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一个更为黑暗的中国 ----关于山西民运镇压与反抗的迟来的报导 ·北明· 八九年末九零年初,山西省委书记王茂林去了一趟北京,期间与公安部有过接触 。公安部负责人对王茂林说:“你们山西是怎么回事?闹这么凶。据我们调查,山 西作家是北京作家这次闹事(指民运)的头儿。”王茂林挺“谦虚”:“这不可能 !你们北京的事是你们北京的事,不要往我们山西乱扯!我们地方作家哪有那么大 能量领导你们北京人!” “谦虚”归“谦虚”,遭公安部通缉的郑义正在逃亡途中举步维艰,太原公安局 专门抽调骨干力量组成“郑义专案组”,遍查大江南北,四处追捕其人。柯云路( 以《新星》载誉全国的著名作家)、赵瑜(《强国梦》作者)已被捕,郑义的妻子 北明已押送北京。没进去的作家们日子也不好过:山西作协那条胡同里,当下进驻 了三个清查“六·四”工作组:省委宣传部工作组、省文教部门工作组、省公安部 门工作组。清查方式竟和在局子里一模一样:一个审讯、一个记录,审完签字画押 。人人过关,坦白交代揭发。一年以后,在押在逃的除外,所剩驻会作家八个中有 六个挨了党纪、行政处分。一时间,社会上,文化界盛传“晋军全军覆灭”之说。 山西简称“晋”。“晋军”是文坛对改革开放时期山西崛起的一个实力雄厚的作 家群的称谓。晋军的主力有几个是当年的北京知青。他们后来在“回城潮”中守住 山西不走,是因为文学上与黄土地结下不解之缘。而在意识中和眼界里,他们何止 是中国人!根本就是地球村的居民。所以,他们八九春夏纷纷回北京,到那个当时 全世界最该去的地方尽一个公民的义务,是理所当然。他们在北京参与发动中国作 家首次和第二次大游行,策划指挥了知识界首次二次大游行,组织五·一六知识界 声明签名和新闻发布,还参与成立知识界联合会,各界联席会。未赴京的山西作家 一是最先举旗上街,在山西民主浪潮中,勇敢地站在最前线。 山西量刑之重,全国罕见 “六·四”三个月后,柯云路获释;九个月后,在京关押受审的北明也取保候审 ,而后获释。九零年六月起,除郑义外,山西去北京“动乱”的分子们大都解脱牢 狱之灾,重还社会。另一批因在太原“动乱”而入狱的民运人士却纷纷收到一纸刑 事判决书,开始了他们的铁窗生涯。他们不是作家,却是山西知识界人士: 丁俊泽,五十二岁。山西大学副教授,刑十二年; 胡健,近四十岁。山西工业大学讲师,判刑十年; 王新龙,四十七岁。山西大学副教授,判刑八年; 葛湖,三十五岁。山西煤矿管理干部学院讲师,判刑七年; 姚虎贤,三十七岁。山西医学院讲师,判刑六年; 判刑之重,全国罕见! 判决日期恰恰是在方励之夫妇得允出国的第二天! “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名的依据无非是组织游行,登台讲演,攻击李鹏,策划成 立反革命组织一类,令人啼笑皆非。 山西民运声势、“动乱”程度比之“动乱暴乱”的中心北京乃是小巫见大巫,连 中共自己历数动乱严重地区时,都没把太原算在内。而在秋后算帐上,中共山西省 委却邀功心切,视法律为儿戏,下如此黑手。高自联学生领袖王丹不过判刑四年; 被指为“黑手”的包遵信也不过四年;拒不低头,“态度不好”的任畹町不过七年 ;就是十年之上的陈子明、王军涛,也是被当作典型重罚的。 事实上,早在北京大规模清查尚未完全展开,更远未结束时,山西公安部门已经 按捺不住,派人跑到北京公安局去讨教如何处置动乱暴乱份子了,说是要向北京学 习。北京公安局不冷不热:“你们急什么?我们这儿是动乱暴乱中心,我们还没急 着判呢!你们山西倒急了?