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以后的赵紫阳 ·刘同苏· 一九七六的邓小平与一九八九的赵紫阳 如果有人在一九七六年预言毛泽东时代之后将会是邓小平时代，几乎肯定会被人 笑为是痴人说梦。同样，今天若有人认为赵紫阳是邓小平之后最有希望的继任者， 恐怕也难免被人归入痴人之例。人们的第一注意力也许是官职，他们认为官职距最 高权力越近，居其位者继任领袖位职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一九七六年的邓小平与今 天的赵紫阳都被革除了党内外一切职务，至少也被排除在热门人物之外。人们关心 的第二个焦点是权术，似乎懂得弄权之术的人才有希望获得权力。一九七六年的邓 小平与一九八九年的赵紫阳在此方面恐怕表现得都不很漂亮，他们不顾局势的变化 而做毫无希望的斗争，硬要用鸡蛋往石头上撞，以至弄得身败名裂。这等不知随机 而变的人物，看样子很难在风云多变的中共内获取最高权力。 这些判断的忽略了中国权力结构与最高权力交替的最重要特征：权力的垄断。在 国内，是一党专政，在党内，是个人独裁。个人独裁意味着决策权只属于领导个人 ，在他以外的任何人都无权决定党与国家的重大事务。这种权力结构要求只存在一 个决策中心，这就是作为领袖的个人。 最高权力与自然人合一 独裁政治的特点是最高权力与自然人合一。人在，权在，人死，权亡。当领袖是 活着的领袖时，他的话自然成为最高指示；而一旦他变成了已故领袖，也就大可不 必“凡是他说的”就非要执行不可，诸如，毛泽东一去世，他“放不放心”，对于 华国锋的政治生命也就无关紧要了。权力真空的另一个表现是决策能力方面的空白 。由于独裁的权力结构只允许领袖一人发展和发挥其决策能力，却压抑和消灭了其 他任何人的此种能力，因而一但领袖亡故，似乎党与国家的决策能力也一同故去。 即使是一个具有决策本能的人，也仍需要一定的决策实践，才能把这种本能变成实 际能力。独裁的权力结构阻止领袖以外的人从事决策活动，使任何人都无法通过决 策实践而获得决策能力，从而，在领袖去世后，往往会出现所有的继任竞争者都乏 于决策能力的局面。权力真空的最后一个表现是领袖威望的中断。只有当一个人实 际行使决策权力的时候，人们才能判断他是否驾驭得了决策权力，才会随着他正确 地使用这种权力而建立对其决策能力的信任感。如果群众中普遍存在对某个领袖的 信任感，我们便称之为领袖威望。在独裁的权力结构中，除领袖以外的人都没有决 策整个党与国家之发展方向的领袖素质。 悲剧性政治人物与未来政治正剧的主角 独裁的权力结构及以这种结构为背景的最高权力交替产生了一个自我矛盾：一方 面，在权力交替时，这种结构需要一个真正具有决策能力的新领袖。由于领袖是这 种权力结构中唯一的决策中心，从而，这种能力结构也就对领袖个人的决策能力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这种权力结构本身又在压抑和消减领袖以外的任何人 发展和显示决策能力的可能性，以至在前领袖故去时，它或是不可能提供一位真正 具有决策能力的新领袖，或是使人们难以鉴别谁是真正具有决策能力的人。以上这 种自我矛盾也许会造就这样种政治规律：在最高权力交替前的最后一位悲剧性的政 治人物将会成为未来政治正剧的主角。有人对邓小平在一九七二年妥协而在一九七 六年不妥协感到困惑。其实这种妥协与不妥协正显示了伟大政治家对政治分寸的把 握：在一九七二年不妥协，那是愚蠢。在最高权力没有可能交替时便亮出自己的底 牌，只会是无畏的牺牲。一九七六年的不妥协却不再是无畏的牺牲。它是具有伟大 远见的政治投资，是具有雄伟气魄的政治赌博。此时若再妥协，只会使自己混同与 只知服从的奴才，或是被人归入专要夺权的政客之列，从而使自己在降临的争夺领 袖位职的政治斗争中失去自己拥有的最大筹码。 赵紫阳在决策上试手 赵紫阳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在发展和显示自己的政治能力。这种能力的显 示并非那种说几句未入流的憋脚英语的浅薄卖弄，而是在决策上，在治国方略方面 ，发展自己的独到想法(诸如，“在经济领域里不存在精神污染”这样巧妙却具有重 大转折意义的提法)。