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犯与犯罪 ·刘 青· 中国大陆监狱的黑暗，由于中共已无力象它全盛时期那么成功的的遮掩和欺骗， 也由于今天世界的关注和努力，开始缓慢地被人们所了解。其实，这一黑暗可以追 源到大墙外面，因为监狱这个角落，有一部分罪犯是中共以犯罪手段制造的。 一部分反革命罪犯是制造的 这里只说一部分反革命罪犯是制造的，因为中共的法律里有反革命罪，只要按照 中共的法律符合了反革命罪的构成条件，就不能够说中共采用了犯罪手段制造罪犯 。尽管中共的反革命罪已是臭名昭著的迫害行径，但至少还披了件法律外衣遮盖其 丑。我在这里想讲的，是法律外衣也象皇帝的新衣一样其实没有的那类迫害。 □编造材料制造犯罪 一九八三年底，我收到渭南中级法院的起诉书，吃了一惊。在开庭之前的一周多 时间里，我苦苦思索--起诉书上所写的那些话究竟是谁的？我在法庭上向法官指出 ，起诉书上的话是编造的，是将我的文章肢解分裂后，根据臆测、武断和需要而重 新组合的东西。这种东西从内容来说，不是我的原意，从逻辑来说，将我的特称选 言判断式改成单称直言判断式了。 法官们无言以对，休庭后笑眯眯的问我，“什么时候学的形式逻辑？”然而，这 一切并没有阻止他们判我八年有期徒刑外加剥夺政治权力两年。法官说，“就是这 么回事了，你心里会明白的”。向我暗示这一切与他们无关。 编造材料制造罪犯决非个别的现象。魏京生从BBC记者麦肯奇手里得到一点捐助， 与他对麦肯奇说越战的情况，本是两个时间地点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但法庭却将它 们捏在一起，从而做出了搜集提供情报的判决。陈子明的妈妈说，陈子明也是在一 大堆这样的材料的证实下，被确定了十三年的漫长刑期。 我相信，编造材料以解决那些必欲解决的人，是中共无产阶级专政的常规武器， 在中共的统治中有重大作用，这从刘少奇王光美到庶民百姓的身上，全得到了证实 。 □是顽童还是反革命？ 八四年，渭南第二监狱关押了一个叫王文清的反革命集团首犯。他大约只有一米 多高，容貌更难叫人恭维，穿一身黄衣服，质地象是闪闪发光的化纤，样式介乎军 队与学生装之间。大家全嘻嘻哈哈的叫他“王司令”。监狱发每年一次的夏季降温 劳保品茶叶和白糖时，王文清真露出了司令的气派，他将小手一揣：“我不要这些 乱七八糟的东西，谁想要谁拿走”。这使他身边围满了高大的“部下”，众口一词 的叫王司令，使小矮子手舞足蹈。 “王司令”的联络员叫赵志斌，是蓝田县的丐帮子弟，也被判刑两年关押到二监 来了。这位赵志斌常因分饭菜而向别人发出威胁的狂吼，“告诉你，我会赵家拳。 ”但是，当十六岁的少年犯马军把他压在铺上锤了一顿后，他只会滚在地上乱哭乱 蹬，蹬的两只鞋再也没有找到。如果有人送赵志斌一块糖或是一点瓜子，要他说自 己的光荣史，他就神气十足的告诉你，“我他妈的不是联络员，实际上是副司令。 这事没弄成算是白说，如弄成了，我把那小矮子一巴掌掀下去，我就是司令。”这 位自封的副司令在两年刑满时，躺在监狱里，好几个犯人也无法将他扛出去，直到 打伙房给他搜集了一口袋剩馒头，才象个得胜的司令似的迈出了监狱大门。 不过，这个集团的另外几个成员，尽是十几二十岁的高大英俊的小伙子，单看外 表就知道机灵聪明。我曾问过其中的任流通，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这些漂亮的小 伙子给自己挑选了这么一位司令，还有觊觎司令员宝座的那位宝贝联络员。 任流通脸红了。他说他们大多是待业青年，王文清是他们单位食堂管饭票的管理 员。王文清十分慷慨大方，把他管的饭票整沓整沓的送给他们这些一文不名的待业 青年。由于老天不公而过份矮小的王文清，心里畸型地企盼人们对他不切实际的承 认，他期望人们收他视为司令、总理那类只能从报刊广播里认识的人物。