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政治为何功败垂成？ .丁 楚. 历史是悟出来的 历史在每个人眼里，都是一副不同的画面。也许这句话会引起历史学家的公愤， 不过也并非毫无道理。因此，与其说历史是人写出来的，还不如说是人悟出来的。 人们对历史的把握往往是他们对现实理解的折射。 政党政治被认为是当代民主政治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它始终没有在 中国实现过。民国初年，宋教仁是明确提出过建立政党政治主张最重要的人物，在 他的努力下，当时的北京临时参议院曾经一度出现过两党政治的雏形。可是随着宋 教仁被刺身亡，这个中国政党政治史上唯一显现的曙光转瞬即逝了。 也许重新翻开这段历史，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投去你的目光，你真会发现一幅不 同的画面，甚至是和现实相似的画面。 政党涌现的历史时机 政党政治的确立，需要有两个前提，一是政党的出现，二是规则的建立。 政党的涌现往往伴随着一个旧体制的异变或倒塌。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中，社 会精英通常都会有制度化的渠道参与政治，同样，社会精英由制度化的正常渠道参 与政治，也是保障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世袭制、举贤制、科举制，无论其效果如 何，都是这种制度化的渠道。只要这种制度化的入仕之途通畅并且大致公正，民间 团体很难与当局争夺政治资源，政党也就很难发展起来。 可是，中国历史上一旦出现小人蔽政，朝廷昏暗，贤路堵塞的局面，社会贤达报 国无门，就会转而结党树求，这往往成为天下大乱的先兆。南宋的庆元党争，晚明 的东林党乱，就是典型。 清末民初的结党风潮，当然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受到了西方政治思潮的影响，但是 内因也基本上出于相同的理由。戊戌变法之后实行的新政改革，将自隋朝以来实行 了一千两百多年的科举制度废除了，然而新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没有能够确立起 来，于是结党成为各种忧国忧民和愤世疾俗之士参与政治的主要途径。那些身怀抱 负(或野心)的社会精英分子，往往通过政党的组成、合并或裂变，逐渐地向政治的 权力核心移动。 毕竟，在一个党禁未开的社会中，公开组成名副其实的政党还是要冒天大风险的 。我们已经无从考证在清末或者共产党统治时期有多少政党夭折于酝酿之中，初始 环境的残酷使许多具有鲜明政治诉求的反对派组织在还没有获得足够的知名度之前 就被扼杀了。因此，反对党和革命党在海外的首先突破，几乎是专制政权下相当普 遍的现象。当年的大清和沙俄如此，今天的中国大陆也是如此。 反对党首先从海外突破 无论从任何意义上来说，孙中山于一八九四年于夏威夷创立的兴中会都是中国第 一个现代政党的雏形。和所有的流亡团体一样，兴中会成员中不乏受西方教育的骨 干分子，但是它缺乏的是和本土紧密联系的活动分子。孙中山自一八九五年广州起 义之后就再也没有真正回到过祖国，而与国内关系密切的兴中会骨干分子，如负责 与内地三合会联系的陆浩东、郑士良等人，都在历次起义中牺牲了。不难想象，孙 中山本人从来没有亲眼见过清末的改革，而那场改革对于当时社会的震动一点也不 亚于今天的十年改革。他对于改革之后的祖国是什么样子，缺乏基本的感性了解。 一九零一年的慈禧新政，开始了大清王朝的十年改革。学堂代替了科举，中国知 识分子进入仕途的传统道路被截断了，同时大批的留学生涌出了敞开的国门，带来 了西方政治理论。一个政党大批涌现的时代来临了。这个时期建立的华兴会，其基 本成员是日本的留学生。这批革命党的骨干的素质显然要比兴中会强得多了。他们 本身就是改革的产物，不但接触过西方的民主思潮，而且和国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由此，革命党活动的中心从香港转到了日本，而国内革命活动的中心，也从大多 数兴中会成员的家乡广东，转移到了大多数华兴会成员的家乡两湖地区。 