这显然是着眼于邓之后的长远考虑。当然，赵紫阳绝无意反对 或取代邓，他只是在决策方面试试手以便在邓之后接替邓的位置。一九八九年的学 生运动并不是由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引发的，那时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并没有搞到 赵威胁到邓的地位或邓非要搞掉赵不可的地步。赵紫阳在当时无视邓的意志和党内 多数人的意见而坚持己见，不顾将要或已经输掉的权力斗争而将自己的道路走到底 ，这种鲜明的个性与独立性格是作为领袖的决策者所必需的；此举正可以与毛泽东 “反潮流”的精神，邓小平“死不悔改”的劲头相媲美。赵紫阳丢领袖之虚位（总 书记）而德领袖之实威（真正有自我判断之人）。当别人把赌注押在职位、权术等 技节问题上时，赵紫阳却在赌社会的发展方向，人心(领袖威望)和个人的决策能力 这些决定性的东西。如此，我们可以说，在未来争夺最高职位的竞争中，赵紫阳并 无万无一失的胜算（又有谁能操此胜算呢？）但他的机会最大。 赵紫阳的决策源泉 过去，曾有人说过赵紫阳志大才疏。这种说法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赵紫阳 的才疏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是赵紫阳的才疏并非是个人原因造成，而是时代使然 。与第一代重臣不同，赵紫阳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行政官僚。第一代重臣成长于打 天下的时代，从而在中共掌握政权之前，或多或少独闯过天下或独挡过一面，也就 是说，在不同程度上作过独立的决策人。第二代行政官僚却主要靠服从与执行而得 到伸迁，由此，一般缺乏决策能力和个人魅力，尽管赵紫阳在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时曾有过搞“包产到户”的创举，但对于当时的决策者来说，他仅发挥了先锋的作 用而不是扮演了元帅的角色。总的来说，赵紫阳的阅历并无超出行政官僚之处。然 而，行政官僚出身的赵紫阳由何处得来了领袖的决策能力呢？决策能力是一种综合 的能力，从而形成的原因必定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赵紫阳决策能力形成的主要源 于赵紫阳与咨议集团之间的关系。赵紫阳与咨议集团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中共历史上 所未有的。作为个人的赵紫阳可能不是以往意义上的伟大人物，但他背后却有一个 伟大的集团。首先，赵紫阳与厉以宁、严家其等著名学者之间的领袖—顾问关系使 其有机会接触那些以学术研究为基础的具有创造性的治国理论。这种“顾问”不是 以往中共的政治幕僚。以往的政治幕僚有两个弱点：一是缺乏学术修养而仅为政治 中人。他们既无科学知识，又少科学态度，从而，既无力也不愿意客观地看待政治 与社会。他们唯一能做和所愿看的就是权力斗争的利害关系。二是他们作为下属而 不具有独立的地位。由此，他们的建议与其说是独立思考的结果，不如说是揣测领 袖心思的产物。新型的“顾问”顾国务而问，而且是以学者而 官场中人的身份顾而 问之。由此，其学者的资历足以使他们以科学的态度看待国务并有能力发现其规律 ；而其学者身份更有利于他们保持超然的客观立场，使他们能从其独立的地位进直 言。另外，赵紫阳与“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等“四所一会”保持着近乎常规的联 系。 上述两个咨询渠道显然构成了赵紫阳决策能力的重要源泉。当然这种由咨询而决 策的方式不单是赵紫阳个人决策能力的源泉，也是未来国家决策能力的源泉。民主 与法制的时代需要一种强大的制度或方式，而不是一个强大的个人，但首先掌握这 一方式或适应这种制度的个人本身却由此而变得强大起来。赵紫阳的强大正源于他 所运用的方式之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