最近 的学运也好，一切问题的最后症结，归结于党内缺乏民主制度。《世界经济导报》 打算刊登这次座谈会的主要发言。 这时江泽民正探到北京方面打算“对学潮态度要坚决”的内幕消息。于是，江决 定“露一手”。四月二十四日，中共上海市委下令当期《世界经济导报》禁止发行 ，强制另发新版(删去座谈会内容)代替。实际上，当时全国的不少报刊都在刊登这 类文章，《世界经济导报》虽然一直在思想界扮演冲锋陷阵的角色，但也决非独此 一家。在“四.二六”社论尚未发表、全国都在观望情况下，江泽民此举可谓“露脸 ”，抢下了头功。 不过，如此一来，刚刚开始的学运之火立即被浇上了一瓢油，学运多了一个直接 目标--声援《导报》，谴责江泽民。当时游行队伍中一个常见的标语是“江泽民卖 报求荣”，可谓一针见血。 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洋洋得 意的江泽民于当天下午，在可容纳万人以上的上海体育馆召开干部积极分子大会， 宣告上海“反动乱”。此时，气氛一片肃杀，干部与社会上的一般看法是，同八六 年一样，随着中央表态，学运也到此结束了。 四.民运高潮与各界声援 出人意料，这次学运的成熟程度大大超过了八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在北京爆发 了一九四九年以来场面最大、历时十四小时的群众游行，抗议《人民日报》社论。 二十万学生参与，百余万群众夹道呐喊助威，迫使中共国务院同意与学生对话。二 十八日，成立了“北高联”。 上海亦出现相似情况。四月底五月初，复旦大学的张才、文江平，华东师范大学 的沈军、黄松等与各校学潮中涌现出来的勇敢的学生领袖一起，创建了上海高校学 生自治联合会，即“上高联”，张才当选为主席。五月二日，上海各大学联合发动 了规模空前的大示威，游行的标语口号有：“打倒官僚”、“还我导报”、“恢复 钦本立职位”、“新闻要讲真话”等。游行队伍开到外滩的市政府门前静坐，并递 交了请愿信。其中有四点要求：(一)恢复钦本立职位；(二)修改游行条例容许真正 的游行自由；(三)保证这次学运参加者不受清算；(四)客观报道这次学运。市政府 接受了信件，但无回复。 五月四日，上海各高校又联合发动纪念五.四大游行。这次上海的高校基本上都出 来了。人数达数万，游行结束后，有上万名大学生在市政府门前静坐，要求就“四 项要求”与江泽民对话。同一天，赵紫阳发表著名的《对亚洲发展银行成员讲话》 。 此讲话一发表，政治气候开始转向，上海的知识分子、学生、市民无不欢欣鼓舞 。善于辨别“风向”的干部们也似乎第一次发现“中央声音”竟与自己的良心趋向 一致。于是，在此后的两周中，上海的学运蓬勃发展，知识分子、干部、市民各阶 层纷纷介入，原来的单纯学生运动转化为有各阶层民众来参与的民主运动。与此相 映成趣的是：原想看准风头抢头功的江泽民等异常尴尬，再不露面了。游行队伍中 有标语嘲讽说：江泽民不是模子——缩（不是“模子”是沪语“没种”的意思）。 五月十三日，北京高校学生开始在天安门广场绝食。 五月十六日上海高校几百名学生开始在外滩市政府大门外静坐绝食，声援北京同 学，要求对话。 此后十七、十八、十九三天，上海民运达到了高潮，上海的两条主要道路南京路 、淮海路上，游行队伍前望不见头，后望不见尾。人民广场、外滩为绝食、静坐学 生和各阶层声援游行队伍挤得水泄不通。整个上海如同沸腾一般。 至此，上街参加游行的高校已达百分之一百，不管是军队院校，还是警察院校， 无不打着本校的大旗，上书如“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中国人民解放 军海军舰艇学校”等，列队上街游行。同时，罢课的高校几乎也达百分之百。参加 游行的除大学生外，还有小学生、中学生、研究生、教师、记者、编辑、民主党派 、干部和工人、市民等。