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当一九零五年兴中会、华兴会合并为同盟会时，这个新兴 政党的骨干分子基本上被华兴会成员所垄断，而老资格的革命团体兴中会的成员几 乎被淘汰了，或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孙中山是兴中会成员 中唯一进入同盟会领导核心的人，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他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和他传说 中筹款能力。 政党兴起和凝聚的两个因素 历史上，政党的分化和合并最剧烈的时代不是在清末而是在民初。党禁乍开，组 党再也不必冒掉头的风险，于是社会上各式各类的政党纷纷涌现。这种现象，在今 后中国大陆党禁解除之后，亦不难想象。 在众多的小党中，党纲和宗旨并不具有重要意义。其成立往往是少数几个人，甚 至是一个人所发起，拉拢几个具有活动能量的同志和具有号召力的军政界知名人士 ，就通电发表声明，招收党员，四处活动。 这些政党的兴起和凝聚主要来自两个因素，一是野心，二是人情。革命摧毁了几 乎一切制度化的从政之途，对于拥有政治野心或抱负的人来说，组党成了除拥兵自 重以外唯一能迅速参与政治的手段。在这些政党建立过程中弥漫的人情味更是充分 显示了中国政治的特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义”字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价值尺度 。中国人常常重“义”不重“理”，忠于情份更甚于忠于信仰。于是有很多名人因 盛情难却，常挂名兼任几个党的领导职务，也有不少人是因为友情而被拉进某党内 充数助威，以壮大声势。例如，一辈子都在为人当摆设的黎元洪就曾身任过大小十 几个党派的首领，他曾任同盟会的协理(仅次于总理的职务)、民社党理事长、共和 党的理事长、进步党的理事长等，又如当时的社会名流伍廷芳，曾同时身兼国民共 进会、国民公党、国民党(非同盟会演变的国民党)的首脑。 在那个时代，政党的分裂与合并几乎天天都在发生，而这些重新组合并非一定和 政治纲领有什么瓜葛，其后果无非是使一些具有政治抱负和政治能量的人逐渐地向 政治中心移动。政治的中心舞台自然是国会。一些小党派的兴起和存在，无非是作 为其领袖人物在与其他党派合并时讨价还价的筹码，和竞选国会议员时的政治资本 。 民初政党政治的四个阶段 纵观清末民初的政党演变，基本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为整合阶段，第二为 派系裂变阶段，第三为两极聚合阶段，第四为制度化阶段。 辛亥革命之前为第一阶段，当时中国的政党团体基本上属于两大派：革命派和君 主立宪派，前者经过整合，聚集到了同盟会的旗帜之下，后者的整合则形成了宪政 会(海外)和宪友会(国内)的核心。两派各以革命和改良为旗帜，泾渭分明。革命成 功之后，共同的敌人和共同的目标，以及实施理想的手段都发生了变化，而一些细 节上的分歧以及人事间的摩擦导致了政党联盟的瓦解。 民国初年，党派的演化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当时主要的政党有以孙中山黄兴为首 的同盟会、以章柄麟程德全为首的统一党、以黎元洪孙武为首的民主社会党、以汤 化龙林长民为首的共和建设会、以谷钟秀吴景廉为首的统一共和党、以江吭虎、张 继为首的中国社会党、以伍廷芳王宠惠为首的国民共进会、以岑春喧伍廷芳为首的 国民公党、以李怀湘戴传贤为首的自由党、以董之云许廉为首的共和实进会、以范 源廉为首的国民协进会、以张国维为首的民国公会、以潘鸿鼎为首的国民党(前)、 以孙洪伊为首的共和统一党，还有共和俱乐部、共和促进会、国民新政社、中国社 会党、中华民国工党等一批小党。 其中统一党、民社党、统一共和党、自由党、中国社会党等一批小党，是从原同 盟会分裂出去的，而共和建设会、共和统一党、国民协进会则由原宪友会裂变而成 。 当政治的中心逐渐转向国会时，党派的演化进入了第三个阶段，总的趋势从裂变 又转向聚合。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资源有限：首先是中心政治舞台太小，国会席位有 限；其次是可行的政纲有限，得以号召群众的政治主张多被大党所囊括，后起的小 党提不出与其相区别的口号。 参议院从南京迁到北京之后，民社党、统一党(一部分)、(前)国民党、国民协进 会、民国公会等共同组成共和党，其主张为强调国家权力，拥护袁世凯政府。共和 党成立之后，在参议院声势大壮，一度凌驾于当时势力最强大的同盟会之上。