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所里的痛苦 ·刘 青· 许多朋友问我，落入监狱的人，哪个阶段最痛苦？ 我总是不加思索地说，一般而言，也就是不以我为例，看守所这一阶段最痛苦。 朋友们思索着点头，似乎明白了。他们说，在侥幸与绝望之间煎熬，当然比心冷 如冰的无望更痛苦。 我无言的苦笑。对于没有中国看守所的经历，却有丰富想像力的人，我该怎么说 ，他们才会明白，这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绝望与无望。中国的专政机器最爱自我标 榜的功能是改造。一个人，当你落入这部机器后，第一个齿轮就将咬去你的人之“ 劣根”：思维和感情，把几千年的进化和文明切掉。这些，难道是语言可以说清楚 的吗。 抢吃青草 一九八三年，“严打”阶段。陕西蒲城看守所。 号子门一开，惨白赢瘦的未决犯们蜂拥而出，撕掳着、推搡着，直扑大墙下边。 那里是一片青草。昨天，一个山里娃带头吃这草，他说能吃。有些人也跟着吃了， 全说口感不错。草是有限的，今天再也不能放过机会了。不过，看守们也已有准备 ，警棍和皮鞭呼啸着落在趴在地上乱啃乱扯的犯人们身上头上，满嘴嚼着青汁的犯 群满院子跑得“鸡飞跳墙”。 赶回号子后，蒲矿务局党委书记的儿子说，谁给他一碗玉米面汤，他愿意吃一段 屎。他挑了一段硬屎，一塞到喉咙，就端起面汤往下灌。“顺着他的嘴角，面汤和 屎汤一起往下淌，我恶心的快吐了，照他屁股就踹了几脚”。游伟在几年后对我说 ，那样子仍使他恶心得呕吐。游伟现在大概已随他的养父母回到了天津，当年他是 号子里为头的几个犯人之一，那碗面汤中有他的一部份。 砸断手指 一九九零年。陕西勉县看守所。放风时间。 一名年轻的犯人拣起一截红砖，走到看守老夏站立的水泥柱子旁边，把自己的一 根手指放在柱子上，将红砖猛砸下去。他举着手指齐根断掉的烂手说，“我他妈以 后再落进勉县看守所，我就把自己这么砸成两截。” 他是全勉县看守所人人皆知的一名硬汉。前几天，他被“钉”在死囚床上，整整 三天三夜，共七十二小时。勉县的死囚床与其他看守所不一样，它不是在臀部挖一 个排泄洞的床板，而是两张长条靠背椅拼成的。这样的死囚床不仅一条条的木条硌 人，而且两椅间的空间可以自由伸缩。对待真正的死囚，条椅上可以铺被褥，人虽 然被四付手铐大字形地“钉”在床上，但还宽松，手脚可以略动。如果因惩罚而“ 钉”上死囚床，没有被褥，两椅的空间尽人体宽度拉开，手脚全要坠上铁块或石头 。这名硬汉受的是惩罚，他被“钉”了七十二小时。 这是勉县看守所专门对付硬汉的狠招。“凭你再硬，一‘钉’上全哭爹叫娘的讨 饶，和他妈干的丑事也会交待”，勉县地钢厂的司机崔长福以鄙夷人类的口气说。 崔长福是勉县看守所的老号，见识过各式各样的犯人。但是，这个被钉了三天三夜 的硬汉硬不讨饶。看守们见三天三夜水米未进，便作为特例而免去了一定要讨饶才 饶。硬汉的手指砸掉后，崔长福又恢复了他对人类的看法。“他不会再有‘钉’死 囚床的胆。如果政府再坚持一天，他肯定会讨饶，”崔长福说。 一支香烟换一条命 一九八四年。陕西华县看守所。 放风回来后，王宪平发现他的烟少了。他用目光在十平米大小的号子内巡视，这 间小号子关着十五、六个人。王宪平外号瞎子，他视力很差，但他知道应该向什么 地方去找偷烟的贼。他并没有因为视力差，而没有注意到放风时有谁回过一下号子 。 果然，在全号子人人可以打骂的倒霉蛋，陕西流氓盲流们称为槛头子，即象门槛 一样可以千人跺万人踩的那个小偷身上发现了烟。 