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官倒是民运人士义不容辞的责任


澳大利亚 林紫洪


  拜读包致云先生大作《官倒—中共政权的掘墓人》〔《中春》109期〕。颇感惊讶
。包致云认为：“官倒有积极意义，它善挖社会主义墙脚，墙脚被挖，社会主义大
厦自然就会倒塌”。故民运人士不应反官倒，“主张反官倒无非是在帮保守派的忙
。”对此，颇有商榷之处。

不应混淆“官倒”与“市场经济”的概念

  所谓“官倒”应指的是掌权者利用职权〔直接的或间接的〕，为谋取暴利，而从
事与商品经济有关的各种活动。显然，它必备两个条件，一是利用手中掌握的国家
权力，二是与商品经济有关的活动。所以，“官倒”与“商品经济”是两个根本不
同的概念。包致云文中的所谓官倒活动的积极意义，相当程度上讲的是商品经济的
积极意义。作为“官倒”并没有什么积极意义，它是中共政权腐败的表现。而商品
经济是推进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也是瓦解中共政权的重要的物质基础。
  由于中共是一个极权的政党，它全面地控制了社会上的一切，权力达到高度的集
中，而不受制衡。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改革前，中共的腐败更多地采用
了政治形式。掌权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在“为共产主义奋斗”、“为人民”、“为
党的利益”等冠冕堂皇口号下，把无辜的人民整得家破人亡的事例，早已是罄竹难
书。改革后，中共的腐败更多地采取经济的形式。所以官倒是极权制度下进行经济
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现象。
  
跳出“敌人反对，我们就拥护”的思维模式

  任何统治阶层为了维护其整体的利益，也会适当调整本利益团体间的关系，对自
身的腐败现象也会作某些限制和清涤。由于官倒已没有意识形态的掩护，是赤裸裸
而不知羞耻的在经济上的搜刮，它已遭到人们普遍的唾骂和反对。出于“执政党生
死存亡”的考虑，陈云等人极力反对官倒就不足为奇了。但官倒既是中共专制下推
行市场化经济的必然现象，那么，我们通过揭露官倒等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从而
唤醒人民的反抗意识，这是对中共专制制度非常有力的否定。我们为什么要因为陈
云等人反官倒，而放弃我们的立场，放弃这个有力的武器？同样，我们不必因担心
中共军队的战斗力，中共实行黩武政策，就希望军队“将枪杆子朝钱孔瞄准”。黑
社会的存在或多或少都会不利于统治阶层的统治，但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利用它。六
四大屠杀，完全暴露了中共本性，从而使海外民运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我们有什么
理由希望再来一次“六四”大屠杀？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专制大厦的经济基础，是市
场经济的严重障碍，但我们不能因此鼓励中共官员利用职权化公为私，挖社会主义
墙脚而肥自己。当我们听到中共高干子弟用百万美元投资移民他国这个消息时，我
们还能无动于衷吗？如果如此，我们就会失去道义上的责任，道德上的感召力。我
们千万不要为了达到结束共产党的专制的目的，而“不择手段”。不应搞“凡是敌
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
  
公平是民主的核心

  确实，正如包致云先生所说的，改变现状最理想莫过于和平演变，之所以我们坚
信和平演变能成功，就在于民主制度较之专制制度有更多的公平性、平等性。民主
将在政治上公平地、平等地让广大人民选择他们喜欢的国家领导人、政党、制度和
体制，而不是象共产党那样四九年一次结婚，就剥夺了子子孙孙与共产党“离婚”
的权利。在经济上，民主制度将为每个人提供平等的机会，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创
造性。而不是利用国家垄断了经济命脉。在文化上，将实现多元，人民有权选择他
们自己的信仰，自己喜欢的主义、观点和生活方式，各个主义、流派、观点公平地
竞争，而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杀掉其他所有的主义。
  官倒，这个极为不公平的腐败的现象，理所当然是民主制度所要克服或要消灭的
现象。鼓吹官倒与实现民主制度，本身是个悖论。如果默许，承认，甚至鼓励的“
官倒”，久而久之，我们有可能被从利用官倒来吞噬社会主义，变成在心理上承认
它，使官倒在道德上的合法性，那么，那才是我们的悲哀。
  民主主义为制度，她不可能突然冒出来。民主首先是作为一个价值观念，文化的
心理，生活的方式和习惯。如果社会上大多数公民能自觉把公平性、平等性，做为
自己价值观念。那么，民主做为制度就已经瓜熟蒂落了。相反，共产党的下台，并
不等于民主制度的建立，有可能又是一次改朝换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