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改革的基本经验和主要教训 ·陈子明· 【编者按】本文节选自陈子明狱中所著的《十年改革反思》一书的第五章“十年总 结”。全书共约二十五万字，将由香港某出版社出版。 （一）基本经验 改革十年既然是中国近代史上成就辉煌的十年，它的成功经验也必然相当丰富， 不胜枚举。斟酌再四，决定从以下四点落笔：稳定高于一切，和为贵，改革服从发 展，面向世界。 1.稳定高于一切 在改革十年中，改革主要设计者与领导者的头脑是清醒的，始终坚定不移地把维 护社会政治和经济稳定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如果我们把眼界局限在过去的十年里 ，那么可能看到的尽是沟沟坎坎，跌宕起伏，前台换人，后院起火；如果我们把眼 界放宽，回顾一下百年来的历史，就自然会对改革十年中的稳定安谧产生深刻地印 象。 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里，中国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向日本割地赔款；各国竞 相租地扩土，划分势力范围；百日维新惨遭失败，六君子血染菜市口，光绪囚禁瀛 台，康粱亡命海外。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八国联军进北京，辛丑条约大赔款； 日俄把东北变成战场，各国为路权你夺我抢；知识分子反清排满，或蹈海，或暗杀 ，或暴动，或起义。一十年代，皇上三次退位，总统五次更迭；辛亥革命后是二次 革命，护国战争后是护法战争；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侵犯我主权，霸占我 市场；凡尔赛和会偏袒日本，激起“五四”、“六三”爱国群众运动。二十年代， “城头变幻大王旗”，小贩(曹锟)贿选，马贼(张作霖)称帅；直皖战争，直奉战争 ，江浙战争；四川内战，云南内战，广西内战；陈炯明叛乱，上团叛乱，刘杨叛乱 ；汀泗桥血战，龙潭血战，济南血案；“三一八”限共，“四一二”反共，“七一 五”分共；八一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阎冯大战； 奉军退出关外，东北易帜，张学良入关助蒋。三十年代，东三省沦陷；“一二八” 抗战，长城抗战，绥远抗战；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一二九”学运，“ 双十二”兵谏；国共二次合作，抗战全面爆发；上海血战三月，南京屠杀卅万；黄 河决口，徐州会战；武汉弃守，长沙大火；重庆陪都空袭频繁，汪副总裁投敌卖国 。四十年代，希特勒席卷欧陆，兵临莫斯科城下；东条英机横扫南洋，突袭夏威夷 军港；孤岛（上海租界）沦陷，香港沦陷；滇越路中断，滇缅路中断；山西新旧两 军火并，皖南叶项二将俘毙；胡宗南封锁边区，盛世才反苏反共；华北根据地遭敌 人大扫荡，人口面积减少一半以上；正面战场被敌寇大突破，由郑州直下长沙、桂 林、贵阳；抗战胜利，内战继起；血战三年，毁城百计；将士伤亡数百万，难民流 离几千里；交通阻断，工商凋敝；万元钞票不如手纸，物价暴涨几十亿倍。五十年 代，抗美援朝，西藏平叛；海峡空战，金门炮战；反“小脚女人”，反“右派”； “大跃进”，反“右倾”；外交“一边倒”，联合国席位被侵占；内政“左撇子” ，知识、技术、专家受批判。六十年代，三年严重灾荒，非自然死亡人口二千万； 十年“全面内战”，二十九省市区无一片净土；中美对抗，印支战场我派出部队、 民工五十余万，援助飞机、军舰、坦克、汽车、枪炮、弹药无计其数；中苏分裂， 专家、援助化为乌有，唇枪舌箭几乎酿成边境小战，热核大战；中印战争，世界屋 脊大军云集，车水马龙，枪炮轰鸣，雪地横尸。七十年代，“批陈”，“批林”， “批周公”，“批邓”；“反左”，“反右”，“反回潮”，“反复辟”；河南水 患，唐山地震，“三星”陨落，“四害”逞凶。 无论老年、中年、青年，只要他了解中国一个半世纪以来的苦难史和奋斗史，就 不能不为改革十年来的稳步发展感到自豪和欣慰。 政府是否稳定最重要的是看它的基本制度和基本政策是否稳定。最根本的政治制 度就是宪法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三十三年的历史上，先后制定了六部宪法性 文件，平均每五年半革故鼎新一次。如果循此惯例，我们现在应该准备第八部宪法 文件了。但是这一惯例实际上已经失效了。在一九八二年以后，只是按照宪法程序 对宪法作了局部的修改，规定了土地租赁和私营经济的宪法保障，这些修改在政治 上都是受到普遍欢迎的。 我们再来看一看政府的方针政策。十年以来，党和政府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 本点”的国策始终坚定不移，这是社会政治稳定的基本保证。在治理整顿中，对于 一些明显不合理的承包方式也采取了在稳定的前提下适当调整的做法，给基层承包 单位和承包人吃了定心丸，增强了政府施政的可预期性和可信赖度，减少了人们的 短期经济行为的危害，缓和了人们对于“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恐惧和担忧。 