从王文清 的慷慨中获得实惠的任流通等人，认为有必要报之以不能带来实惠的慷慨。他们还 接受了王文清分封给他们的西北特派员、华北特派员等头衔。一个小矮人回答了老 天的不公，他创造了一个满足自己心理需要的童话。 让我百思不解的是，共产党真的不懂这只是个童话吗？还是将这个童话在监狱里 砸碎，才符合它对权力的病态心理和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政治需要？ 这类的所谓反革命案件，在中共的监狱里绝非个别现象。一九八四年以后的渭南 第二监狱里就有多起。不同时期，中共对这类案子的处理也不相同，譬如一九八０ 年，西安的徐晓明冠何弟等人的情况，与王文清等人的情况十分相似，处罚却是在 莲花县石碴厂劳动教养。如果按照中共的法规解释，劳动教养是最高行政处罚，属 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这说明中共也能意识到，这类顽童似的荒唐幻想，其实与 颠覆推翻的权力行为无关。可惜的是，在中共四十多年漫长的统治中，它愿意这么 客观地认识的时间太少了。 □我所了解的一贯道 也许是上小学的时候，我就知道一贯道了。在共产党所进行的反革命罪行展览里 ，一贯道处于十分引人注目的反动会道门的首位。甚至在共产党所印发的儿童连环 画里，一贯道也有一席之地，给共产党充当着反面教员。从共产党的宣传里，我所 知道的一贯道，是专事哄骗钱财、奸淫妇女、杀人越货的黑社会帮派，还有推翻共 产党自己坐天下的政治野心。 可是，我见到一贯道后，却发现情况大不一样。八四年我到渭南二监，常常可以 看到一些典型的关中老农。说他们典型，是因为在他们身上有中国农民特有的那种 质朴、善良和乐天安命的气质，还有明显的迂腐。这些东西在今日的中国农村，正 在变得越来越稀罕。他们与一般的刑事犯罪份子格格不入，不仅是衣着和言行举止 ，还因为他们几乎没有五十岁以下的，而且一来就是黑乌鸦一大伙，彼此热呼呼的 称兄道弟，还可以听到长幼的辈份区别。看他们的平静与亲热，很难让人相信他们 的朋友中有些人刚被枪毙掉，死者甚至可能是某些人的父辈或兄弟。事实上，每伙 一贯道中，都会有不少人被枪毙掉。 一贯道或许对其他的犯人有利，因为他们总是监狱的最底层，总可以把其他的犯 人垫得高点。一贯道对其他犯人最有利的地方，大概是不吃晕，难得吃晕时，一贯 道信徒总把自己的一份分给其他犯人。这使警官们十分恼火，入监队指导员潘警官 常抡着警棍逼迫他们将分到的肉吞下去。潘警官说，“他妈的，我不信在社会上犯 罪，抓到监狱里还敢犯罪”。饭后放风去厕所，可以看到好几个一贯道信徒躲在粪 池边的暗处，用手指挖自己的喉咙，随着阵阵呕吐，眼泪鼻涕也落入了秽物里。有 的一贯道信徒，还会从打伙房找到碱，用来灌洗自己的肠胃。 一贯道信徒的忍让和宽容，在监狱这种卑鄙和信义的争斗场上，显得格外突出。 一贯道信徒人数众中，相互间非亲即故，按监狱的情况，极容易形成有势力的帮派 。他们的实际状况却总是受欺负，然而，又听不到他们因此而争吵打斗、或是投靠 警官告密邀宠。他们最大的乐趣和需要，似乎就是躲开警官的目光，彼此挤靠着在 冬日的阳光下散步、说笑。这往往使警官们怀疑他们又在搞一贯道活动。有一次， 警官从一名信徒身上搜出一封信，内容是要求他的亲属如何继续信教和进行一贯道 的活动。这封信要了这位信徒的命，但他被枪毙时却十分高兴，说自己的功果已经 圆满了。他们似乎十分相信多受苦难有利功果的圆满，前后有两位八十三岁的老人 来到监狱，对自己的无期徒刑和几乎可以肯定要死在监狱里毫不在意。监狱的警官 们对一贯道最严厉苛刻。警官说一贯道最坏，比满洲皇上，日本战犯，国民党将军 更难改造，别看在监狱老实巴交，一出监狱就重操就业，又干一贯道。 一贯道信徒的行为和信念常让我困惑：他们能算犯罪吗？曾经和我同入监队四组 的老石，是一贯道信徒。