对此 形势，强调保障民权的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 党等成立中国国民党，一举占据国会一半左右席位，成为足以左右政局的议会第一 大党。 国民党和共和党的成立与对立，驱使其他小党派的整合。原立宪派的分支团体共 和建设会、共和统一党、共和俱乐部、共和促进会、国民新政社合并为民主党，并 从海外请来当时唯一可以与孙中山齐名的政治家梁启超为党魁，企图在国民党和共 和党之争中形成举足轻重的第三势力。 民国二年，正式国会选举成立，以国民党为对立面的三个政党：共和党、民主党 、统一党再次联合为进步党。于是，以国会参众两院为中心，最终形成了国民党和 进步党两大政治力量对立的两极化局面。当时的形势是，国民党在国会占有多数， 意在制衡总统袁世凯不断膨胀的权力，而进步党主张国家集权，为总统所操纵，又 以副总统为首脑，相当于执政党。此时，两党政治的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的政党政 治几乎走向制度化的正轨。 然而不幸的是，就在这个格局形成的前夕，宋教仁被刺身亡，随后二次革命爆发 ，中国政党政治在走向制度化的第四个阶段中途夭折。 政党政治制度化功败垂成 在为政党政治制度化而努力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当时国民党的总干事宋教 仁。 由于历史的原因，国民党对于执政者袁世凯怀有天生的不信任感，同时亦把自己 视为能够制衡袁世凯独裁野心的主要政治力量。这其中自然带有一种难解的情绪： 民国之树是由革命党人栽的，可是果实却落到了袁世凯手中，怨气不平，难免流露 。不过在国民党人中，又分为温和派和激进派。 激进派以粤督胡汉民和赣督李烈钧为代表，亦称实力派。他们轻视在国会玩弄法 制游戏，而强调以地方实力制衡中央，主张实行联邦制，各省保持相当的主权甚至 军权，随时准备第二次革命，推翻中央政府的独裁企图。 温和派以宋教仁为代表，亦称制度派。其主张内阁制，由国会多数党领袖组阁， 以内阁总理分散总统的权力，防止袁世凯独裁。以国会为主要的政治舞台，那么国 会运作的制度化和政党政治的规则化，就成为举足轻重的战略步骤。 当我们回顾二次革命失败的历史之后，不可否认，宋教仁的主张是使当时中国新 生的民主制度走向正轨的最捷径，同时他也为此做出了相当的成就。如此短的时间 内，他推动了在野党派的联合，一手缔造了国民党，并使之成为足以控制国会第一 大党。按当时的形势发展下去，如果国会立宪通过了内阁制的政体，两党制的政党 制度亦将从此奠定，而宋教仁有可能以多数党的党魁组阁，出任总理。 中国人的政治观偏重内容而轻视形式，他们总是把眼光集中在“好人还是坏人当 政”，“好的政策还是坏的政策”等这类比较直观的问题上，而忽视“政权组成的 结构”“政治运作的程序”这类形式问题。于是常常出现这种情况：只要当政者被 认为是好人，受到人们的信任，那么他干什么都可以，怎样干都可以，人们甚至还 生怕过多繁琐的制度绑住了他干好事的手脚；可是如果一个当政者被认为是坏人， 那么无论他干什么都得不到信任，人们会认为，即使不择手段把他打倒也是正当的 。 民国初年，当人们把过多的精力和手段用于猜疑和防备袁世凯的个人野心时，宋 教仁是少有几个努力推动政治制度化的政治家之一。当我们今天不得不重新强调“ 形式重于内容”时，不能不对他当时的政治眼光表示钦佩。 可是不幸的是，宋教仁失败了。宋的身亡似乎证实了国民党激进派对袁世凯的猜 疑，于是，面对袁提出军民分治的主张，以李烈钧为代表的国民党实权派越加抓住 手中的军权不放，于是酿成了二次革命的导火索。朝野之间的恶性互动，最终升级 为武装冲突。 宋教仁的理想，政党政治制度化，就像一个近在咫尺的彼岸，几乎举步可及了， 可是历史的车轮却戏剧性地跌进了深渊。功败垂成! 悲剧三方：究竟是谁错了? 问题出在哪里呢? 是国民党激进派错了吗?对于袁世凯这样一个窃国大盗，除了革命手段之外，还有 什么方法可以制止他称帝的野心?何况宋教仁的死和后来议会的瘫痪已经证明了国会 无力制衡总统，那么除了保存实力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可以维护革命的果实不变颜 色? 那么是国民党内的温和派错了吗?可是在一个自命为民主共和的政体下，怎么可以 凭一党之理念和利益，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呢?在一个总统还信誓旦旦地宣称效忠于 民主共和体制的时候，对于他的越轨行为，除了以国会中的多数制衡外，还有什么 合理合法，同时又可行的方法呢? 难道是袁世凯的错吗?