其中工人、市民的游行队伍往往笼统地打出“工人声援团 ”、“市民声援团”等旗号，而不标单位(因为普通的工人、市民最缺乏安全感)； 而学生、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则必须打出本单位的大旗，因为他们所代表的单位 ，往往具有很大的权威或影响。如共青团上海市委、解放日报、上海电视台等。十 七日在外滩，我看见了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当一支小小的游行队伍打着“中国国民 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号，经过静坐绝食圈时，同学们掌声雷动，表现出异乎寻常 的激动。学生纠察队伍还破例允许这支队伍进入静坐圈内声援。(一般声援游行队伍 都只能在外圈经过。)显然，同学们也许认为“民革”同共产党的对头--中国国民党 似属同宗。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个人亦身背着写着自己名字的布条，赶来声援静 坐绝食学生。他们往往是一些知名人士。如八六年被开除党籍的自由化分子王若望 、著名作家草明等。 这时候，在外滩绝食者已有几百，静坐者数千。此外人民广场还有另一个静坐场 地。外滩静坐绝食的具体组织者是上高联与复旦高自联的几百名学生领袖，大致说 来，他们表现了相当的组织能力，学生纠察忠于职守，也表现了相当的权威。在外 滩的狭长地带上，他们设置了两道纠察线。第一道是绝食圈，圈内有用毛竹和芦席 搭成的小棚，供绝食同学躺着休息，保存体力。此外还有一个广播站和一些医务人 员，这是内圈。第二道纠察线是外圈，也就是静坐圈，圈内有绝食圈和几千名静坐 学生。在这到外圈之外，他们留出半条马路，供源源不断的声援游行队伍通过。 作为“教师顾问小组”成员，我在这高潮的三天一直在绝食和静坐圈内。拍下了 大量珍贵的历史镜头，看见了无数催人泪下的感人场面。下面是我亲眼所见的其中 两个。 场面之一： 有三位身着工装的中年妇女，不知怎么穿过了学生纠察线，进入了静坐圈，将一 些面包、饮料分发给同学们，当时，来自社会各界川流不息的声援、捐赠早已令学 生领袖应接不暇，所以，这三位自己钻进来的普通妇女实在不可能有人专门接待， 于是分完之后，她们就站在一边看着学生吃。我上前攀谈之下，得知他们是上海某 工厂女工，当天早上，车间里的小姐妹自发捐了些钱，让她们三个买了面包、饮料 利用中午休息时间来慰问学生。刚才为了进入静坐圈与纠察足足磨了十分钟嘴皮子 ，现在总算如愿以偿了，当被问及为什么要送这些食物来时，她们说：“（他们） 大学生这样子也是为了我们呀!”约半小时后，大概上班时间到了，她们做出想要离 去的样子。但似乎又意犹未尽。突然其中一个说“我们能同你握握手吗？”说完， 她自己也哭了起来。我们感到了某种责任。于是，我非常认真地与这三位女工一一 握手，并斟字酌句地说“我代表这里的同学和教师，向你们和厂里的工友们表示感 谢!”直至今日，我仍恨自己，当时怎么除了一句“官话”就想不出更好的语言。最 后我为她们拍了照片。这样她们才满意地离去。 场面之二： 外滩，一位两鬓斑白的女教师，挎着装满面包的大篮子，一言不发，泪流满面地 将篮内的面包一一分给静坐的学生……她无论走到哪里，同学的掌声就跟到哪里， 我听见有的同学轻轻对她说“谢谢你，妈妈!”我摄下了这一感人场面，可惜出国时 “反动照片”不敢夹带太多，这张照片被精简掉了。 象这样的感人场面，出现得实在太多了。当时事实上是所有的阶层都卷入支持民 运。 出现这一局面，除了人民对共产党的不满外这一根本原因之外，还因为赵紫阳的 讲话和当时的宣传媒介导向，使人们减轻了恐惧感，各阶层人民(主要是知识分子) 终于敢于站出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了。正是由于赵回国后中央高层似乎出现了政 治转向，于是以“官”为职业的干部层便跟着转向。