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改革走向政治改革的契机 ·杨 巍· 颜真和华生两位先生都称胡平是“激进民主主义者”而加以反对，但是细看颜真 和华生两人的观点还是各不相同的。颜真根本否认今日中国承受得起民主，认为民 主化会导致中国天下大乱。反之，身为经济学家的华生先生，似乎并不否认民主化 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只是主张通过谨慎的渐进走向民主化，反对出现大规模的 民主运动，基本否认八九民运对中国历史的推动作用。 然而由于华生先生毕竟是个严肃的经济学家，他从他本身对经济学的研究中不得 不承认八九民运的必然性。在此我愿向读者推荐华生一篇题为“中国人为什么再次 陷入困境”的论文（刊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论文》第三卷第五期，以下简称《再 困》）。 《再困》一文在相当准确地说明了中国是怎样从经济改革走向政治改革的，指出 了民运发展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后，却又认为八九民运是“先进思想界走极端而误导 的”结果，从而使他的客观性的材料与他主观性的结论形成了鲜明的矛盾。 被华生先生指为“激进民主主义”的观点有：（一）“《北京之春》时期主张言 论自由和全面民主制”，（二）“经济问题的出路在政治改革，其核心是政治民主 化。”（三）“政治专制是腐败之源，民主化是当务之急。”（四）“十年改革的 最大失误是经济改革的孤军深入和政治改革的长期滞后。”如此看来本人也当被华 生先生归为激进民主派，因为虽说本人自认为并不激烈，但也基本同意上述的“激 进观点”。在此希望讨论详细一点。 （一） 正如《再困》一文所指出的那样，经济改革是从农村的包产到户开始的，包产到 户的意义，“不仅在于迅速改进了农副产品的供给，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循 环，同时争取到八亿农民对改革的支持，而且在于这一变革使原先对农民严密控制 的体制从根本上瓦解，农民实际上得到了一次解放。”我完全同意华生先生的论断 ，只是要补充说：包产到户以及以后的责任承包，之所以取得惊人的成功，实质上 是它们相当程度地模拟了私有制，是在实质上临时性解决了所有制的问题。如果说 包产到户有什么缺陷的话，那就是因为所有制的解决并非永久性的，农民缺乏长久 支配土地的信心，因而产生了各种短期行为。 农村改革的成功大大推动了城市的改革，“包”字进城了。然而中共由于受意识 形态的制约，在总结农村经验时把承包制的成功只归结为解决了“按劳分配”问题 ，而不敢谈到所有制。于是“包字进城”以后，工厂里的改革经过一段短暂的风光 时代，就不那么成功了。 不仅如此，不能触动所有制的经济改革还导致越来越严重的通货膨胀，使改革步 履维艰，越来越进行不下去了。关于通货膨胀的原因，《再困》总结了三种评论： 1）“最直接的认为是宏观决策的问题，是赵紫阳及其听信的那些学了点洋教条的博 士和研究生们有意搬用西方凯恩斯理论犯的大错误。”2）“更深入一些的批评认为 是经济改革战略失误，放权让利扩张了地方势力，尾大不掉，各行其是，宏观失控 。”3）“更深刻的观点指出，通货膨胀的根子是产权关系不清，企业的微观构造不 合理，大家都想变着法子长工资、发奖金，没有抗衡的力量。只有进行所有制改革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激进派进一步引出自己的结论：经济问题的出 路在政治改革，其核心是政治民主化。“ 看来华生先生最赞同第三条“更深刻的观点”，但是不同意“激进派进一步引出 的结论”。笔者认为这三条都有一定道理，但还要点补充：凯恩斯主义是主张通过 扩大有效市场需求来促进经济，在中国市场机制不健全的环境下当然难以发挥理想 的作用，而市场机制不健全是因为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各地投资饥渴当然是总需 求膨胀和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但是其进一步的原因则是在经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中摆脱不了马克思主义经济观点的影响。