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德高干今何在？ ·陈建敏· 昂纳克：等候审判 在德国、俄国、智利三国历时一年左右的幕前幕后周旋之后，埃里希·昂纳克七 月二十九日突然结束了他在智利驻莫斯科大使馆内的流亡，被引渡回柏林，直接入 监狱拘留审查。他受起诉的罪行是，与其他四名已经拘留审查了一段时间的前国防 委员会成员一起，作出柏林墙边可以向企图越境逃亡者的人开枪的决定。昂纳克是 在一九九零年戈巴乔夫执政期间由苏军偷渡出境到达莫斯科的，他走进了智利使馆 。七十年代初智利右翼军人掌权后，很多受迫害的智利左派领导人士在走投无路的 情况下，受到昂纳克的宽待，智利驻莫斯科大使就是其中之一。他们从友情上对昂 纳克的请求是难以拒绝的。德国政府就此向智利政府施加压力，要求让其出使馆。 智利政府一直以昂纳克有病为主要理由不配合，但在今年三月，俄国政府的医生在 诊断后声称昂纳克无病。之后，智利国内对昂纳克的态度发生明显变化，以为昂纳 克装病，在这种情况下才有了引渡的成功。在纳粹时期就坐过一次牢的七十九岁的 昂纳克在离开使馆前，象他从前习惯的那样，向猎奇的记者右手握拳高举，作宣誓 状。图片传遍世界，给本世纪初轰轰而起、今天又呼啦而散的那场运动作了一个悲 剧性的记号。 入狱后三个星期，经柏林监狱医院医生检查，昂纳克的确有病，而且是肝癌，估 计最多只有两年可活。据《明镜》周刊报道，二月份俄国医生用超声波做的检查中 发现肝癌扩散，而三个星期后同一个医生小组在用更高级的计算机层析法复查之后 ，做出的结论却是肝部无异常。 昂纳克的律师透露，他对病情的态度是“努力不去想它”，这或许也是他从前对 待政治问题的一贯态度。医生的这个诊断或许救了联邦政府一马，因为这个全社会 、全世界都关注的，据说是非政治的案件之审理，依法律人士的见解，结果是难以 预料的。用哪个法律为基础就很成问题。有不少专业人士甚至认为，无罪释放也是 有可能的。这样的结果在政治上是极为糟糕的，在很多人心中，这无异于解脱了昂 纳克等人所应承担的政治责任，虽然法律和政治严格地看来应提出取消立案，终止 拘留，因为审理过程要长于昂纳克预计能活的两年。 前教育部部长昂纳克夫人不愿回德国，在送走丈夫之后，一个人奔赴智利去她那 个和智利人结婚的女儿家定居了。（据报导，对昂纳克的审判在十一月十二日举行 。——编者） 国家安全部长：每周出庭一次 与昂纳克同案的前国家安全部长，八十四岁的埃里克·米尔克，目前为了一个老 案子，每星期得去出庭一次。起诉是早在一九三三年就提出了，在纳粹刚兴起不久 的当时，柏林出了一件谋杀警察案，作案的似是共产党人，而共产主义青年米尔克 是可疑分子之一。时间久远，证人多已不在世，或记忆不清，而主要的根据又是纳 粹时代的警察、盖世太保所作的卷宗，所以这件案子的审理只能给人一种奇怪的感 觉。 安全部长米尔克从前是个人人惧怕的威风人物，昂纳克似乎也要让他几分。据原 苏联驻东德大使回忆，他多次暗地里在KGB头目安德罗波夫面前指责昂纳克。另外据 称，他曾经整理过昂纳克三十年代在纳粹狱中是否叛变的材料备用。垮台前在已经 松动了的人民议会上，当这个把严格控制民众的安全部发展到精益求精的顶峰的恶 名远扬的人，摆出一付无辜的样子说出“我是爱你们的!”时，议员们哄堂大笑。昔 日小心度日的议员已知道他没有权力了。没有专政机器在后撑腰的米尔克在共和国 厅的议会讲台上的样子与一个被奚落的无助的老人一样，甚至有点令人怜悯。 在那件旧案刚开庭审理时，他总是两眼木然，在聆听起诉书时，不时会向律师询 问，“我的帽子呢？”。给人一个风烛残年、神志不清的老人形象。有人说，蛮可 怜的，算了；也有人说，装的，大概是“革命的两手”。