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记趣 ·杨巍· 《中国之春》十周年之际一些有趣的往事浮现在眼前，不禁要写下来，与读者共 享。 一 我第一次听说《中国之春》是在一九八三年夏天。当时我们第二届CUSBMBEA学生 在广州中山大学GELC中心的培训英语快要结束，教育部来人对我们这些即将赴美的 学生进行例行的“出国政治集训”。记忆中印象较深的是一个姓李的老头，他反复 强调要我们注意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说道：“我们希望你们都学成归来建设祖国， 但是美国的大资产阶级却希望你们留在他们那里当廉价劳力。他们会使用各种手段 ，包括用金钱美女来引诱你们留学不归，你们能不能顶住，为培养你们的党和人民 争气呢?我们是不赞成大学生结婚的，但是你们不同，谁要结婚，立刻批准；谁要朋 友，马上介绍!” 接着，李老头就谈起了《中国之春》和王炳章，说王炳章是留学生中的败类，经 不起花花世界的考验，被国民党收买，搞《中国之春》，对不起祖国和人民等等； 对不起祖国的事还包括了王炳章写了中国的毛笔字，拿到纽约的地摊上去卖钱，丢 中国人的脸。于是我们知道了有个会中国书法的留学生王炳章在搞《中国之春》杂 志。当时大家关心的重点是胡娜事件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出国，会上被骂得更多的也 是胡娜，因此对《中国之春》留下的印象并不深。不过对以后的许多公派留学生来 说，关于《中国之春》的启蒙都是从中共的出国培训班开始的。 会上另一个教育部官员则说：“共产党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国民党也把希望 寄托在你们身上，外国资产阶级更是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学李四 光、钱学声，不要学胡娜、王炳章!” 听说有那么多希望集中在我们身上，不免有点得意，觉得自己很有身价；再加上 “金钱美女的引诱”，这样的政治集训恐怕反而破坏了几桩良缘。 二 一九八三年八月，我来到美国亚利桑纳大学学习，很快就在该校的东方图书馆发 现了《中国之春》，一见衷情。从此读《中国之春》成了主要业余爱好。当年的《 中春》装潢简陋，文风朴实，却很有吸引力。亚利桑那大学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中 的许多人都是《中国之春》的热心读者，大家都心照不宣，只在关系很密切的几个 人之间讨论。现任全美学自联主席的耿晓就是我当年讨论《中春》的伙伴之一。 从《中国之春》中我进一步了解了魏京生等人的事迹，也为《中春》上关于“多 元化”的讨论所吸引，就逐步开始投稿，并向民联靠拢，直到直接参加。我想，有 许多盟员也是这样从看《中国之春》开始一步步走向中国民联的。 为了能在稿件中讲出道理，我也开始看了图书馆里的许多政治书籍，其中孙中山 先生的书看得最多，几乎把找得到的都看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深深吸引了我 ，它本身就是一种多元化的体现，其基本思想是要融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取长 补短，以救中国。我对其中的民生主义理论特别佩服，对照台湾的经济建设经验， 我认为中国要富强，就要放手发展民营企业;而要在中国大陆上做到这一点，就一定 要政治民主化，多元化，打破马列主义的桎梏。如果说对魏京生、徐文立、刘青等 民主斗士的敬仰是我投向民运的感情原因的话，那么对三民主义理论和多元化政治 的认识就是我投向民运的理智原因;而这两者都是来自于《中国之春》的启发。 三 一九八六年底上海发生民主学潮，我在复旦大学、同济大学贴了以“中国民联” 和《中国之春》署名的标语，支持学生的民主运动，被中共逮捕下狱。