政府的稳定除了要体现在制度上、政策上，也应当体现在人员上。在这里，整个 政府工作人员队伍的稳定之重要性远远超过个别政府领导人的稳定。改革十年中， 虽然总书记、总理换过几任，但政府工作人员队伍除了正常的新老交替外大致上是 稳定的，人员素质稳步提高，人们的心态也已趋平稳，基本上能够专心致志于本职 工作。 与“文化大革命”高压统治下的万马齐喑、鸦雀无声相比，改革十年中在疏通意 见表达渠道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尤其是在开放民间舆论方面成绩最为明显。大众 传播媒介的评论报导有了相当的改进，但大众传媒表达意见的范围仍嫌不够广泛， 表达意见的法律界限以及非法限制意见表达和滥用意见表达权利的诉讼程序尚未确 定。 对于群众示威请愿活动尽管先后制定了地方性法规和法律，但对它的过份的心理 恐惧尚未消除。历史表明，有一些群众示威行动是单纯为了表达而表达的典型。在 西方某些国家没有确立罢工的合法性以前，有许多罢工乃至总罢工完全是为了争取 罢工的权利，而罢工的权利一到手，罢工的热情和频率、强度尤其是总罢工一类的 举动，反而减退乃至消失掉了。我国近几年来频繁发生的学生示威游行，与上述的 罢工行动有着某种类似性。如果北京市政府在制定了“游行十条”后，有计划地组 织一两次诸如“要求在公众场合戒烟”游行等，大学生自然也会按照规定申请游行 。越是得不到的东西就越想得到，真正到手后反而不觉得怎么珍惜了，这样的一个 政治成熟过程是必定要完整地经历一遍的，如果不能顺利地渡过幼稚期，那么在历 史上就会一次又一次地从头开始这个痛苦的过程。 加强宪政和法制是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做到慎重 立法，严格执法。要根据我国的经济条件、社会传统和执法能力的具体情况，使法 律具有现实可行性。立法不是儿戏，没有把握做到的事情就不要列入法律，凡是立 了法的，就要一诺千金，绝不食言寡信。 2.和为贵 在世界史上，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罕见的善于以高度文明的感召力而不是 以血腥的武力来不断扩大和发展自身的爱好和平、讲究礼义的民族。但是近代以来 ，由于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之害，激发了一种过分的心理反弹。在本世纪 六七十年代，“和为贵”的传统观念几乎是被扫地出门了的，“斗争哲学”则成为 处理国际国内事务，乃至解决家庭邻里问题的唯一指导思想。这就使我国一度处于 世界和平、发展主流之外。在改革十年中，我们纠正偏激的政策，恢复了传统的美 德，赶上了世界的潮流，而且还在这方面为全人类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在国际关系领域里，七十年代初开始的向世界打开国门和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崭 新的阶段。当时出发点仍然是战争不可避免，一切外交努力的目标无非是暂时推迟 战争的爆发，为准备打仗争取时间而已。八十年代我国外交工作的基点则发生了引 人注目的变化，从准备世界大战转向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与六十年代绝交的各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 团体基本上恢复了党的关系，此外还积极开展了与各国社会党等一些左翼政党的友 好往来。与此同时，对内实行了广泛的社会和解政策。实行这一政策的结果是，知 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升了半格，由团结力量变成依靠力量的一部分；被认为是敌对的 社会力量降低了一个数量级，由占人口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降为占人口千分之几到 千分之十，把很大的一部分社会消极因素转变为社会积极因素。过去的民族资本家 被重新请出来为经济建设贡献自己的才智，荣毅仁、王光英被任命为国家部级投资 公司的负责人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过去被认为是“特嫌”而严加提防的归国华 侨、侨眷变成了牵线搭桥、招财进宝的“活财神”；过去的“右派”成为多党合作 的支柱和许多社会文化领域的骨干，费孝通、钱伟长、王蒙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人 物。 与凡是派、还原派的党内斗争方式，为和缓处理党内分歧、解决党内问题开了一 个良好的先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始终强调“团结一致向前看”，不过分追究个 人路线错误的责任，甚至不再采用这样的提法，而强调“制度不好”的作用和改革 体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这就比赫鲁晓夫的把一切责任推给斯大林的“个人独裁” 、“个人迷信”要明显地高出一筹。 