王宪平说，有三点是不可饶恕的：以下犯上，最烂的烂槛子头竟然敢；号子内部 绝不允许有小偷；王宪平的烟都已断顿，他的几个铁哥们就连烟蒂也难吸上了，这 个烂槛头子居然偷去他一半存货。 “你是不是神经出了毛病？”有个因刚才丢烟紧张得尿了裤子的小偷，心情格外 好地对那个烂槛头子耍笑说。 王宪平没有心思去分析偷烟贼的心理和精神，他指挥全号子的人打了他四个小时 。有很长时间，他们只是在拳打脚踢瘫在地上的一堆骨头和将骨头连缀在一起的皮 肉。停打后不久，他们发现他已经死了。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清他是什么时候离 开这个世界的。后来他们得知，他偷烟是为了与一名同号换点吃的。 在预审中，王宪平说，他只在开头打了，后来他虽叫别人“算了吧”，但许多人 已经犯了打瘾，他们停不下来。打死人肯定是后来的事，仅象他从前那么打一顿就 “算了”，从来没有出过事，连些微麻烦地没有过。 “我他妈的不能为这些烂槛头子打死人承担责任，”他说。 或许，王宪平的话也是事实，在他说“算了吧”后，确实有些人失控似地不肯算 ，溜过来度过去全要来上几下。但是，除了王宪平的一个铁哥们，已经没有任何人 记得他说过这一句话。他们后来能记得的只有一点，必须有一个人去偿命，没有比 王宪平更合适的人。 还有比王宪平更觉得冤枉的。他是号子里唯一没有动手打人的，因为他当时卧病 在床。在打人最初的高潮中，他也按奈不住爬了起来，指着脚上的皮鞋说，“豁出 去我这双皮鞋不要，换上它往坏里踢”。他是号内仅强于挨打者的第二号槛头子， 他虽在铺上装病，据说是因为饿的，没有人有功夫去换他的皮鞋，但他所说的这句 话被所有的人记住了。他为这句话被判刑十五年。许多过足了手瘾脚瘾的人比他判 得更轻。 然而，王宪平逃脱了死亡。王宪平是西安知名的人物，在华县莲花支劳改队是个 能够号令好几个中队劳教份子的大组长，自称后山王。他是由于在后山监狱内的一 次数百人的斗殴，将几排监房上的瓦全揭完了，造成数人刀斧伤而被捕的。那正是 八三年的“严打”高潮，莲花支监狱当局认为是绝好的杀鸡儆猴机会，按照监狱暴 动案定性被捕，计划最低要杀五、六个人。然而，“严打”高潮很快过去了，一场 流氓斗殴案也就难以涨成监狱暴动案，作为首犯的王宪平被判刑九年。可是，逃了 初一还有十五，这次监房内的伤害致死案，把王宪平坐实了，他被判死刑。接到死 刑判决后，王宪平审时度势，知道与其鸣冤叫屈，不如另辟蹊径。他提供的线索使 西安市公安局破获了一起侦缉多年的杀人大案，人们得以知晓了一堆垃圾里埋藏的 尸体和一个面目全非的腐烂头颅间的神秘联系。两名真凶枪毙后，王宪平轻松地扛 了无期徒刑的重担，到渭南第二监狱服刑。他说，“重要的是不死，我看不出来无 期与有期徒刑之间有什么区别，有本事的，死缓可以走在十五年的前边。”被枪毙 的两名真凶中，有一名是王宪平生死之交的把兄弟。老监油子们说，许多惯犯象王 宪平一样自藏“救命符”，生命垂危时，取出来往共产党的“坦白从宽”祭坛上一 烧，自有替死鬼前往阴曹地府。 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中国人由于被共产党导往共产主义“天堂”，而在进天堂 之前，先要在改造的炼狱里卸下“罪恶的人性”，所以中国人见识过许多，早以处 怪不怪。然而，以上的事例，仍在某些方面有些不大一般。我不知道该怎样才能说 清这不一般。也许，沿着踏入看守所的第一步寻找，或许可以有利悟解，至少能够 期望找到差异的分叉处。 杀威棒 邵义给我讲过刚进看守所的规矩，那是一九八二年的上半年，我已在各个监狱、 看守所中转来转去两年多了，而邵义只是个被捕数月的犯人。