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信念自由的人格 ----台北拜访夏道平先生所谈所思 ·齐墨· 四十年来，台湾的经济历尽苍海桑田，解严以来政治的发展也已是白云苍狗。一 九八九年以来，一批一批的大陆民运人士从海外奔赴台湾，探究台湾经济现代化和 民主化的秘密。 笔者也随大陆海外学人访台团体两次赴台参加研讨会和参观。一九九零年底笔者 第一次访台，台湾知名学者韦政通先生在与我们谈话时特别提出，大陆民运人士要 与台湾反对派人士接触，认真研究民进党的历史和经验，以用于推进大陆的民主化 。 七月，笔者赴台参加中国青年团结会主办的“台湾之旅”研讨会活动，经过一位 在德国的留学生的介绍认识了夏道平先生，使我第一次领略了台湾老一代自由主义 者的风采。夏先生对我这样素昧平生的晚辈的贸然造访毫不介意，亲切接待，谈历 史，谈经济，谈中国，谈未来，他循循善诱，我细细听来，似乎忘记台湾七月之炎 热。那情形真如唐朝诗人顾况《行路难》中的诗句：“岂知灌顶有醍醐，能使清凉 头不热”。 《自由中国》的如椽大笔 夏道平先生的名字或许在很多人听来是陌生的。在一个资讯和商业社会里，人们 总是被新鲜的事和人牵着鼻子走。今天在台湾立法院演出“全武行”的衮衮诸公们 ，其名字通过电视迅速传遍千家万户，而相比之下，像夏先生这样过着平淡生活的 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就似乎更被人遗忘了。 夏先生生于一九零七年，今年已经是八十五岁高龄。他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 一九四九年来台后先后在政治大学、东海大学、辅仁大学、东吴大学、铭传女子商 专，中华经济研究院担任教授或特约研究员。他今天为人所敬仰的并不是仅因为他 教过许多学生，更主要的是因为他是国民党迁台后最早出现的著名的民营政治杂志 《自由中国》半月刊的主要执笔人之一。在《自由中国》的时间，是夏先生一生最 重要的一段经历。 提起《自由中国》，人们立即会想到殷海光、雷震、胡适等几位名人。该刊创办 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终刊于一九六零年九月，前后存在了将近十一年。雷震先生 是《自由中国》的主持人，一九六零年九月因组建“中国民主党”被蒋介石下令以 “涉嫌叛乱”逮捕，判刑十年。胡适先生是闻名中外的学者，担任挂名的发行人。 殷海光先生为其自由主义的追求而被当局取消了在台大教书的权利，出国又遭遇困 难，最后得了癌症，英年早逝，他的舆论角色得到特别的彰显。而夏先生性情平和 ，《自由中国》停刊后一直从事教学研究和翻译工作，没有遭到太大的横逆，所以 他的文章和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台湾研究《自由中国》杂志的专家张忠栋先 生认为：“夏道平和殷海光，绝对是《自由中国》最重要的两支健笔。殷先生从理 论入手，阐发民主自由的思想，夏先生则从实际问题入手，鞭策民主自由的制度” 。“夏先生是舆论界前辈，谈经济、政治、法律，文章绵密细致，非今日后辈所能 及”。（《我在〈自由中国〉〈序〉》）。 对此，夏先生自己的看法是：《自由中国》尽管有张忠栋先生所说的“几支如椽 大笔”，但如果没有名望高的胡适作为“保护伞”和冲劲大的雷震作为“火车头” ，该刊也不会坚持十一年之久。 由此我想到一九七九年前后北京的西单民主墙运动和大陆地下民刊的命运。如果 当时大陆的一些著名知识份子也像胡适和雷震那样充当“保护伞”和“火车头”， 共产党就难以轻易对魏京生等人下手，取缔民刊。这一历史机会我们没有抓住，后 来走过的弯路和付出的代价均是巨大的。 自由经济的忠实信徒 在学术上，夏先生是台湾有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直接继承了“奥地利学派 ”的经济自由主义传统，并在台湾加以发扬光大。该学派的第三代大师是米塞斯， 米塞斯的学生则是著名的自由主义大师海耶克。 《自由中国》的两支如椽大笔殷海光和夏道平分别以铨释和翻译海耶克和米塞斯 的著作而闻名。殷海光将海耶克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译成中文，但后来论者认 为他的翻译并不完全忠实于海氏原意，他为因应当时台湾的政治情势而加进了自己 的想法。