在改革十年中的一个伟大的创举，就是“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和实施。正是根 据这一构想，我国政府先后与英国政府和葡萄牙政府达成了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的 协议。台湾当局虽然在口头上不接受“一国两制”的原则，但也不得不在具体的施 政领域中步步后退，使海峡两岸的交流渠道越来越畅通。 和为贵，意味着对于不同己类的社会事物的实事求是的正视态度，以及在解决分 歧和消除差异时从容不迫的政治风度。这种态度和风度来源于悠久的历史传统、雄 厚的政治实力和对于未来的坚定信心。 承认分歧、理解差异并不意味着否定寻求一致的必要性。理性要求人们去求同存 异。人们之间的“同”本来是客观存在的，再通过主观上的“求”，则可进一步扩 大“同”的范围，最大限度地增加全社会的共识。无限扩大分歧，抹杀人们认识上 、行为上的共同点，放弃与意见相左者取得共识的努力，把对立面描绘成魑魅魍魉 ，则只会增加人们之间的仇恨，扩大社会的分裂。但是中国的社会精英在内心深处 并没有把妥协视为政治惯例和高尚美德，而通常把它当作迫于无奈时的权宜之计和 政治耻辱。这就不能不使政治过程充满了猜忌与报复，使政治发展增加了曲折与反 复，使普通民众对政治退避三舍、视如腥膻。这种不成熟的政治心理与态度，极大 地妨碍了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与社会现代化发展。 3.改革服从发展 我们在今后五十年到一百年时间内的发展目标是：摆脱贫穷与愚昧，赶超世界发 达国家，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改 革则是为实现这一发展目标服务的一种手段。 在改革十年中，不仅在指导思想上强调了改革要服从发展，而且在具体进程中也 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造成某些人把改革凌驾于发展之上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在他们头脑中有一个 先验的“改革模式”。由于崇拜和迷信某一种现成的模式，他们只需要依着葫芦画 瓢就行了，因而，他们往往不顾国情国力，不顾实践反馈信息，不顾干部群众的不 满和抵触情绪，一意孤行，不碰南墙不回头。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放之四海 皆准的“改革模式”。各国改革的大方向虽然有一致的地方，但是改革的步骤途径 完全要根据每一个国家的具体国情来决定。照搬他国的经验，没有一回不碰壁的。 在过去的十年中，先后对于我国的改革与发展产生过较大影响的模式就有“南斯拉 夫模式”、“匈牙利模式”、“东亚模式”和“苏联模式”等。 经过十年的改革实践，特别是吃了盲目模仿套用“改革模式”的苦头以后，人们 对于改革的预期值和狂热性已经回落降温，这是正常的和健康的社会现象。有些人 把它视为改革的终结和破灭，事实上，破灭的不是改革本身，而是对于改革的幻觉 和美梦。 对于改革的设计者和领导者来说，改革服从发展这条经验的进一步深化似乎可以 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首先，在制定改革战略时，应当善于把理想目标转化为可操 作的现实目标。其次，在设计改革方案时，应当尽量减少使用“革命性”的方式， 而要最大限度地采取“改良性”的措施。 4.面向世界 在对外开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说是改革十年中最大的成功之一。 经济上的对外开放，十年来不断迈出新的步子。改革之初，就建立了深圳、珠海 、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并授予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开放方面的特殊政策。 此后，又把对外开放的特殊政策扩大到十四个沿海城市，并批准在这些城市建立政 策更加优惠的经济开发区。接着又提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鼓励这些地区发展 外向型经济，“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然后是批准海南省建省，把海南全省 办成一个大特区，享有比其他所有特区更加开放的政策。随着对苏关系的全面好转 ，东北、内蒙和西北的边境贸易大幅度增加，中苏经济合作开始成为对外开放的一 个大有希望的新领域。 对外经济开放的形势，十年来不断拓宽了范围。最初是技术、设备的引进，包括 大庆、齐鲁、扬子、上海四个三十万吨乙烯及其配套装置，以及最大的引进技术建 设项目宝山钢铁总厂等。