然而，从经验看，邵 义确有为师的资本。我在看守所大多是一人独囚，除了四堵墙，恶劣的食物和提着 警棍的看守外，所知实在不多。邵义，一个贪污了全国总工会公款的中共小官员， 却已经有了宣武区看守所和北京市看守所的经验，而且是大号里的，就是与普通刑 事犯关在一起的经验。五十多岁的健壮的邵义刚进K字楼二筒十五号时，身后的门一 关，他就两手靠拢直立的两腿，低头垂眼，站立在自己的行李包旁。我笑着招呼他 后，他才抬起头，看看我，又看看原先陪我住的犯人黄恩玉，说：“哪位是号长或 老大？” 黄恩玉原本就有点精神不正常，在当我的陪号几个月后，精神彻底崩溃了，整天 撕着心口喊“快憋死啦，放我出去。”看守的警棍，扎针等等，也无法使他少喊， 少撞门撞墙，少下跪痛哭哀嚎。邵义就是调来替换他当陪号，他很快就要走了。所 以，和邵义说话的只有我。 当邵义知道我们这是一间没有规矩的号子后，可以看得出来，有一口大大放心的 气从丹田的深处缓缓吁出。他告诉我，看守所的规矩，只要进一间新号子，就必须 象他刚才那样规矩的待在门口，等号长或老大问话，绝不可以自己张嘴。这段时间 因人而异，有些人可能在整个号子目光的逼视下忐忑惶恐几个小时。 一旦号长或老大问话，就意味着躲过了头一顿不分清红皂白的毒打，下面能否顺 利过关，就要看攀上的人缘和机灵乖巧的程度，与黑道的渊源和是否裹进来了孝敬 的见面礼。在问话出现某一个间隙时，要适时的单脚前曲，双手献上担风冒险偷带 进来的礼物。常常是几块糖、两个馒头。一点其他零食，但最受欢迎的是烟。然而 ，烟是最难带入的。要躲过一丝不挂的检查。没有极大的胆量和丰富的经验谋略， 这种事想也不敢想。但是，一旦某个新来的人刷一下撕开衣服，从棉层里拿出几支 烟，或是从拆开的兜角捏出一撮烟末，他便极有可能在一片欢喜声中被接受，允许 他和他的铺盖在紧靠马桶的地方有一个角落。受到这种对待的人，等号内的好奇和 训话结束后，要立即从马桶旁边或其他的角落找出脏抹布来，在一盆污泥水里，把 铺板和水泥地面擦得亮可鉴人。吃饭的时候，他要主动表示，肚里油水大得很，让 号长或老大去处理他的饭，一般情况，他要停食三天，三天后逐渐得一部分食物。 当然，三天后，难得的改善还是与他无缘。 象这样的新号，被号内称为懂事懂理，他会很容易通过新号阶段，早日跻身于老 号的行列。老号是以号长或是老大为首的号内奴隶主阶级。 不过，如此懂事懂理的新号并不特别多。比他们稍差的有两类，懂事不懂理的和 懂理不懂事的。这两类新号将要吃苦头，在痛苦中学会懂事懂理。最糟糕的是不懂 事不懂理的那类，尤其是连点机灵和乖巧全没有，木了巴叽的，从比较闭塞的山区 或是外地来的人。看守所对他们是一个永劫不复的地狱，不离开看守所就不可能得 到超生。 我对邵义说，想知道得具体些。 外地人的遭遇 邵义讲了一个外地人关入他们号子的经历。那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壮小伙子，来自 北方的一个小镇。他被看守照屁股踹了一脚，从发呆的门口跌跌撞撞冲进了号内。 门关上后，他用发红的眼睛向号内打量了两眼，就势坐在脚边的铺上，抱着头长吁 短叹起来。后来知道，他和妻子抱着有病的儿子来北京诊治，这是他传宗接代的希 望，他为此卖掉了半个家。这些钱在北京丢掉了。他在回车站（他们住在车站的候 车室）找妻子和儿子之前，冲进了一个老太太的家，胁迫着抢走了不太多的钱。他 没有能够再回到车站找妻子和儿子，把一个不识字的妻子和有病的儿子留给了茫茫 人海。这是看守所内一个普普通通的故事，毫无新奇可言。然而，对于当事者，这 绝不是一件普通的事，他因此而焦虑得根本看不到号内沉寂的凶险。 