真是水平高。应该我们向你们学习嘛!”山西公安空着 两手、红着脸回太原。一回去,红脸还原成青面獠牙,竟不等北京大哥作示范就径 自先定了罪,判了刑。 山西公检法与北京公检法素有来往,当年邓小平就在山西永济劳改农场劳改。八 九年,北京拟将全体民运人士押送山西服刑,为此拨下专款,令山西盖起新的政治 犯监狱。监狱盖好了,北京变卦了,不来了。新的囚房现为山西八九政治犯们“享 用”。据公安内部消息人士说,北明从北京释放很久了,那地方还给她留着一个监 房。他们怎么也想不通,他们接旨后,派了大小五六辆警车、二十几名警察去抓的 这个女“要犯”,竟能平安归来!眼睁睁看着北京下了解除取保通知书,还是不信 ,认定她总归要判刑。除了捡了一个新监狱,山西公安还从大哥处拾了旧“洋落儿 ”,八九后,北京公安更新侦察设备,剩下旧的,悉数让山西拾掇了去。 山西公安的“人性”记录 看看三年来下列这些事实记录,有助于了解山西省公安当局的“人性”: 一九九一年七月底,姚虎贤(讲师,判刑六年)的父亲病危,其亲属携山西黎城 县人民医院病危通知书到祁县山西省第一监狱,请求允许姚虎贤回家与父诀别,后 又请求奔丧,均未获准。 一九九一年十月,王新龙(副教授,判刑八年)之妻子赵红月患子宫瘤,医院建 议作子宫全切除手术,但她上有九十五岁老母,下有十多岁孩子,里外离不开人, 是以致信山西省委书记王茂林及监狱方面,请求“考虑暂时让我丈夫出来几天,待 我手术后再回去”,未获任何答复。(见赵红月给省委书记的信。) 一九九二年春,丁俊泽(副教授,判刑十二年)不慎脚趾骨折,在狱中三次接骨 不愈,加上狱中营养极差,又患心脏病,其妻张叶向狱方等有关部门多次要求丁俊 泽保外就医,至今未获批准。 一九九二年八月十二日,丁俊泽之母齐桂芝(太原新华化工厂退休干部)住院病 危,新华化工厂老干部处王处长、张处长等三人带病危通知书和工厂保卫处证明, 乘车前往祁县山西省第一监狱狱政科,请求允许丁俊泽到医院探视,诀别,未获批 准。十二天后,即八月二十四日,丁母逝世,二十五日王处长、张处长等三人再次 前往祁县监狱,请求批准丁俊泽回家奔丧,狱方回答:“不行”。(丁俊泽系齐桂 芝独生子女。) 丁俊泽、王新龙、葛湖等人之妻屡次上诉,要求为其夫减刑,以便与北京乃至全 国各地量刑标准平衡,至今根本不获受理。 姚虎贤的妻子因丈夫入狱,公公病逝,生活负担过重,无望,正在要求与姚离婚 。估计这项要求是狱中民运人士家属所有要求中唯一可以获准的。已有先例:家住 太原的被通缉的二十一名学生领袖之一、绝食团副总指挥、天安门民主大学校长、 北大作家班学员、山西报告文学家张伯笠,他的妻子就是在他国内逃亡期间提出离 婚要求,太原地方法院以张伯笠缺席不到庭而强行执行判决准予。 八九前后,在持不同政见者的人权问题上,北京是国际舆论关注的重心。然而, 外省是一个更为不法的中国。因为它借助闭塞和偏远,逃避了并一直逃避着国际争 议之声的监督与道德审判。 被迫害者的反抗 山西监狱的劣迹,在目击者、受害人尹进的记者问答中已有所披露,这里想说的 是:尽管远离传媒,山西被迫害者们的反抗早就开始了。 作家们曾一度掷笔罢写:不给它繁荣社会主义文学。一时间,文坛蒿草丛生,一 片荒芜。急得省委宣传部立即召开全省青年文学会议,公然在这块自由神圣的殿堂 呼朋引类,愚蠢地寄望于行政号召,想使新的一茬文学青年让山西文学如“晋军” 一样,再“崛起”一回。没用。真文学从来接受生命质量的冶炼,从来无视鞭子、 糖果和口号的存在。 作家周宗奇,民运期间公开贴出声明,表示对中央不满,宣布暂时不参加组织活 动而成为清查整肃的头一个重点对象(后被撤销其作协党组织副书记的职务)。