或许法律上也找不到他的 责任，但是，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受到他管辖下的安全部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无 情打击!他心里有数吗？ 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 昂纳克被引渡回国的当天，电视台记者试图找到一个他当年的同事采访，但是到 处吃闭门羹，这些“革命战友”无一人出来说话。而在平时，公众、媒体早已失去 了对这些人的兴趣。一个政权倒台之后，其代表人物这么快地变的毫无意义，真是 一种奇迹。这些人如今的处境如何呢？ 因为原东德是老人治国（平均年龄近七十），所以大部分“党和国家领导人”都 成了退休人员，就是昂纳克也从这个资本主义国家领取退休金。这些人的具体情况 是：原政治局成员中有三人已经去世，十一人退休，五人在拘留审查中，四名五十 几岁的“年轻干部”失业，只有原柏林市委书记在一家小报社做事，另有一人去向 不详；原国务委员会（相当于人大常委会）的成员中有十五人退休，一人自杀，五 人工作，工作的人中间一人在一家计算机公司做职员，两人做短工，另有两人做房 地产中介人；原部长委员会中有二十七人退休，一人自杀，工作的三人都是原来某 个工业部的部长，现任职务都是顾问。 总书记克伦兹：失业在家 这个共青团出身的昂纳克的王储，在位仅几个月的前总书记，如今失业在家。他 仍住在原来的独家小楼里，这里绿荫围绕，原先是高干居住区，仅次于昂纳克等人 住的地区。 对陌生的访客，特别是记者，克伦兹现在小心多了，尽量避免接触。从前他可不 是这样，刚下台不久，他给一个《画报》记者三周的时间观察、了解他的家庭和私 生活的每个角落。《画报》在一个系列报道中取笑、奚落、挖苦了他一番。他强调 当时不是为了拿钱，而是以为有人给了他一个说话的机会，可以向公众表达自己的 看法。现在他已经失去了这种说话的兴趣，对记者就更没有兴趣了，而是每天花几 个小时，写下他自己关切的东西。 克伦兹现在发福了，总是会焦躁地、不自觉地用手抹脸，他那总是挂在脸上的， 让人想起华国锋的曾被人取笑的憨朴的笑，现在也不见了。他在九零年出版的自传 《大墙倒下时》中写道，“我不是因为失望、痛苦，也不是因为同志和环境的伤害 而写。”而今天他给人的印象是失望、痛苦和受伤害的。克伦兹曾经看到过希望， 他曾经在柏林的一个企业家那儿得到过一份工作。那人让他改行学习，成为住房建 筑方面的咨询，每月付他六千马克工资。但这个希望只是短暂的，九二年，那个老 板自杀后，克伦兹又失去了职业。重操教师旧业依他的前科应是不可能的了（在联 邦德国，象教师这样的公务员，共产党员是不能做的）。他的自传，发行量只有两 万五千份，也没引起足够的兴趣，他说，“我们在生活上被整垮了”。 刚变天之后，还有很多好事者围在他家门前，有人扔石头砸玻璃窗；而今天，几 乎没有人要答理他，清静得难以忍受。他说，“我不会离开故乡，我又能到哪里去 呢？” 文化部长郝夫曼：教计算机挣外快 讲到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柏林墙倒下之际他对BBC的讲话时，依然很骄傲，“那 些记者很吃惊，我在那样一个历史时刻仍很镇静、稳重。”而如今他一点都不受人 注目了，他的言语中带着自怜的怨气，“要我抱怨吗？我才不呢，也没那么严重。 ”顿一顿，又说，“要是没人想听我说什么，那就请吧，我不会为此趴下。” 当年，这个电工出身的文化部长常喜欢打些思想开放的“擦边球”，多次引起过 昂纳克等人的不满，而今天，没有人来关心这些精心策划的开放试探。