关人之后的看守所又恢复了沉寂，空荡荡的筒道里的脚步声早已消失了。号内有 人咳嗽了一声，有人站到了风门前，那是看守偷偷向号内窥视的门上的一个四方小 洞，平时总是关着，吃饭时可以向号内传碗和窝头，站在前面的人能够将它挡得严 严实实。突然有人飞起一脚，踢在这个不懂事不懂理的壮汉的脚根部，他跌出去， 趴在了尿桶下面。一拥而上的人群的拳头和飞脚，象下冰雹似的敲击他。过了好一 阵，他才醒悟了似的，恼怒的吼一声，“你们要干什么？”立刻，有两床早已备好 的棉被从头上将他包起来，五、六个人把他死死的压在地上，其他的人继续拳打脚 踢，直到狂怒的他没有一丝反应。放开后，他在地上缓了许久才爬起来。他呆坐了 许久，突然狂吼一声“我不活了”，向靠他最近的一个人扑去。他的这声狂吼看守 听到了。看守只相信眼见的事实，把他们两个人全打了一顿。他挨得更重些，因为 整个号子众口一词的说他新来就不服号规，主动袭击老号。而看守也相信，一个闯 进老太太家里的强盗，是可以干出这事的。看守打过不久，号子里边又用棉被将他 蒙起来痛打一顿。他这次没有再反抗，虽然这次比上次打得还重。他后来蹲在尿桶 旁边，荒乱惧怕的眼睛不时偷偷溜一眼号内的人，里边全是混乱和困惑。他已经不 再想丢在车站的妻儿了，因为他来到了一个无法理解的世界，这个世界要求割断和 以前世界的联系。他吐的痰里有血。 两周以后，他也加入了驯化新号的行列。他现在只想两件事，如何逃避挨打和得 到吃的。他已经被饥饿迫出了人的行列。有时候想起妻儿，幌若隔世一般。他想， 他们再危难，也不会糟过自己，这使他担负不起的愁苦轻了许多。看守所或许有一 些人，就是经受了这类悲剧之后虽生犹死地活了下来。倘若没有这一割断旧世界的 剧变，他们可能担负不起自己的痛苦而活下来。不过，没有人能够说清楚这种活下 来是生命的延续还是另一个生命的出生。 逃避了一次危险 邵义的讲述不仅是新奇的故事，它后来使我逃避了至少一次危险。 九零年，在我蹲满了十年零一个月的劳改和劳教期限，因无法生存回到北京家中 后，又被警察以“在京非法居住”的理由，关进了石景山看守所。 号子门在我身后关上后，我向坐满了人的号内扫了一眼。人人全在看我，脸上毫 无表情，那沉寂有显而易见的压力。我想起了邵义对北京市看守所的讲述，立刻垂 下眼睛，将头略低，在门边保持着近似立正的姿势。不知道过了有多久，在离粪坑 最远的那个角落，就是靠近通风场的铁门因而可能有点新鲜空气的那个角落，有一 个三十出头的小伙子站了起来。他的小腹部有着汉族不多见的浓黑卷毛，却披着件 棉大衣。他是石景山区金顶街的铁蛋，因为酒后和他所住地区的派出所警察争吵， 被判决劳动教养两年。他派出所的所长说，“不教养铁蛋，我就辞职”。所以，铁 蛋再花钱求人请“托”也没有多大希望了，因为他和所长及片警历来有龃龉。铁蛋 原定五·一结婚，现在却在想如何把放在同居女友处的钱和购物票要回来。做为石 景山区的坐地虎，铁蛋有一肚子要撒的气。 他一步一步走到我的面前，那颤动的铺板好象使我脚下的水泥地面也颤动了。他 在离我不足一米的地方站住了，逼视着我，我虽然只能看清他膝盖以下多毛的光腿 ，但我知道他在逼视我。号内的空气紧张得使我要大口喘气，但又不能。 铁蛋抬起一只手，指着铺板上一块空地。 “把眼镜摘掉，蹲在那”。 我照做了，但被他一脚踹倒，“脸冲墙蹲着”。 我冲墙蹲下后，感觉得到整个号子的人全围了过来，我那高度近视的眼睛似乎从 眼角瞟见了棉被。 幸运的是，铁蛋没有立刻动手，他开始问话了。他已经看出来我不是一般刑事犯 ，但他吃不准我是政治犯还是因为女人而关进来的花案。当他得知我是政治犯后， 仍然疑窦重重，他觉查出来我不象初次到看守所这类地方的人。