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国之春》 ·高 新· 读《中国之春》上数篇祝贺杂志创刊十周年的文章，颇受感动，草成此文，一为 祝贺，二为希望! 第一次知道美国有个《中国之春》 第一次知道美国有个《中国之春》和主办她的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好象是在一 九八三年初。当时我大学毕业不久，刚刚留校在北京师范大学作“党委机关报”的 编辑。 记得当时好象是传达了一份中共中央文件，在提及海外“反革命动向”时神秘地 透露已经有在美国的大陆反革命分子“拼凑”了一个反动组织叫“中国民联”；“ 炮制”了一份反动刊物叫《中国之春》。 笔者在政治上启蒙较晚，所以说老实话，当时并未就此事激动万分甚或排手叫好 。现在回忆起来，觉得好笑的是，那份报道中国民联和《中国之春》诞生的中共中 央文件是注明“传达至县团级”的，笔者有幸听到传达还是因为“党委机关报”编 辑的特殊身份，而普通中共党员还没有这个资格。由此可见，民联和《中国之春》 虽然在美国创业艰难，但从诞生那天起，在中共那里就已经身价百倍了。 第一次看到一本《中国之春》 来海外以后，有一个深切的感觉就是许多民主斗士喜欢夸大自己与共产党做斗争 的英雄事迹，尽量把自己从事“反革命”的历史说得更早。就象共产党拿了江山以 后，许多“革命老前辈们”喜欢把自己投身“革命”的资历说得越深越好一样。其 实，就拿“六四”前的那次要求释放魏京生的签名运动来讲，不是有好几位参加者 一听有民联的陈军参加就打了退堂鼓吗？甚至还有参加者指责因为陈军的参加就使 这个签名运动“变了性质”。 笔者自己也是一样，当八九学潮开始，刘晓波从美国回北京后，笔者立即警告他 说：千万别同民联搞到一起，那样会被共产党抓住把柄的。 刘到京的那天晚上，笔者没有去机场，而是留在刘家里等电话。在刘抵家之前， 我接到了胡平太太的电话，问晓波是否已经平安抵达。为这个电话，我还把刘晓波 好埋怨了一顿。 而就在这段时间里，笔者看到第一本《中国之春》。同时拿到手的还有一本胡平 在海外出版的著作，里面居然还夹着一片胡平在哈佛大学的身分卡。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之春》，同时她也是我在大陆看到的第一本“反动刊物 ”。要不怎么说自己在政治上启蒙较晚呢。 “六四”镇压后被关在监狱里，我日夜担心的事情之一，就是已经被我藏在朋友 处的这本《中国之春》是否会被起获。出狱后，朋友将这本《中国之春》连同胡平 的书“完壁归赵”，胡平的身份卡居然也在里面。 来海外首先联系的“反动刊物”是《中国之春》 来美国后，哈佛大学立刻给了我该校的身份卡。我看了看同美国朋友说，这东西 我早见过，胡平的那个跟这个一样，就是日期不一样。当晚，我即接到胡平的电话 ，接着，又接到了丁楚的电话。 这样说来，《中国之春》是我在大陆看到的第一本“反动刊物”，而我出来后， 所联系的第一家“反动刊物”又是《中国之春》。当然，我到海外之后第一次发表 我“反动文章”的“反动刊物”也是《中国之春》。 前不久，曾有一位《中国之春》读者在台湾的《中央日报》上撰文，指责《中国 之春》的编辑们专发同他们有关系者的稿子。笔者就此撰文批驳，就用的是胡平、 丁楚在我刚刚来到美国即与我联系约稿一事作例子。的确，来美国之前，我与他们 二位及《中国之春》的诸位同仁没有任何联系，更谈不上“有关系”。所以，我的 稿子或好或坏是另一回事，但必须承认《中国之春》的编辑们向我这样一个与他们 素昧平生者约稿完全是从办好刊物的角度出发。 办过党刊的人更知《中国之春》创业之难 《中国之春》创刊十年，可喜可贺。读上期的纪念文章，对杨中美先生《风云十 年写春秋》一文尤为感慨。中美先生说：日本对欲办杂志者有句戒言：“三期而终 ”。即办杂志不到三期便告终，办不下去了。然而，《中国之春》不但办了三期， 三十期，而且迎来了第十个春秋。 笔者在大陆时也主编刊物，但那是党刊，全部花费都是党给我们实报实销。我直 接用中文电脑打字机写稿已经有六年的历史，这也是党出经费栽培的结果。理解了 办刊物者的苦辛则完全是来到自由竞争的社会以后。正如日本有“办杂志者戒”一 样，香港的朋友曾对我讲：“如果你想害一个人，那就让他办杂志去好了”。所以 ，正是体验过在大陆办党刊是那样轻松自如，对比之下，才更容易体会出《中国之 春》历届同仁的创业、继业和发展之艰难。 刘宾雁先生在上期的纪念文章《准备登陆的一天》一文中预测并不需要再过十年 ，《中国之春》便将以合法的姿态出现在大陆。笔者不敢妄估具体时限，但“反攻 大陆”(不是“武装攻陷”的“攻”，而是“文攻武卫”的“攻”)的一天终将到来 则是我与《中国之春》同仁的共识。 试想，世界上那么多种文字，但哪个国家里能象中国大陆那样集中了如此庞大的 同一文字的读者群？哪一个国家会有数亿尚能识文断字但却因执政党宣传内容的“ 大一统”而染上“文字饥渴症”达四十年之久的芸芸众生？所以，刘宾雁先生所说 的“《中国之春》真正是一种前途无量的刊物”也正是笔者想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