昔日掌管每 年四十亿马克的财政支出，如今领着二千一百马克的退休金：从世界舞台退到退休 世界，反差太强。有人关心，他就会回复到从前的姿态，“这欧洲统一货币怎么回 事，我们会拿我们的货币冒险吗？我们要邀请这么多的难民和避难的来我们这儿吗 ？也不知怎么打发他们？有时候我真要问，波恩的那些决定是怎么做出来的，也真 是。” 郝夫曼仍生活在从前的洋房里，生活依旧有规律：六点半到七点间起床，早锻炼 ，八十个下蹲动作，然后早饭，半个苹果，半个桃子，半个香蕉（从前就有的习惯 ，东德那时很难买到香蕉），同时听早间新闻。从前司机就该来接了，而现在他则 坐在计算机前消磨时光。做文化部长时，他就很关心计算机，要“寻找计算机的文 化深度”，遭到了教育部长昂纳克夫人的强力反对，理由是“计算机会腐化青年” ；主管经济的看计算机屏幕“就象猪猡看表一样”。那时开中央全会时，他常常会 沉浸在计算机杂志中。现在他在一家学校里教女职员使用计算机做文书工作，可惜 作为退休人员他每月只能挣四百马克的外快，只能每星期教四五个小时，但是有听 众的感觉总是不错的，“其实我可以训练高级管理人员，有时我觉得……当然一个 前部长总是要做那个消失了的社会的活生生的例证。” 国务委员克雷特：普通办事员 今年四十二岁，那时她在国务委员会在三个方面起着点缀作用，因为她是一个年 轻的女工。作委员时每个月至少有一天要四点钟起床，赶到柏林去开会，夜里十二 点钟再赶回家。第二天一大早她又会准时出现在机床厂的车床边。她很注意保持劳 动者本色，对议员的特殊待遇总觉得有点过意不去。“现在说出来不要紧了”，她 说，“那时我作为人民议员拿五百马克，国务委员会委员有一千马克，还有一辆小 车和司机（一九八五年东德人均收入为一千马克）”。回忆起以前，她说，“开始 时，一下子和昂纳克等人在三十二人的国务委员会中面对面坐着，是有些紧张，不 过后来勇气就足起来了。我那时就提议，时装要尽快地投入市场。我很直截了当。 ” 现在这位车工出身的国务委员会委员突然落泪，因为在她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公司 的一千五百个同事中，只有三百六十人还能留下来继续工作，这些人中也还有很多 人象她一样处于短工状态，她也从车间主任降为短工，做一个普通的办事员，还为 此感到幸运，“作为女人和从前的高干现在最好闭嘴”。说起政治，“不，我是不 会参加任何政党的了。”说起机床，她又变得坚强起来，“我们的机床厂是可以整 顿好的，肯定，我们生产的压缩机也不比别人的差。” 省委书记伊柏林：正在写自传 七十二岁，省委书记，是一个达观的人，在他身上找不到伤感、失落、自怜，他 也不推卸责任。“我不否认过去，我知道自己要承担的责任。我没能实现我的生活 目标，但是，那个思想还远远没有消亡。” 而他却有足够多的理由伤感。正在他准备庆祝七十生日的那天，柏林墙倒了，那 是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挽歌取代了生日的庆贺。“那时感觉糟糕透了。”他笑 着说。之后，他瘫痪卧床一年，以极大的毅力又重新站起。现在这个有雄辩口才的 前政治局委员在家中设计未来，“要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点结合起来，规划 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他出身于一个“红色贵族家庭”，父亲与列宁关系密切，是德共的发起人，共产 国际的头面人物。全家曾因逃离纳粹流亡到苏联，在这个“希望之国”父亲和两个 叔伯死在斯大林的监狱里。