夏先生则翻译了米塞斯的三本英文著作：《人的行为》、《反资本主义的 心境》和《经济学的最后基础》。夏先生有关自由主义经济学方面的论述后来汇编 为《自由经济的思路》一书出版。此外他还翻译了海耶克的《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 》和洛卜克的《自由社会的经济学》两书。 笔者是外行，无法评论夏先生的学术成绩，在此仅想就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在两岸 的一些相似遭遇谈点感想。奥地利学派在大陆任何一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 书中均被贬斥为“近代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派”。大陆出版的《辞海》对该学派的 评价是：“这一学派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用主观唯心主义来对抗辩证唯物主义， 扩大心理现象以掩盖阶级关系，片面强调个人消费以否定社会生产的首要地位。杜 撰‘边际效用价值说’，断言商品的价值决定于最后一单位的效用即边际效用；… …妄图对抗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科学真理，而为资本主义辩护 ”。在谈到“新奥地利学派”时则说：“他们打着自由主义的幌子，竭力攻击社会 经济制度”。当时在大陆凡是一切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均在受批判之列，都会 被贴上“杜撰”、“虚构”、“伪造”、“幌子”的标签。米塞斯、海耶克等人反 对社会主义是真，但说他们“打着自由主义的幌子”就不对了。他们是真正信奉自 由主义的人。 使人感到吊诡的是这个被视为“反共”的自由主义学派的著作和其翻译介绍者在 揭纛“反共”的台湾也曾经遭受到官方的冷遇和压抑。米塞斯的《反资本主义的心 境》一九五六年出版后不久，夏先生即将该书的摘要译为中文发表在《自由中国》 上。一九五七年该书（当时的书名译为《被诬蔑了的资本主义》）被台湾行政院经 济安定委员会工业委员会接受，准备作为《经济丛刊》之七由商务印书馆和正中书 局发售，也在报上作了广告。但书发售数日后，工业委员会的经办人告诉夏先生， 由于该书的内容强调自由民主，因而受到外来干涉，只好停止发售，删节改版。在 没有征得夏先生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工业委员会竟然将该书译稿删掉七份之二，甚 至还将夏先生自己撰写的《译者的话》删去四段，并擅自增加了一段。为此夏先生 曾在《自由中国》上发表抗议信，其中提到：“米塞斯为一彻底反共的经济学家， 他的作品译本，在反共的台湾，竟被取缔而不能自由发售，本属怪事。但近年来政 府在取缔书刊方面所显出的无知与胡闹，已经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他最后警告 工业委员会：删改本不得发售，也不得赠送。 由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得知：天下几乎所有的权力都讨厌自由主义，无论这些权力 的主人是专制者还是革命者，是民族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 但为知识负责 不为强权所屈 张忠栋先生指出：“在《自由中国》将近十一年的历史中，夏先生写过许多掷地 有声的文章，批评的矛头直指军方、高层官员和官方传播机构”。今天这些话听起 来似乎很是平淡无奇，但在当年夏先生因他的文字触怒龙颜，招致的迫害和攻击， 却颇为惊心动魄。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夏先生为《自由中国》撰写了一个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 》，揭露政府机构或公务人员为谋取破案奖金，事先设计诱民入罪的案件。该文触 怒了在台湾执行金融管制的军方，惊动了许多国民党要员，如吴国桢、陈雪屏、陶 希圣、黄少谷等。治安机构并不回答夏先生谈到的问题，而是以威胁的口气警告新 闻界要“支持各界官员推行金融经济措施，防范匪谍阻挠政府政策，破坏政府威信 ，打击人心士气”。