但 民运时就贴在他家四楼阳台上的那横幅,仍然一直贴到现在,对阴霾的天空与大地 ,无声地昭示着一种不屈的精神,一个争议的灵魂,任凭三个工作组轮番清查,任 凭一片肃杀之气中所有的威胁直逼到眉前。那横幅红色的底衬上,写着四个字:“ 自由万岁!” 太原公安局认为三个工作组不足以查清作家协会里“动乱份子”的罪状,要传讯 他们。来人口头通知,作家们不理不睬;又来了人通知,作家成一不紧不慢地站出 来当众发落:“传讯吗?你们懂不懂法律程序?回去开传票!证实办了手续再来! ” 柯云路入狱之始,面对审讯或狱吏,谈到“动乱暴乱”,毫不妥协地就是那句话 :“八九民运是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民主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时间 将证明,你们错了。”谈到自己参与“动乱”,他也有一句传为佳话的回答:“四 十岁的人了,无论做什么,都是自己的选择。不存在什么糊涂,受人利用的问题。 我将对自己参加民运的行为负责到底。” 中国有句古话:要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郑义这个全国通缉要犯,过去与省委 书记王茂林个人关系不错,彼此间有某种程度的信任感。六·四后,王茂林多次在 公开场合发出呼吁:“郑义,既便现在回来,我们也还是欢迎的。认个错,就解脱 了嘛!”这些话,辗转流传,郑义不是没听到,但他既不回去,也不认错。六·四 血迹岂是私人关系可以淡化分毫的?当他在流亡途中终于写完《红色纪念碑》这部 对中共极权政体从实践到理论的彻底剖析与批判的五十万字皇皇巨著,落下最后一 个问号时,他掷笔长出一口气,说:“好了,现在,我可以被捕了。” 狱中生涯不仅改变了狱中人的生活轨迹,也部份地改写了狱外人的生活内容,元 旦、春节、中秋、端午、逢年过节,狱中人认识的或不认识的友人们总是不会忘记 为狱中人的妻子儿女或老人捐上一点钱,每人十元八元,大家都不是财主,钱多不 起来。但年年如此。但对家属们来说,那不止是救困境于万一的钱,也是一种物化 的精神援助,一种来自四面八方的道义上的支持。 尹进,墙报中孤独的勇者 尹进,原《海南经济报》驻山西记者站站长。八九民运中积极参与抗议活动,六 ·四北京屠城后,在集会上宣读了由他起草并征集了多人签名的致全国人大的血书 ,要求撤销李鹏总理职务。他由此成了山西公安厅通缉的五名要犯之一。但他并无 参与策动、组织活动,不好定罪,最后竟由中共山西省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判处劳 动教养三年。 尹进嫉恶如仇,在太原上马街看守所里,多次与看守审讯抗争,声称“就是把牢 底坐穿,也不认罪。”八九年九月某日,几个死刑犯临刑前唱歌,引得全狱应合齐 唱。狱吏头下令全监犯人集合,头顶墙角撅着屁股听训话,逐个棒打,追问唱歌之 事。当时尹进正在睡觉,没有参与。见到一些无辜遭羁的大学生被殴,他挺身而出 说:“要打打我,他们还是孩子。”尹进被戴上了只有死刑犯才戴的重达百余斤的 脚镣手铐,八九名狱卒围着用棍棒毒打。有公安人员指唱歌事件是“有预谋的带政 治色彩的爆监事件”,上报公安部立案侦察,企图置尹进于死地。终因找不到“罪 证”,不了了之,遂要求尹进写检查。他被关在最背阴的牢房,每天吃清水煮白菜 、土豆,戴了几个月百余斤重的镣铐。可是他说:“有种的你们就一直给我戴着, 这辈子都别卸!” 