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运的悲哀 ·刘宾雁· 【编者说明】刘宾雁先生的这篇文章，谈到民运内部的若干问题。在写作过程中 ，作者听到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反复认真修改，最后交由本刊发表。对于文章的内 容，读者可以见仁见智。但作者严肃负责的态度无疑是应该肯定的。在某种意义上 说，民主就是用开放和理性的方法处理各种分歧和矛盾。当然，有关民主人权基金 会的内部问题，最好的解决方法是召开理事会议，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以求达成 共识。事实上，包括刘宾雁先生在内的多名理事也一直在提议召开这样的理事会议 。刘宾雁先生写此文的目的以及我们发表此文的目的，主要也是为了引起人们的重 视，从而推动问题的妥善解决。 自今年三月以来，中国海外民运的内部斗争又一次形成热潮。并不是不同政见之 争，也不是在关于中国民主化进程的理论上策略上有什么分歧，虽然有很多重大问 题急待探讨。中国国内形势三年来变化急剧，众说不一；怎样认识中国大陆的现实 和把握其动向？本来是一个头等重要的课题，我却一次又一次发现，很多人对此并 无多大兴趣。闹来闹去，无非是个人是非与恩怨之争。广大中国读者不明真相，无 所适从。 我说过，海外民运一九八九年以来出现的种种问题，可以看作未来中国将出现的 问题的预演。国外的环境要简单得多，民运内斗的发动者和积极参与者又多是所谓 “精英”，因而可以预料在一旦获得了政治自由的中国大陆，政治舞台上同一堡垒 内部的打斗之激烈将百倍、千倍于今日海外。故此，对于某一个争端做一点评析， 也许不无用处。 自己的声誉和他人的命运 我们苦于对国内的情况缺乏了解已久。新闻封锁和特务恐怖，使我们至今不了解 国内究竟有多少爱国民主斗士失去了自由。连已经在铁窗中煎熬十三年之久的魏京 生，我们对他的真实境况都一无了解。这时，假如有一个人，利用他的各种关系和 中共铁掌的空隙进出大陆，把有关情况带出，告知世界，那对于海外民运和中国人 权运动将是一件多大的好事! 果然有了这样的人。其中一位，名叫周七月。——有人会惊呼和抗议：你怎能公 开说出这个人的姓名呢!那不仅会使他受害（倘人在国内），而且会断送一条可贵的 信息通道啊! 我所以敢于这样写，是因为早有人把其人其事捅到报刊上去了。一九九二年二月 香港《前哨》月刊上署名郭雨的文章《中国人权民主基金会内斗》，为“‘六四’ 后放弃港大教职投入民运的廖大文（人权基金会执行主席）被控财务不清，黯然离 美”，“未还清白身”一案鸣不平，就指出周七月对廖大文女士“恐吓勒索”是此 案起因，而“李禄说周七月是特务”。当事人廖大文女士又在《开放》月刊五月号 撰文说“周七月作为一名带出被捕人名单给各人权组织并在（人权）基金会工作的 ‘民运人士’，竟能多次自由进出大陆。离开基金会之后，他已于去年年底返回大 陆，其背景实在令人怀疑。”三月份，另有一文发在一家港刊，也是为廖大文女士 鸣冤，也是明显地暗示周七月身份可疑，论据也是他“能多次进出北京”，也是在 基金会事发之后“突然飞回北京去了。”既然如此，也就不必保密了。 周七月政治身份的急剧变化，发生于去年九月。廖大文请假到香港去了。经她聘 任到基金会代理她工作的柯瑞婷小姐，发现全部帐薄和部份原始单据都不见了。这 是美国制度绝不允许的，连带出办公室外都不可，怎能擅自带到国外去呢？同时， 柯瑞婷极为惊讶地发现，廖大文本人报销的开支有弊病：机票、电话费重复报销， 私人生活用品当做办公用品报销，个人购买的私用电脑和激光印刷机作为公用报销 ，以及周末非因公去纽约的旅费也报销，等等。柯瑞婷电告廖大文，请她退还这些 公款。 廖大文的政治智慧还不足以从自己的经济问题中看到别人的政治问题。李禄亲自 对我讲，周七月是中共特务的事，是他告诉廖大文的，那还是在基金会事件发生以 前。但他并未阻止廖大文去雇用周七月两次到人权基金会工作。可见那时还仅仅是 一种猜疑。