在这种压力之下，《自由中国》不得不又发表了一篇社论《再 论经济管制的措施》，表示赞同经济管制，声明前一社论绝对不是有意污辱有关机 构工作人员的操守。 就在《自由中国》和夏先生处境危机的关口上，胡适先生从美国写信给雷震说： “《自由中国》第四卷十一期有社论一篇，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我看了此文 ，十分佩服，十分高兴。这篇文章有事实，有胆气，态度很严肃负责，用证据的方 法也很细致，可以说是《自由中国》出版以来数一数二的好文字，够得上《自由中 国》的招牌！我正在高兴，正想写信给本社道贺，忽然来了四卷十二期的《再论经 济管制的措施》，这必是你们受了外力压迫之后被迫写出的赔罪道歉的文字”。胡 适严厉指出：“《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用负责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 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我正式辞去‘发行人’的衔名，一来是表示我一百分赞成 《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 议”。夏先生后来回忆说，如果没有胡适的信和雷震断然公开那封信的举动，《自 由中国》很可能在不满两岁的时候就因《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而被捉人停刊 。 夏先生批评国民党的高官绝对不假辞色。他要求行政院长俞国钧辞去中央银行总 裁的兼职，他连续撰写四篇社论，对司法行政部部长谷凤翔大张挞伐。他批评国民 党“是以总裁一人的聪明为党的聪明，以总裁一人的智慧为党的智慧”，他批评国 府“近年来的所做所为，无可讳言，是丧失人心的”，他接二连三撰文反对蒋介石 违反宪法连任第三届总统，质问：“蒋总统不会作错了决定吧？”“蒋总统如何向 历史交代？” 《自由中国》坚持宣扬自由民主，反对军队党化，主张法治和多党政治，一方面 不断地引起国民党当局的围剿，另一方面在知识份子中激起强烈共鸣，为反对党做 了催生工作。当今很多活跃于台湾的著名反对派人士，当年均是《自由中国》如饥 似渴的读者。据说每当《自由中国》出刊时，贫穷的学生往往几人合买一份，拆开 分头阅读，然后交换。官方的传播机构明枪暗箭地指责该刊“破坏民心士气”，“ 为朱毛共匪帐目”，鼓吹“反攻无望论”，主张“两个中国”，要“扯垮反共抗俄 的政府”，是“亡国奴”，“汉奸”。后来发现的资料表明，由于《自由中国》对 国民党的批评，特别是夏先生的那些反对蒋介石“三连任”的言论，有关方面早已 准备对其动手查封。雷震等人筹组反对党不过给他们一个下手的最后藉口罢了。 在雷震被捕、《自由中国》的许多言论被情治机构作为雷震罪证资料公布的恐怖 时刻，夏先生与殷海光、宋文明三人联名发出了《〈自由中国〉言论撰稿人共同声 明》。该声明中的文字值得任何一个为自由民主而努力的知识人员一读：“我们都 是读书人。我们没有从事实际政治活动的兴趣。被指控的那些文字，大多是我们撰 写的。我们写那些文字，只是书生议政。……我们所见也许不尽与人相同。但是， 我们立言，无一不是对自己的知识负责，对自己的良心负责，对读者负责。……雷 震先生是《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发行人，因而他对《自由中国》半月刊的言论负有 法律责任；可是，我们是撰稿人，对于我们自己撰写的文字，我们从来没有打算规 避自己应负的言论责任”。他们写下这段文字来为雷震分担责任，显然有同样被捕 入狱的可能性。但他们做了。在大陆历次政治运动中，像夏先生他们这样的主动出 面为朋友承担责任的人是何等地少啊！而随时出卖朋友的人又是如此之多！ 传授自由主义之精髓 与世界上其他各种“主义”相比，自由主义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和共同的利益基 础，也没有令人满意的定义。在西方，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是源远流长的两大历史 思潮。自从本世纪初严复翻译了穆勒的的《论自由》，《群己权界论》之后，自由 主义开始被中国接受。但中国人对自由的理解是很不一样的。比如，孙中山先生就 认为中国人自古就有自由，而西方一直缺乏自由。 