硬骨头的尹进与众不同处更在于,还在看守所期间,便反被告为原告,起草起诉 书,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太原市公安局非法通缉、非法关押收审长达十三个 月,向太原市人民检察院起诉太原市公安局看守所所长、副所长和太原市公安局五 处处长的侵犯民主权利罪、侵犯人身权利罪和渎职罪。面对暴政,身陷囹圄,他所 起诉的单位和人不仅正关着他、审着他,而且将要给他判刑,按俗话说是小命还捏 在人家手心儿!尹进这种非凡的做法,在全国被捕民运人士中,即使不是绝无仅有 ,也并不多见。这显示出中国青年一代知识份子不同于其前辈的气魄和勇敢,也显 示了人权意识的深入和抗争水平的提高。我们有幸得到了这份弥足珍爱的起诉书的 原本,将之公之于众。 尹进是个勇者。出狱的他,并未摆脱专制牢笼,却毅然为我们提供了驳斥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改造罪犯的状况》白皮书的山西见证。他说:我是一个记 者。而记者的第一生命就是讲真话。 尹进是一个孤独的勇者。他从被捕那天起,就再未领到一分钱的工资。而他的身 体已被看守所折磨坏了,留下了后遗症:不发病时,双腿行动不灵,伸屈不自如, 直着弯不下,弯了直不起;犯病时,四肢痉挛,抽搐僵硬。病情无法控制,无钱医 治。他已被开除公职,流落街头。无人敢雇用他。今年夏天,他找到了一份在街头 卖冰棍的差事,还常常被纠察以清理卫生和治安为名赶走。现在已是北方入冬时节 了,即使不再有人赶他,冰棍肯定也卖不成了。他至今从未收到来自任何方面的任 何帮助,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他在那个国中之国、狱中之狱的英雄般的存在。 葛湖,铁栏后年轻的浪漫之神 葛湖,三十五岁,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讲师。因八九民运系狱,被判刑七年, 现在狱中。我决定为读者记叙葛湖其人,我已经读了他在铁窗内写给父母的信、他 的上诉书及他写给妻子、女儿的诗。读了不止一遍,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赞叹之 情油然而生。正如他的自叙:在漫长的牢狱生涯中,“我象一个年轻的浪漫之神, 咀嚼着人生的苦难,迎着渐渐苏醒的世界,奋力举起一轮‘我的太阳’。” 不知道有没有人能相信:这就是一个人的真实写照!在政治权力的角逐中,在名 与利的争斗中,在金钱物质的竞赛中,在心灰意懒的颓唐中,在事后诸葛亮式的反 思与指责中,在自命不凡而骨子里极平俗的跳来跳去中,就有人,在那个其血泪其 孤独其惨淡其漫长足以使最矫情最浪漫的少男少女变成一堆绝无诗意的垃圾的地方 ----七年铁窗中,活成这样一个光彩夺目的人!一个高贵、真诚、深刻、勇敢、漂 亮、潇洒的人,一个让人难以置信又不能不信的人。我想起了一句话,维特根斯坦 赞扬别人时所用的最高评语:“这是一个人。”我还想起一句话,是我在海洋公园 看到造型与体肤精致绝伦的海豚和九寨沟那深蓝透明纯清的水以及第一次听到世界 级别小提琴家演奏的小提琴音色时所惊叹的:“美得跟假的似的!”是的,八九大 潮裹挟万种风情,经过了三年之久的平静沉积,泡沫破灭了,浮萍漂走了,冲动消 失了,逐臭的逐臭去了,表演的表演完了,金子却还是金子。然则,经过了三年的 淡化和洗涤,我们有理由有根据使自己相信,在这灰色日子中,那仍旧闪着光的就 是金子!中国自有中流抵柱在! 葛湖的思想、情操、信念组合起葛湖这个人。这个人注定会被政客斥为书生气, 被商人视为不实际,被利益之徒当作傻瓜,被冷血者贬为执迷不悟,被许许多多过 于平庸而不相信奇迹的人视为“作秀”。