企业职工不合理的工资结构当然是和所有 制问题密切相关的。在此仅将后两条深入一步讨论。 在西方，要投资就要考虑经济效益，考虑投资回报率，利润率等等。这就是“将 本求利”。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商品的价值是工人用劳动创造的，生产资 料的价值在生产过程中只是被转移了，并没有增殖。于是中共常常以“劳动生产率 ”记功：常常看到报纸上称某个单位每年创利税多少多少，平均每人“给国家贡献 ”多少多少；却很少看到利润率多少，利润率比银行利息率高出多少。一般讲，投 资多的地方设备好，劳动生产率就高，职工轻轻松松就能创较高利税，但是经济效 益(即利润率)并不一定高。此外扩大投资也给当地的官员提供了更多的肥缺。所以 地方上有脱离经济效益盲目扩大投资的普遍倾向。基本建设，银行贷款等年年突破 中共计划，造成通货膨胀压力。（盲目投资还造成虚假繁荣，表面上看产值增长很 快，但是经济效益年年滑坡；好比一户人家买卖越做越大，钞票越赚越少，总有一 天要难以维持。） 在经济上真正合理的是多产多得和多卖多得，而非多劳多得。如果有个农民技术 好，懂得科学种田，又知道市场行情，他就产得多，收入高；反之，如果他一不懂 技术，二不领行情，干得再辛苦也所得不多。但是多产多得只有在私有制基础上才 能得到最大保证，因为只有厂主或其他利益相关者才能细心分辨哪个人是企业的关 键人物或成绩突出者，给与较优厚的待遇；而其他一般人则给与一般待遇。到底谁 是关键人物或成绩突出者，这常常没有固定的或成文的标准，有一定的主观性和机 动性。对于国营企业，领导者即使有完全的工资发放权，也很难根据重要性的不同 来决定报酬。因为领导者首先考虑的是自己在企业中地位的稳固性，所以拉帮结派 分亲疏，要奴才不要人才是大陆企业领导的通病。即使领导人完全做到大公无私， 也很难说服职工接受谁重要谁不重要。于是多发的奖金之类只能平均化，难以突出 重点，否则就“摆不平”。于是从总体上讲，工资增长速度很容易超过产量增长速 度。即使个别工厂职工的收入增长确实是因为利润增长，由于左邻右舍的人要攀比 ，整个社会的工资增长仍会超过社会供给的增长，形成通货膨胀。这是在“铁饭碗 ”亦即就业刚性制度下不可避免的现象。当通货膨胀压力严重时，中共要进行宏观 收紧，压缩奖金发放；于是此时又是一刀切，全面打击职工的生产积极性。 （二） 仅仅少产多分还不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通货膨胀的更重要原因是保值手段和 投资手段的缺乏。人们的收入大致上有三种出路：消费、储蓄和投资。当然在现实 生活中有时某种商品兼有两个以上功能，例如名贵珠宝兼有消费和保值储蓄两个用 处。如果储蓄和消费渠道不畅，就会导致消费基金膨胀，消费品涨价。 社会上充当保值品的主要是金银首饰，文物古董，艺术珍藏等等。这些保值品好 比蓄水池，人们担心货币贬值时就大量购买它们，使通货膨胀主要局限于这些贵重 物品上，而较少波及日常生活必需品。 但是如果保值商品真要充分发挥其保值功能 ，就必须能够在市场上自由流通，随时出手，实现其价值。但是目前在大陆，中共 禁止人民自由买卖这些贵重物品，人民只能将它们廉价卖给国营商店，这实际上是 中共以国家名义对人民实行的合法掠夺。中共禁止自由买卖保值品的理由除了计划 经济外，更重要的是其错误的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商品的价 值来源于物化在其中的抽象劳动，而流通领域中的劳动是不能增加其价值的；于是 买卖贵重物品赚取差价的行为就是投机倒把，牟取不义之财。保值品没有涨价希望 就不成其为保值品。结果贵重物品不保值，人们要在通货膨胀面前保护自己，就大 量囤积消费品（大陆人民甚至一度把肥皂食盐也当做囤积对象），加剧了消费品涨 价，造成社会恐慌。 消费基金膨胀的更重要原因是私人投资渠道不畅。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 剥削”（即“按资分配“）是不能容许的，人们分到手的只能是消费资料。