夏对法国学派的自由主义下过苦功钻研，可以说已经领悟了西方自由主义之精髓 。但他又能深入浅出、举重若轻地用自己的理解来阐述自由主义。据对他知之甚详 的学生薄庆容女士归纳，夏先生理解的自由有内外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外在的 环境允许人，为他自己的利益，去做他想做的事；由这种意义来看，社会上大部份 人都拥有了相当多的自由。二是指当一个人，已经有了相当的道德和智慧，能够自 主地去做他应该做的事，在这种意义之下，自由是一种完全独立于外在环境的心理 状态，而且只存在于其精神和人格之中。即使镣铐加住其身，也丝毫无损于其本身 所拥有的自由。这是指每一个人自生下来便有其独特的秉赋，为着有利于每个人发 展其个性的优点，应让每个人决定他自己要做什么，要成为什么，传统上所谓的自 由意志，大概就是指这一种意义的自由”。（柴松林、薄庆容，《我在〈自由中国 〉〈序〉》）。 在与笔者的交谈中，夏先生说，自由主义的精髓用中国话来讲就是“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用西方的语言来表述就是“人心有共同的逻辑结构”。自由主义者如 米塞斯、海耶克等特别重视言论自由，特别深信理智是讨论或辩论过程中的产物， 而非所谓“天赋”的。由于相信人心有共同的逻辑结构，因此自由主义者认为人类 可以相互交流、理解，即便是敌对者也应该去沟通。暂时不能沟通的人以后还要沟 通。只有通过沟通才能达成共识，走向理智。自由主义是绝对否定阶级斗争和暴力 行为的。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把人分成截然不同的群体，认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 意识形态，否认人心的共同逻辑结构，实行言论压制，不允许人们自由交流，结果 导致独裁专制。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夏先生不仅在理论上高扬自由主义，而且在行动上也身体力行 。台湾著名社会活动家柴松林先生在谈到此一点时说：“他的一生作为，是实践自 由最好的例子。自由和其他权利一样，必须靠自己继续不断努力去追求，才能拥有 。追求自由的人，不仅当自己的自由遭到侵害的时候，要奋起卫护，当他人的自由 受到剥夺的时候，也能起而抗争。他清楚地认识自由的本质是道德与伦理的责任５ □德在于自立，在于成就自身的人格；伦理乃在于合群，在于建立群体的秩序。所?宰杂傻氖导硐衷诘赖略虻慕魇兀桌砉媛傻囊姥杂谒俗杂扇□淖鹬厣 稀＞叶嗄甑奶寤幔老南壬褪钦庋娜恕薄＃u袼闪帧□∏烊荩段以淞 醋杂芍泄怠葱颉怠罚? 今年夏天在台湾时，柴松林和薄庆容夫妇告诉笔者说，夏先生在与他们的孩子的 交往中也显示出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博大胸怀。他们的孩子二、三岁时便和夏先生 开始结为朋友，这种关系是独立于大人之外的。孩子们很喜欢他们的夏爷爷，会主 动和他通电话，相约一起去吃饭，听夏先生用奇怪的湖北乡音讲述故事。夏先生把 任何人视为一个独立完整而有价值的存在，不因任何条件而加以歧视。人之所以为 人的平等是他的基本伦理，任何堂皇的理由都不得扭曲。对人你可以要求表现你的 价值，却不能排斥，甚至于还该欣赏他人不同的价值。夏先生也是台湾少见的受过 当局压抑而今天还能保持平常心态看待社会和政治的人。他感叹今天台湾的政治虽 然有了更多的民主，但关于民主和自由的理论却倒退了。他特别希望大陆民运人士 能够了解他们那一代人的奋斗、思考，使民运的理论不断地成熟起来。 早在一九五四年，夏先生就体认到“民主不仅是指政治制度，同时也包括生活方 式，更重要的还包括心理状态”。推进民主化的人不仅应关注政治层面，还要自己 具有一个宽容健康的心理和生活方式。曾经为台湾的民主化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的夏 先生却不愿提到往日的贡献。他曾经受过某些人和机构的恐吓威胁，但他今天却对 其没有怨恨，而只有同情与谅解。自己昔日的功绩与困苦均已被置之度外。对蒋经 国先生晚年推进民主化的措施他非常赞赏，认为是大智大勇之举。 心有共同的逻辑结构，这一信条应该成为海外民运人士对待持不同看法者的一个 基本态度。不管这种持不同看法者是共产党还是民运组织内部的人。在民运组织内 部更没有势不两立的势力，不需要表现出有你无我的情结。 