(古往今来,谁能在监狱里作秀?)但我 相信终有一些高尚的人会为他这个人所感动。 他是一名普通教师、知识份子,没有名,也还没有成果,但他的人格、他的品质 、他的才华使他已经成为一个杰出的人物。他不等待人们对他的发掘,闹哄哄的舆 论社会没有发现他,那不是他的失败,而是社会的损失;他不企盼大墙外的光芒照 亮铁窗黑暗中他的心灵,他就是光源,无论身在何方,将永远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虽千万人,吾往矣!”他注定与我们不同,注定要以真、善、美的自身全体, 来教育我们,感动我们,使我们惭愧,使我们反省,使我们激励自己,在我们的灵 魂中激起一层很难很难消失的电波,上至美国总统、保罗教皇,下至黎民百姓---- 只要那胸膛里还有一丝不泯的良知,还有一点高尚的精神。 葛湖能够代表当今中国大陆狱中的青年民运人士中最优秀的一类人。他是中国青 年一代的骄傲! 这个第一次出现在新闻媒体上的名字,他的书信、上诉书和诗,无疑会给某些读 者带来巨大的震动,而这里想补充的情况是:   一、“六·四”枪响,红色恐怖降临,葛湖执意不走。被朋友劝烦了,走了几 日,又回来了。“抓就抓吧”,他说。他就给抓进去了。   二、他最初也关在尹进所控诉的太原上马街看守所。同囚刑事犯不屑地问:“ 你们这些白面书生闹腾什么劲儿?有什么用?不是叫人给抓了了事?”这话,相信 人人听了难以作答。葛湖答道:“你们看看我进来的时候就知道了。你们杀人放火 越货,是挺凶。但你们哪一个入狱时使他们吓成我进来时那个样子?”葛湖入狱时 ,狱方如临大敌,一向无人的了望塔上也守了武装到牙齿的看守,探照灯不停地扫 描,所有武警、军警、狱警严阵以待,戒备森严。   三、葛湖入狱后,对家事的第一个嘱告便是请求他的妻子与他离婚。他爱她, 这便是唯一的理由。终于未离。原因大同小异:她爱他。必定是经过了一番各不相 让的讨论、争辩、哀求。于是,有了葛湖在狱中,独对心中沧海水、巫山云时写给 爱妻的诗。   四,葛湖在看守所曾与一死刑犯关押在一室。与大限将临的人为伍,本是狱方 以死恫吓、摧垮他精神的伎俩,却成了他用以充实、丰富自己的难得的机会。他的 话是:“我听了他的经历,同情他的遭遇,从他身上学到了太多的东西,那犯人了 不起!”   五、葛湖转监服刑前,狱方给了五天假,让他回家与妻女团聚。初,拜访者三 、两人,趁夜色,绕小路,悄悄秘秘;继,拜访者搭帮结伙,小心接他离家赴宴、 接风洗尘饯行。假日将终时,来访者络绎不绝,不分昼夜,门庭若市、各界朋友以 先来后到为序,排队等侯葛湖接受他们的敬意。不过当时,葛湖的非凡尚不为人们 所知。朋友们的敬意只是针对他为民主将要承受的苦难。倒是越来越多的饯行者, 把前来监视的狱卒感动了。最后,干脆与葛湖约好时间,来车接人,不在葛湖家附 近守着碍手碍脚了。那是极为繁忙的五天,葛湖甚至没有与妻女独处的喘息时间。   六,葛湖长什么样子?遗憾没有他的照片带出来。他明显一个白面书生。中等 个子。过于秀气,甚而失之于漂亮。眼睛很大,很清澈。嗓音一点也不洪亮。 最后要说的是,苦难便是苦难,承受却各不相同。苦难只在某一类承受者身上, 才演变成一种美丽,一种伟大,一种催人泪下的感动,一种捍人肺腑的奇迹。如果 是这样,这期间必定有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 一九九二年十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