我告诉他，因为西 单民主墙，我刚刚蹲过十年大牢。 这以后一切都变得顺利了。铁蛋让我坐在他的旁边，因为号子内唯一可以特殊优 待的只有政治犯。铁蛋说，他是从我戴的那付镀金眼镜上觉察出来，我大概是政治 犯，正是这点心思使他们没有象往常那样先动手再说。这付眼镜是我弟弟的妻子硬 要我买的。我刚离开监狱后选中的头一付眼镜，是符合我进监狱之前的消费心理和 审美心理的秀琅架。弟妹说，“别象个土老冒和老头那样打扮自己”。她硬要我买 下了这付眼镜。我想，出去以后，我要对她讲讲这付眼镜的特异功能。 训化新号的最佳时间 在陕西华县看守所，驯化新号的最佳时间，是六点钟之后放广播时。这时，每天 只吃两顿饭的囚徒，肠胃里那点食经过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消化。作为号长或老大的 牢头狱霸，或是按照陕西看守所内的习惯，称为红头的人及他的一伙手下，吃得发 胀的肚子已不再使人昏昏欲睡，而浑身充斥的体力和活力，却需要有发泄的渠道。 那些仅仅喝了一些米汤和菜汤的槛头子，却正是肚中饥火熊熊燃起，引得肝火强旺 ，及易暴躁狂怒，很愿意伤害他人。对于警察，六点钟的广播是一天的结束号。预 审股的警察早已结束了一天的预审，忙于自己小家庭的基本建设或是采购那些物美 价廉为特权者们设计的后门货去了。一日三餐的看守们或是忙于自己的小炒（主要 材料常常是来源于犯人的伙房），或是酒足犯饱后搓麻神侃。这是一个极难见到警 察的时间。囚徒间的摧残，就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宣传和音乐、有许多时候是在 永远重复的破磁盘播放的噪音中进行。 对于华县农民吕有仁的驯化，便是这个时间开始的。四十多岁的吕有仁，象是在 江湖上走动过有些见识的人。他一进号子就自称老号，进过多次看守所了。但是， 他那罗罗嗦嗦漏洞百出的话，说明他对华县看守所仅知道点皮毛。这位自以为聪明 的农民，并没有从号内阴阳怪调的调侃中听出，他已经犯了号内大忌，达摩克利斯 之剑就悬在他的头上摇摆，那根承重的头发承受不了多少时间。 看守所的广播打开后不久，有人向尿桶旁的墙边指了指，命令吕有仁站过去。吕 有仁迟疑着，在整个号子的沉寂和逼视下，一步一停的走过去。突然，他扭转身扑 向门口，将插销关闭的风门一拳打开，狂呼：“报告班长，报告政府……” 重堆钼业公司的厨师张振兴是号内唯一重量级的胖子，他以胖子少有的灵活扑了 上去，双手用力掐住吕有仁的脖子，一下子从门口甩进了号子中间。从吕有仁嘴里 发出的声音是不寻常的，以极高的恐惧声调骤然变成一点嘶嘶声，随后则完全消失 了。号内的人一拥而上，狂暴的拳脚不仅落在吕有仁身上头上，也有不少落在了同 伙身上。大胖子张振兴事后说，他挨的打可能比吕有仁还多。瘦长的郑德宏觉得自 己的拳头不解恨，从床上拿出了打饭菜的铁勺，把吕有仁的肋骨砸断三根。最后有 人将狂怒的厨师张振兴的手掰开，吕有仁已经气息奄奄，翻着白眼，伸在嘴外的舌 头过了好久才恢复了语言能力。 引诱看守毒打 驯化新号并不仅仅是打，而是五花八门的。使新号犯规，导致看守或是武警的毒 打也是一种普通的方式。 在勉县看守所，任何一个新号立刻被告知，赶紧报告政府或是班长订饭，否则就 要饿肚子。如果发愁的新号说，他正不想吃饭呢，就会被告知，他必须为老号订饭 菜，因为老号或是帐上没钱了，或是饭量太大，看守所规定的饭不够吃。所订的饭 菜分三种，甲种米饭半斤，两荤一汤；乙种米饭半斤，一荤一汤；丙种米饭半斤， 一素一汤，新号往往在老号的催逼、威胁、打骂下，疑惑不定的开始报告，声音由 小逐渐变大。