从发生那种猜疑到廖大文的经济问题被提出，这之间并未发现周七月有 何新的可疑行径。 仅仅从一种猜疑出发，就一而再地在报刊上公开暗示一个人是敌特，并泄露这个 人曾把政治犯名单带往国外，至少是不慎重的。万一周七月并不是特务呢？另一个 不利的后果是：你这样干，愿意为海外民运提供这一类服务的人能不担心步周七月 的后尘吗？ 多数服从少数，众人服从一人 廖大文女士说她是无辜的，“我们所作所为都是光明磊落的”。那么，为了证明 自己的清白，一个最简便的办法是查清帐目。无论中外，这都是常规。廖大文应该 是最迫切地要求查帐的人。 有过三次机会，却都被廖大文放弃和拒绝了。一九九一年十月去芝加哥参加辛亥 革命八十周年纪念会的人权基金会三位常务理事万润南、于大海和赵海青决定成立 一个工作组把已陷入瘫痪的基金会日常工作管起来，同时聘请会计师查清财务问题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六日，部分理事在普林斯顿开会，又一次决定请会计师查帐 。两次决议，廖大文和李禄都反对，未能实行。廖大文说她只承认理事会全体会议 的合法性。那就召开全体理事会议吧。他们仍然反对，主张须在美国国会民主基金 会来查过人权基金会的帐目之后，方能开这个会议。 廖大文忘记了，一九九０年推举她为执行主席的那次理事会会议，出席人员也不 足半数；事后也并未征得全体理事同意（我就未被征询过意见）。至于经廖大文推 荐当基金会副主席的李禄，则通信投票只得到十八票中的五票赞成，但廖小姐也宣 布李禄为副主席了。 至于因用了中共常用的“工作组”一词而推翻一个决议，则有些滑稽了。英文中 的有些词如 commission，task force 有时也只能译为“工作组”。要使自己有别 于中共，应该选择更重要的方面。比如不要说谎、做假，不要害人等等。 以程序问题来掩盖事实的实质，这种做法是不正当的。事情的实质是：要不要查 清帐目？早查清好，还是无限推迟好？应该弄清是非，还是把问题掩盖下去？按照 人权基金会的章程，每年三月的第二个星期四下午五时半应召开理事会的全体会议 。一九九一年没有开，那么一九九二年就更应按会章召开了。一九九一年九月基金 会又发生了那么大的事件——两位常务理事（万润南与于大海）与中共特务联手企 图“搞垮”执行主席，理事会在这个问题上事实上发生了分裂，而基金会自从被封 闭后又完全陷于瘫痪，这不就益发增强了召开全体理事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了吗？ 然而“副主席”李禄和执行主席廖大文却反对召开，并得到主席管惟炎先生和少数 理事的支持。 把基金会内部的种种问题拿到理事会上讨论，各抒己见，澄清事实，达成一致该 有多好!又多么合乎章程和程序!然而有些人却偏不愿意，而宁愿把内部分歧捅到报 刊上去。一九九二年三月，宦国苍先生的文章《民阵问题一箩筐》（最后一个部分 谈人权基金会的问题）发表之日，正是按基金会章程理事会理应举行全体会议之时 。然而会没有开，人权基金会的问题没有讨论，倒被装进民阵的那个“箩筐”中去 了，也是一件怪事。 总之，一切都依个别人的需要定是非，定取舍。当她需要程序为借口时，程序便 是神圣不可动摇的了；反之，程序又是可以不予一顾的。当理事和柯瑞婷之间交换 意见或当某位理事向国会民主基金会询问有关情况时，廖大文便指责有人把内部问 题捅到外界去了。而在此同时，有关基金会事件的种种文件资料却源源不断地输送 到一位华文报纸记者手中，比作为理事的我还要完全。二月份起，便捅到全世界。 人权民主基金会无论如何应该是一个按民主原则运行的组织。有没有必要的制度 呢？有。有没有民主呢？没有。人权基金会的理事会成了一个摆设，廖大文和李禄 可以完全按照他们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意愿行事，直至使基金会完全瘫痪! 这便是一个重要的教训所在：制度和章程固然重要，但毕竟还要靠人去执行。人 的道德素质还是很重要的。 多数服从少数，众人服从一人。