不过，他或许没有其他信徒虔诚，因此也不够安心，他有 时自言自语，有时还在小组会议上说，他对加入一贯道算犯罪想不通，一贯道劝人 做的全是善事，要信徒遵守的尽是清身自爱的好规矩，和共产党所宣讲的差不多。 老石原是贫下中农，还有股冲劲，他后来多次找监狱当局询问，结果没有一个警官 可以给他讲清楚，劝人行善和自我规范，为什么要算成颠覆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最 后潘警官给了老石一个似懂非懂的答复：一贯道是建国初就定性的反革命组织，别 管进行的活动是什么，加入就是反革命。 潘警官的回答是典型的中共式的解释。然而，真想用几句话打消老石的不服气， 大概也只有这句话，因为研讨建国初一贯道反革命组织是否符合法律概念，以及为 什么不能用现在的法律概念确定现在的一贯道是否属于反革命组织，只会使共产党 的官员陷于尴尬难堪的无言可答的地位。 一九八三年谁在犯罪 □严打的法律是怎么产生的？ 邓小平说，一九八三年他只做了两件事，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严厉打击刑事 犯罪份子。对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人们对它的重要性和严重后果已经十分清楚 ，而且予以足够的重视了。但是，邓小平十分得意的另一件事，却受到了轻慢、甚 至很少有人提它。实际上，这件事的重要性和对未来的影响，并不比另一件小。这 一点，也许邓小平本人十分清楚，因而他才会将一个局部的刑事问题，与反对资产 阶级自由化这个共产党全力投入的政治战争相提并论。 我们不知道邓小平如此重视“严打”，是否由于他意识到这件事上有违法行为， 所以必须提到一个足够的高度保护起来。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邓小平的压 力下产生的“严打”法律，是严重的违宪犯罪行为。 中国宪法明确规定，象《刑法》这样重要法律的基本原则，全国人大常委会无权 修改，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才有权修改。可是，八三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邓小平 的压力下，却对《刑法》的最基本原则，既时效原则进行了修改。 一九七九年颁布的《刑法》在时效原则里规定了从旧从轻的原则。这就是说，对 一个法律颁布以前的行为需要进行追究时，应该按原来的法律规定进行惩罚；但是 ，新的法律如果处罚较轻，则按新的法律惩罚。可是，邓小平逼迫下的人大常委会 却实际上通过了新的时效原则，也就是从新从重的原则，将“严打”法令颁布的行 为，按“严打”法令进行惩处。 在这个违宪的问题上，通过“严打”法令的全国人大常委们显然犯了渎职罪，但 是，施加压力办成这件事的邓小平，也难逃其咎。谁全知道，邓小平实质上是中国 全权在握的太上皇，那些人大常委们不过是他幕下操纵的傀儡，岂有傀儡有罪而操 纵者逍遥法外之理？ □“严打”的赫赫战果 西安有一个叫马燕秦的中年妇女，性颇风流，喜跳舞。“严打”以前，公安派出 所曾经找过马燕秦，询问她的跳舞情况。马燕秦一口气讲述了数百个一起跳过舞的 男女，有些男人还和她有过更亲密的关系。派出所的本意是吓一吓她，使她不要太 招谣。他们没有想到马燕秦根本不顾脸面，既无法用损害名誉使她有所顾忌，又没 有法律能够制约她，只好赔着笑脸将她送走。 八三年“严打”开始，警察们获得了尚方宝剑，不仅将马燕秦收监，而且陆续抓 审了三百多人，成为轰动三秦的特大案件，《山西日报》以整版整版的显要位置多 次报导案情。这件案子由于太大，审理一时难以完结，躲过了“严打”最高峰，直 到八四年才结案。有些知道内情的人说，如果高峰时判决，至少枪毙十几个人。