作为一个政权的最高行政首脑，他理所当然不会满意一个处 处与他挚肘的国会，也不会高兴见到一个将要架空他权力的内阁总理，更不会容忍 一个手中握有军队的反对党。他自然要采取措施。首先，他一手操纵了共和、民主 、统一三个政党的联合，建立了进步党，企图夺回国会的控制权，如果此举不成， 就凡事绕开国会，令其瘫痪；其次，他运用自己的影响争夺宪法起草权，并提出了 总统不必通过国会直接任命总理的强势总统制方案；最后，他罢免国民党的实力派 赣督李烈均和粤督胡汉民，企图剥夺反对党手中的军权。 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袁世凯是杀宋的主使元凶之前，他所采取的措施均无可指 责，也许任何人在总统的位置上都会倾向于这样做。况且，军政分治，军队国家化 的主张，在任何时候都是站得住理的，也没有越出总统的权力范围之外。 现在，世人都说是袁世凯的错。而袁世凯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后来复辟帝制。这 样一来，激进派从前对他所有的猜疑都得到了证实，于是他从前所采取的一切手段 ，包括合法和正当的手段，都变成了蓄意的阴谋，社会上发生的所有不轨行为，都 有了一个确凿的黑后台；而从前激进派反对他的一切手段，包括非法的和不正当的 手段，都可以在那一刻之后被追认为正义之举。中国人的逻辑是重内容不重形式： 只要证明一个人是坏人，即使不择手段地反对他也是合理的。 在当时那样一个政治架构中，各种政治力量都在按照各自的逻辑运转，不能想象 他们会按照相反的逻辑行事。问题就出在当时的政治架构和力量对比上。一个理想 制度的实现，有时需要契机。 民主政治的契机何在? 任何一种制度，包括民主制度，如果不能证明它能够建立起有效的秩序的话，人 们就会对它丧失信心。而秩序的建立，最初的关键是各种政治力量的平衡。 也许在民国初年的时候还没有“新权威主义”的概念。不过当时在一个革命废墟 上诞生的中华民国，确实需要一个新权威。而袁世凯是一个被公认有能力建立新权 威的人选。可是问题是他碰上了一个过于强大和自持革命功劳的反对党。 当时可以左右政局的是三种政治力量：一是总统，包括他可以控制的军事力量(北 洋集团)和可以操纵的政治力量(进步党)；二是反对党中的鸽派；三是反对党中的鹰 派。这三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可以有不同形式的组合。 当时的组合是：总统在军事上(战场上)相对于鹰派占优势，在政治上(国会中)相 对于鸽派占劣势，而在反对党内部，鸽派占上风还是下风，取决于总统和鹰派之间 的对抗是趋于和缓还是激化。由于鹰派的不妥协，鸽派逐渐处于劣势。 在这种形势下，总统具有一定的主动权，他可以选择用政治手段也可以选择用军 事手段来对付反对党。他最终选择了后者是合乎逻辑的，你不能想象一个右手比左 手有力的人会宁愿使用左手。因此，朝野之间的恶性互动势在必然。 不妨设想另外几种组合： (一)总统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相对于反对党都占劣势。不过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 为没有任何一个总统在这种情况下还坐得稳，同时革命党也不会甘心将自己夺得的 胜利果实拱手让给袁世凯。 (二)总统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相对于反对派都占优势。而反对派内部，鹰派对鸽派 占优势。这种情况，相对稳定的政党制度也不太可能形成。这种形势有可能出现像 俄国二月革命后发生的局面。当时俄国社会工党的激进派布尔什维克在国会大选中 失败，列宁立即翻脸不认帐，调来叛乱水兵驱散议会，发动了十月革命。如果国民 党在当时的国会选举中处于劣势，而其温和派在党内又控制不住局面，激进派很有 可能最终还是会用革命手段对付袁世凯，尽管其再次革命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但朝 野双方恶性互动的局面是很难避免的。 (三)总统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相对于反对党都占优势，而反对党内部则鸽派占主导 地位，足以控制全党。这种局面也许是使中国的民主政治走向的轨道的唯一契机。 既然袁世凯在国会可以控制多数，他无疑倾向于用政治手段而不是军事手段解决问 题，而反对党内的温和派如果遵循规则的话，只能承认现实。只要双方都愿意在同 一个规则下玩下去，同时由于初始阶段行政力量的强势足以建立秩序，人们就会对 这一套民主规则和政党制度产生信心。