原来本来就同情学生的干部现 在公开“紧跟党中央”；原来对学运反感及至憎恨的干部现在或者皮笑肉不笑地学 一句“学生是爱国的”，或者不吭声了。这样一来，可以说当时整个干部队伍茫然 不知所措，党的机器似乎暂时对民运失去了控制。一股本来威力强大的对民运的基 本压制力量，暂时消失了。 五月十九日凌晨，赵紫阳、李鹏在天安门广场探望学生。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到 这时不得不跟着转向，于是，当天他与市长朱熔基也学赵、李，去外滩慰问绝食学 生。 实际上，这时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已见分晓，试图利用学潮而对学生采同情态度 的赵紫阳派已失势。 五.戒严与空校运动 五月二十日凌晨零时，电台、电视台转播了李鹏、杨尚昆的讲话，宣布北京市实 行戒严。顿时，外滩绝食、静坐场地一片悲愤。 这时，以张才为首的上高联审时度势，认为试图以和平手段来感动党和政府，推 动国家进步的学生运动至此正式宣告失败。因此，外滩绝食、静坐的组织者下令， 结束绝食、静坐，同学们撤离外滩，全体回校。 但是，这一决定并未获得全部同学的认可。当时，在绝食、静坐圈内，有些同学 在悲愤地哭泣，有的同学激动地呼喊着口号，少数不同意撤离的同学与多数同意撤 退同学出现严重分歧。而墙外则是大量团团包围的军警，同时，高音喇叭反复播放 李、杨戒严讲话，令学生离开，气氛紧张恐怖。这时负责外滩的上高联与复旦高自 联的学生领袖们表现出相当的成熟度与组织能力，他们一方面组织绝大部分同学有 秩序地撤出(其中大部分同学乘坐当局提供的公交车回校)；另一方面，给少数剩下 的“坚定分子”一个台阶下，让医务人员用担架将这些“绝食晕倒”(其中可能确有 几个因气愤加体弱而晕倒的绝食同学)的同学送往医院。在学生们撤离后，原来攀爬 在建筑物，防风墙和梧桐树上的市民也都“扑通、扑通”地跳下来，逐渐散开。至 凌晨二时，外滩市政府外团团包围的军警开始压向空无一人的绝食、静坐场地，实 施象征性的清场。 是夜，未发生流血冲突。 此后的形势发展有些出乎人们的意料。戒严令传来，激起了上海各阶层的普遍不 满。五月二十日，从上午九、十点开始，竟掀起了一次新的与前三日不相上下的游 行高潮。这次高潮有个特点，大家情绪都很激动。市民对学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同 情和支持。公共汽车司机遇到学生游行队伍都自动停车、鸣笛，以示支持。外滩与 人民广场外虽然都有列队警察组成的封锁线，但形同虚设。人们在这些组成封锁线 的“警察桩子”之间穿来穿去，肆无忌惮，警察心中有难言之隐，个个都自认木头 人，面无表情，只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此后，从五月二十日到二十九日，几乎每天都有大规模的游行，外滩、人民广场 的静坐也恢复如前。其中规模最大的是“讨李(鹏)大会”。但是，在这十天内，每 天声嘶力竭毫无希望的反复游行，也令学生们的精神和肉体极端疲劳，热情也开始 下降，更重要的是，由于赵紫阳的倒台，整个干部阶层又转向了邓、李、杨的新党 中央。尽管许多干部内心仍是同情学生、支持民运的，但整个干部队伍开始按照党 中央的指令，转到了坚决反对民运的立场上去了。 在学校，表现为党委和政工干部又重新“站出来”，理直气壮地“劝阻学生”， 制止动乱。立即停止上街游行，恢复上课。部分小的高校开始复课。而面对这种情 况，上高联决定采取针锋相对的行动。 五月二十九日，上海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号召全市高等院校实施“空校运动”， 即要求大部分同学暂时离开学校，返回家乡。