狱中检察院 承办员反复对我进行政治心战，启发我的“觉悟”，要我认识到与《中国之春》联 系、加入民联等都是我上当受骗，受人（王炳章）利用的结果。这些自然是徒劳无 功。 记得有一次他们说：“你知道吗？王炳章本质很坏，他在国内的老婆孩子都被他 抛弃了，又在海外找了台湾女人。这样的人你怎么还跟他走？” 我说:“中国民联并非王炳章的私人产物，我们内部也有合法的反对派，并非一言 堂，更谈不上跟谁走。对于王炳章，我同意并佩服他的大部分政治观点，但是也有 不同意见。至于他的私生活，我不了解，也不感兴趣。” “你对你们的主席都不了解就参加了民联，还不是上当受骗吗？” 又来了，真烦人!我可听腻了，没好气地说：“你们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了解 过毛泽东的私生活吗?” 他们答不上来，又抓不住把柄（我可没说过毛泽东的私生活有问题），只好说我 “玩世不恭”。 中共对《中国之春》禁得很严。八六年学潮前，大学的教师参考资料室还有《九 十年代》、《争鸣》等香港杂志。（学潮后也被取缔），大到一定级别的官还有能 读台湾的一些反共刊物的“政治待遇”；但是没有听说谁有合法地读到《中国之春 》的政治待遇。我的承办员们当然也读不到《中国之春》，除非是有了“工作需要 ”。于是我当然要主动配合，为他们创造“工作需要”，主要是尽可能多地告诉他 们撇人大作有哪些在《中国之春》发表，以便让他们借收集证据之名去向他们的上 级或上级的上级去多要几份《中国之春》看看。至于他们问民联是怎样的组织，什 么性质，什么纲领，我除了尽可能回答外，也叫他们去看看《中国之春》。我还尽 量把《中国之春》上看来的东西当做“内部消息”告诉给他们，同时也把不少自己 的观点当作王炳章的观点来“交代”。这样，他们满足了好奇心，增加了对《中国 之春》的了解，我得了个“认罪态度虽然不好，交代事实尚属老实”的结论，皆大 欢喜。 四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我的案子在上海“公开审判”。一上午都是“出示 罪证”，法庭上用闭路电视放出《中国之春》杂志的特写大镜头。（那时候《中国 之春》的版面已经漂亮多了）。一个声音读着中国民联的纲领和撇人大作，字正腔 圆，响亮雄壮，完全是标准的广播员水平，听上去十分受用。法官老爷和旁听观众 一个个正襟危坐，洗耳恭听；我也眯着眼欣赏，不料中共专门挑我打磕睡的那副熊 样搬上电视，真是可恶。审判结果，我被判刑两年，中国民联被宣布为“反动组织 ”，《中国之春》则被宣布为“反动刊物”，报纸上还登了上海市公安局的“答记 者问”，具体解释一番。从此大陆上大概无人不晓《中国之春》了。 五 一九八九年一月我刑满释放，一回家就不断有人告诉我:“《中国之春》（在国内 她的名字比民联更响）派了三个人来看望你，被公安局驱逐回去了，电视上放出了 《中国之春》杂志的镜头，封面上还有你的照片，我们都看得很清楚。”我听了当 然也感到很温暖。 以后又有不少人问我中国民联和《中国之春》是怎么回事，我自己又是怎么回事 ；一来许多事三言两语讲不清，二来在国内的环境中也要小心说话，于是我干脆把 中共的报导剪下来带在身上，有人问起就拿出来让他自己去看，省得我反复解释。 中共的报导自然都是骂我或者骂民联和《中春》的话，然而谁都看得懂，拜读之后 就会对我“肃然起敬”，或者亲热起来，常常还会乘机发点对社会的牢骚和对中共 的不满。中共的报导既然有此魔力，难怪我要常常祭起这个法宝啦。 一转眼，《中国之春》已经在庆祝她的十周年了。十年来中国和世界的形势大变 ，《中国之春》的版面和人事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作为一份民运刊物，她的“ 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多元”的旗帜没有变，她和中国民联的血肉联系也没有 变。希望她能继续成为一面民主的旗帜，使人们看到她就看到了中国明天的希望， 为我们中华民族也能与世同沐民主的阳光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