无论第一任总统是野心家也好，阴谋家也好 ，只要他不公开背叛民主共和制，在他卸任之后，这套制度就能够巩固下来。等到 下一任总统上任，即使反对派在国会占了优势，他也不得不认了。 人们的诘问也许会集中在：谁能保证袁世凯不背叛共和?的确，袁的最后称帝使这 个问题变得十分棘手。可是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袁世凯从一开始就蓄谋复辟帝制 ，相反，一直到他宣布改制的前夕他都在信誓旦旦宣布忠于共和。 任何人都是一个矛盾体，从袁世凯从前的教育和经历来看，不能认为他就相信民 主制，但从他当时已经当上了十年一任的大总统的现状来讲，再当皇帝实在是多此 一举。不能排除他可能是在被各种挚肘搞得焦头烂额之后，对民主制度丧失了信心 ，想干脆当一个口含天宪的君王，从此不再受制于人。其实这种思想的演化不难理 解。不要说袁世凯，即使接受西方教育的孙中山在被党内的各种挚肘搞得精疲力尽 之后，也难免走向独裁的极端。后来他不是要求他的党徒签字画押，宣誓效忠他个 人吗? 让原执政党赢头一局 历史的经验证明，在一个社会从专制向民主制过渡的转弯中，开放党禁后的第一 次大选形成的政治结构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往往能决定今后历史的走向。如果在 第一次或头几次选举中原来的执政党能够获胜，社会的转弯就会比较平稳。南韩和 台湾的经验说明了这一点。如果在这两个地区开放党禁的第一次选举中反对党就轻 易获胜，那么它们绝对不会有今天这样稳定的局面。 让原执政(者)党赢头几盘至少有以下好处： 第一，可以增强执政者党对民主政治和政党政治的信心。统治集团内部也不会是 铁板一块，会有人开明，有人强硬。也许开明派主张选举，而强硬则主张铁腕。第 一次选举的胜利无疑会使开明派增强了自信，并给予他们压倒强硬派的口实。他们 会说：瞧，我们不一定非用枪杆子才能保住政权，用选票照样可以。既然原执政党 赢了，它当然就不会赖帐，如果它赢了头三盘，都认了帐，第四盘输了也就不好再 赖帐了。这样民主政治和政党政治的规则就巩固下来了。否则，如果原执政(者)党 失掉第一次选举，很可能导致其内部强硬派抬头。他们若凭借实力赖帐，不承认选 举结果，强行复辟，社会将会面临巨大风险。 第二，这可以造成朝野双方都赢的皆大欢喜的局面。反对党获得参选的权利，这 本身就赢了一大局。如果在议会再获得一些席位，即使占少数，也毕竟是从无到有 ，比从前有巨大进步。同时，给作为改革者的原执政党头顶再戴上胜利者的桂冠，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平衡其失去垄断权的失落感。常言谓：赢者大度。双方都认为自 己赢了，心胸就会开阔，朝野双方就比较容易建立相互信任的良性互动关系。 第三，有利于政权平稳地交接和过渡。一般来说，原执政党比较有执政的经验， 并拥有较多的人才，而反对党在初期都缺乏人才和经验。如果后者能够通过一个渐 进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突然的过程变为执政党，就可以有充分的时间积累政治经验， 聚集和培训人才，减少社会转弯的风险。 问题在于，如果原执政党善于调整自己，不断地吸收反对党的纲领，很可能使后 者逐渐失去立足之地，因而长久地，甚至是永远地失去执政的机会。就像今天台湾 的朝野双方一样。不过，如果一个反对党有如此心胸，把形式看得重于内容，把建 立一个民主的制度看得比谁执政更重要，那么以上的可能性是不足为惜的。 回到历史为了跳出历史 是历史的折射也好，是历史的巧合也好，今天中国又将面临着清末民初的那种政 党风涌的时代。四十年来，共产党从来也没有稳定地建立起一套制度化的政治参与 规则，它维持政治垄断的办法，只不过是用过于残酷的手段把其它政党扼杀在摇篮 里罢了。现在，随着十年改革的松动，这个局面它再也压制不住了。 象历史上发生的一样，反对派的团体首先从海外突破了。现在，它们之间裂变和 聚变运动已经开始，无论其结局如何，它们始终都要面临一个如何在大陆本土建立 起规则化的政党政治的难题。对此，我们不妨从历史的昭示中得到启发。 历史的折射在当代人的眼里往往是惊人的相似，以致很多人情不自禁地将今天的 事件和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对号入座。这样做也许并非是毫无裨益的，有时候，人们 回到历史，恰恰是为了跳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