这和中国人权民主基金会以及海外民运所极力反 对的那种政治制度，又有多少不同呢？ 传播悲哀，散布失望 无论是民阵、民联内部纠纷，或人权基金会事件，以及最近已经出现的跨组织、 跨洲际的少数人密谋操纵民运组织选举的活动，都不仅在瓦解民运团体本身，而且 在海外和国内关心与从事民主事业的许许多多人中间造成相当恶劣的影响。这是我 们不能不正视的。 周七月在一封信中写道：“政治在中国人的头脑里已失去其崇高的一面，统治者 在玩，被统治者在玩，统治者的反对者在玩，要离婚的人也可以玩玩。想保持心灵 的平静，只有路一条：脱离政治!中共批判（人们）脱离政治几十年，现在却未必不 希望大家脱离政治。” 原民阵总部秘书、现民阵旧金山支部会员李莹在一封信中写道： “最后，我还想表示一点悲哀，在民阵工作一年中，我见到了太多的争争吵吵， 听到了太多的造谣中伤，碰到了太多只知指手划脚不干实事的人。我虽因这些乱七 八糟的东西与自己的理念相距太远而一度消沉，但后来还是觉得无论别人怎样表现 ，只要自己象那些在基层兢兢业业做事的会员们一样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会安心 一些，我会证明至少还有在干实事的人。没想到时至今日，竟还有人连我这样最普 通的工作人员也不放过，也要污蔑一番，实在可叹! “最令我觉得可悲的是，就有那么一些号称民运人士的人，早已忘了自己是干什 么的。两年多来，他们不知道造了多少谣言，搬弄了多少是非，伤害了多少自己人 ，更使多少人望而却步，巴不得离民运的圈子越远越好。海外民运弄到今天这个地 步，这些人大可向共产党的顽固派报功了。什么时候这些人能有一点廉耻感就好了 。” 我相信，李莹小姐和周七月先生也并不认为伤害他们同时也在伤害中国民运的人 就是中共的别动队。但是这些人的行动后果却正中中共的下怀，这又是毫无疑义的 事! 驱使更多的中国人嫌恶政治，驱使越来越多的海外有志华人脱离民运，或厌而远 之；切断民运的财源，…这难道是一个或一百个中共打入民运的特务力所能及的吗 ？ 一个人有自私自利之念，有贪图虚荣之心，都属常情，无可厚非，但是必须有一 个限度。若想痛快淋漓地施展私欲，可以去经商（不是说商业就不要道德，而是说 你尽管去胡来，输掉的是你自己的本钱），可以去赌博，或索性改变国籍，去当一 个西方政客。中国的民主运动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政治，它以推翻一个黑暗专制、开 创中国历史新纪元为自己的使命；这是一场艰巨的正义斗争，要求参加者做出奉献 ，而不是有利可图，因而不应该是心术不正之辈自由驰骋的天地。 理事不理事，是问题之源 中共在它统治的前三十年，把中国人的自我摧残得体无完肤。近十几年，在很多 中国年轻人心中，自我又成了神，无比高大而神圣。得意时横冲直撞，目中无人； 稍有不适，就看见一个假想的敌人在那里做怪。 廖大文说，人权基金会的帐目问题是“周（七月）、柯（瑞婷）、万（润南）、 于（大海）等人大作文章”的结果。这些人“为一己私利不惜破坏民运整体利益” ，“搞阴谋诡计，用文革那一套整人。” 我不认为廖大文是故意诽谤他人或造谣。她有自己的感觉，是那些感觉把她引向 这些结论的。 在廖大文担任执行主席的一年多时间里，有谁向她指出过她的不是吗？没有。几 位一起工作的人，和她很难合作，都先后离去了；其中一位甚至已察觉她有严重问 题，向我、也向别人透露过，但谁也没有去查究。她对很多人不满，甚至和两位热 心中国民主事业的美国朋友闹得很凶。别人不喜欢她。但基金会的理事们不得而知 ，她本人也不会知道。基金会的使命是为在美国的中国民主活动筹募基金，廖大文 却把主要精力用到别的方面去，以政治领袖姿态出现了。有谁向她指出过吗？没有 。盖上主席管惟炎的印章发给理事的函件，传达的往往就是执行主席的意旨。有人 提过异议吗？没有。廖大文对自己的工作能力与成绩相当自豪，似乎没有她，中国 在美民主运动就万难得到那几十万美元捐款。而就在这个时候，忽然有人揭出她有 严重问题，而揭她问题的二人之一本人又有毛病，对她不满，这一来自然会使她猜 疑有人在对她搞阴谋诡计了。