其次是从国际上筹措资金，从接受政府间无偿经济援助和 长期无息、低息贷款，到接受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等世界性组织的软贷款，到 接受商业银行的中短期普通贷款，到向海外发行金融债券和企业债券等等。然后是 与外商企业的直接合作，从最初的“三来一补”，到中外合作经营，到中外合资经 营，到外商独资经营。最后是资源开发权、使用权的转让与租赁，例如允许美国西 方石油公司财团开发安天堡露天煤矿，允许外国石油公司勘探和开发沿海油气资源 ，津、沪等市的经济开发区向外商长期租让土地，海南洋浦开发区承包给日商成片 开发等等。非商品毛衣和劳务合作领域的对外开放也正在向纵深发展。开放城市和 开放地区扩大到几百个，旅游饭店在各大城市拔地而起。现在，中国人也开始走出 国门，中国的海员航行在四大洋，中国的厨师在五大洲各国为人们烹调美味佳肴， 中国的劳务承包公司每年签订十几亿美元的合同，中国的跨国公司收购了美国，智 利等国的机械、航空、渔业企业等，中国的专利技术也第一次进入发达国家的技术 市场，中国人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的科学论文数在世界的排序上升到第九位。 教育的对外开放，在改革十年中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的 号召，首先就是向教育界发出的。八十年代国家派出公费留学生和自费留学生总人 数达到八、九万人，超过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容闳率领第一批公派留学生走出国门以 来任何一个十年的出国留学人数，是建国头三十年留学生总数的七倍；其中已有三 万人学成归来，成为科技文教各个领域中十分活跃的带头人和骨干。此外，一些高 等学府还聘请了外国客座教授，与国外教育机构合办了专门的教学中心和培训计划 ，开展了频繁和种类繁多的学术合作与交流活动。 面向世界，对外开放，在改革十年中已经不限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领域，而 且延伸到制度文明的层面。在微观经济管理方面，国外各种管理学说、方法和制度 ，都得到了我国企业界的青睐。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国外行之有效的各种市场竞 争机制正在稳步地引进我国，例如由世界银行贷款建设的鲁布革水电站首先实行的 招标承包办法，现在已在全国的重点基建施工项目中推广；又如运用银行利率调整 来控制宏观经济发展速度的金融调节手段，也逐渐为国人所熟悉。在法律制度方面 ，我国在制定多项重要法律时都参考了国外的立法经验。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中 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制定和修改。参照国外实行文官制度的经验，我国正在拟定 《国家公务员法》，这是涉及政治、行政体制方面的一项重要法律，现已修改了十 几稿，估计不久将会提交全国人大审议。此外，在制定《预算法》等法律时，吸取 国外议会制度方面的成功经验将会被证明是有益的。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中国今后只会更加开放，绝不会自己把已经打开的国门重新 关闭，我们对此深信不疑。 (二)主要教训 我们把改革十年中的主要教训概括为四点：理论贫困、计划阙如、组织涣散、人 才匮乏。 1.理论贫困 改革十年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之一，是活跃的实践与贫困的理论之间的巨大 鸿沟。由于理论活动的相对沉寂和理论成果的绝对贫乏，导致实用主义盛行，机械 论猖獗，老八股被人唾弃，新领域变成真空，很多人的思想灵魂失去了精神支柱， 社会伦理的道义基础迅速沉沦，试验是缺乏遇见的瞎碰，实践是没有指南的蛮干。 理论对于改革的指导作用，应当体现在下述三个方面：提供一个完整的理想目标 体系并论证其合理性；描绘一个全面的现实国情图景并指出其来源；架设二者的桥 梁，即说明实现改造的内因和外因、动力和阻力、途径和方法，预言其中可能出现 的挫折、偏向、误差及其补救纠正、防范的措施。我们目前关于改革的理论论着， 在上述的任何一个方面都非常地残缺不全，极端缺少真知灼见、创新建树和预见性 ，多是一些空洞的口号，概念的游戏和浅薄的释义。在改革十年中我们不曾有过一 次正确地预报了五年后的目标体系，更谈不上展望十年、二十年后的目标体系了。 在邓小平同志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确立了一条脊椎骨后，理论工作者却没有 能够给它添加上任何肋骨。骨盆和四肢的骨架，更遑论塑造有血有肉的丰满形象。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以后，它是中国知识分子所接触到的各种理论学说中最 直言不讳和最积极活跃的，它抨击一切现存的时弊，评论一切最新的发展，遇见和 估价各种可能的前景；而且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它既说得多还说得准，因此，它在 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不是偶然得来的。