就 是躲过了高峰，还是枪毙了以马燕秦为首的三个人，另有三名死缓和两名无期徒刑 ，有期徒刑则多得不值一提了。 三个死缓和两个无期徒刑全曾经和我同关过一间号子，我看过他们的判决书，也 和他们一起讨论过这个案子，下面可以略介绍几句。 李兆胜，和马燕秦举办过两次家庭舞会，并有过一次性行为，判死刑，缓期两年 执行。 袁定之，是马燕秦女儿的朋友，由于坚决不承认和马燕秦有性行为，属态度恶劣 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杨和风，举办过一次家庭舞会，邀请马燕秦等人跳舞，尤为严重的是还有在西安 上学的洋学生参加，本人也不承认和马燕秦有过性关系，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 马修士，多次参加马燕秦举办的舞会，判无期徒刑。 惠黎明，是自己筹组的乐队指挥，为马燕秦的舞会伴奏，判无期徒刑。 惠黎明说，他对自己被判刑并不特别痛苦，因为还有一件更大的疚痛在他内心， 他有一位好友，在文革期间逃到北韩隐姓埋名生活了许多年，而且成为北韩的功勋 演员。但是，他的朋友对北韩的生活也甚感恐怖，惠黎明便在八二年写信劝他回来 ，和惠黎明一起以音乐为生，自然也参加了舞会的伴奏。马燕秦案子发生后，惠黎 明的朋友绝望了，认定要想逃避恐怖，唯有逃离这个世界，便果断的结束了自己的 生命。 八九年底我离开监狱后，看见舞厅、家庭乃至大街上，全可以跳这样要命的舞， 有的姑娘可以靠陪人跳舞过上优裕的生活。这使我想起了马燕秦。应该怨历史还是 应该怨命运，对她开了如此残酷的玩笑？或许，这个问题永远说不清楚。但如果她 怨的对象里有邓小平，我想是不会错的。中国政治的随意性十分大，象邓小平这样 的人，说不定哪根神经出点偏差，就会有许多马燕秦尸横荒野。 在渭南第二监狱的入监队，我认识了亢俊义。他长得十分俊秀，嘴唇上的柔毛使 他分外年轻，完全象个娃娃。这个小伙子性子十分暴烈，对任何人全不服气。然而 ，他每次提到自己的侄子亢三虎，深情既崇拜又肃穆。我听人说他侄子亢三虎是在 洛南县被枪毙的，他本人也被洛南判了无期徒刑，押送二监服刑。这说法总使我怀 疑，因为亢俊义本人也不象有十八岁。有一次亢俊义主动对我说起了他侄子，我便 趁机问是否亲侄子。我得知是亲侄子后，心中的疑窦更大，“你侄子多大了？”这 一问使我证实了一个问题，亢三虎被枪毙时，年龄还不够十八岁。 亢俊义对我的惊讶十分不解，因为这类事并非只有他侄子一个。亢俊义给我讲了 他同号内另一个被枪毙的人，一个因为想入团，向团组织交待了十四岁前后曾和两 名幼女有过性行为的人。据亢俊义说，这个被枪毙时，比他侄子还小。 后来，我在二监听说了不少于十起年龄不够十八就被枪毙的案子，神经也麻木了 ，再也没有最初的震惊。细想起来，这种事其实是上行下效，既然邓小平可以破坏 宪法，按自己的是非罪错观念对待全国人民，做为一方父母官，自然也可以在自己 的地域内，将可以枪毙的犯罪时年龄，提前到他们认可的时候。 “严打”九月份刚开始时，为了造成轰轰烈烈的局面，一下子推入高潮，需要尽 快杀一些人。虽然法律已把死刑的上诉期从十天减为不够省里向北京最高法院申报 往返的三天了，虽然公检法三家并为一家合伙办案，但仍然难以象共产党历来所做 的那样，立刻可以集中一大批可杀之人。从这一点说，邓小平比毛泽东还是守法。 但是，也不能让邓小平所希望的轰轰烈烈变得冷冷清清，绝不会没有办法的共产党 将目光转向了监狱劳改队--这里关押的全是服刑的有罪之人，杀他们肯定不会错。 渭南第二监狱为此将全部禁闭室腾了出来，严严实实塞满了七十多人。后来所以 只杀了三十多人，另有四十多人得以逃脱一枪之灾，仅是由于“严打”的高潮只持 续了两、三个月。 渭南第二监狱尽人皆知的“五条龙”，就是因为躲过了高潮，才逃得一命。当最 高法院不批准枪毙，省高法在监狱当局的强硬压力下，把“五条龙”的首犯加刑三 年后，人们从判决书上所看到的五条龙原要杀头的罪行，只有改造中抗拒劳动，警 官追打时爬上了树，一人被关禁闭后，其余四人也要进禁闭室。