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国之春” ·宦国苍· 一 一九八二年十月的某一天下午，我正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准备功课，梁恒 先生（哥大比较文学专业研究生）找到我，说：“有一位朋友从加拿大来，希望一 起谈一谈。”我便和他一起到他家里，见到了来自加拿大的王炳章先生（大陆留加 博士）。 我与王炳章先生长谈了几个小时，内容是对中国大陆局势的看法。王表示希望一 起合作，在海外成立一个反对派组织，将国内被镇压的民运活动进行下去。我当时 也觉得有在海外发展民运的必要，但一则考虑到与王初次见面，不甚熟悉，要一起 做这样的事，缺乏基础；二则也因自己学业压力甚重，恐怕力不从心，所以未表示 积极支持。后来，王炳章先生说服了梁恒先生，然后王、梁两人一起说服了我，同 意合作共事。 王炳章先生告诉我与梁恒先生，他在加拿大还有两位朋友也愿意参与此事。一位 是李林（后来才知道他原名叫盘瑞文，留加的大陆学生），一位是王的弟弟（也是 留学生）。我与梁恒表示欢迎。 王炳章先生是带着一个计划来纽约的。他是“中国之春”的真正发起人。他提议 ，为了继承北京之春民主墙运动，这个组织应命名为“中国之春”，并创办《中国 之春》杂志。随后，我们商定了组织原则与分工，决定由王出任发言人，公开活动 ，其余人则从事不公开的工作（包括募捐和编辑杂志）。人事与财务也均由王负责 。 十一月份，王炳章先生在纽约某饭店租了一间房间，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中 国之春”成立。随后，他开始到北美各地巡回演讲，并且发展组织。十二月份，《 中国之春》第一期问世。 二 接踵而来的是两件令人困扰的事：一是盘瑞文先生由加拿大南下，一到纽约就与 王炳章先生发生激烈冲突。追究其原由，除了“名声”、“地位”之外，则是一些 我至今也不甚清楚的他们之间在加拿大的矛盾。其二则是王炳章先生本人与媒体之 间的一些矛盾。今天回想起来，这部份是王经验不足所致，部份是因为当时的政治 环境所致。但是，无可否认的是，这两件事对我本人当时的思想是颇有冲击的，而 一个不过十来人的小团体，当时就为盘—王之事而不断昼夜开会。 八三年一月上旬，梁恒先生退出“中国之春”。此刻正是盘—王之争最激烈时。 在他们两人的要求下，我同意再在这个组织之内“撑”一段，等到更合适的人选进 入之后再退出。因为组织人事工作基本上由王一人负责，经他介绍，我先后认识了 汪岷、薛伟、张伟、杨怀安等人。 八三年二月初，我看到盘—王之争已无法缓和，并且汪、薛、张、杨等人均已基 本了解组织内部的运作及存在的问题，便要求召开全体会议。盘瑞文因过美加边境 时用假护照被扣留，未能出席会议。我在会上提出辞职并宣布退出“中国之春”。 随后，我坦率地谈了我对于组织的看法，希望其成员能够□建立一套民主的机制来 相互监督、制衡；□一定不要突出个人“造神”，定要重视草根运作。 我相信民主与民主运作。我一直认为，在一个一党专制的体制向多党民主制的转 化过程中，反对势力或反对党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虽然，我并不认为反对势力或 反对党就一定够资格当“总统”、“总理”，去执政。政治发展需要对台戏，但对 台戏能否唱成主要舞台上的戏，则要取决于许多主、客观条件。在这一点上，我首 先关心的是制度与规章，而不是哪个或哪几个自命不凡的救世主。至少从东欧与前 苏联的经验与教训来看，一党专制下的政治反对派在拆毁体制时的坚韧不拔并没有 “顺理成章”地转化为治理一个新体制过渡，转化的社会的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王炳章先生在“中国之春”成立后的几年内，以其个人毅力，在 海外留学生的主流不仅不支持而且不容忍政治反对派的困难条件下，将该组织坚持 下来。这是一种历史的功绩。六四之后，海外民运为多数留学生所理解、容忍、支 持。一些当年以各种方式（包括打“小报告”）反对过“中春”的朋友也常常出现 在“中春”举办的一些活动、集会中。这说明人们已经能够以一种平常心态来看待 海外民运了。 三 “中国之春”（民联）及海外民运有没有一些值得吸取的经验与教训呢？据我的 观察，下述几点也许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一个追求民主的政治组织不是家族制企业。需要在内部建立一套完整的民 主运作、监督机制，特别防范在财务、人事及内部选举上的漏洞与作弊。 第二，草根组织运作的重要性应远甚于“明星制”运作。任何“明星”只要他或 她是组织成员，就要受到相应的制衡。“名人”政治对政治流亡组织的害处大于益 处。 第三，民运刊物应该是一个民主论坛，而不应该是自我或相互吹捧的工具。有争 论应平等发表双方观点，而不是或者只让一方发表批评文章，不许反驳，或者以【 编者按】的形式来貌视“公允”、“客观”地支一方，打另一方。不然的话，它就 与一党专制下的党报一模一样。 第四，民运人士要守法。如果在一个民主、开放社会中肆意触犯刑律，与黑社会 狼狈为奸的话，还谈什么“民主”呢？ 第五，民运组织与民运人士是生活在一个开放社会中而必然要受到社会舆论与媒 体的监督。如果认为非民运团体成员就不能批评民运人士，那么就等于说不是共产 党员就无权批评共产党的干部。我相信，套用这种逻辑的朋友也许也能“谈”民主 ，但却不会实行民主。从本质看，他们与他们所反对的体制没有区别。□