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予民运以人性的力量 ----民阵民联德国分部二大后记 ·齐 墨· 在做完了民阵民联德国分部两届主席之后，我在近日的德国分部第二届代表大会 上正式“退居二线”。六四后三年来为民运奔波，早就想找个时间把自己从事民运 的一些体验写下来，或许对自己、对别人均有一些用处。同时我想以一个“不在其 位”的人的角度来记述这次代表大会。 民运中要有人情与人性 海外民运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活动。她反对一个专制残暴的中共政权，因而具有强 烈的正义性；她在本土上因遭受中共的迫害而无法公开活动，不得不在海外流浪， 遭受种种磨难。因此我不能同意一些朋友把中国大陆的海外民运与一般西方民主制 度下的反对党相提并论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海外民运组织总是或多或少地带有 慈善与救难团体的色彩。民运人士对外承受着中共的巨大压力，处境险恶，在民运 组织内部应该获得相互理解和支持。民运组织要以爱来化解中共制造的恨。 我在这次德国分部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提到作主席两年的三个体会：要给海外 民运赋予人性的力量；要有负责任的态度；不要主动去制造内斗与内耗。或许我们 德国的同仁没有像别的地区做很多大事情，但我们感到自豪的一点是，我们这里没 有内斗。许多来过德国的人均表示，德国是团结的，和睦的。民联主席于大海先生 在贺信中写道：“民阵民联分部成立一年来成绩突出，内部团结和睦，为其他各地 的民阵民联组织树立了好榜样，这一届分部理事会的辛勤努力，我们大家非常钦佩 。”民阵总部理事廖天琪女士因事不能参加分部大会在发来的贺信说：“我们的会 员至今仍然坚持自己追求民主、自由的信念，心怀国内的同仁、志士、不向暴力和 压力屈服，同时大家对我们这个困难重重、亦不尽完美的组织，虽有指责，却不嫌 弃。这些共同点使得我们学会互相尊重，保持团结，成为同志，亦结为朋友。” 在德国分部开会，没有剑拔驽张之势。大家或住在朋友家里，或二十余人一起睡 在一个大房间中，彻夜长谈，有回到家的感觉。我太太明年要生孩子的消息传出后 ，我每次外出开会均有人送小孩的衣物给我，这次我又提了一包衣服和一个洗澡盆 回家，这些事情使我感到一种朋友的关怀无处不在。这次分部监事黄川先生因为参 加民运活动受伤而不能与会，全体一致通过一封给他和他太太的慰问信。开会的人 中，王光秋带着女儿，梁达胜抱着儿子，他们的夫人周末均还要打工。拖家带口来 开会，更有家庭气氛。当梁达胜抱着他刚刚一岁多的儿子上台报告他主持的大陆工 作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人们对这位老民联成员致以了崇高的敬意。 会员之间相互尊敬，平等相处 德国的民阵民联成员中有一种强烈的向心力。我几次代表分部理事会宣布，如果 分部成员在居留上有困难的话，我们将全力以赴加以保护。分部成员的护照延长不 了，我们就写信给德国方面，要求发放外国人护照；申请政治庇护的成员均可以从 分部的权益小组得到材料上的帮助或咨询服务，分部秘书处不断地向德国庇护审批 机构邮寄各种材料，说明中共对民阵民联成员的迫害。有的成员生活上有困难，分 部也发动过捐款。在保护成员权益方面我们花费了巨大的气力。 民阵德国分部成立的时候，多数会员是留学生。分部的会员从成立时的七十余人 增加到今天的三百余人，并且顺利地达成了与民联德国分部的合并。今天分部成员 的组成已经与起初有了很明显的不同，一大批从各种渠道逃到德国申请政治庇护的 人加入了分部。不少老民运分子对于这些后加入分部的难民有一种担忧，认为难民 素质低，问题多，会影响分部的声誉和造成分裂。但分部理事会的梁达胜、费良勇 和我始终没有这种想法，我们没有把成员分为两个部份，而是平等对待每一位。