这种报告往往招致岗楼的武警或是看守的一顿臭骂：“吃你妈个，哈 （不准的意思），不准喊了”。但是他仍要喊，因为别人告诉他骂人的不是管伙食 的看守。这种订饭的把戏并不一定每次全会招致毒打，但作为一个乱喊乱叫一气的 人，肯定要被看守和武警纳入不是好东西一类里，而这正是老号所需要的。有时， 遇上看守的心情不好，就是号子里听说的“昨晚被他老婆从床上踹下去了”的时候 ，看守的黑煞的脸正在找人消除一肚子的不痛快，要订饭的新号就惨了，看守这时 是不会宽容新号被人捉弄的。他把号子门“匡”地打开，说，“二荤一汤吗？出来 ，老子好好的伺候你吃”。这常常是半个小时左右的毒打。 另外一些时候，老号会十分关心友善的劝新号洗一洗。许多新号在进看守所以前 ，已经满身泥污或鲜血，十分需要洗洗。然而，号子里只有一个盆，它兼有饮水盆 、洗脸洗脚洗澡漱口盆、洗衣盆、洗碗盆、和一定时候的尿盆屎盆。所以，洗过澡 后，盆子要立刻腾出来，以备它用。洗过的污水只有一条排泄渠道，顺着门缝流到 院子里去。这是一门十分复杂的技术，倒水的人要十分清楚当时的值班看守是谁， 一会儿是否会有看守来捉人去预审，天上的太阳需要多久才可以把水晒干，他是否 可以将一盆水倒成一条不超过一厘米的细流，使它远远的流入院子里的阴沟。新号 绝对没有这样的知识和技能，他只会将一盆污泥水顺门缝倒成宽大的一片，那些低 洼处的泥浆久久不干。 只有一个看守王干事可能放一马，对门外的脏水睁一眼闭一眼。在勉县看守所的 八名看守中，如果撞到老谭和老金的枪口上，只有怨父母给的生辰八字不好了。据 说，老谭曾被倒在门外的脏水滑倒过。老谭对倒污水的人，轻则命令用身上的衣服 和皮肉将污水滚干重则命令用舌头舔干。常常是，去除了污水，留下了血。 最容易逼迫新号上当的，大概是要他唱歌或打其他人。唱歌的理由很充足，老哥 们在号内关得太久了，新从社会上来的人，有义务带点自由和乐趣进来。全号子打 某个人，或是指派新号打某个最烂的槛头子，这则是号内古老的规矩，决不许可有 丝毫犹豫或执行不力。然而，作为一个不了解情况的新号，就是照吩咐做了，也是 难逃一劫。命令新号干的时间，往往是算好了会被看守发现的那一会儿。 作为一个新号，有些时候可以得到深知号子内幕的看守短暂的几天看顾。在这段 时间内，有些不懂规矩的事可能只被骂几句或是煽个耳光，有些号内的事，纠纷， 也可以从轻发落或不理，这个时期新号所说的话，最容易得到看守的相信。老号们 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尽快的磨去新号的保护性限速器。 饥饿与痛苦 为什么会这样？我有时问自己，也问其他人。 “饥饿”，肖锋说。他是华县城里一个小官吏的儿子，十二岁时曾因执刀伤人就 进过看守所。他是看守所的常客，在华县看守所的次数最多。有一次，由于他母亲 之死，他父亲决心不再要他，因而他被送进收容乞丐的一个农场。他虽然只有十八 岁，但对看守所一类的地方比自己的家更熟悉，在看守所常自得其乐的唱，“党是 妈，公安局是爸，看守所就是我的家”。我很惊讶，他确实说对了，他真是这么一 个畸形儿。肖锋，这个又名肖华山的挺清秀的小伙子进一步说，“总得有人挨饿。 看守所就是挨饿的地方，十个人里只能有一、二个吃饱，这就是现实，你必须挤进 这一、二个里边”。 一个叫肖玉良的肥肚小伙子说得更透彻，“饥饿是十分痛苦的，你如果要让别人 接受这一痛苦，就必须给他更大的痛苦，这样他才会选择饥饿”。这个因执刀抢劫 而判刑十年的粗壮汉子，在华县看守所后院六年就是这么干的。