左右又有人撑腰，出主意，更证明她正确了。整个事 件的进程又完全按照他们的既定方针发展，所向无敌，那还有什么可以疑虑的呢？ 那么，这时候基金会的权威机构理事会又在做些什么呢？ 习惯真是害人。在国内，挂名的虚职实在太多了，连人民代表、人大常委甚至中 共中央委员都多是虚名，有多少实权或责任？我们到了海外，在一个法治国家，却 仍然按旧习以为当一个某某组织的理事，也不过是挂名而已。我猜想主席管惟炎先 生也多半是这种心态，不然怎么会一当选就去了欧洲、台湾，两年半不视事而不觉 失职呢？理事不理，成了常规，真要有人来理事，倒显得反常，引人猜疑是不是别 有用心了。 以我为例，如上所述，早在一九九一年春季，已有基金会一位工作人员向我透露 那里有严重问题，我却未予置理。我也是较早听到基金会出事和李禄要去华盛顿赶 走两个人的消息的。我仅仅觉得不妥(心想：这在大陆，不就是我屡见不鲜的“打击 报复”吗!)，请传话人转告李禄，不要急于动手，还是等事情查清之后再办不迟。 这话也许并没有传到。我支持方励之先生关于召开理事会紧急会议的动议，在会上 赞同成立调查组请人查帐的主张。如此而已，就引起强烈不满，说“刘宾雁是我最 大的敌人”了。 可见，在中国人中间，一件本来属于公共事务的问题，是多么容易演变为私人对 私人的怨恨与争端!其实我对廖大文并无恶感，应该说还是我第一个在香港认识了廖 大文，误以为她是港支联的人，一九八九年夏秋一再向万润南等人推荐了她的。 理事会多数人在平时和在发生紧急事件时的消极状态，无疑是促使少数主动出头 露面的人遭到误解和攻击的原因之一。基金会问题一发生，于大海和韩联潮两位理 事就介入了。韩联潮是最早参与基金会创建的几个人之一，也担任过执行主席，对 廖大文工作中的问题早有察觉，因而对关系到基金会命运的这个事件，相当认真， 遭到攻击，几至妨碍了他的本职工作(为美国一位参议员作助手)。同时，说他是“ 中共特务”的谣言也已在华盛顿传开了。 于大海为什么那样积极？他任民联主席不久，因而还不存在找寻饭碗的需要；人 权基金会并不是一个政治组织，执行主席的工薪也不高，无论名或利，都不足以诱 惑他产生取廖大文而代之的野心。我看除了责任心以外，个人的气质与性格也起了 一定作用。我和他从无私交，问过一个人，都说他耿直，坦率，遇事常按捺不住自 己，一吐为快。他一定是积极参与了芝加哥会议决议的制定，后来到欧洲时又找管 惟炎主席谈，无效；到台湾时还要找管先生谈，其实也是无效。中国能有这种不怕 得罪人的人，很难得了。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一位民联监委在向我历数于大海的 优点后，不无惋惜地说那些也就是他的弱点。是的，我能够明白，在中国搞政治， 这种人最易受伤。一位朋友也说到他的缺点是固执，有时还似乎甘愿当少数派。这 是什么原因，我就不明白了。 无论于大海有什么缺点和错误，但有话说到明处，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总比阳 一套阴一套、玩弄权谋诈术，以致使很多中国人对政治倒了胃口要好。 那正是中国共产党致命的错误之一：光明磊落的人受害，阴险狡诈之徒得逞。它 毒害了几代中国人，以至今天我们中间一些年纪很轻的人也把政治智慧用到那个方 向上去，并能所向无敌，如入无人之境，这是我们必须万分警惕的。 人权基金会的问题比起其他民运组织内部的问题要简单一些。我们可以从这一事 件的过程中总结出于民运总体都有益的教训。 我个人的想法是：包括我在内的基金会多数理事未能尽职尽责，是人权基金会事 件的根本原因。事实上这个基金会的问题并非始于一九九一年九月，而是从它一成 立就开始了。 捐弃小嫌，共图大计 剖析民运的内斗，意义还不仅在民运本身。中共近半个世纪的统治，似乎使我们 这个民族心灵中固有的圣火熄灭了。在前苏联，你可以看到坚持不同信念的各种政 治派别在斗争。有的主张走西方道路，有的宣扬大俄罗斯主义或斯拉夫主义，有的 则是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左派”。