这样，一是彻底否定了“党中央”和 学校当局的“学校要坚持正常的教学秩序，凡罢课的应一律无条件地复课”(李鹏戒 严讲话)的命令；二是使身心俱疲的同学得到一段时间的休息；三是将民运信息扩散 到同学的家乡去。 此号召发出后，复课趋势完全被制止了。高校学生大约有一半回了家。剩下的同 学仍在坚持着游行，抗议，声讨李鹏、杨尚昆、邓小平，反对戒严令，此间还发生 了几次“军队坦克出现在市郊，即将入城”的误传(事实是有一批出口坦克开往码头 装船)，导致同学们深夜起床，集队前往交通要道阻挡，结果虚惊一场。这一期间， 各校还组织了宣传队深入工厂、街道、公共汽车站等地宣传。其中有个幽默活报剧 式的东西是这样的：一人抬着一个巨大的仿“肠虫清”广告，一人拿电喇叭喊，有 人(指邓小平)得了老年性痴呆，不用愁，有药能治，只须两片，一片“民主”，一 片“自由”。最后，拉长声唱出那家喻户晓的广告词：“两——片”。 总的说来，这是学生运动自掀起后最艰苦的一段时期，同学们凭着追求民主、自 由的理想的决心，与掌握无限权力的共产党当局进行了一场韧性与意志的较量。 最后，在这场较量中，共产党终于失去了耐心，同时，也失去了理智。 六.大屠杀之后的全民抗议与镇压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至四日晨，中共最高当局不顾一切地悍然下令军队开枪， 血腥屠杀要求民主的学生和市民。 这一震惊世界的消息是通过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等外国电台传至上海的，立 刻激起了上海各阶层人民的极大义愤。 在各大学，师生悲愤欲绝。他们立即设置了灵堂，悼念为民主事业捐躯的自由烈 士。上海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号召全市罢工、罢市、堵塞交通，抗议北京的大屠杀 。在上高联的领导下，各校师生上街游行抗议。愤怒的师生含着眼泪冒死喊出、打 出“打倒邓小平”，“打倒李鹏”，“打倒杨尚昆”，“打倒共产党”，“血债血 还”，“为六四烈士报仇”等口号、标语，惊天动地。 与此同时，各校自治学生会还派出宣传队，上街演说，播放录自美国之音等外台 的大屠杀现场录音。从中可以听见阵阵枪声，救护车笛声等。散发、张贴来自海外 的报导，传真复印和来自北京的电话记录等。号召广大市民罢工、罢市、架设路障 、堵塞交通，使上海这个全国最大的工商中心瘫痪，以期向北京的执政者施加最大 的压力。 六月四日下午开始，市民响应上高联的号召，自动聚集在各交通要道口，用身体 阻挡车辆，使交通断绝。上海公交公司工人(他们是工人中响应学生呼吁最积极的一 群)将两车厢公交车开到各交通要道、十字路口，一转方向盘，长长的“巨龙车”就 横在了路口，再宽阔的路口，一部这样的长公交车横在那里都绰绰有余。在从市区 通向机场的延安西路与上海唯一的环城路中山(西)路交叉口，象这样的“巨龙车” 竟停了四部。在被堵塞的十字路口附近，被拦下的各种车辆也纷纷自动或被迫放了 气。除了汽车路障外，原来的车道隔离栏等也被横了过来，挡在马路正中，成了路 障。 不仅公路，连铁路交通也一度为学生、市民所阻断。六月六日，在北部光新路道 口，一辆从北京开来的客车面对卧轨的学生和市民竟不停车，当场活活压死六人压 伤几十人。愤怒的群众即烧毁了这辆列车，并与警察发生冲突。这就是所谓的“光 新路事件”。 在这一期间，上海各高校与许多企事业单位、外资企业、外国领事馆都下半旗致 哀。 在上高联号召设路障，堵塞交通的三天内，整个上海陷入半瘫痪中，由于没有公 家车，工人无法上下班。由于主要道路堵塞，外面货车进不来，市区货车出不去。 上海市民开始恐慌性地抢购油、盐、酱、醋、米、面等基本食品和生活用日用必须 品。坊间盛传军队将开进上海，“制止动乱”。 这时，指挥上海民主运动的上高联领袖们再次表现出理智与政治智慧。六月七日 ，上高联下令停止架设路障与阻塞交通。