我 在两年的工作中接触过许多难民，他们对民主事业的支援，对共产党认识之深刻， 经常使我为之感动。比如，虽然难民靠打工的收入非常少，但有不少难民给分部捐 款，在分部的许多活动中，均有不少难民参与。从许多难民的来信中我知道他们的 难处，也尽量想办法帮助他们。实际上难民是以脚来投票的。一个中国人，离开祖 国到异乡避难，这一举动就是对共产党专制的背弃。我们今天帮助了这些人，他们 就会在明天帮助民运。现在，有难民身分的会员已经与留学生成员逐渐结为一体， 成为分部的中坚力量之一，他们中有的人已经进入了理事会和监事会。 不愿当官 只愿做事 在德国分部，想当官的人很少。与有些地方的人为了民运组织中的官争得不可开 交相比，德国分部是幸运的。民阵德国分部成立时有七十余位会员，五位理事，七 位监事。但在与民联德国分部合并后却只有三位理事和三位监事，而现在的成员却 有三百余人。在民联、民阵相继实行三权分立架构之后，德国还是原来的两权模式 ，比其他分部减少了一个机构。按照比例来讲，德国分部的“官”是最少的。 其实并不是德国分部不准别人做官，而是大家不愿意做官。每次选举理事和监事 时，总要反复动员，被提名的人总是谦虚地说：“做事情可以，就不必理事或监事 了”。而当谈到做事情时，分配下去的任务很少有被人拒绝的。前后两次参加德国 分部代表大会的民阵总部秘书卢扬深有感触地说：“德国这里选举理、监事时很多 人不愿出来，但承担任务时却无人推脱。这个经验值得推广。” 去年我们三人当选理事前，将分部的事情列了一个表格，让大家自愿承担。结果 这些事情全部被承包了出去，比如：刘旭先生负责注册，管理分部的名单；姜壁城 女士负责管理分部的帐目，周乔瑟先生负责主编分部刊物《自由魂》，廖天琪女士 负责组织六四纪念活动，曾世雄先生负责侨界联络，一位不是民阵民联成员的朋友 负责十月一日抗议活动，杨先智和另一对夫妇负责订阅《中国之春》和《民主中国 》，上官村荣和常征先生负责庇护咨询……。一年下来，全部这些工作均有始有终 地完成了。今年王光秋、费良勇和常征当选理事后还是如法炮制，请分部成员成立 了各种事务小组。 民运组织作用的多元化 民阵德国分部成立不久，就在一次名为“民阵德国分部未来走向”座谈会上专门 研究过开发经济事业的可能性。笔者当选为主席后，曾经委托朋友专门研究过开办 公司以解决分部成员居留、生活来源的问题。我始终认为，目前全世界有联络紧密 的民运组织，已经形成了一个网络。网络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可以用来从事政治 ，为什么不能用来从事经济活动，经商办企业解决民运人士的生计问题。 不可否认，由民运组织直接出面经商办企业是很困难的，也是很危险的。政治组 织的政治信念与经济活动往往有冲突之处，况且民阵民联均是非盈利的组织，不能 违反章程从事盈利的活动。而且，一个组织与经济直接相连，不能排除产生腐败的 可能性。德国分部的做法是鼓励成员自己去经办各种企业，如办贸易公司、开餐馆 等，分部成员之间可以利用开会的时候交换信息，相互学习。甚至在分部秘书处发 放各种材料时，也将一些成员的广告发放出去。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也有代表带来 样品，推销货物。 在今年这次代表大会上，鲁泉先生提议成立一个商会，出版一个咨讯传单，分部 成员可以自由参加，交纳会费，获得各种实用的信息。该会也准备主办研讨会，请 人解释“怎样开办中国餐馆”、“怎样做进出口贸易”等问题。成员中有人发财了 ，可以支持分部的财政。这样可以逐渐形成一个互助团体，支持民运人士在海外创 业。这个提议获得大家一致赞同，当即就有不少人填表交钱加入。也有人提出可以 接纳非民阵民联成员参加，以避免我们不让人发财之嫌。 在一九九一年，德国分部曾经举办过一个“演讲研讨会”。当时支持这个研讨会 的分部理事刘燕女士认为，民运人士不仅要学习一些民运理论，还要培养自己的能 力，学习一些具体的本领。