以自由主义批判共产主义 自由主义者肯定会反对共产主义，但反对共产主义的人并不一定是自由主义者。 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当时“反共”的《自由中国》会被“反共”的国民党查封 。严家其先生最近也提出“非共化不等于民主化”。早在一九五八年夏先生就在《 自由中国》上指出：“我们根深蒂固的反共立场，不是基于个人的利害关系----政 治的或经济的，而是基于对于民主的信仰。基于利害关系的，可能朝秦暮楚地转变 。基于信仰的，就会至死不逾。八年来我们在本刊所发表的反共文章，与讲民主自 由的文章是相互为用的。共产主义与民主自由根本不能相容。我们认定，从理论上 阐扬民主自由的真实价值，才可以使大家认知共产主义罪恶的根源”。时至今日， 我们看到这样“朝秦暮楚”的人不是很多吗？ 当时国民党的反共宣传是一味谩骂，简单地把共产党说成是野兽土匪，并不讲什 么自由民主的道理。五十年代初，夏先生对中共的认识就远较国民党当局为深刻。 比如，国民党只是讲“共产党是反人性”的，但一个只讲“反人性”言论的政权是 不会持久的。夏先生认为“共产党是利用人性达到反人性的目的，或者说，共产党 是以虚伪的人情味的政治作风，达到残酷的反人性的政治统治”。夏先生还举出共 产党在反对国民党时提出的“反饥饿”、“反迫害”两个口号，作为这一论断的典 型例子。在外面的人往往很容易看到共产党的残酷，但在共产党内部生活过的许多 人却会感到所谓的“同志般的温暖”。共产党利用了中国人重视“家”的传统，要 党内的人相亲相爱，提倡什么“以校为家”、“以厂为家”等等，努力在它的“同 志”之间营造一种有人情味的气氛，这也是中共能拥有五千万党员、维持其统治至 今的重要原因之一。 夏先生根据自由主义理论指出，凡是社会中自然长成的东西，都不应该人为地去 废除，更不应该以暴力去铲除。这种“废除”或“铲除”只会造成灾难，造成对人 的奴役。比如，私有制是人类有史以来自然长成的制度，而共产主义却主张加以废 除。二十世纪竟然有这么多的人把“废除私有制”的口号写上自己的旗帜，这个世 纪甚至被称为“社会主义的世纪”。为了揭破这种迷乱，海耶克在他去世前四年（ 一九八八年）写了他最后的一本书：《毁灭性的狂想--社会主义》。在这本不大的 书中，海耶克将一生中形成的反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完整地整理了起来。 夏先生特别推崇海耶克在这本书中的一句名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二十世纪，是 一个迷信的世纪。这里所谓的“迷信”，是指本世纪的知识份子大都接受的“唯理 主义”和“科学主义”。而接受了这两种主义的人都认为自己是“反迷信”的，殊 不知这“反迷信”本身成了世纪性的迷信。其实理智的能力本来是有限的，它不能 在思想中凭空创造出一个理想的社会存在，而只能根据传统进行改良。而唯理主义 者过分相信人的理智力，凡非理智所计划的或所充分了解的任何事物，都被他们蔑 视，甚至被认为不该存在。循着这一思路前进，于是他们就主张：为使我们社会的 一切丑恶事情变成美好，只有凭借我们的理智来设计创造。这一思路可以说是道德 热情灼伤了认知能力。这种狂想思潮早在二十世纪以前就已滥觞，到了二十世纪则 更为澎拜汹涌。其原因是这个时期科技有了更惊人的发展，“科学万能”迷信的信 徒与日俱增。人们看到凡人竟然登上了月球又返回地面。古代嫦娥奔月的神话都能 被科技变为现实，哪还有什么不可以实现的呢？人间天堂的理想国为什么不可凭借 我们的设计来创造出来？上述狂想在本世纪初居然有机会使俄罗斯成为一个大试验 场，在七十多年的试验期中，先后走上马列主义所描述的天堂之路而终于沦为人间 地狱的地区，约占半个世界。悲哉末过如此！ 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平等”的观念业已深入人心。按照自由主义的理解，“平 等”的含义有两个：一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二是人的内心人格的平等。但社会 主义者还认为要经济上的平等，即平均，共产主义更主张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 政来达到这种经济平等。夏先生认为，经济上强制拉平的方法不可能消灭贫穷，而 只能使富人也变成穷人。因为用这种方法来制造平等，只能是从上往下压。