因为严酷的事实是，随着北京的大屠杀， 八九民运已宣告失败，并在总体上已经结束。上海民运这支“余部”即便可以再坚 持一段时间，但无法挽回全局。故瘫痪上海根本不可能使正握屠刀的共产党最高当 局立地成佛，相反倒给上海人民带来很大痛苦。但六月七日后，学生和市民仍继续 游行、集会、甚至冲击公安局强迫市府下半旗等。 六月八日，上海市长朱熔基，一个当过“右派”，与江泽民相类似但又比江更滑 头、更老谋深算新技术官僚，在电视上露面表态。在“拥护党中央”的同时，又肯 定学生“爱国热情”，保证上海不会戒严。朱在讲话中巧妙的穿插了一句准备为将 来留下退路的话：北京发生的事已成为过去，是无人能隐瞒的事实，将来真相终归 会大白的(大意)。最后，他宣布要动员工人、组织纠察队，上街拆毁路障，恢复秩 序。这样，他就把上海“平定动乱”的功劳全部揽到自己头上。于是，朱熔基既是 现在邓小平手里“反动乱”功臣，又是将来“六四”平反后，有“言”在先，韬光 养晦的“开明派”。可谓为官有术。 六月九日，邓小平露面，接见军人，发表关于民运是“反社会主义暴乱”的定性 讲话。至此，所谓邓死、李伤、杨逃及所谓二十七与三十八军爆发内战等谣传不攻 自破。最后邓小平对镜头面露自信的笑容，表示大局已定。 然而，就在这样形势下，六月九日上海高校自治学生联合会在市中心人民广场举 行了全市追悼大会。五万学生及各阶层人民参加了追悼大会，参加追悼会的有华东 师范大学的学生，以花圈与哀乐为先导，十人一排，臂戴黑纱，列队而行。队伍的 两侧是醒目的黄色布带，长长的黄色带包裹着队伍，从头至尾。在哀乐声中，这支 庄严肃穆得令人敬畏的悼念游行队伍缓缓地从西郊华东师大校门口流向人民广场， 沿途路人、车辆自动闪避，人们肃立路旁，无人喧哗，无人走动，大家屏声静息地 注视着他们……在追悼大会上，人们面朝对面建筑上居高临下的摄像机，面无惧色 ，慷慨激昂，谴责北京大屠杀，控诉共党四十年暴行，审判邓、李、杨，追悼“六 四”死难烈士等。 正当追悼大会开至高潮时，突然，人民广场两侧入口处驶进十辆大卡车。车上满 载头戴藤条帽，手持铁棍、梭标的“上海民兵”，人群一阵骚动。“文攻武斗!”“ 文攻武斗!”人们发出惊呼，有些人开始向广场外夺路而逃。但是，绝大部分聚集在 广场上的上海市民这时表现出异常的道德勇气。他们非但没有逃散，反而立即冲向 广场两侧，将十部大卡车团团包围。车上是手持铁棍、梭标的所谓“上海民兵”， 车下是手无寸铁的上海市民。双方对峙着。卡车无法前进，但也不愿后退。车上的 人双手紧紧地握着手里的“家伙”，两眼发直惊恐地望着车下黑压压的一片人群… …这时，有人大喝一声：“回去!”于是，人群开始跟着高喊“回去!”“回去!”我 第一次听见百条嗓之间同时吼出一个相同的声音，这个声音震撼人心，其力量强大 得无法形容。“回去!”“回去!”人群吼声持续了五分钟之后，卡车开始慢慢地一 点一点地向后退，最后，终于掉头一辆一辆地开出了广场。人群欢呼起来：“人民 万岁!”…… 然而，这一辉煌的场面只不过是上海八九民主运动临终前一次耀眼的回光返照。 六月十一日，上海民运的核心——上海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领袖张才（姚勇战 ）被秘密警察逮捕了。此后，陆续有几十名师生被捕。另外也有一些市民被当局投 入监狱。我所在的华东政法学院有两名教师被捕。我本人亦被问了四天话。各校高 自联按照预订方案，向同学们宣告完成了一阶段使命，自动解散。成员“集体自首 ”。六月二十一日，三名因“光新路事件”被捕工人被上海当局枪杀。 至此，波澜壮阔、惊天动地的上海八九民主运动终于在当局的血腥镇压下结束了 。然而，历史在翻过旧的一页的同时，必然掀开新的一页。中国的民主运动也进入 了新的阶段。□ （原载《中国之春》澳洲版一九九二年七月号，照片由澳大利亚严均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