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四大与十三大之比较 ·阮 铭· 进步之一：结束计划鸟笼对市场的禁锢 据我从党外来看，中共十四大比十三大有一点值得注意的进步，夸张一点，叫它 “突破”也可以，就是走出了陈云的计划经济鸟笼，让市场经济合法化了。这一点 虽小，还不可等闲视之，大约同当年刘少奇与毛泽东斗“包产到户”合法化一样； 邓小平同陈云之间这十几年，斗来斗去就是这市场与鸟笼之争。 中国大陆的政治风云，无非两大主题。一个是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一个是民主 政治对专制政治。陈云学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既反政治自由化，即民主政治； 也反经济自由化，即市场经济。邓小平学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只反民主政治； 经济上是白猫黑猫自由捉老鼠。这么些年吵下来胡耀邦、赵紫阳两届总书记，吵的 就是这两个自由化和反自由化。六四之后，陈云学派大举进攻，以“反和平演变” 为中心，来了个政治经济全面大反自由化，要把邓小平放出来自由捉老鼠的白猫黑 猫统统关进鸟笼。然而事与愿违。国家计委扶持下的国营经济在笼子里愈扶愈亏， 笼子外依托国内外市场自由捉老鼠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三资企业愈来愈壮，关 不进笼子去了。十四大的“突破”，就是承认这个既成事实，干脆打开笼子。不但 承认“一靠老乡、二靠老外”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三资企业在市场里自由捉老 鼠合法化；而且国营企业也要放出笼子。十四大报告把“国营企业”改称“国有企 业”，“有”而不“营”，这一字之改，如同承认农村土地的包产到户，包工到户 一样，从此国家企业也得以独立自主经营的经济实体进入市场，摆脱国家指令的枷 锁，成了自由的猫。 进步之二：陈云学派退出中共领导核心 中共十三大纲领，是赵紫阳为邓小平概括的“两个基本点”。那人事格局，也是 为那“两个基本点”设计的，即赵紫阳学派与陈云学派势均力敌。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里，赵紫阳学派居优势，赵紫阳、胡启立、乔石，占五分之三。陈云学派有李鹏 、姚依林，占五分之二。顾问委员会里，则陈云学派居优势，正副主任中除薄一波 属风派外，陈云、王震、宋任穷都是鸟笼派。这就是导致六四屠杀的组织基础。 六四以后，陈云学派在组织上占绝对优势，所以才有那一九九一年以另一个中心 反和平演变取代邓小平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攻势，迫使邓小平今年初不得不 南巡反击。 这一回十四大人事布局，反映了邓小平南巡成果。套用吴稼祥先生的话，叫做“ 专制政治向自由经济调情”的产物。 第一，“江李体制”不变，亦即专制政治铁笼不能打开。所谓江李体制，既是一 九八九年专制暴力镇压自由民主运动的血的象征，又是一九九一年以反和平演变为 中心取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左”的标志。今年初邓小平南巡之后，这个“血” 和“左”的体制曾一度动摇。现在把它重新肯定下来，足以证明十四大根本没有触 及“左”的要害，即专制制度。 第二，姚、宋退出，是对计划经济鸟笼的告别。姚依林、宋平是陈云门徒，几十 年来主导计划经济的前台人物。现在随同他们的后台和主将陈云，连同陈云主持的 权力甚大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一并消失于中国大陆政坛，这是十四大人事影响最深远 的变动，是市场学派对鸟笼学派的致命打击。这个变化主要是自然规律的作用，也 靠邓小平下了决心。 第三，三名新常委中，最受瞩目的是朱容基。但对他不能期望过高。朱容基本人 是计委出身的一名经济官僚，当过对陈云的计划经济贡献最大也受害最深的中国最 大城市上海的第一把手。他是陈云的下属、朋友，而邓小平也称赞他“懂经济”。 所以他能担任的就是中国经济从告别陈云派走向市场的一个过渡角色。如果指望他 成为“中国的戈巴乔夫”，那就错了。 第四，刘华清取代杨氏兄弟领军，一方面可以安抚军中对杨氏兄弟的不服，另一 方面还能收到淡化六四色彩之功效，对邓小平可谓一举两得。杨家将领军本来是邓 小平的政治需要，也全靠政治军事双料强人邓小平的全力支持。现在这个过渡使命 已经完成。至于刘华清以七十六岁高龄从业已取消的顾问委员会中复出，当然也是 一个过渡人物。但以这样一个专业老军头（与他搭配的张震更老，七十八岁）领军 ，有利于军队的非党派化非政治化。 第五，最年轻的一名常委胡锦涛，当过胡耀邦主政时期的青年团书记，后来又去 地方，先后任贵州、西藏书记。比起原来竞争这个位置的田纪云，邹家华、李铁映 来，他具有代表年轻一代和地方力量的优势。此人出身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在甘 肃省当工程师时受宋平赏识选派为共青团领导，由宋平推荐给胡耀邦的。这回又接 了宋平的班，是陈、邓两派都能接受的新人。 朱、刘、胡三个人，加上原来的乔石、李瑞环，构成了对于“血”和“左”的象 征的“江李体制”的新的制衡，或者说对六四色彩和反和平演变色彩过于浓厚的“ 江李体制”的一种修正。