但是在改革十年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图 景。所谓“官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除了回顾几十年来的光荣历史和断言几百年 后的大同理想外，却很少对于眼下的事态发展做出明确的解释、评论和预言，理论 家的言论比外交的辞令还要谨慎小心和滴水不漏。这就使马克思主义自动退出了理 论的前沿阵地，丧失了鼓舞和激励人的锐气和冲力。 2.计划阙如 总的来看，改革十年中政府制定和实施计划的状况是无法恭维的。先来看一下经 济调整的计划。从一九七九年四月确定经济调整的方针后，直到一九八零年底才制 定实施具体的调整方案，而一九八一年底，就又放松了原定几年的调整计划。这表 现出计划缺乏严肃性和坚定性，过于取决于外部形势。形势严峻了，就紧一紧；形 势稍有好转，就不想把计划执行到底了。 以有计划的发展取代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本来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优势所在。当没 有能够自觉地发挥出这一优势的时候，过去搞革命、搞建设靠的又是什么呢?主要是 政治优势、群众优势、组织优势等。这些优势我们今天仍然要继承和发扬，但也要 清醒地看到，随着时代的发展，计划优势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以其他优势来弥补 和掩盖计划上的无能，已经不允许再继续下去了。 3.组织涣散 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引进市场调节，经济改革的这个大方向没有错，但是相 当一部分社会精英对它的认识存在着偏差。很多人相信了市场是“无组织力量”、 “自发力量”的神话，不懂得市场的建立和健全有赖于一定的社会组织设施，市场 本身也是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机制。因而一方面在组织创新上成绩有限，另一方面在 维护和完善原有组织上又漫不经心，造成了社会总体上的组织涣散倾向，这是改革 中的一个严重教训。 农村实行包干到户后，基层党组织、政权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状况全面恶化。目 前，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农村基层党支部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员流失，干部 忙于致富，不能保证把精力放到支部工作上，组织活动难以正常开展。在推广包干 到户时，有些地方的干部群众头脑不够冷静，对于集体经济组织和集体积累进行了 彻底的扫荡和瓜分，现在看来是有些过分了。由于农村社会政治组织的退化，宗法 宗族组织乘机复苏，封建迷信活动明显抬头，政府对于农村社会活动的有效控制程 度下降。在生育、婚姻、教育、耕地占用方面，政府的方针政策都难以彻底贯彻。 改革十年中社会治安恶化。农村民兵组织、治保队伍和城镇居委会治保组织以及 企事业单位的内部治保组织都有不同程度的削弱，由于缺乏畅通的联络和日常维护 ，以公安部门为骨干的社会治安联防网日形松散，这既是由于领导重视的不够，显 然也是因为缺乏必要的经费支持。 在改革十年中，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增加了一千万人，虽然党员人数增加了，党的 组织状况却比过去涣散了。不仅在农村是这样，在城市也是如此。党组织的涣散体 现在政治功能的淡化、思想教育的削弱和执行纪律的松懈各个方面。党作为一个政 治组织，历来是政治嗅觉最灵敏，政治反映最迅捷的，但是近年来在单纯经济观点 的影响下，不少党的基层组织很少分析政治动向，研究政治形势，甚至不能起到上 级党组织了解真实下情的耳目和触角作用。在党员中提倡带头奉献、先人后己，抵 制铺张浪费、黄色文化方面，基层党组织的思想教育工作处于消极被动的状态。除 了占用工作时间开会以外，一些基层干部不知道还可以通过哪些方式开展工作，过 去所采用的墙报、黑板报和家访、“三同”等方式都逐渐荒废了。对于党员的错误 思想乃至腐败行为，包括贪污、受贿、赌博、嫖娼等，有的基层党组织睁一眼闭一 眼，不能严肃执行党纪，使得少数党员知法犯法、有恃无恐，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 的影响，严重损害了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形象和号召力。党的基层组织情况尚且如此 ，工、青、妇基层组织的情况也就不问可知了。 