在经济 上应该是机会平等，而不是分配平等。共产主义社会为了维持经济平等，必然要实 行计划经济和平均分配。而落实这种“计划”和“分配”又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权力 ，该权力要强大到足以随时控制个人的经济利益和权利，于是就造成了政治上的不 平等。由此可见，追求经济上的强制平等，必然会产生共产主义的极权制度。经济 平均不仅与贫穷是共存现象，且与政治平等是一个悖论。所以，中国人要富裕、自 由、民主，就必须抛弃共产主义。 巧妙的抗争 深邃的洞见 韦伯在《政治作为一种职业》一文中区分了“意图伦理”和“责任伦理”。两者 的差别在于对政治原则的态度不同。按照“意图伦理”行事的人，只注意意图的纯 真而不注意意图的结果，要求一切政治行为必须出自纯真的动机，在道德上要无懈 可击，绝对坚守原则。而信奉“责任伦理”的人则主张有条件地坚持原则，容忍变 通和策略，准备承担政治行为可以预见的一切后果，不要将责任转移到别人的身上 。在现实世界中，异议知识份子往往偏重“意图伦理”，而从事实际操作的政治家 则应该坚守“责任伦理”。 《自由中国》杂志的撰稿人均是“书生议政”，本来他们仅仅按照“意图伦理” 说话、做事就行了。但在当时的专制社会中，他们在坚持自由主义原则的同时不得 不违背自己的意志，因事而变，巧妙周旋。他们不规避承担自己所引起的一切后果 的责任。《自由中国》与专制当局抗争的技巧，对于今天在大陆从事民运的人启发 良多。 一九五一年六月，当《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引起轩然大波、杂志面临被关 的紧要关头，该杂志又发表了《再论经济管制措施》一文，表示赞同政府的经济管 制。本来，经济管制与自由主义是格格不入的，但在当时的情势下，为了保住《自 由中国》这唯一的民间自由杂志，他们采取了变通态度。 胡适先生说过：言论自由要靠自己去争取，不能靠政府送给我们。但这“争取” 便有风险。当时有关机构准备鼓动群众捣毁《自由中国》的房子，驱打主笔。经常 阅读该杂志的人也受到国民党小组的骚扰，一些经销该刊的报摊也因国民党部的干 涉而停止经销。在这种险恶环境中，夏先生他们下笔必须谨慎灵巧，写出的文字既 使对方找不出藉口，又能阐扬自由精神。在此笔者仅举两例说明之。 其一：夏先生在《请从今天起有效地保障言论自由》一文中谈到言论自由的“用 处”时说：“第一个用处就是为自由中国这一政治性的国号，增加了光辉。自由中 国这一国号，是我们用以对付共党奴役政权的。这一国号的光辉增加一分，即是反 共的精神力量增加一分。而且有了一两种常常批评政府的刊物，主管宣传的官员也 可以昂着头对人讲：‘你说自由中国没有言论自由吗？试看这个刊物。’请听，这 句话多么响亮，多么有力，多么叫人兴奋！”在这里，夏先生试图从政府的立场来 论证言论自由对国家有利，政府要镇压言论自由，便显得没有道理。 写到此，我便想起大陆著名民运理论家胡平在其历史性的著作《论言论自由》中 的论述。胡平在七十年代撰写该书时已经认识到以他的平民身分来反抗整个专制制 度，无异于以卵击石。他周密地考虑抗争的策略，试图在专制制度的内部找到一个 反抗的空间，而这个空间又是共产党无法公开封压的。比如，他论述言论自由的价 值有：有利于认识真理，有利于真理的发展，有利于造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 利于国家统一。共产党不能否认“真理”、“马克思主义”和“国家统一”这些价 值，那么它有什么理由来否定言论自由呢？ 其二：夏先生在一九六零年曾撰文批评国民党内部为蒋介石违宪第三次连任总统 而提出的一个论点，该论点认为，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比拟蒋总统的威望，因而非他 继续领导不可。夏先生说：“这一说法，实际上并不是恭维蒋总统，而是暴露蒋总 统盛德之亏”。因为“领导人物的成长，在正常状态下，大都要靠已居领导地位者 加以培养与扶植。蒋总统执政已有三十多年，在这三十多年的悠长时间，应该可以 培养几个领导人物出来”。他还举邱吉尔壮年推出艾登作为后继者的举动为例，敦 促蒋介石在生前推出一个后继者而从旁照顾。这一番话可谓一石双鸟，一方面批评 了那些为蒋“三连任”造势的人，另一方面也揭露了蒋不肯让出总统位子、扶植后 人的心理，但当权者却无可奈何。 当然，类似的话在大陆不可能公开发表，这也表明了国民党的专制与共产党的极 权制度不一样的地方。