看来这个设计聊以体现十四大的经济主题，向鸟笼告别。 但是如果认为改革派取得了政治上的优势，那就错了，或者认为这里有邓小平设计 的一对一的左右平衡制约，也不准确。从政治上分析，十四大的人事布局是在江李 体制不变前提下的中间化，而非两极制衡。江李之外的五个人，都是政治上的中间 派，而江、李两人，则是政治面目不稳定的风派。所以从总体看，这是一个中间派 与风派结合的班子。它在告别鸟笼之后，政治上难以迈开前进的步子。 退步之一：专制政治铁笼继续笼罩大陆 江泽民报告连邓小平在一九七八，一九八０年提出过的“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切实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 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都不敢碰，却来了个什么“绝不搞西方多党制 和议会制”。那么搞什么呢？照江泽民的解释，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 就是“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会”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 度”；“爱国统一战线”和“党同党外人士的联盟”。除了这套空话空架子外，不 讲基本人权和公民政治权利，不讲言论、出版、信仰、结社、示威、游行自由，不 讲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不讲国家和政府的权力制衡，一点实质内容都 没有。 民主化和市场化，是整个大中华跨进二十一世纪的两条腿。缺一不可。中国台湾 如此，中国香港如此，中国大陆也如此。江泽民批判“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 套用邓小平批评陈云的话，叫“不懂常识”。民主政治制度与市场经济制度都在近 代西方首先发展起来，这是历史事实。但它们决不是西方的专利。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随着帝国殖民制度的结束，现代科技文化与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市场化和民 主化已是地无分东西南北的全球大趋势。如果说专制制度在以战争和暴力手段掠夺 对方经济财富以满足己方需要的旧历史时代比民主制度有“效率”，也许还有一点 道理，但那是属于过去的了。对于市场主导的现代经济社会，民主制度下个人自由 独立的创造力才是社会经济、文化财富的源泉，已经是普通的常识。中国大陆近期 经济的发展，本身就是大陆人冲破鸟笼制度创造出来的一点自由成果。中国大陆要 稳定地发展市场经济，在打破鸟笼经济制度的同时，还必须打破铁笼政治制度，建 立起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现代民主和法律制度，由人治走向法治。没有民主与 法律制度保障的市场经济必然产生腐败而导致民众与专制制度的对立。这才是不稳 定、动乱的制度根源。 退步之二：“左”派风派将民主派扫地出门 十三大虽是废黜民主派总书记胡耀邦后召开的，并且提出了经济自由与政治专制 相冲突的“两个基本点”，但仍保留了一些民主派在中央领导机构。这一回连阎明 复、王蒙这样温和的民主派都排除出中央委员会，至此自由民主力量在中共中央领 导机构扫地以尽。 极端的“左”派，既反民主政治，又反市场经济的那几位，像李锡铭、高狄、何 东昌、王忍之、贺敬之，总算千呼万唤下来了。但取代他们的，并不是外界所传的 “改革派”，而是更加隐蔽的“左”派和面貌不清的风派。从新中央委员和候补委 员的阵容来看，原党史研究室的沙健孙，大概要取代高狄，当《人民日报》总编辑 ，邵华泽“升”为社长。沙健孙是个整人有术，办报无方的人物，一贯紧跟邓力群 、胡乔木。看来《人民日报》的前景不会比高狄时代美妙。在中央宣传部，如果由 郑必坚换下王忍之，状况也差不多。其余新面孔如张孝文、汝信、王梦奎等，也多 属于彭真、邓力群系统的人马。所以十四大后的宣传、文教、理论、新闻部门，仍 是“左”派加风派的天下。 这种“专制政治向自由经济调情”的政治与人事格局，其稳定性究竟如何？我看 这理论的提倡者吴稼祥先生的个人命运作出了回答。这位年轻学者，一九八九年“ 六四”后被捕入狱，十四大前才被释放。回家后又一度自杀获救。这是一个象征。 吴先生提倡的“新权威主义”，全盛期只有一九八七年十三大后短短的一年。到一 九八八年底已经“调情”失败；“蜜月”终结，陈云、李鹏的“治理整顿”开始。 终于导致一九八九年六月那场血的游戏。现在周而复始，十四大好象又回到了十三 大那个圆圈的起点。这是个不祥之兆。自由经济制度没有民主与法治的政治制度做 保障，在“权威”早已过剩的一党专政下必然产生特权腐败与民众之间的冲突，深 圳股市式的大大小小“风波”，将层出不穷。吴稼祥先生当可以从他自身的经历中 省悟，这“调情”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杀政策。自由经济停止接受专制政治的“调情 ”，勇敢地下决心同民主与法治结婚，才是中共唯一的自救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