为了防 止人们化消费基金为生产基金，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应该很快过渡到所谓“各尽所 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所谓“按需分配”的“需”就是指消费需要，而排除 投资需要和保值需要。所以“按需分配”并非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信徒所曲解的“各 取所需”，而是个人的吃光用光主义，免得个人有多余的资金来转化成生产资料， “复辟资本主义”。由于马克思主义极端脱离实际，因而中共也无法照搬，但是不 管中共能开放到什么程度，只要有“四个坚持”，那么马克思主义就阴魂不散，一 定会在实际生活中显示出来。 大陆上私人投资渠道不畅，表现在各个方面：股份制不发达；房地产未商品化； 个体开业手续复杂，税率高；个体从业人员稍微富了一点，就会受到各种红眼病的 骚扰，各种摊派，苛捐杂税，敲诈勒索层出不穷。结果搞得合法不赚钱，赚钱不合 法，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贫富都对中共不满。这些现象的根子都是中共害怕民营经 济过分壮大了会压倒国营经济，人民自由度大了危及中共专制统治，因而不愿提出 保障私有财产的有效措施，不能有效制止对民营经济的各种侵害。于是个体从业人 员富到一定程度常常就不愿扩大投资，把收入用于眼前消费上，“免得共产党哪天 眼红，我便要人财两空(人坐牢，钱充公)”。还出现大量“愚蠢消费”现象，例如 婚丧事大排场，人活着大造坟墓等等，其实“愚蠢消费”倒是符合共产主义的“按 需分配”的“合理”现象，因为“按需分配”的目的就是要使个人财产只能投入消 费，不准转化为生产资金。 （三） 综上所述，在八九民运之前，中共由于不触及所有制问题而进行经济改革，改到 一定程度就危机重重，进退维谷了。经济效益下降，消费基金膨胀使通货膨胀到达 社会难以忍受的地步。于是社会矛盾激化，保守派乘机发难，指责改革开放搞过了 头，要往回收。于是下放的权力要收了，贷款投资奖金工资要压缩了，企业的自主 权要限制了，还要从意识形态上倒退，政策上左转。而改革势力的一方则日益认识 到打破现行所有制的重要性，而要打破旧体制，就要突破中共元老所谓“搞社会主 义现代化而不搞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限制；同时为了阻止保守势力拉中国走回头路 ，使改革能继续深入下去，也一定要进行政治改革，走民主化的道路。这就是八八 年底中国舞台上的大致形势。 电视剧《河殇》的问世标志着中国从经济改革进入政治改革，越来越多的人向往 民主化和自由经济，越来越多的人投入要求言论自由，创作自由，新闻自由，甚至 集会示威自由的民主权利。整个形势一步一步地走向民运高潮。这就是八九民运的 背景，这就是八九民运的必然性。象体改所等本来是经济改革的“智囊团”，当初 去参加的青年知识份子多半抱着绕开政治问题，专门从事经济改革研究的愿望，但 是鬼使神差地就从经济改革领域一步一步地走进政治斗争中来，直至深深卷入到八 九民运这样的大规模政治运动。这就是因为经济与政治不可分离之故。 由此看来，从经济改革走向政治改革的契机在于人们认识到在原有的政治经济体 制下的经济改革已经走道了尽头，不进行政治改革将无法冲破经济改革的阻力了。 当经济改革的潮流受到了阻遏时，就扬起了政治改革的浪花。这是历史的客观规律 ，不是什么“激进民主派误导的结果”。 华生先生的《再困》是今年五月份发表的，当时他对中国的形势相当悲观：“中 国人本来似乎已经走向柳暗花明，突然又跌入了现在的山穷水尽。”相信飞速发展 的形势已经修改了华生先生的悲观看法。八九民运的失败固然使中国走了一段弯路 ，但是经济的压力又使中共重新走向经济改革之路。八九民运的成果之一是使中共 不敢再以“姓资还是姓社”这样的问题来延误经济改革了，改革正在向所有制领域 发展，股份市场的发展使人们的消费基金有了转向生产基金的去路，股价飞涨总比 物价飞涨要好。对于非国营经济的管理也比过去更宽松了。 中共在意识形态上的退让将使这一轮经济改革可以比过去走得更远，究竟能走多 远取决于中共能让所有制的变革达到什么程度。只要中共仍抱着四个坚持不放，经 济改革总会撞板，从而再次触发民主高潮。让我们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