演讲技术在西方是一种重要的本领，它教人怎样表达自 己的意见，说服对方，在求职、辩论、谈判等活动中具有重要作用。可惜在中国大 陆没有这种训练，中共的官僚也不需要辩论，只要听话即可。海外民运人士将来要 在中国从事民运，演讲就是必修的一课。 对日索赔是海外民运中的一环 对日索赔的呼声最早是从海外发出的。一九八九年，纽约的一批关心祖国的华侨 成立了“对日索赔中华同胞会”，并出版了《对日索赔》专刊。该会还发行了有关 南京大屠杀的录影带。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是南京大屠杀五十四周年纪念日 ，海外华人在许多城市均举行了悼念集会。“对日索赔中华同胞会”的代表在南京 试图举办一个纪念活动，却被中共官方禁止了。记得当时该会的丛苏女士就撰文提 出，对日索赔是民运的一环，但似乎没有引起民运人士的重视。我在德国也看到过 该会的刊物，并请人将该会的南京大屠杀的录影带转换成欧洲制式播放过。 大陆民间对日索赔行动始于一九八九年。在八九民运的同时，上海的鲍戈先生开 始发起索赔活动，但他却因此被中共关押起来。一九九一年初，北京大学法律系毕 业生、大陆“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童增发起成立了“民间受害对日索赔联合 会”，并在去年春天向中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递交了一份民间对日索赔的意见书。 今年年初，童增在北京发表了“致日本国会公开信”，并附有上万人的签名。在日 皇访问大陆前后，大陆民间对日活动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据王若望先生在德国 讲，现在对日索赔的民间运动已经到了中共无法抑制的规模。人们往往先找到单位 的党委书记问他：“侬受过日本人的苦吗？”回答：“受过”，“那好，签名吧!” 到目前为止，海外民运对待大陆民间对日索赔活动关注不多。这次在德国分部二 大上鲁泉先生提出一个“促进成立全球对日索赔运动的联合组织”的提议，获得全 体代表的一致响应。该提议说：“鉴于国内对日索赔运动的蓬勃发展，在日皇访华 拒不公开道歉的情况下，这一运动进一步更加激发起来。对日索赔有最广泛的民众 基础”。具体建议有：联络大陆的民间组织，提供部分资金支持，在德国促进成立 全德性对日索赔团体，然后联合欧洲各国成立欧洲组织。 笔者为一自由主义信徒，赞同对日索赔不是出于报仇的念头。我曾经在很多场合 提到过，海外民运人士应该重视民间对日索赔运动，是基于人权和和平的原则。日 本杀死那么多无辜的中国人，犯下如此严重的战争罪恶，不做忏悔和补救，不进行 赔偿，良心何安!民间对日索赔运动的兴起，在中国大陆出现了一种中共无法镇压、 扼杀的民间的组织，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极权体制一种突破，是公民社会成长的一 种标志。中共对一切民间组织均感到恐惧，它最害怕有组织的力量，对没有任何政 治色彩的气功党也要取缔。 在大陆实行非暴力抗争，选择一个突破口非常重要，而对日索赔就是很好的起点 。对日索赔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愿望，该活动又不是直接对准中共统治的，因此中 共难以下手镇压。但这一行动又明显是对中共不满的表现。一方面，中共一贯自称 它代表了人民的全部利益，因此人民不需要自己的组织来代表自己的利益了。对日 索赔组织的出现，就说明人民有不同于中共的利益，人民需要自己的组织。另一方 面，中共当时是以“中国人民代表”的身份签字放弃对日索赔的，其实，人民不同 意中共这样强奸民意，要自己向日本人讨回公道。如果有几千万人、上亿人签字赞 同索赔，参加这一联合会，就会形成一股与中共抗衡的民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