无论是进步或反动、正确或 错误，人家总是在为一种理念、为心目中人民或人类的未来在斗争。顺手拿过一本 杂志，美国《生活》杂志七月号这一期里，就报道了美国人在堕胎问题上的对立和 分裂；美国前总统T·罗斯福的曾孙率领一支探险队深入南美热带森林，继续其曾祖 为之殒命的未竞事业，甘冒生命危险去进行探险；美国女郎阿斯金丝为“拯救美国 人的灵魂和美国的遗产”之一个部分，不辞辛苦、不畏艰险地设法把狼群引回怀俄 明州的黄石区，为美国保住一块“蛮荒与自由之境”。这不过是对美国人精神状况 的小小一瞥。堕胎问题成为美国政治和美国人团结问题的一个症结，当然绝不是美 国人可以夸耀的事情。我只是说那种对一件与一己利益无关之事的那种执着精神， 是我们往往欠缺的。 应该承认，我们汉人在理想和现实的关系上，是很理性的，而在现实利益上，又 是既很理性(所以才会是世界上少有的理财能手)，又常常陷入非理性状态。比如重 私情、讲私义，就既有维护私利的内容，又有不计得失甚至生死的一面，同时可以 完全置大是非于不顾，不计民族的、人民的总体利益与个人的长远利益。你说过我 好话，给过我好处，那就“涓滴之恩，以涌泉相报”。反之，你做过对不起我的事 ，或转传如此，那么这一箭之仇也决不会忘记，甚至可以来个“无毒不丈夫”。我 们中间，还有既似理性、又不很理性的现象，那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明哲保身之道 ，在与己无关之事上决不冒风险，决不得罪人，与一切人相安无事而能心安理得。 在这个“远传统”之外，还有个“近传统”。由于对中共前三十年伪社会主义、伪 理想主义的反弹和近十余年中共的有意误导（“你可以有以任何方式颓废和堕落的 自由，只要不在政治上反对我”），我们的民族已陷入精神危机。假如中国的民主 运动不是在同时有意识地推动人民精神、道德上的净化进程，假如民运领导人物本 身就沉溺于权、利、位的追逐而沉沦下去。那么纵使中国有一天实现了民主，而政 坛上却充满了势利小人，那也只能是今天见之于拉丁美洲和亚洲南部某些国家那种 在贫困、黑暗与混乱中挣扎的民主。 在天安门运动被扑灭的三年之后，我们正在迎接中国民主运动的另一批优秀分子 来到美国。为中国人民的自由苦斗了半个多世纪、三次坐牢、受中共极左势力迫害 最重也最久、斗争最英勇的著名作家王若望及夫人羊子；从一九七八年西单民主墙 诞生起再三向中共挑战、失去十年自由而始终不屈的民主斗士刘青；代表一九八九 年中国第一次反对中共统治的工人运动高潮、四九年来第一位中国工人领袖、不畏 强暴、有胆有识的韩东方；崛起于文革期中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中、青年作 家的优秀代表、在天安门运动中起了极重要作用却鲜为人知的作家郑义和夫人北明 ；也是知名度远逊于其价值和贡献的天安门学生领袖熊焱，都已先后到达或即将到 达美国。这些人的出现，将使人们对中国民运的感受耳目一新；他们的风骨与贡献 ，将向全世界显示，中国民主运动的真正精英是何种人物。这也未尝不可以是一个 机会，推动我们对三年来的海外民运做一次回顾与反省。 对于中国今后民主化进程而言，人民是主体，这个主体的精神、道义状态将是一 个决定性因素。我仍然不放弃我的一个观点：中国人未来的主要敌人，很可能就是 中国人自身。海外民运近三年发生的种种问题应该足以使我们警觉了。 我们无权要求每一个民运分子都必须是道德上十全十美的正人君子。但起码的道 德要求看来还是不可缺少的。不准说谎；不准颠倒是非，加害于人；不准把黑社会 的一套带到民运中来。每一个人要对他说的话、发表的文章和做下的事承担法律上 和道义上的责任。这些要求，不算太高吧？ 倘若在这样起码的要求上还不能达到共识，倘若民运组织连自己内部的是非都无 力判断和解决，那么还要这种民运组织做什么呢？还要海外民运做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