他吃饱之后，总是 将郝亮川，还有一个和郝亮川同样十五、六岁的碎娃，高高举到头上，再用力摔到 铺板上，他说这是消食，这两个碎娃只要三天不打，就会变出花样来，图谋把自己 那一份饭搞回去。 对于饥饿，看守们有自己的解释。“不难受能叫改造嘛？胎儿出世都要大哭大叫 ，你们这么大的人脱胎换骨自然应该痛出几身汗来。” 也许，仔细去看看饥饿，许多难以理解的事情全是合乎清理的了。但在去探看饥 饿之前，还有些其他的东西存在，这也应该属于一进看守所就要遇到的杀威棒部分 ，只是这部分的主角是看守。 骄阳下的四个小时 也许，把这之后写下的部分称为杀威棒，才符合这个概念的本义。水浒传里的杀 威棒，说是“始自本朝宗太祖”的一种监狱惯例，凡新入看守所的犯人，要被看守 狠打一百棒，以杀掉犯人在社会上的傲气和正常人的心态，使之象个犯人。 共产党的看守所和劳改队里的看守，常挂在嘴头的一句话就是：“看你猖狂的样 子，还象个犯人吗？” 为了使人象犯人，这一教育改造是以进入看守所的头一秒钟开始的。 一九八二年七月，陕西省公安厅说送我至华县解决问题，却把我送进了华县看守 所。我是从陕西省红庙坡看守所过来的，那里原是战犯看守所。按照看守所的级别 ，红庙坡看守所该算五星级的，有七个大院子，每个院子有六间以上青砖卷窑，总 共只关了十几个人，全是原来省革委会副主任一类的。看押这里的武警却有好几十 人，一出操一大片，喊声震天。白天，我们可以在院内转来转去，还可以搞点院内 的蔬菜吃鲜。陪我住的张亮曾说，这里的人以前每天可以得一包中档的烟。我能感 到我是被特殊对待的。我心里始终认为，我已将共产党迫害我的真相公诸于世，他 们早晚只有平反放我这一条路。所以，对华县看守所的岗楼电网，还有那些看守全 不大以为然，大模大样的站在院子当中，把自己的一大包被褥衣物等放在一张石板 桌上。 华县看守所的看守韩生辉走过来了，有些麻粒的脸格外黑煞。他命令我将自己的 那包东西扔在旁边的垃圾上，把裤带和鞋带解下来交给他。裤子很宽大，我仅有的 一条尼龙游泳短裤恰好洗了未干，裹在行李里，我必须格外小心的提着自己的裤子 ，以免出丑。韩生辉指着一处监墙下面，命令我过去面冲墙蹲下。那一带是阳光一 览无余的地带，青砖墙上的反光也似乎刺眼，我有些犹豫。 韩生辉踹了一脚，“妈的，你是聋子？” 我很想冲他喊，我不是犯人，这半年多将我转来转去的所有人，对我说的全是在 给我解决问题。但是，我还是咽下去，将看着韩生辉的目光转开，走到他给我指定 的地方蹲下去。韩生辉要我双手抱腿，没有裤带的宽大裤子使半个屁股露了出来。 这是我记忆里七月骄阳最毒的一天。关中大平原上的骄阳毫无遮掩，火辣辣的热 影互拱挤着，更加火辣辣了。没有一丝风，这也许更好，有时候的风是骄阳的帮凶 ，它甚至不允许有点汗。我可能在那个地方蹲了四个小时，从上午约十一点到下午 约三点，因为我进号子不久就开下午饭了。那天，号子里有人中暑，被抬到院子里 的背阴处。我感到额头的血管在跳，它一直跳。我确实有血压高。裤子还总是往下 掉，象有生命的东西似的要躲开骄阳。我已经不再管它了。有时候，有些人从院子 里慢条斯理的走过，她们是看守们的家眷。她们不怕阳光，也不忌讳露半个屁股的 男人。 后来，韩生辉对我说，他们对我算是客气的，他知道我没被捕，来自北京，是很 高层的人重视的案子。我想，他的话有道理，我终于被送入号子后，他将号里的吴 坤林和郝天顺叫了出去，严厉吩咐“绝不许胡来”。 “打不死就没事” 渭南看守所有个姓李的看守，囚徒们背后全称他李二杆子，意思是又生又蛮的浑 蛋。他对犯人们最常说的口头蝉就是，“国家给我钱就是要我打人的，打不死就没 事。” 落到他手里的囚徒之不幸，在于他这句话并不只挂在嘴上，他真这么干。