他自己受牵连，八岁就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他却不 怀恨在心：“我可以不认同这个制度，但是我不能抛弃那个思想。我必须假定每个 人都是善良的。不然生活就没有意义”。他是一个忠诚的党员，八三年昂纳克召见 他，“调你为省委书记，对前途有好处”，“那时我说，‘我都六十三岁了，前途 是退休’。但是，作为‘革命一兵’，我还是去了。我的原则是，既然政治局决定 了，就要执行。” 现在他和夫人住在东柏林的一栋老房子里，因为房租太高，马上就要搬家，“五 年以后就会合算，我至少还是要活那么长时间的。他是民主社会主义党积极的普通 成员，正在写自传，“我不想加入那些‘辩护作者’的行列，而是要寻找、分析失 败的根源，为今后的社会主义提供前车之鉴，”书名暂定为《伊柏林—生于十一月 九日》。 计委主任舒雷尔：退休金最高 七十一岁，前计委主任，政治局委员。他和其他一些原来的同事“转折”之后从 高干别墅搬到勃兰登堡门边的工人住宅区的高楼里。窗前的景色难以勾起人的兴致 ，走上阳台就可以看见柏林墙的残迹，体会失败的落寞。和当年在高干别墅区一样 ，大家是不大往来的。舒雷尔不愿意理睬原柏林市委书记，因为他在不久前出版的 书中写道，只有那个绿色的右弯交通灯是原东德唯一值得保留的成果：这个弯对他 来讲转得太快，“其实，他直到最后都很一板一眼的维护着我们的思想”。原先分 管宣传的赫曼见到舒雷尔，总是绕着走，因为在把昂纳克逼下台时，舒雷尔出力也 一并把赫曼弄出了政治局；这是在舒雷尔自己也不得不下台是前几个月发生的事。 提起从前的经济主管时舒雷尔就有气，“他那书肯定是找人代写的，但关于我的那 些段落写得如此恶毒，一定是他自己写进去的。”舒雷尔希望大家，特别是在这场 败局之后，能多保持些尊严和晚节。 舒雷尔现在有二千一百马克的退休金，这是原“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最高的。他 夫人仍在工作，“我现在是个真正的家庭妇男”，他挺自豪地说，“打扫房间，洗 窗帘，买东西比价钱”，另外他还要带四岁的女儿。 谈起过去，他说：“社会主义社会或许确实得走下坡路，而我还是喜欢过它，这 是我个人的命运”。他把自己的历史保存在几个文件夹内，其中有八八年被昂纳克 等人打回的经济改革计划。他特别愿意谈的是，他怎么差点在八九年初就把昂纳克 搞下台。这种事情当然要有预谋，他那时看中了克伦兹替代昂纳克，并请克伦兹到 他的别墅商量，“我必须假定”，舒雷尔的眼睛有些发亮地说，“起居间是肯定装 有窃听器的，我不觉得这有什么，革命的警惕性要求这样。我和克伦兹是在地下室 里谈的。那时是二月份，外面太冷了”。三个小时的认真讨论之后，他们得出结论 ，还是最好等待生物规律来解决问题。 等待而来的是意想不到的一场突变，民主德国很快就消失了，民众已没有耐心再 给执政者机会做小打小敲的改革开放了，他们要一步达到西方世界的生活水平。 二十世纪末所谓的后现代社会是个信息爆炸，节奏飞快的社会，除了几个代表人 物外，“前朝元老”们很快地被人忘得差不多了。他们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大部分 人领取退休金，年轻一点的要象大家一样学会在劳力市场上竞争，有人成功，有人 不那么成功。历史已把他们存进档案馆了，而他们还得在这个新的“旧世界”里继 续走完自己的路。正是： 眼看春色如流水，今日残花昨日开。□ （原文载于《真言》第二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