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海外的“反革命”比大陆的值钱？ ·魏 平· 前不久，中共新华社公开对外报道说：中共公安部、外交部、国家教委的负责人 共同表示：对曾参加过“民主中国阵线”、“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中国自由民 主党”等组织的留学生，只要他们停止“反动活动”，回国后就可以“既往不咎” 。而且允许其来去自由、自选工作。 中共政权如果真正作到了对这些从海外归国工作或短期探亲的海外学人，政治上 不再压制迫害，工作上不再设障刁难，自然是明智之举，但笔者却由此想为那些至 今仍在大陆各间牢狱中服苦刑的“反革命犯”们抱不平。既然宣布对曾在海外从事 过与中共政权对立活动的留学生“既往不咎”，为什么国内的“反革命”们得不到 这种“宽大”？ 据笔者所知，现在中共狱中被关押的“反革命犯”中有一部分已经表示服“罪” ，表示不再从事与现政权对立的活动（中共出版的刊物中对这类人也曾有介绍）， 但他们却仍然要在狱中服满被判刑期。 中共某公开刊物至少介绍过两位因参加八九民运而被判处重型的“反革命犯”在 狱中得了重病，因为受到了狱方的良好待遇和积极治疗（全部是公费治疗，可见中 共政权之人道）而感激不已，一再向狱方表示不但“认罪”而且还要争取将自己改 造成“社会主义新人”。但就是这样两位被中共用来为自己的人权形象做辩护的人 士，也并没有被中共政权“宽大”，在公安医院住院愈后，也还是被再次投入狱， 继续服他们的苦刑。 更不公平的是，更多的因八九“六四事件入狱并被判处重刑的“反革命”根本就 没有承认他们当时的行动是“阴谋推翻政府”的行动（事实也是如此），比如鲍彤 、王军涛、陈子明等。所以，如果中共政权能够把它那个“既往不咎”的允诺先在 国内狱中的这些“反革命犯”身上兑现，海外学人及正义舆论自然会相信中共是真 有诚意。 另外，许多因八九“六四”而入狱，后又被中共政权陆续“宽大”释放回家的“ 动乱分子”中，相当一部份都被原单位开除了公职或学籍，而且旧的工作失去不说 ，中共政权还对他们寻找新工作设置种种障碍，使他们长期无以为生，甚至流离失 所。而这批人，无论当初关押他们的罪名是否成立，起码现在大部分都没有进行新 的“违反中国宪法和法律的活动”。 既然是中共公安部、外交部、国家教委的负责人对媒介表示了“既往不咎”的“ 宽宏”，笔者不妨在此为这三个部门各举一例。 中共公安部有一位警员在八九“六四”时因为站在了“动乱分子”立场上而被开 除公职。因为他过去的特殊职业决定了他所娴熟的劳动技能无法在社会上找到用武 之地，在长期无以谋生的情况下，一位个体户同情他的遭遇，借给他一辆三轮车， 干起了卖天津煎饼果子的行当。 中共外交部有一位从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分配去的工作人员，八九年五月时 出于对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大学生的同情，自己出钱买了一千个鸡蛋，发动自己所在 的居民区里各家分煮，然后送到天安门广场。“六四”开枪后，外交部以“支持动 乱”的罪名将他除名，以至长期生活无着。 北京某大学有一个青年教师，因为参与“六四”被所在学校根据国家教委有关处 理“六四动乱分子”的文件精神勒令退学，同时宣布不予分配工作。该人曾给笔者 来信说：他已经找了几十家单位应聘，但对方一听说他曾是“动乱分子”，立即如 见了麻疯病人一样，避之不及。不但是国营单位不敢录用他，民营单位，甚至三资 企业也表示“爱莫能助”，原因是民营单位或三资企业更怕政府给它们小鞋穿。最 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位青年教师本人就是个海外归国学人，只不过他是八九年春天 回去的。 类似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许多。整个大陆上，这批人的数字远要比中共点名的三 个海外“反动组织”的全部成员的数字大得多，中共的公安部、国家教委负责人为 什么不出来宣布一条给这些人提供谋生可能和就职方便的政策？是因为国内的这些 人不如海外的留学生更配称作“人才”，还是因为国内的“反革命”不如海外留学 生中的“反革命”具有“统战”价值和“人权进步”的标榜价值？ 就在中共表示对海外“反革命”既往不咎后没有几天，既发生了沈彤在北京被“ 监视居住”的事件。为此，海外中、西文媒介纷纷发表文章，称中共言而无信，称 沈彤被“监视居住”使得原已有意回大陆的海外留学生闻之却步。 笔者以为，仅用沈彤被“监视居住”一事来证明中共对归国留学生“既往不咎” 的允诺是“言而无信”似乎也不公平，因为确有一批曾从事过“反共活动”的留学 生近期陆续回到大陆后，因为没有从事新的“反共活动”而处境平安。其中有的已 经安然离开大陆，有的还留在大陆。这些人中，还有数位是八九年曾在大陆积极参 加过民运的著名人士，其“既往”的“反革命罪行”甚至比现仍在中共狱中服苦刑 的“六四”分子还要严重。现在，虽然沈彤表示十分不情愿重新流亡，但他毕竟已 经结束他为时一个多月的“特殊公民”生活，回到了自由天地。而至少是在沈彤在 美国召开记者招待会的时候，他的“同案”齐大峰还没有获释的消息。所以，沈彤 事件更说明了海外的“反革命”比国内的值钱! 在中共政权搞极左政治统治的年代，曾大肆批判“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这一 “崇洋媚外”的观点。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以后，一改初衷，对洋人或大陆之外的 华人提供了各种优惠。笔者对经济上实行此举并无反对意见，但中共政权如今把“ 对外优惠”政策延展到意识形态领域，岂不是荒唐!难怪大陆知识发牢骚说：“如今 不但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就连国外的‘反革命’都比国内的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