他很喜 欢叫一排犯人全部脱得赤条精光，一脚将脱下的衣服踢进屎尿的阴沟里，然后跳起 来打人，手里拿着什么算什么，有警棍、木棍、皮鞭、手铐、巨大的铁锁，有时甚 至是沉重的脚镣。正如他所说，他没有打死人。但是伤残过多少，他自己也说不清 楚。 八三年，有一个姓铁的小伙子刚进看守所，十分好奇，常趴着风门往外看，被李 二杆子和一个消防队的警察发现。在李二杆子的教唆下，消防队警察把姓铁的小伙 子的头按进了马桶。那是九月份正闹痢疾的日子，马桶上面是绿的黄的泡沫，可以 听到水泡破裂的声音，全屋弥漫着要人呕吐的气味。姓铁的小伙子象一名溺水者， 咕咚咕咚喝了许多，换气的气泡响声在死静的号子里格外刺激人。 警察走后，胖胖的姓铁的小伙子格外呆傻迟缓，象泥胎一样不动，脸上一些粘汁 往下缓慢滴落。在整个号子的愤怒和对姓铁的小伙子的怒骂责备声中，他似乎醒悟 到蒙受了什么奇耻大辱，嚎啕大哭着挖自己的喉咙，他说他要自杀，用头撞墙。和 他同一间号子的渭南市副市长的儿子陈唯利，还有其他几个人声言为他作证和告状 。几天的僵持后，看守所匆匆让姓铁的小伙子取保出狱，使这件事得以了结。和我 很熟的陈唯利笑眯眯的说，“你只要进过看守所，就说不清肚子里会装些什么”。 更多的人却是对姓铁的小伙子充满了羡慕和嫉妒，“这他妈才叫傻人有傻福，这种 好事为什么轮不上咱们？” 渭南看守所有几百号犯人，每天会有许多出出进进的，单一个李二杆子是应付不 过来的。解决的办法是，李二杆子在犯人中培养他中意的帮手。在渭南第二监狱严 管队看管我的犯人马建明，当年就是他选中的帮手之一。个子并不高的马建明是渭 南戏团的武丑，可以一路打几十个小翻。马建明除了武功好，另一个被李二秆子看 中的地方大约是狠。有个时期，手铐使他的腕子烂了一个大洞，马建明问看守借来 剪刀，一剪子把整块烂肉去除了。李二杆子忙不过来时，会把新来的人塞进他的号 子，说，“让他好好学习监规”。 马建明对曾经受过李二杆子的重用颇为得意。他说，“有两类人非打不可，一类 是政府布置的，一类是不安分的槛头子。”马建明可以从他的政府那里得到模范号 长的表扬和洗衣粉肥皂等物质奖励，当然还有在号内的唯所欲为。确如李二杆子所 言，看守所一是打人，二是不打死就没事。 看守所所长的改革 渭南看守所的所长李忠信，就没有李二杆子那么幸运。大约是一九八七年或八八 年，李忠信上了报纸，不仅陕西省报连篇累牍报道，人民日报也大篇幅转载了。这 位所长的出名，是因为他在看守所内搞改革开放，把一名诈骗犯放到社会上去，为 渭南市的公检法和看守所搞副业创收，弄回来一批不要钱的彩电。那时的彩电有钱 也买不到。李忠信在监狱系统的大胆创新，被认为超出了邓小平设计的蓝图，他因 此以一名勇于改革的好干部变成了阶下囚，被远远地送往其他看守所关押起来。 然而，使李忠信倒霉败露的，最初并不是诈骗案，而是看守所内的一件命案。忙 于改革的李忠信，时间和精力全不够再管一个诺大的看守所，他便又进行了一项大 胆改革，让犯人自己管理教育自己，把新入监犯人的管理教育全下放给老犯人了。 他唯一的警告和条件是“不准打死”。然而，李忠信过高地估计了他们，这些犯人 并不全是李二杆子那样的专家。号子里终于有人被打死了。一具尸体，不会象痛苦 的哀嚎那么易于消失，也就难以象前者那么隐瞒。调查中，打死人的犯人说，他们 是遵照李所长的指示，协助政府维护看守所的秩序，不能由他们承担打死人的主要 责任。不过，李忠信的判决书仍然只认定了他参与诈骗和私放罪犯案，判刑数年， 死人一事与李忠信无关，因为他说了“不准打死”。判决结果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