一九八六年《深圳青年报》曾经发表了一篇评论《我同意邓 小平退休》，文章只不过把邓小平自己反复说过的话重复一遍，结果该报在一九八 七年初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查封。自这次运动之后，中共再次明确 宣布：自由化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毛泽东以前写过一篇题为《反对自由主 义》的文章，他牛头不对马嘴地为自由主义罗列了八大罪状，“自由主义”一词于 是在大陆就成了一个贬义词。夏先生在谈到国共两党的差别时说，国民党的统治是 赤裸裸的，做坏事也是如此，没有理论基础，知识份子可以脱离它而生存下去。共 产党是宗教化了的，有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比三民主义要严谨多了， 知识份子没有脱离它的余地。因此，大陆的民运比台湾的要艰难得多。 夏先生认为，政治反对运动要循序渐进，为了防止流血与暴力，应以“推进到坐 牢的边缘”为限。并且，在抗争中双方的沟通与协调也极为重要。从这一点出发他 非常称赞台湾的所谓“四颗毒草”的努力。一九八六年三月，台湾的“党外公政人 员公共政策研究会”(反对党的前身)开始酝酿设立各地的分会，而国民党则发出警 告，若公政会设立分会将予以取缔。国民党与党外的关系极为紧张，暴力抗争一触 即发。五月十四日，由四位学者陶百川、杨国枢、胡佛、李鸿禧出面邀请执政党和 党外代表沟通之后，各地分会才得以顺利成立。是年九月，民进党宣布成立，虽然 当时党禁未开，但国民党也没有加以阻挠，算是默许了多党制。这四位居间沟通的 学者被人称为“四颗毒草”。台湾有一个强大的独立知识份子群体，可以沟通政府 与民间，而在大陆的八九民运中，没有一股力量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最终导致血 腥屠杀。 夏先生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对台湾政治发展常有前瞻性的洞见。在五十年代， 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口号响声入云，而对台湾的经济和民主建设却不尽力。夏先 生一再表示反对空喊反攻口号，主张在民主法治的前提下，切实革新台湾的政治， 为建国树立模范。这也是七十年代的知识份子中“革新保台”理论之先声。遗憾地 是这一主张到蒋经国先生晚年才被采纳。还在一九六零年，夏先生就对省籍矛盾问 题作了相当深刻的剖析。他援引英国政治理论家潘恩一句名言“除非由于政制上的 错误，人与人不会成为仇敌”，认为台湾省籍矛盾的出现是由于政治措施不当，发 生了创巨痛深的事件（二·二八事件）。他同时对台湾人把政治上的怨恨扩大到?源舐饺说脑购尢岢隽伺溃赋稣馐且桓鼍□拇砦螅蛭紊贤持握吆捅煌持 握噗皇且源舐饺擞□ㄍ迦死捶忠暗摹Ｋ嵝阉担骸罢獾廊宋暮韫担绻话阉 钇剑匀媚切├晕笥谡稳Φ纳偈思绦厣罹蛳氯□巴窘嵩跹侵档 么蠹易邢傅叵胍幌氲摹薄? 自由主义是共产主义集权制度的死敌。在推进中国大陆民主化的运动中，应该以 自由主义来作我们的旗帜。最近丁楚等写的《自由主义者宣言》，希望以自由主义 运动来把各种各样的人连结起来，为在中国大陆争取言论自由和其他方面的自由而 共同努力。目前在民运低潮时期，民运内部又不断传出一些内斗的消息，要搞好组 织的运作比较困难，不少民运组织的中坚分子也离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发起一个 没有组织形式的自由主义运动对促进中国大陆的民主化更为合适。自由主义可以容 纳不同的观点。那些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加入民运组织的独立知识份子、中共党员等 均可以接受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运动不赞成革命，也不试图夺取政权，而只是要捍 卫自己的自由的权利。根据台湾的经验，自由主义的普及是民主化的前提。在这方 面，大陆民运人士做得很不够。□ 【注】在《中国之春》第一百零八期，路边的“先知死于胜利之后”一文曾提及 夏道平先生在阐发自由主义思想方面的贡献。原文误排为“马道平”，特此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