依恋家庭故土，重视自然形成的人际关系（亲戚、邻里、同乡、同学等），不善 于运用和处理社会契约关系，不长于建设人为目标组织，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留 给我们的遗产。因此，组织发展和组织涣散这一对矛盾的消长，将是贯穿我国现代 化圈过程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 4.人才匮乏 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改革十年中暴露出来的人才匮乏现象，是过 去的失误留给我们偿还的一笔债务；而改革十年中在人才培养上的不足，将会影响 到未来中国的发展前景。 当前，我们亟须树立一种全面的人才观。社会现代化是一种全方位的变革，需要 成龙配套、均衡发展的各方面的人才，缺了哪方面的人才，都会拖整个现代化的后 退。在此，我们只限于讨论其中最重要的几类人才：科技人才、企业人才、理论人 才、行政人才、政治人才等。 经过建国四十年的曲折历程，我国科技人才的培养已经走上正规。我国理科人才 的水平是世界一流的，这已经得到世人的公认。工科人才的培养则有所欠缺。 企业人才在今日中国正如旭日东升。我们现在不必再给他们锦上添花，倒是需要 适当的节制。加速健全和完善经济法律法规体系，给企业家套上一个笼头，正是为 了爱护和保护他们。金融政策不谨慎，企业家就容易滑入债务陷阱而不能自拔；税 务法规不严肃，企业家就很容易堕落成为偷税逃税的经济罪犯；其余可以类推。 我们所说的理论人才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人员和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现 在，理论人才的社会地位进一步下降，由改革十年中的社会弃儿沦为政治清查清理 运动的主要对象和代人受过者。从全社会来说，对于理论人才的社会功能和社会价 值至今缺乏准确的认识。 在中共历史上，曾经培养出一批杰出的政治人才，例如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 同志等等。由于实行一元化领导体制，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使党组织出现了政权 化倾向。一个政党如果把自己的职能作用与权力机构混同起来，就会习惯于用行政 命令来替代政治工作，原来擅长的宣传鼓励、群工统战本领就会退化，党政关系也 会发生颠倒，不是以政党工作来赢得民心、巩固政权，而变为以政权力量威慑群众 ，巩固政党。在这种情况下，政党就不再是培养政治人才的学校，而成为行政官员 生长的沃土。这些年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削弱，主要是由于党务人员行政化，变 成了温室的花朵，离开了政权的强制力和对舆论的垄断，他们就无法象前辈政治人 才当年那样，依靠理论的批判力和宣传的鼓动力，在政治思想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赢 得胜利。国内外的历史无数次地说明，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善党务人员的政治素质， 提高党的政治工作活力，培养出一批拔尖的政治人才，单纯依靠行政和舆论压制， 是解决不了政治合法性问题的。 青年学生在任何时候都是社会未来的栋梁，因此，未来的政治人才也必然从他们 中间产生。老一辈政治家无不在自己的学生时代就热衷于政治活动，投身于政治旋 涡，经历过政治风浪。如果现在要求青年学生统统安心读书，莫问国事，这样的双 重价值标准是很难说得过去的。我们不应当否认学校是政治人才的藏龙卧虎之地， 也不应当压抑青年学生的政治热情和政治天赋，尤其不应当让他们去重复老一辈的 经历，在街头和监狱里提高政治素质和积累政治经验。确实，时代不同了，当今的 中国不再需要青年学生去当血洒疆场的烈士或改朝换代的英雄，她需要的是理性的 、稳健的、守秩序讲规则的新一代政治人才。党和国家应当鼓励和支持青年学生在 校园内开展适当的政治活动，例如讲演比赛等；应当吸收他们参政议政，例如担任 人代会秘书和特约工作人员等；应当选拔其中的佼佼者给予褒奖和栽培，譬如美国 每年选拔“白宫青年学者”那样，安排一些向政府献计献策中有真知灼见的青年学 生到中南海短期实习，使他们亲身了解当家理财之不易。只要改变了“防儿如防贼 ”的心理状态，具体的疏导办法多得很。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思想上的“代沟”很 难完全消弥，政治上的“代沟”则必须也可以避免。政治“代沟”一旦形成，其后 果将是灾难性的，许多聪明才智将会浪费在无益的内耗上。 在社会稀缺人才的培养问题上，如果一误再误，就会出现人们不希望看到的前景 ：或者是人才受到严重压抑和摧残，人才不平衡状况难以扭转，使社会陷于停滞； 或者孙悟空式的人才冲破重重障碍，终于破石而出，演出一场“大闹天宫”，使社 会陷于动荡。无论是出现上述哪一种前景，都无助于我们稳步渐进地达到现代化的 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