判刑的法官也承认 ，这几例中，没有一个是可以加刑的，更不要说枪毙。然而这五个二十来岁的小伙 子，仅差一毫就与死神亲了嘴。 共产党的宣传机器宣称，“严打”只杀了数万人，判刑百万人。但克拉蒙亚洲研 究所的研究员林长盛说，他的一位朋友亲眼看到了人大常委会的内部绝密文件，“ 严打”杀的是九十六万人。林长盛的话得到了另外一些人的证实。看来，这个数字 会象共产党的所有秘密一样，难以被世界清楚地知道。世界更难知道的另一个秘密 ，就是在被杀的人中，有多少是马燕秦，亢三虎、五条龙。不过，有一点我们可以 确切地知道，不管是数万人还是九十六万人，或者是数万人至九十六万人，其中肯 定有大量的马燕秦，亢三虎、五条龙。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逼迫人大常委会和 全国的公检法部门，由他指挥着进行了一场用法律的名义进行的屠杀。 很可能，马燕秦、亢三虎、五条龙全是罪犯，有该受到法律惩处的行为。但是， 对罪犯也必须象对公民一样，绝不准滥用法律。中国人如果不敢保护罪犯的权利， 最终也会丧失保护自己的勇气。该让中国的统治者清楚，他们再也不能用坏人这个 词，将部分社会成员置于不受法律保护的位置。 □“严打”的后果 八三年“严打”的最严重后果，是毁掉了中国人民对法制的最后一点信念和努力 ，从而也毁掉了最后一点民族振发的精神和活力。 任何一个民族成为世界上的佼佼者，全是由于这个民族经受过痛苦和长期的内部 斗争，凝聚起了民族振发的精神和活力，才得以实现的。美国、日本、德国等民族 ，能够先后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强盛的优秀民族，就是由于有这种精神和活力。然而 ，这种精神和活力很独特，象人的青春只有一次一样，一旦消失，民族就会衰老下 去，退出最优秀的民族行列，如四大文明古国，希腊、罗马等等。一个衰落下去的 民族要重新产生振发的精神和活力，象生命返老还童那么罕见。但是，近几十年来 ，中国确实出现过这种精神和活力。这或许是中国百十年来的鲜血和苦难浇灌出来 的。然而，这些全被共产党毫无缘由地浪费消耗掉了。 八三年以后，由于消除了四人帮的胡闹，制定了稍尊重些实际的经济政策，中华 民族象大病初愈的人一样出现了康复的转机。这是这个民族最后的希望和机会，虽 然利用这个机会也难以创造出最优秀民族的奇迹，但维持健康的生存则是完全可能 的。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尤其是法学界和司法界的深明大义之人，全将希望寄托 于法制的健全和严格的法治上。 八三年的“严打”，毁掉了中华民族最后的努力，许多人欲哭无泪地说：“即将 建起的法制又毁于一旦了”。以此，法没有了，期待法制的希望也没有了，剩下的 ，只有靠破坏法制而披上神的外衣的邓小平，还有不信神不信鬼不信法的十多亿中 国人，在“向钱看”的通衢大道上扭打成一团。八三年后的种种，当然包括六四在 内，全是由于八三年对法制的最后破坏才得以顺利产生。也可能，七九年至八一年 对民主墙的迫害，就在刚要建立的法制基础上捣了一个大洞，但仍然不可与八三年 的“严打”同日而语。第一，七九年迫害民主墙人士是小规模的，而八三年是全国 规模的；第二，对民主墙的迫害没有全部放开手干，八三年的“严打”则是将法制 推倒了肆无忌惮地干。 共产党已经毁掉了中华民族最后的希望，今天还无法预言中华民族的未来，但是 ，不论从任何角度看，怎样透视着看，全看不到中华民族能成为世界上最优秀杰出 民族的丝毫希望。也许，这个民族只有粉碎后重新组合才有希望。在毁掉希望的罪 行里，八三年的“严打”已经划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